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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问题
《《生产力研究生产力研究》》No.3.2012No.3.2012
我国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广东为例
邓雪琳1，2
（1.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运用菲德两部类模型，以广东为案例分析了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广东
省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广东省政府部门的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广东省
政府部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低。因此，要调整广东省政府消费性支出，做到支出结构合理化，支出使用高效化，以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关键词】
广东省；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5- 03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AK”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上的支出对
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国家机关或政府机构为满足社会共同
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43 个发展中国家1970― 1990
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消费性支出，是国家财政的基本支出。按照
年20 年的数据检验了各种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有正相关关
政府职能，政府消费性支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管
系。研究表明，合理的公共支出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生
理费和国防费；一类是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部门的事
产性的公共支出，如果支出过度的话则不具有生产性，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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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来源：经济毕业论文编辑:彩珊&阅读：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迥异;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试图单纯依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今后应把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
　　一、引言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先后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为了扩大内需和&保增长&，中央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力图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活力。
　　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何不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此做一个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财政转型的方向。
　　基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向公共财政转型，对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倡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Barro(1990)对98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具有负效应[1]。
　　Lin(1994)以20个发达国家和4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正的效应，长期则不具有[2]。
　　Devarajan、Swaroop 和 Zou(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政府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同样的回归策略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3]。
　　De Mello(2002)分析了住房、医疗卫生和运输服务等三类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三类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均有推动作用[4]。
　　Adewara Sunday O la-bisi 和 Oloni(2012)对尼日利亚的经济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和水利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医疗卫生、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5]。
　　在国内方面，由于研究的角度和策略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
　　杨友才(2009)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省际人均GDP增长。
　　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GDP增长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行政管理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负效应;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6]。
　　刘华和郭凯(2009)的实证研究显示：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增加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过高会损害地区经济效率;经济越发达，科技支出对经济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教育支出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7]。
　　王新军和赖敏晖(2010)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
　　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提升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8]。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设计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比较两次金融危机下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酌it=?琢i+?茁1kit+?茁2lit+?茁3?子it+?茁4wit+■?渍jvjit+?着it (1)
　　其中，下标i、t表示i省区t年;?酌it为经济增长率;?琢i为常数项;kit为物质资本储蓄率;lit为劳动增长率;?子it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wit为对外开放水平;vlit～v4it为按政府职能划分的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分别为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着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国防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在各省区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予以剔除。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为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的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何不同，本文采用年和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酌it为各省区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kit用各省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其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近似计算，用以反映各省区物资资本的积累情况;lit为各省区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用以反映各省区劳动力的参与情况;?子it采用各省区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度量。
　　用以反映各省区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wit用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现价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用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金额;vlit～v4it分别为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由于自2007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新的财政收支分类，为增强(年)和(年)两个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可比性，我们按前一阶段政府职能分类对后一阶段的财政支出进行了重新归类。
　　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的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不含国内外债务付息)、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支出。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如果模型的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实际的经济情况有所偏离。
　　因此，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通常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符合哪种模型形式。
　　由于这里所用两个时段的样本数据时期数都较短，选取的解释变量又较多，不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而通过变截距模型可以剔除各省区的特殊影响，集中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
　　经Hausman检验(见表1)，两个时段都拒绝了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在表2中，两时段的模型F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较大，可见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物质资本储蓄率(kit)、财政支出规模(?子it)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符合经济作用。
　　据此分析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模型的经济涵义
　　年的模型中，从财政支出各项目的偏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正，系数值为0.0151，但在10%的水平下仍不显著。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非均衡增长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理由、城市低保理由非常突出，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密集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在&铁饭碗&已打破而未来的支出预期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无论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
　　但是，也正因为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阶段，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力度有限，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还不是很显著。
　　与此相反，在年期间，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社会文教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显著。
　　鉴于当时主要是国家部委机关正在精简机构，而地方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未有任何触动，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文教支出比重的提高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
　　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显著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当时由政府牵头的经济建设支出以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南出海通道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因其扩大内需和促增长的效果具有迟滞性，非但没有在当期表现出来，反而挤出部分民间投资。
　　年的模型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3153，差不多是前一阶段的20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在此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比前一阶段更能推动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增长。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悬殊①，如再不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反而可能损害经济效率，所以表面看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无关，实际上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其他三类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已从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为微弱的正效应;社会文教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为负，且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至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则由前一阶段的显著为负变成了后一阶段的显著为正。
　　这说明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支出对于&保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社会文教支出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的扭转。
　　那么，如何理解后一阶段的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笔者认为，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甚至应该是有所下降的，但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对规模出现反弹的可能。
　　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动荡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就业机会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方的行政管理支出必定随之增加;而且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对于&三公消费&的制约也会相应放松，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反弹，从而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同向变化的关系。
　　五、政策倡议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显著到不显著的变化，说明在持续实行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各省区继续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已十分有限。
　　同时，对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结构性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表现的理由分析显示，今后应该把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到稳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努力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来。
　　(一)继续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优化其支出结构
　　为突出各类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在&十二五&期间，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建设支出去向更应有所侧重。
　　农产品主产区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社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变革农业经营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等方面。
　　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应将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放在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推动形成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
　　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等城市化地区的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则应有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完善、高效、区域一体和城乡统筹的基础设施网络。
　　(二)制约行政管理支出增速，提高其使用效率
　　要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合理界定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制定合理的行政经费开支标准，建立支出考核指标体系;严格制约会议数量和规模，大力压缩会议费、招待费等一般性支出;制定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和车辆经费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
　　(三)优化社会文教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性教育和科研支出增长应高于同期财政总支出增长。
　　在各种教育产品中，基础教育往往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且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高等教育则更多地表现出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教育费用也主要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财政只负担其部分经费。
　　在科研支出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其经费应全部或绝大部分由财政负担;应用性质的科学研究则是准公共物品，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财政只可以负担其部分费用。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使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0(5)：5-32.
　　[2]Lin， Steven A. Y.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J].Applied Economics， 1994(26)：83-94.
　　[3]Devearajian Shantayanan， 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37)：313-344.
　　[4]De Mello， Luiz R. Public Fnanc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Brazil[J].Applied Economics， )：.
　　[5]Adewara Sunday Olabisi & Oloni， Elizabeth Funlayo.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J].Journal of Emerging Trend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 403-407.
　　[6]杨友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7]刘华，郭凯.地方政府行为、财政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J].南方金融，2009(2).
　　[8]王新军，赖敏晖.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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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理论研究和经济增长的实践经验来看, 对于不同的经济体, 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 这不仅仅是分析的理论和工具差异所决定的, 经济本身是主要的原因。 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中国经济不仅具有转型经济所应有的特征, 而且区域经济的分离和融合趋势十分明显, 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整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又使得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在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经济发展特性的分离。因此, 事实上中国的区域经济, 在当前的财政分权框架之下, 各个经济体具有自身比较鲜明的经济特征, 而针对不同经济体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促进各经济体的发展, 同时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中应有的作用。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的各个区域因所处的空间不同, 在同一时间段或截面上, 各个区域经济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性, 因而可以近似地看作不同的经济体来分析、研究它们各自的发展、演化过程, 也因此导致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性。本文试图探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进而分析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中的作用。余下部分本文的行文安排为:第二部分进行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第三部分实证分析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差异性,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视角看, 财政政策是调节短期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 但是从经济增长角度看, 财政政策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然而,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法却始终未取得一致。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支出效率低下, 而且扭曲性的导致社会福利的缺损, 因此过于庞大的政府活动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 和Tullock( 1989) , Barro( 1991) 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而与此对立的观点却认为, 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缺陷, 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对私人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
支出、转移支付制度等, 弥补市场缺陷的合理政府支出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而且不同性质的支出与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相关性。例如, Aschauer( 1988) 的实证分析就表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仅有很小的影响;同时, Aschauer( 1989) 也证实了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如基础设施投资, 将鼓励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odrik( 1994) 指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财政支出的投资效应, 即政府支出可以为消费者带来福利, 增加消费者的支出,提高民间的需求; 同时,政府在军事、技术进步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开支,提高了政府投资并拉动民间投资增长, 从而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结果不同, 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明显。东亚经济群的成功超越经验表明, 在经济起飞阶段, 由政府动员储蓄, 实行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和在促进资本形成的领域实行大量的财政支出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摆脱贫困陷阱的束缚。
处于低发展水平的经济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没有第一的推动力。经济风险大, 资本缺乏, 私人资本积累缺少动力和能力, 这时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特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对 企业 技术支持不仅减小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而且使经济能快速地摆脱贫困(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2004) 。董直庆、滕建洲( 2007)基于Bootstrap 仿真 方法 的实证检验也表明, 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的波动。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 一国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例如, Sims ( 1997) 、Cohrane( 2001) 、Daniel( 2001) 、Dupor( 2000) 认为, 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 即一国的价格水平决定财政政策, 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特别是, 当一国存在财政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差异, 诸如行政架构和资源流动性限制, 一国财政支出就并非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并非能够起到正面激励和有效竞争的功能, 特别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保护性策略或掠夺性策略时, 低效的资源配置和价格扭曲将损害经济增长( 周业安,2003) 。肖芸、龚六堂( 2003) 进一步研究指出, 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二者体现为Laffer 曲线特征, 即经济发展初期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上升。但超过一临界值时,二者将呈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当一国资源存在流动性约束、非一次性付清的税收政策以及拇指规则消费时,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失效。尹恒、龚六堂等( 2001) 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若财政支出同时具备生产和消费功能, 则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 形关系。从长期来看, 探讨财政政策的效应, 不应仅仅分析在需求管理中的经济增长作用, 更应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近年来, 国内的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我国公共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大部分都集中于研究财政支出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 而很少研究公共资本支出对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的差异性。中国社会 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04) 针对公共资本本身具有的拥挤性特征, 把资本性财政支出作为存量处理,考察了发展国家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积累的动态响应, 证实了我国在经济起飞初期保证一定数量的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必要性, 并指出了防范财政支出累积性风险的路径。郭庆旺、贾俊雪( 2006) 把公共资本支出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中, 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之人力资本投资更为显著。王小利( 2005) 从政府公共支出的构成情况讨论了中国政府支出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与GDP 增长的长期关系, 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 长期影响甚至为负, 但却肯定了政府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已有的文献表明, 财政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 财政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而且在能够解决支出效率不高问题的条件下, 一项适合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总供给和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也就能够通过制定倾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而且, 有文献认为,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 是中央实行的地区倾斜政策造成的(Démurger et al., 2001) 。Flsher和Chen( 1997) 则指出, 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本原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2) 的合作项目研究也表明, 尽管财政转移支付是各国缩小经济差距普遍采取的措施, 而中国实施的效果却较差, 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这些研究结果从另外的角度, 说明了财政性支出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 二) 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性
本节着重分析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对于经济体的差异本文从各个地区经济的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来加以区分和界定, 主要依据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R&D 与GDP 的比重、市场化程度、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本文的理论分析以卢卡斯( 1988) 两部门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参考 郭庆旺、贾俊雪( 2006) 分析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模型, 将公共资本投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拓展到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中, 并以支出进入生产函数的模型为依据进行讨论不同因素的差异性对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为了使分析不失一般性, 我们假定存在E、W两个相对独立且同处于发展中国家层次, 但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经济体以及投资者G, 来考察投资者G的单位投资分别对给定的E、W两个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下的分析主要基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规律 考虑。影响财政政策在不同经济体中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性的主要因素有:
( 1) 初始资本存量的差异。由于初始资本存量的差异, 单位资本投入的增加对于初始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不同, 即对初始资本存量大的地区影响较小, 而对初始资本存量小的地区影响较大。E 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显然高于W地区。( 2) 公共资本支出的效率损失差异。由于公共资本具有拥挤性特征, 且规模企业越多, 公共资本的拥挤性越强, 而且拥挤性越强, 公共资本支出的效率损失就越大(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4)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对于低的地区,公共资本拥挤性较强, 公共资本支出的效率损失大, 支出的效果较差。E 地区的公共资本拥挤度显然高于W地区, 故E 地区的效率损失大于W地区。
( 3) 基础设施建设的饱和性差异。类似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存在饱和点, 且能短暂地提高经济增长率。Fernald( 1998) 分析了美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运输密集行业的影响表明, 超过饱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将大大降低。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比较高。所以, 同一单位的财政资本投资于W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刺激作用将远远大于E 地区。
( 4) 财政性投资的引致性差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较之落后地区高, 居民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较低, 因此经济落后地区的资本积累倾向较之经济发达地区大。所以, 同一单位的财政公共资本支出产生的引致性, 落后地区的要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财政公共支出的增加, 有利于引致民间投资的增长, 提高地区投资水平。所以, W地区的财政性投资引致性要大于E 地区。
( 5) 公共资本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理论上, 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有3 种: 相互替代、无关和互补。由于资本的稀缺性, 现实经济中第一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边际产出无关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比较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况。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互补性说明, 公共资本的增加能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 从而促进私人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公共资本稀缺是普遍现象, 公共资本的规模可能远未达到边际报酬迅速递减的水平, 而且人均私人资本也处于较低水平,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关系, 公共投资将刺激私人资本扩张。所以, 对于E、W 两个经济体而言, 由于初始资本存量的差异性, 如果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话, 那么E 必然强于W; 如果存在互补关系的话, 那么E 必然弱于W。
( 6) 公共资本支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水平。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而政府对技术创新的资本支出是提高技术水平的根本保障。企业资金实力越雄厚的地区, 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所以, 同一单位财政资金对技术创新扶持的边际效用W 地区较之E 地区要大。
( 7) 公共资本支出对人力资本产出的影响差异。人力资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效应日益受到重视, 第二代创新增长理论就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质量和规模。尽管国内的实证分析表明, 政府的人力资本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如对物质资本的支出明显( 郭庆旺、贾俊雪, 2006) , 但人力资本的生产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效应, 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由于E、W 两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人力资本生产能力的差异, E 地区用于提高人力资本产出的支出水平较之W高, 因此单位政府公共资本的人力资本支出对于人力资本产出的影响, W地区比E 地区要大得多。转贴于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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