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殉士王国维
五十浩劫难再辱，离宫遗老梦前朝
旧中怪杰辜鸿铭
长袍辫发一狂儒，菊残犹有傲霜枝
乱世矜才章太炎
拘幽三载扬族性，文史儒玄遍李桃
史家绝唱陈寅恪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一代通人雷海宗
不争二字见平生，全部功夫铸史成
自由斗士胡适
整理国故开新风，晚年荷戟独彷徨
国学师魂钱穆
生为往圣继绝学，去留国史一昆仑
诤言铁骨梁漱溟
发扬儒学为己任，同情下苦为执言
浪漫哲人金岳霖
岁月激情终不减，孑然一生老童痴
文化悲叹季羡林
为学一生苦坐禅，半世炎凉半世安
今年清明，让我们一起回望十个告别的瞬间，倾听十位走到弥留之际的学人的自白。斯人已逝，未逝的是其精神和学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今天，我们不再为历史巨大的鸣响所震颤，让我们掀开集体记忆混沌的大幕，体味那些走到人生边上的学人最后的思考，驻足记忆里的灯火阑珊之处。因为没有了他们，又去何处凭吊我们已逝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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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湖澄净的湖水，藏着王国维的一缕孤魂；清华园的茔地，成了这位国学大师最后的归宿。他的自沉和匪夷所思的绝壁遗书引发了近代史上一场持续至今的文化断想。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我们既已知道静安先生的死并非为了要表示对清室效忠，也并非为了恐惧生命的迫害，因此我们便自然可以推想到，静安先生所畏惧的实在应该是由外界迫害所加之于他自己精神人格上的一种污辱。
国运衰竭与民意麻痹之阴影，固然也不时在王国维脑海闪回，但王国维焦虑的中心却不在外，而在内，是天才情节与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导致他陷于自怨自艾、自虐自责，乍看似为纯个体精神悲剧，但他那不同凡响的生命感悟所蕴藉的对人本价值的终极关怀，却分明使其思想境界逸出了民族之疆域，而与现代世界文化直接接轨。
在王国维心里，他知道国民党带中国走苏联的路，但他写这封信给溥仪的时候，他还没想到血腥来得这么快。这样子的巨变，又教王国维怎么适应呢？这样子的革命，又教王国维怎么追随呢？于是，他的一片失望，就逐渐转化为绝望，"掩卷平生有百端"，从此就化为一端，--他想自杀了。
关于王国维自沉始由的种种异说
王国维的死就像日本导演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中所发生的致命凶案，案中的询问者每个人都各有其不同的供述，而每一种供述又都并不完全可信，那便因为每个有关人物都莫不想要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的缘故。它本是一片永远无法澄清的混沌，折射着世间人性不可言状的丑陋与悲凉。
关于王国维晚年思想转为保守的看法
王国维晚年痴迷于对古文字的研究，但他可能觉得那种文艺研究还是不能在精神上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状态。欲在精神上安身立命，他想应该回到中国更为传统的文化里面去。
日，已到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辜鸿铭，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也带着他永远的遗恨，辜鸿铭离开了这个爱之深、忧之切的人世。辜鸿铭作为传统文化的另类代表，至死守护着民族精神最后的尊严。其所著《中国人的精神》对于如今已逝的民族性有着深刻的反思价值。
他认为，西方已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已丧失其约束力，社会的安定只能依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长此以往，武力崇拜将取代社会文明；反之．如果取消军队和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毁灭社会文明。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下，欧洲的出路究竟何在？他认为西方只有汲取中国传统文明才能弭此祸端。辜氏如此见解和言论，正适应了极度厌战的西方人民的心态，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反响更为强烈。
辜鸿铭内心的最大矛盾和隐痛来源于虽然他是爱国的，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人，他想维护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被西方文明同化，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伦理规范不致于中坠或解体。这在当时的辛亥革命以及与革命相适应的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中已根本动摇，他不得不奔走呼告，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挡历史的车轮。但在当时先进的青年学生以顽固守旧视之。他就像秋风中的寒蝉鸣声一般被时代风浪淹没。
在他日本讲学13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他捧了出来，他的言论被编成《辜鸿铭论集》四处流布，在书刊、报纸和广播电台中大肆宣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幌子的侵略战争的“有力根据”之一，一个爱国学者的善良动机始料未及地引出国家的悲剧结果。这是辜鸿铭的悲剧，也是传统文化的悲剧。
辜氏与《中国人的精神》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 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首先公认一种道德责任感，将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还使人们能够完满地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甘冒天下大不韪跳出来激烈反对。在报纸上著文大骂学生。罗家伦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最后拿起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日上午7时45分，一代朴学大师，乱世矜才章太炎因鼻咽癌、胆囊炎、气喘病及疟疾诸症并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临终前，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仍旧不忘国难时艰，临终抱憾“朴学从此中绝矣。”的他，留下两句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其拳拳爱国之心足令后人敬仰...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说，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作敢为，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章太炎就是一个典型的“狂者”。
日，章太炎病逝。临终留下遗言：“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他一生坚守种族革命，以异种乱华为心中第一恨事。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中说：“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可见，章太炎的排满思想并没有民族歧视的意思，而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排满是破除封建专政，推动的革命浪潮高涨的有效手段。但在他心目中，华夏民族文化更胜一筹。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退居书斋，钻研学问，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主要著作有：《魑书》《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刘子政左氏说》《广论语骈枝》《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韵语》《文始》《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民间记忆：仓前老街坊的追忆
他为了革命背井离乡被家族“驱逐出境”，他孤傲狂放，成了众人眼中的政治“疯人”，而在世代仓前老街人眼中，他用文字这把无形的“手枪”，成为了真正的革命硬汉。原章太炎故居工作人员、仓前老街居民康履平回忆：“这个(思想)是贯穿到他的一生，甚至到他死的时候，他都不希望穿清朝人的衣服。”
1915年，袁世凯开始筹备登基大典，许多所谓名流在袁党的授意下纷纷上书劝进。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如果能够让章太炎撰文一篇拥护帝制，定能博得人望，使得局面大为好看。章太炎于是被迫写下劝进书，书云：“忽闻野心，妄僭天位，非为民国之叛逆，亦写青史之罪人。”袁世凯看后气的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自此，章太炎也就多了个称号：“民国祢衡”。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曾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坚决反对党治和独裁，他认为西方所谓的代议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
陈寅恪临终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代，直到不能讲话为止。他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1967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
“春日酿成秋日雨水，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这几句实为柳如是自伤美人迟暮，韶华已逝，回首来路有无限沧桑意的悲吟。陈寅恪这样笺释：“昔年与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闺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柳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以此观照陈寅恪，晚年后他一直无法排遣心头缠绕不散的“昔年……之时
1964年，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广州探视陈寅恪，陈寅恪托付后事出现了最为凝重的一幕。令此次师生相见添加了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是陈寅恪特意为这次相见写下了《蹭蒋秉南序》一文。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理解为陈寅恪在生命结束之前向这个世界所作的一次自述。陈寅恪的愤世嫉俗，绝非仅仅关系着个人命运的浮沉得以证明。
七十五岁的陈寅恪终于可以在暮齿之际一了回首平生沦桑事的宿愿。但陈寅恪已垂垂老矣。《寒柳堂记梦》没有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传递出的那种生命韵律的勃动，也没有了后两本书稿中蕴含的强烈的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感受。而正是这些，使陈寅恪晚年的这两部著作具有很强的阅读感染力。以“记梦”名之，从某种角度已折射出1965年的陈寅恪的生命状态。
【专题链接】摸象——解构陈寅恪
一九四五年四月，陈寅恪写下一首《忆故居》，以发其家国身世之感。陈氏晚年栖身岭表，境遇凄凉，非但膑足，兼且目盲。四十年后，国学方炽，然而前贤一生之孤心孤愤，世间恐怕已鲜有人能持一种“了解之同情”。这茫茫隔世之感，究竟是历史的宿命，还是时代的悲哀？在此，唯有效摸象之颦，以《忆故居》为线索，将其生命拆作碎片，从各个角度一一观看。但愿能以未盲人之浅薄破碎，探寻到与那位真盲人相关的点滴真相。
中国知识分子和自己的祖国一样，在20世纪里既感受到欢乐也蒙受了不少苦难。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知识分子的苦难中有它独特的地位，蒙难者人数之多(据说有五十多万人)，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之大，都是空前的。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蒙难的经历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悲剧，牵动着后代学人根根痛楚的神经。事隔四十五年，世事已大变，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今将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娓娓道来，意在警醒后世，激励学人。
据我一生的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的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112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离去。不久，带着遗憾，载着满腹经纶的雷海宗先牛告别了人世。
我强烈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中国人自己呢？事实上，雷先生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余欲无言！
历史记忆：那个不忍细看的年代
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这一时期是雷先生生命中最痛苦时期，被完全隔离起来。1962年，病魔终于夺去了雷先生的生命，根据天津市委统战部的意见，在主楼二楼一教室中召开了追悼会，由我宣读悼词。那天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多，约二十令人-只有王敦书一人从总医院太平间送他的遗体去北仓火葬场火化。可见“左”倾思潮对人们的思想行动束缚的多么严重，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现实。
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而在2003年7月北京第58次印刷的《新华词典》上就有“臭老九”的解释。文革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生活在被人鄙视的绝望岁月中，直到1977高考制度的恢复，“臭老九”们的命运从此才拐了弯。
从1949年4月到1958年的4月，胡适寄寓美国纽约；1958年就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后，他便定居在台北的南港，直到逝世。据余英时回忆，这时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事还没有发生，他决意回台湾，除了前面所说的研究和著作的关系以外，争取言论自由显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胡适在中研院的致辞简洁明了。既然荣受了院长职位，就应该担负起责任，他说了平实的心里话“：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著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努力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对中央研究院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
胡适因深深卷入雷震案而激起千层浪，一篇简单的演说又招致狂风暴雨般的“围剿”。日，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胡适作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一连串的反问，否定了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认为不对东西方文明重新作出冷静客观的估量，东方人就不可能真诚而热烈地接受近代科学。胡适关于东西文明的演说，结果引来四面八方的讨伐。
在徐复观的笔下，胡适由天堂被打入地狱，成为“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批胡派主要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世界评论》为主要阵地，有人竟至于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从《胡适与国运》开始，大家即已经知道在反胡剿胡的背后，有一座反胡司令部负起反胡剿胡的指挥重责。
【专题链接】我的朋友胡适之
在百年前那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胡适的在世不是以传奇、天才等身份出现的，他几乎是半个多世纪的神话，一个纵横学界、政界、文化界的偶像和伟人。关于做学问，他提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关于做人，他说“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从文化到思想，从时局到政治，尽管胡适不乏论敌，但以朋友为称简直成为半个世纪间社会名流互托身份的一个符号。日，当胡适突然病发辞世，他所“依附”半生的蒋公为他“盖棺定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钱穆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之无愧的监护人，他亦是将传统文化带出樊篱的引路人。钱穆在学术上享有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的地位，在人格上捍卫其所信仰的士大夫精神。在他96载的生命里，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以冥顽不灵的守旧姿态屡屡成为反对者大肆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遭受无情践踏。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这位故国文化的“招魂者”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钱穆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的“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门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日，钱穆在给幼女钱辉的信中如实写道：“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此信表达了他对夫人襄助之功和悉心照料的感激之情。
“素书楼风波”一直是钱穆去世前几年颇为烦心的事。钱穆所烦的并非房子一事，而是“非法占用”一说。他说：“平生严守隐居之素志，今不幸被卷入此是非之中，内心不胜感慨！余今年已95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唯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
一代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辗转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从史学考据到文化探究的转变。1939年六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内容相当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他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
我认为他的一生之中，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他自己认为他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继承孔子的任务，这对于他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实在有像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那样的感想。梁先生说，他自己想决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斗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他决不会死。我后悔没有向梁先生问过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确是自负不凡。—冯友兰
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我则加上不少的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四也。不作歌颂八股，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的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张中行
【聚焦】梁漱溟：最后的儒家
早在70多年前国内战乱之时，满腹经纶的学者梁漱溟已经在乡村推行农村建设。战争年代，他被毛泽东和蒋介石尊为上宾，他在中央会议上与毛泽东当面争吵，在文革“批林批孔”狂潮中坚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最终落得“批林批孔兼批梁”的绝境而不折腰。他自称前生是和尚，而终生以儒家思想奔走、为民请命；对时局失望，他两次自杀，而终生食素以95岁寿终正寝。他自信到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系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关于为何研究梁漱溟，艾恺表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梁漱溟是中国20世纪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敢于顶撞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说话，还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其历史就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他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辩护。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
“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使金岳霖的言行举止似乎也染上了一层哲学意味。金岳霖是中国现代拥有自己完整学术体系的少数哲学家之一，凭着《论道》《知识论》和《逻辑》三本著作，金老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地位，其中，《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
金岳霖终生未娶，孑然一身，但如果您因此而认为他没有爱过，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金岳霖爱了林徽因一生。1955年，林徽因病逝，一向冷静的金岳霖号啕大哭，肝肠寸断。追悼会上，金岳霖给林徽因送上挽联：“一身诗意千浔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在金岳霖的心目中，林徽因是他永远的女神。
金岳霖在哲学和逻辑学上的造诣炉火纯青，在生活中，他像一位超脱之人，不受世俗困扰。他活得天真烂漫、活得潇洒飘逸，也活得精气十足。他在遗嘱中嘱咐：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他已然看淡生死，清风吹走了他的骨灰，却吹不走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睿智和洒脱。
金岳霖：哲学家孤单而幸福的一生
这是一部颠覆世人印象的人生传奇之作。金先生一眼望去便是哲学家，他“浑身散发着哲学家的味道”，然而他的内在却流淌着名士风流，一生笼罩在传奇中。它回忆了自己在人生、情趣、交友三方面的经历，彻底颠覆了这位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还原了他真实的人生。它叙述了自己学术及学术之外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以情感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生活中的大师级学者的人格与情趣。读者如沐春风，如同和一位极具生活情趣的老人聊天，可以得到与读其学术著作天壤之别的感受。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时说：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解放以后，金岳霖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学院哲学，开始思想改造，让自己渐渐转化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叹的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金岳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检讨。他先后参与了对杜威、罗素、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等人的批判，说过一些有失偏颇的话。
季老晚年的心境，在他怀人的文章中经常于不经意流露出来。他曾写道：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在风雨中经受磨练。在《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季老说“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心话，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季老在评价许多人的时候都用到了“大节不亏”这个词，它同样适用于季老。
季羡林在医院写下了他著名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界泰斗，辞“国宝”。他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他曾经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专题链接】“季”忆浮“羡”
他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被人们称为“国宝”，但是他力辞这三顶“桂冠”，潜心学术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他曾留学德国，时逢二战，归国无路，但是他心系祖国，经常“怅望灰天，泪光里，幻出母亲的画面”；他清贫如洗，一生坎坷，但是他意志坚定，笔耕不辍，敢于讲真话，直抒己见…… 他就是季羡林，一位真正的大师！时值季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季羡林先生相关作品为本，我们对先生的记忆再次浮现，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治学态度、他的处世之道……
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于老骥伏枥之时，仍欲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他们是治学精神的捍卫之人，在彷徨弥留之际，或坚忍不拔，或忍辱负重，却始终保留着自己最后的尊严。泰山其颓，梁木其坏。斯人已去，其言尚存矣。言传身教，历久而弥新。[转载]清明，重贴旧作：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见君一席话，胜似饮仙缪，先贤千古志，激励后人行。
孟子谓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惜吾不得享其首乐矣，至于其余二乐，则日夜孜孜以求，未敢稍懈。囚以二乐名吾书屋，盖古人佩弦佩韦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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