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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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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2005年获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论文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Econometrica等期刊，兼任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副主编和China Economic Review编委、客座主编。论文《Growing like China》获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宋铮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宋铮）近1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作为一名经济学后进，探讨这样大的题目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界限，所以斗胆写些个人感受，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涌现了一批研究年金融危机的成果，其中大都属于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也有一部分属于技术导向型研究，立足于新方法的开发或新数据的整理。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无论就高质量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而言，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中国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伴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
　　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的宽容和支持尤其值得称道。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还在强调创建所谓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但是，在充分肯定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虽然有些吹毛求疵，但我相信客观的批评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相对少了些，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有不少探讨，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金融危机的工作。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内高水平经济学家的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我想强调的是，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央到基层，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内权威和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生存需要让步。事实上，我甚至认为“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高质量论文发表的本身就说明同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我想同时指出，“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有助于人类的福祉？
　　毋庸置疑，美国是经济学研究的高地。如果经济学是纯理论研究，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无疑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但是，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或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这种局面是否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投身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来举两个例子谈谈负面的影响。
　　我在三年前访问台湾中研院的经济所，那里有很好的经济学家，有些堪称世界一流学者。在过去的十几年，管所长和彭所长推进的国际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专家聊聊台湾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这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未来很有帮助。很遗憾，他们告诉我整个经济所只有一位研究员懂台湾经济，目前还不在台湾。所幸当时有位康奈尔大学的老先生HenryWong在经济所访问，他是台湾经济专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浅。台湾当然有其他机构专门研究台湾经济。但是，在台湾知识界精英云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台湾经济专家，这不得不说是经济学全球化造成的一种资源错配。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由于远离美国，无法深入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台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举一个中国的具体事例。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学过宏观经济学头两节课的学生都应该知道，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事后看来，美国政界和媒体对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种貌似雄辩的言论背后也并不总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比如最近对于德国贸易顺差的指责，无聊得可笑。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其特殊性的大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现代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更糟糕的是变相的“洗脑”，“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而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
　　危害更大是变相的“洗脑”。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觉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确实有所改善，而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态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观念的一种“洗脑”。
　　前面说明了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各种问题，那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是不分国界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本土化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现代经济学中国元素的增加，我们不仅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国经济已经注定成为世界第一。但愿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句话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提高研究质量的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或许并非所有“好”的研究都可以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但顶尖学术期刊基本不会接受“不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人专注大的、有趣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队伍。我总结了一个“四有新人”的标准：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老一辈学者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而我们的优势在第三点。向前辈学习他们的独立思想和现实意识，并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是我们这代学者成功的基本要素。最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是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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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推荐：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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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
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钟永圣博士的《中国经典经济学》一书。钟永圣博士，是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与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青年》杂志“传承”专栏作者，辽宁省首届“最佳写书人”奖获得者。他多年来大力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财政、经济行为的影响，深入挖掘和整理本土经济学理论，探索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现代表达与实践验证。先后出版了《财政的本质》、《道德经通解》、《传承与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解读》、《黄帝内经选讲》、《论语通解》等系列著作，不但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而且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于2012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自性的智慧，对中国历史上财政经济的学问和实践用现代的学理规范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学术化，把“中国经典经济学”这个名词带入现代学术的视野，从而在被西方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中国经济学术领域开辟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先河，被经济学术界誉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一个全新学科的建立。出版不到5年时间就已经6次印刷，英文版也经法兰克福书展进入欧美，为一个全新经济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钟永圣博士本人也因此多次走进国家财政部文化大讲堂和清华大学作报告，被人尊为中国经典经济学开宗立派的开山鼻祖，更被形像地比作向经济学投放“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在我看来，阅读这本书有三个层面的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学术层面，这本书构建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找回文化自信。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迭遭外强入侵，国势日趋衰颓，一百多年间积贫积弱，国人为了对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救亡图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此唯西方学术、制度，甚至思维方式马首是瞻，思考并解决中国问题更多是基于西方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已经成为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的圭臬，以致于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根本没有生发出自己的经济学说。对此，钟永圣博士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他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背景出发，以传统经典所蕴含的天人本一、天人感应为公理基础，以比类取象、一以贯之为思维方式，以道法自然、阴阳互根为方法路径，以四相六气、五行八卦是推算工具，从“经”与“济”二字的含义出发，在现代学术背景下，用他利自利统一论、物质决定时空的相对论和财富境遇的德行相应论三个基本理论，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构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概念体系、逻辑前提、基本公理、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并通过解析古今中外的经济史实，剖析西方经济学所遭遇的危机，进而将二者加以贯通融合，最终推导出通往和谐的路径——中和经济思想。中国本土经典经济学认为一切财富的本质是道德伦理，德本财末、德财相应，人必须修聚财之德、善财之用；提出道德是继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伦理道德境界决定经济制度的交易费用；主张市场的真正动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并不必然是“唯利是图者”之间的无序乃至无道竞争，应当遵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传统，通过利他甚至大利天下的方式或者途径来实现个人的经济自由、财富梦想。主张市场高于一切的西方经济学正在走向末路，已经被形式遮蔽了本质，让方法取代了内容，而在其指导下的世界经济空间越来越封闭，政策越来越狭窄，20世纪以来直到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多次经济危机就是明证。相对于偏重自利、伦理薄弱甚至缺乏、执着事相的分科解释性的西方经济学，此时应运而生的中国本土经济学，不但更能圆融地、自证地、令人信服地解释世界经济现象和人类经济行为，还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包容性、和平性发展。可以说，中国本土经典经济学的梳理和再确认，宣告了垄断世界几百年的西方经济学传统和体系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回归与复兴，将有助于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角度来理解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在现实层面，这本书提出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政策措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当下问题。当下的中国，食品安全、假冒伪劣、诚信缺失、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折射出的已不仅仅是法律和社会规范层面的问题，而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体系脱离中国社会实际造成的，是过于相信市场经济理论而导致的自由放任造成的。这些问题用“经济人假设”给予解释貌似合理，实际上昭示了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下社会公众道德沦丧、信用缺失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从历史上看，历代的盛世帝王几乎都是以德治国的典范，所有的亡国之主全部都是失悖德的实例，也正是我们政府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本土经济智慧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正如《中国经典经济学》书中所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已经积累了相当系统的经济学说体系，这是基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下的本土经济学精要，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将对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难起到很好的调和作用。比如，中国本土经济学提出德本财末、德财相应，认为财富的本质是道德伦理的自然回报，是德行的孪生物，一切财富境遇、机会、运气都只不过是个人道德人伦笃行程度的经济反映，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实际上等于将人的德行置于经济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修身尚德是中国历史传统民众社会活动的起点，也是贯穿始终的非契约约束。可以想见，如果国人无论是治家、治学还是安邦济世都无一例外地奉行此道，损害公众利益的“缺德”经济活动注定难以为继，哪里还会有坑蒙拐骗，哪里还会有假冒伪劣？又比如，中国本土经济学提出的中和经济思想，认为中国自古就知道发展经济的要旨在于“贵在不扰”，指出政府和市场都是国家经济的天然组成因素，国家政策要守伦常法度，对于经济发展既不放任，也不干扰，既不抱定一种观念守株待兔，也不迷于幻象举足失措。面对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和复杂环境，政策制定者应该“顺势而发”，完全根据自然的伦理法则来行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该用计划调整时就用计划手段，该用市场生发时就用市场机制，绝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也不执拗于某种信仰，更不能粗暴地强制干预市场、用行政权力强行改变经济运行轨迹，那必将引发危机。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今的执政者思考。可以说，在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经不起实践检验而将逐渐沦为“黑板经济学”时，中国本土经济学将帮助执政者和民众打破西方经济学的思维约束，同时用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智慧来构筑起经济系统的理论基础、治理规则、行为规范，既可以屏蔽单纯依赖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能够指导国人顽强克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必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壮大的学术利器。再次，在个人层面，这本书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踏上幸福之途。中国的道学传统是比类取象、一以贯之的整体感悟，强调心法的传承，相应的中国本土经济学也体现出义利并用、伦理贯通、性相不二、道术兼备的体悟式、践行式的特点。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她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精神与人文智慧在经济方面的体现与总结，而中国文化精神则是历朝历代古圣先贤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以及财富等一切领域的生命体验与自性智慧的总结，也是对真实世界的智慧体悟和经济实践的总结，直达本性，她所提示的根本原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实证的自然伦理法则。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幸福的生活，渴望拥有财富的自由，给孩子幸福的成长环境和最适当的教育，满足心爱的人一个渴盼已久的愿望，而我们恰恰可以从中国经典经济学自性生发财富这个自然法则中体悟到坐言起行、发财致富、兴邦强国的智慧。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齐桓公称霸到文景之治、从光武中兴到贞观之治，从范蠡到康百万、从李嘉诚到马云，凡是按照中国本土经济学原理行事的朝代、君主和个人，都能够富国强兵，财富自由；凡是违反本土经济原理行事的朝代、君主和个人，都避免不了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就是做人的学问，就是个人实践道德伦理而感得财富境遇的学问——任何人诚意正心、勤奋刻苦，积功累德，都能正面改变自己的境遇，家境都会逐渐殷实，这就是钟永圣博士一再强调的德本财末、德财相应原理。他指出，一个人只要拥有道、德、仁、义、礼、智、信、勇、强、和这“十德”，同时严格遵循存心善良，锻炼身体，化掉性格，立下志愿，付诸行动坚持不懈，成就之后保持快乐、从容与淡定，放下一切欲望，随机应变、随缘自处这坐言起行的财富路径“八法”，就必然能够通过把握天时、地利、人和的全部自然伦理机遇来实现经济梦想，实现自利与他利的双赢。更进一步讲，这本书传达的不止是知识，更是人生的大智慧。如果我们不刻意追求财富，而是想要转变自己的活法，活出生命的真义，我们也可以从钟永圣博士这本书中了解到我们先祖们心灵宁静、愉悦生活，以及人生穷通富贵的秘诀，改变自己的内心，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从而反省、对比、改进和改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如同财富得失与人的德行善恶相对应一样，你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感召什么样的命运，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怀有信心和敬意去读体察本土经济学中古圣先贤们修道、行功和积德累行的智慧，就一定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更加清楚地找到安身立命、安心求道的场所，就能够拯救我们的身命，使生命变得更加具有尊严和力量，使生活过得更加富有意义和幸福。毫无疑问，钟永圣博士这本《中国经典经济学》的出版代表着中华文化在当代历史潮流中浴火重生的更新和再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放下心中所有偏见，坦坦荡荡，明明白白地去读这本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于阅读之中领悟，于践行之中收获，知行合一，就必然能体悟到古圣先贤的生财之道，立人之本，以及人生的大智慧！（本文为河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河南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张春香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推荐书目的发言。原标题《天人本一，德财相应——中国人自己的经济之道》，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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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那么差 科斯为什么还说对中国的经济未来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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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剧《Legal
High》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将这个国家从战败的谷底，建设到如此繁荣的你们大家，一定在心中某个地方留着这样的灵魂。
　　几乎每看一次，小巴的鼻子都要酸一次。
　　为什么？因为会想到中国啊。
　　当年在战败的谷底，经济水平可比我们“战胜的谷底”高多了。而如今的中国经济，即便让30年前最大胆的预测者去猜想，也一定猜不到。
　　每每想到这一历程，唯物主义的小巴都忍不住怀疑冥冥之中真有“国运”存在。
　　当然，“国运”终归是虚言，这一切该归功于何人呢？本期咪咕悦读汇，就来听听罗纳德?和在《变革中国》里的回答。
　　《变革中国》（节选）
　　198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张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的这一回答表示彻底的怀疑。
　　即便张五常本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审慎，他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这个想法合乎情理。经过极“左”教条多年的影响，中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理应深恶痛绝。
　　此外，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市场经济转型很可能会遭到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害怕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威胁。
　　4年之后，即1986年，张五常的小册子再版，在该版中他对之前的观点作了调整，他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同时推断“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明显低于前5年的速度”。
　　然而，实际上转型的速度越发加快。极“左”教条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官员的反对也没有张五常所想的那么强烈。中国的确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2010年1月的《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发布的大胆预测，他认为中国经济到2040年将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只能占据14%。
　　福格尔的预测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批评者们认为福格尔“完全高估了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
　　在此，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
　　如果中国经济的成就真的来自政府，那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未来的信心将大为减弱。
　　在本书中，我们多次提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但造就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的根源是充满了乐观、活力、创造力和决心的中国人民。
　　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尽管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中国依旧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几十年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之后，现在的中国依旧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现在众多的农村人依旧渴望着进入城市，追寻更好的工作与生活，这给中国继续城市化与工业化创造了空间，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速度令人忧心忡忡。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初，其本意仅仅是一个紧急措施，如果实行时间过长，则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与严重的影响。
　　如果劳动者不能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商机、自行创业、参与自由竞争，即使他们受到了高等教育，也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上依旧存在诸多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和农民工面临的各种体制壁垒。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消除这些制度障碍，为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显然也经历了巨大的飞跃。但是，创业者们依旧要面对许多偏见和厄境。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依旧来自政府垄断。
　　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30年前就正确预测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的张五常，并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市场化转型速度如此之快。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继续她的市场经济试验。在中国悠久的商业与私营企业史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开创自己的路。
　　中国经济奇迹，要感谢邓小平、朱F基，也要感谢、，要感谢、，也要感谢每一个勤劳的个人。
　　当然，小巴一直知道，当今中国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所能守护的希望，从不比绝望更多。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了更好地转变，我们有必要读一读科斯和王宁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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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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