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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
【日期：】 【来源：凤凰网财经】 【阅读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文化创造的产物，而时代精神和文化创造则是以想像力为前提的，中国经济学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先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像27。有意思的 是，这种想像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像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发展历史之中。”28 中国经济学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种新型的视野和想像力带入到仍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理论经济学之中，从而开创中国经济学时代。但是，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可能至多有个别的人会认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假如我们从绵延几万年的全部人类历史来看，新时代的到来往往是相当突然的”29。因此，想像不仅可以避免我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它也扩大了选择的集合，并使创造性的行为成为可 能。
四、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综合是由波茨和笔者分别独立提出的30，综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目前，当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之时，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仍付之阙如。当异端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进行批判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以这种理由进行回应：“异端”没有一套可以与“正统”相比肩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正因为如此，笔者曾提出，21世纪经 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为经济学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31。现代演化经济学是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 济学研究新范式，因此，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过程中，它应该更广泛地吸收系统论、自组织和复杂性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行径相反，这种综合也要更广泛地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
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中，如何处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加以讨论，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的利益关系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但就他对技术和经济动态的强调而言，无疑也是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因此，我们在一些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发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其次，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兰格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护中为什么严格地遵循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逻辑。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在前表中把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或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传统区分开来。
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最大的贡献是在科学哲学方面。批判实在论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它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植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批判性地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目前已经成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综合的科学哲学基础。而马克思则是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先驱，正如坎特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确认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巨大革命：马克思绝对是第一位实在论科学哲学家，他是具备了全部原创性的一位先驱”32。如果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国内外大学科学哲学教科书中很难发现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具有重大意义了。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指导。
然而，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节的讨论仍没有触及到本文的核心问题：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说这种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是中国的经济学革命？本文以下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本节让我们先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或更具体地说从思维模式谈起。瑞士经济学家多普菲也谈到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理论类型，一种假定理论陈述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种则拒绝普遍性的假设，并坚持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在方法论的讨论中，前者被广泛认为是律则的(nomological)方法或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方法，经典力学和主流经济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术语可以对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第一种方法的统治地位。然而，正是第二种理论形成的方法论道路与演化经济学有关33。英文术语nomological如何翻译，仍有待于讨论，笔者翻译成“律则的”是借用了唐力权先生的术语，其含义是，在西方传统哲 学中，所谓对真理的追求受规则概念所宰制，是对合乎律则或“机械必然性”的追求。例如，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等受制于严格的和固定的规则，具有“机械必然性”。34
那么，如何为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呢？多普菲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命名为“演化的”35，这也是演化经济学家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命名。但是，多普菲发 现，许多自封的演化经济学家仍然倾向于忽视第二种理论方法的实质，因此他在该文中把这种方法命名为“历史惯用的”方法。多普菲认为，律则的方法外生地处理了先前的条件，并在理论讨论的过程中武断地应用了这些条件。相反，历史惯用方法则把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观念上的要素与关于事件的理论命题结合起来，并且强调它们在理论上的统一。这种分析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36。贾森？波茨评论到，历史惯用方法要求有关“历史”的观念发生转变，倾向于采用“脉络(context)”这种更抽象的概念，“脉络”这 个概念考虑的是维度性，而不允许考虑连续性37。
据我所知，多普菲是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深有研究的少数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多普菲和 波茨在演化经济学中也是最早提到和论述“脉络”这个概念的，因此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界在这方面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下面我所引用的唐力权先生关于中国思维模式的论述是他在1974年和1976年写成的。“尽管《易经》中所蕴含的思想的复杂性不允许任何轻描淡写，但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最突出 的莫过于时位‘相关的’存在概念，在此基础上，由于场思维与过程思维的综合而成为可能的动态的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或境遇主义得以确 立”。38“生活是一种因应事态而非机械事态――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皆属后者，机械事态完全受制于规则；生活因不受制于严格、固定的规则，故不属于机械事态。任何一种生活样式的实现都是一种需要因应策略的创造活动，而所谓‘因应’，是指完成某一目的的巧妙技术，而非只依照规则来行事。因此，因应必然受制于脉络；而且，因应的斟酌未必――事实上很少――能有一个最佳的应付办法(请与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和‘最大化’相比较――引者)……西方心灵受规则概念所宰制……中国心灵则受制于存有的脉络关联性……因应主义和脉络主义确实是中国文化的表征。”39按照中国思维模式，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是在脉络与情 境的因应策略过程中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难道不是典型的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吗？
但是，多普菲关于第二种理论方法的论述却忽略了经济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维度，这反映出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不完善。正如魏特指出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家们几乎普遍同意，演化经济学的解释框架能够处理新奇是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40。但是，作为一种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演化经济学目前的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其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却重视不够，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利益关系、民族、伦理道德和文化阐释等语焉不详的重要原因。而按照唐力权的看法，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关怀为取向、以生命为中心的意义性/重要性的哲学41，“创造性(创造主义)”与“意义性/重要性(人文主义)” 是《易经》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42。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杂交性的综合。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何谓创新？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所谓创新就是现有要素的新组合，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创新最基本的定义。按照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创造性综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学，我们应该如何命名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这个名称可能是更为适当的，它是在众多经济学流派基础上诞生的，但又不同于这些流派；它既是国际上通用的名称，但又是中国的。与主流经济学的律则或普遍规律的方法相反，我们可以把这种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按照《易经》的思维模式命名为脉络、情境与意义的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的研究纲领相反，演化经济学则是由方法论有机主义、层级因果论思维和实用化方法所构成43，或简称脉络主义经济学，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只能另文讨论了。
五、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如果说中国有机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文化基础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也就构成了它最初的经验性基础44，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则最终将使之成为现实。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所谓中国经验或“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对这种经验的肯定现在已经发展成引人注目的“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精髓是试验和创 新，它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勇于创新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否定45。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与 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并为中国学者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意会性的技能。在以下五段中，首先讨论中国经验对认识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同时扼要归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的五项基本经济学原理。
第一，不确定性与无知原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隐喻不但反映出中国改革者面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自身有限理性和根本的无知最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反映出他们不畏艰难这种创造性选择的企业家精神。从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出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诠释：只有进入未知世界才能创造已知世界，但“你不知道应当往哪儿迈才是理性的”46。如果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会知道，汪丁丁的这种诠释是多么正确，而且这种诠释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家……相信实在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对于生命来说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其自由创造的必要条件。……实 在之不确定的与不准确的、模糊的与含混的方面属于‘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属于在其创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47。因此，当我读到汪丁丁的那句话时， 不禁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奥地利学派的这种思想已经走入中国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于是，我随手就拟订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在奥地利学派与中国的脉象学派之间》，但不知何时有时间才能写出！按照《易经》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只是对实际“道”的理性认识，它无法把握实际“道”最内在的本质，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乃“不确定性”也，人类创造新奇事物的动因或起源。因此，任何理性认识都不可能对实在进行彻底的分析，面对人类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是我们可以确立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它揭示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缺陷。
第二，直觉、实践智慧与回溯法原理。当踏入未知世界的时候，既然没有理性可以依靠，那么，我们将如何决策呢？没有办法，只能凭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这种决策原则的形象概括。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企业的决策――大多数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就是基于什么因素对企业有利这种直觉上的不明探测法(abd uction，又可翻译为回溯法)，基于商业学校中所谓‘经营中的直觉和本能上的感觉’。早期的政治家似乎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而工作的”。48正是在这种 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下，在没有完全理解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各种要素的情况下，东亚“四小龙”和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俄罗斯的转型和拉美国家却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深厚”的经济政策而陷入困境。直觉和实践智慧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只对直觉 开显，而由理性所概念化了的“道”则是残碎不全或表面的“道”49。所谓回溯法就是借助于类比与隐喻这种直觉上的顿悟作出科学发现的方法，因此，皮尔斯 “把他的学说叫做实用主义，可是他的意思只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50。无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实用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把《易经》中所概 括的科学方法即“观物―取象―比类―悟道”作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原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之提供了经验基础。
第三，个体群思维与人类创造力原理。试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陈平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在改革初期，政府领导人，包括激进的改革派，对于上述试验、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和经济特区的许多非正统改革措施等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结论，没有压制这些“非法的”改革实践；相反，他们让时间去做检验和判断，这种对异端的容忍抚育 了制度建设的创新51。中国的这种试验蕴涵着经济学的第三个基本原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被假定为是同质的和理性最优的，不会有错误、懊悔和惊异，因此，它排除了多样性、变异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个体群思维就是对这种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它是达尔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而个体的古怪和“试错”行为则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关键性力量，这被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个体群思维和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实际上就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
第四，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复杂系统演化原理。在笔者有关演化经济学的多次讲演和讨论中，笔者发现，不少学者把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看作是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解释，国内外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演进主义解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是由于对演化经济学了解不全面所产生的误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制度主义传统和调节学派都强调了政府干预或调节的重要性；而在奥地利学派中，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也对哈耶克自发演进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演化经济学经过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综合后，它将充分体现达尔文主义的有机、整体和系统论的思维，笔者(2000)、弗里曼和洛卡(2001)52在它的一般理论 上作出了较早的初步尝试，而中国经验明显地为之提供了事实基础。中国的渐进式转轨既不是理性设计也不是自发演进所能解释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大胆试验和大胆创新都是在政府的总体框架内自组织进行的，而这些创新所显示出来的成效又导致政府总体框架的不断修正，两者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交互作用，使整个系统作为自维生的耗散结构波浪式地被推离了传统的体制。因此，中国的改革是经济行为者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所导致的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53。
第五，因应主义的价值判断与评估原理。正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种中庸主义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至于它从没有产生过“最优”这种机械的概念。过去人们抨击中庸主义阉割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创新精神，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易经》深知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不能受严格和固定的规则所限制的，“大道无形”说的就是“道”的这种因应效力。“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因应主义价值判断与评价标准。陈平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乡镇企业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但它们发展迅速，并在经济增长和当地 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怎样解释？”54确实，在中国哲学的脉络中，乡镇企业作为一种因应策略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 但田国强教授在他那篇教义式的论文中曾如此自信地断言，“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55，不知他对这个问题该做何解释？田国强指出，尽管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为检验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准则。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把理论的假设和理想化的乌托邦作为评估“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标准了。作为达尔文主义研究传统的经济学，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第五项基本原理则是：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理想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政策就应该以试验和过程为导向，它不追求普遍的真理，只希望暂时的改进56，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对这个原理的高度概括。
六、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于2004年5月提出之前，自主创新的思潮57在我国已经悄然兴起，我国学术界对“和平崛起”和“中国创造”等问题也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实际上，早在进入新世纪之时，中国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环境恶化和资源压力空前增大等严峻问题，它对中国政府开辟经济发展新道路的视野、决心和能力提出挑战。近几年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与节约型社会等新思维不断涌现，特别是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很快就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逐渐形成。而且，有迹象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创新，中国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由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等新观念所引领的创造主义新文化，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 全面复兴的开端。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中国崛起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它要自觉地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它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因此，本文是在阐释框架、认知模式和时代精神的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58，它是文化概念的一个核心范畴。文化，就其最简单的含义来说，是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一个社会对其集体交互行为及其意义进行阐释的工具。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布什指出的，任何文化的关键历史都是在其集体经验中对其如何演进进行选择的故事，认知模式的选择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阐释框架和认知模式揭示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它对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一个社会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之目标，为了保持其最基本的社会凝聚力，特别是落后国家为了激发其国民强烈的追赶愿望和奋斗精神，它就必须发展出某种特有的机制，把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和推动新的认知模式、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形成及其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应该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积极参与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推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
解释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类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进而揭示人类行为的意义。在经济思想史中，解释学在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中有其起源和传统59，这种传统是目前正在兴起的认知经济学的先驱。经过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后，解释学方法将与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等研究方法一起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解释学方法的发展是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假定之后经济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稳定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60。因此，一种新经济学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假定，研究新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技术和制度是如何创新的，新资源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人类新知识的创造休戚相关。“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有价值的知识产生于人类的心智。因此，任何不考虑人类的心智和人类心灵的理论将无法理解人类的物质状况，也就无法理解经济增长”61，而解释学就是关于人类心智的科学之一。
作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强大驱动力，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按照解释学的看法，文化变迁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类行为及其意义的阐释过程，但是这种阐释并非整理国故，活生生的生活才是文化阐释的活水。一般来说，阐释是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基本状态与方式，它是过去经由现在向未来开放的过程。因而，文化阐释必然要涉及到与文化传统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基于理解自身的要求。我们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属于我们自己，这就是路径依赖式文化变迁的基本原因。但是，传统的命运却掌握在阐释者的手中，“我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由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的，因此，“传统实际上是‘现在’的传统，而不是已逝的过去”62，对传统的理解是由对未来的期待所指引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殚思极虑、上下求索，文化阐释的主流也曾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从康有为到张之洞，再到“五四”激烈反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现在，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期待，创造主义就成了与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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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从经济学常识角度说明为什么要有创造性思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企业生产要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进行技术创新, 企业实行现代化管理.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进行管理 制度创新, 要振兴我国经济.实行科教兴国战略.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等. ⑤从哲学角度说明为什么要有创造性思维? 第一.唯物论:创新精神是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所以应充分发挥人的思维潜能.推动科技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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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国60周年。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
注：①2006年城镇固定资本形成增长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4.3%和21.6%。②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不利形势，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1）揭示图表（含注）反映的经济信息，运用经济生活知识，简要说明扩大农村需求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义。 （2）去年末我国1.3亿农民工中，约有2000万人提前返乡。一些专家认为，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减少，相关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减用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二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外出农民工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运用生活与哲学的知识，谈谈你从专家的原因的分析中能得出什么结论？ （3）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外交如何为国内经济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成为某校高三（1）班研究性学习小组的研究课题，他们搜集到以下有关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外交主张资料： ——当前，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保持中国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这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 假如你是小组成员，请你从政治生活角度，结合上述外交主张资料，就我国外交如何为国内经济稳定发展保驾护航这一课题提出自己的发言要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材料一：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宁波人抓住机遇，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宁波市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构建民营经济的块状经济模式。目前宁波已有“一地一品”、“一村一品”块状经济141块，并形成一批充满活力的“小巨人”通过建立行业协会、测试中心等配套措施，扶持龙头企业。其次，在出国考察、商谈贸易、许可证、配额管理和外贸业务培训等方面与国企和其它企业一视同仁，形成了一批出口创汇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再次，宁波市政府不断地教育民营经济的经营者要克服“小富即安”等思想，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第三产业等投资，不断开辟新领域寻找新的发展。
　　材料二：目前，宁波市超亿元的有26户，销售额5000万元的158户。民营企业拥有125.64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72.1％，吸纳了众多的国企下岗富余人员。
　　材料三：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阅读所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说明宁波市政府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做法是怎样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的？
从经济常识的角度，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古往今来，农业问题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根据相关资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列宁曾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主义是可笑的。”…… 后来，他又说“商品交换失败了……必须再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业和货币流通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1）材料一反映了列宁的经济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为此，苏俄的农业政策作了怎样的调整？ 材料二&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从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实行大规模的垦荒。……年，先后开垦四千多万公顷荒地。这期间全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1/3就是由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提供的。但由于经营和管理不善，加上粗放耕作，到20世纪60年代初，垦荒区提供的粮食就呈现下降趋势。到1964年，苏联便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 （2）材料二中赫鲁晓夫为解决粮食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依据材料谈谈你对这一做法的认识？
材料三& 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上涨了83%。在13日结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上，“新的粮食危机正在形成”已成为共识，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升引发的冲突值得各国警惕。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仅2007年一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 材料四
（3）依据所学地理知识，简要说明世界粮价上涨的原因。 （4）针对国际粮价上涨，从地理学科分析，我国可采取哪些积极的应对措施？
材料五& 30年前，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按下了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被认为是1952年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农业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近4140元，农产品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广大农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5）假若让你写一篇有关农民与改革的评论性文章，请你谈谈文中应当运用的唯物史观道理。 材料六& 走向富裕的中国农民，对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为丰富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山东省某市拟确立推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等多项“文化惠民工程”，力争使农村文化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6）请从文化生活角度，就该市如何推进上述“文化惠民工程”提出合理化建议。
材料一& 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高级职业指导师潘霞曾表示，合理的城市人才结构，技术工人应占主体，但目前我国城市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大学毕业生人数过多，导致找工作难上加难，已经成为政府就业的首要工作。材料二&&目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非常少。专家认为技术类职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流职业，但因为宣传和社会的误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材料反映了什么问题？从劳动者角度看，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3分）（2）请你结合教材相关知识说明怎样解决上述问题。（5分）&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正式实施，该法对银行内部的操作和外部的监管都有明确规定。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强调各商业银行要切实加强对贷款的管理，主动维护金融债权，核实、完备抵押、担保手续：要求主动催收到期贷款，对恶意逃废债务者要依法起诉。
（1）从经济常识角度说明商业银行为什么要切实加强对贷款的管理？对恶意逃废债务者要依法起诉体现了什么经济学道理？
（2）从政治常识角度如何认识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做法？
（3）上述材料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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