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山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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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中介不惧“限购令”
动辄违规交易数百套房
2012年4月，女子杨小霞（化名）看中了罗湖区红岗路龙园山庄的一套百万元的房子。然而，由于她不符合深圳市的购房条件，眼看买卖就要告吹。但是房屋中介公司的人却说“不怕限购令”、保证可以房产过户。
杨小霞将信将疑，随着中介人员，在深圳市房产中心旁边的茶楼里见到了梅州地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她惊奇地发现，法院工作人员竟然预先准备好了兴宁法院（2012）梅兴民二初字389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送达回证、借款协议、开庭笔录、和解协议……只要她在这些法律文书上签了名，就和原房主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借此，法院会以原房主欠债为名，把她看中的那套房子进行强制过户。为此，杨小霞额外多给了中介公司二万多元用于过户。
男子王小玺（化名）也证实，2011年，他看中了深圳市福田区碧华庭居一套房子，但原业主购房不够5年，需交10%的房产交易税。中介承诺说，只要交3万元就可办好过户、“搞掂”限购。王小玺一盘算，本应交19万元税款，现在扣除给中间人3万元和9万元税费，省了6万元，于是就给了中介3万元，并签署了一系列虚假诉讼文书。随后，他得以办理房产证。
2013年，由于深圳市房地产中心一名涉案人员被捕，检察机关深入侦查，发现了类似大量虚假诉讼、由法院执行房产过户的案件，并一步步收网逮捕各种涉案人员，多名涉案的法院工作人员闻讯投案自首。
检察机关指控，广东省兴宁市法院龙田法庭原庭长罗峰、原副庭长罗职森伙其他人员（另案处理），帮助不符合深圳市住房限购规定的买卖双方实现房产过户以从中牟利，采用虚假民事诉讼的方式，在龙田法庭无管辖权的情况下，对违规虚假立案，在买卖双方均未到龙田法庭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制作后续虚假的《开庭笔录》、《民事调解书》等法律文书，再违反执行规定，向深圳市房地中心制发《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房产中心协助进行房产过户。
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上述人等制作《民事调解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各115份，转移过户房产111套，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共计人民币665.4万余元。此外，龙田法庭在办理上述虚假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收受“好处费”21.9万元。
公诉机关因此指控两人构成滥用职权、单位受贿罪。
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审理此案认为，被告人罗峰、罗职森身为国家审判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其行为还构成单位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公诉机关未对二被告人所在单位提出起诉，故法院仅对二被告人的行为予以处罚。根据查明的投案自首等具体案情，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和三年六个月。
基层法院副院长深入涉案
房产中介总经理获刑3年
在办理兴宁市法院龙田法庭的案件中，侦查人员发现在向龙田法庭行贿的人员当中，还包括了平远县法院的工作人员，继而又查出平远县法院上至副院长、庭长，下至执行局法官、书记员等多名工作人员。
据检方披露，2011年10月至2013年4月间，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张志成，律师于非林(该公司法律顾问)通过梅州市平远县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林奕芳居间介绍，与时任平远县法院立案庭庭长邹阳春约定采用虚假诉讼的方式，帮助当事人实现房产过户。
2013年，邹阳春得知有些地级市法院的工作人员因为同样的操作被查处，但他仍接受主管副院长凌卫的授意，继续作案。
经查实，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4月间，邹阳春参与办理该类虚假诉讼案件共126宗，协助转移过户170套，造成国家税款漏征共计1604万余元。日，邹阳春主动向平远县检察院投案。
据黄埔法院判决书显示，邹阳春因为参与制作了上述多宗虚假民事调解书，还曾在2013年3月被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十佳调解能手并进行了奖励。
2016年11月底，中级人民法院对平远县法院原副院长凌卫的申诉作出裁定。该裁定显示，凌卫参与审批炮制的虚假诉讼案件，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共计926万元，同时，凌卫还被判决犯贪污罪，予以数罪并罚。（因凌卫的判决书未公开，记者无法查询到具体刑期）。
除此之外，2016年11月，深圳市汇丰房地产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成被终审判决帮助伪造证据罪，因其协助虚假诉讼、转移过户房产168套，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共计160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多家基层法院法官落马
大多在广州接受异地审判
南方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由于此类犯罪除了涉及到深圳多家房地产、多名律师、中介人员，还涉及到法官这样的特殊身份，因此须异地审判。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指定管辖，其中大多数案件被移送广州地区的检察院、法院起诉和审判。
从2014年至今，仅在广州两级法院被判刑的法院工作人员就有9案、10余人，此外，深圳市法院也判决了诸多相关人员。
目前，记者查到的已判刑人员包括：1广东连平县法院隆街人民法庭原庭长赖文辉，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韶关市仁化县法院执行局原副局长罗标，被判处5年9个月。3广东省兴宁市法院龙田法庭原庭长罗峰、原副庭长罗职森，两人共同受贿，获刑均超三年4榕城区法院执行局原书记员钟伟涛，被判刑5年6个月。5.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室原副主任徐兆山，获刑两年八个月。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儒洞人民法庭原庭长陈仲潭，获刑三年九个月。6.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龙村人民法庭庭长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7、广东平远县法院立案庭原庭长邹阳春，被判3年9个月。8、广东蕉岭县人民法院蓝坊法庭、民一庭、行政庭等多名法官（具体量刑结果不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
将虚假诉讼与司法腐败结合严惩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有关资深检察官了解到，虚假诉讼近年有高发态势，对司法公正造成了严重损害。针对各地出现的此类虚假诉讼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于2013年6月发出了《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査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目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作出明令，严防虚假诉讼，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遏制。
2016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发布通知，要求坚持把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与查处司法腐败结合起来，注重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虚假诉讼、贪赃枉法等司法人员违法犯罪案件，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打击惩治力度，促进和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努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检察官告诉记者，此前涉及司法腐败的虚假诉讼中，通常有法院工作人员作出调解书这样关键的环节，因为调解书不属于法定应当公开的文书，不受社会监督，因此许多虚假诉讼借此暗藏污垢。对于涉及虚假诉讼的调解书，检察机关应当监督。
广东省法学会有关法学专家告诉记者，虚假诉讼调解书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包括：为侵吞国有资产实施的虚假诉讼，由安置补偿引起的虚假诉讼，为规避离婚时分割财产所作的虚假诉讼，以及为实施的虚假诉讼等类型。
其中，针对限购政策进行的虚假诉讼，会进一步抬高房价，形成房地产的泡沫，加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高房价还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虚假诉讼，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又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鉴于在此类犯罪中，还有司法腐败问题，大大破坏了司法公信力，更应当坚决打击，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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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盐山县几位老领导风范点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盐山工作期间，认识了许多老领导、老前辈，他们都有着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坚定的革命理想，崇高的为民情怀，自觉的奋斗意识，执着的事业追求，艰苦的实践作风，严谨的行为作派。他们的模范言行，教育带动了广大干部群众，也对我的成长和坚守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在，这些老领导大都进入古稀或耄耋之年，有的已经故去。但他们的风范绝不会随着年华的逝去而褪色，更不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把他们我所知道的一些事迹写出来，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我加给自己的历史使命。现从众多老领导中选出几位有代表性的，从不同角度，作些点滴回忆。漏错之处，还请补正。
许云华：心系草根接地气
许云华是70年代盐山县的老领导，曾担任过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他做官不忘农民本色，居高甘为普通群众，扎扎实实深入基层，真心实意同群众打成一片，是老百姓面对面、心贴心的“主心骨”和好朋友。他口碑极佳，直到如今，许多5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那“浑如田舍翁”的谦虚精神和扎实作风记忆犹新。
初次见到他是在1972年。那时他是县委副书记，经常到我所在的公社旧县下乡，在我们单位——供销社伙房就餐。按说，作为县委领导，在一个基层供销社伙房买饭，根本用不着夹着碗筷排队挨号，职工们自觉让一让也就有了。但他不让公社领导和供销社主任告诉大家，人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县里的“大官”，还以为是外单位新调来的职工。后来人们知道了他的身份，每当开饭时，四五十人的职工队伍就自觉给他让出一条道，让他先买。他坚决不肯，仍然一人不越地排队买饭，还不时和职工们聊闲天、拉家常，谈笑风生，亲如一家。那时条件艰苦，伙房房间小，挤不下几个人，职工买饭需在室外，吃饭也大都是蹲在露天和仓房的厦檐下。职工们心疼他，纷纷要求主任专门给他腾出一间房作为餐厅，主任也早有此意，但许书记坚决不让。他说，职工能在外边吃，我为什么不能？现在比过去强多了，战争年代还不是有时边跑路边啃干粮？我不能再给你们添更多的麻烦。何况和职工们在一起吃饭，还能多和大家接触，多谈心，多了解情况，这样联系群众的好场合和调查研究的好渠道，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1974年2月，县委书记许云华到孟店公社流洼寨大队蹲点，我作为从县商业局秘书组抽调的一名毛头小伙，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在团县委副书记刘泽民（几个月后升为县委常委兼团县委副书记）的带领下，长住该大队，作为蹲点包队的工作人员，也就有幸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和指导。他和我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毫无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的差别。一次，我们中午改善生活，烙大饼吃。那时，白面较缺，每人限8两，我刚20岁，特别能吃，8两肯定不够。大饼刚一上桌，许书记当即把他那张饼撕给我一半，说：“来，小伙子，我年纪大吃不了，你替我消灭它！”
在蹲点期间，许书记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收工，田间地头工间休息时，他还和大家谈心交流，体察群众疾苦，了解生产难题，探讨发展路径。晚上，他还要走访群众，和大队两委班子研究工作，往往到深夜。他和社员结下了深厚感情，掌握了大量农业生产和基层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情况；不但指导帮助该大队打井、办电、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建成了全县一流的大队班子和党员队伍。同时，总结了该大队中低产田改造、旱涝碱综合治理、田间林网化路网化等一系列成功经验，通过召开现场会、印发内刊等形式，在全县推广，对指导推动全县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哲书：不摆官架与民同
杨哲书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领导之一。他在盐山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副县长）、县长等重要领导职务期间，我先后在团县委、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工作，和他接触较多。他从不摆官架子，待人和蔼可亲，不搞特殊，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兵，生活简朴，作风朴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深得群众爱戴。
——争与普通工作人员挑水、端尿盆。1976年，在团县委工作的我，与县委机关其他几位同志，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益民带领下，到全县有名的先进村——卸楼公社兴隆淀大队蹲点。我们自己起火做饭，吃水用水都是自己到井上挑。我做饭外行，但挑水行，故基本包下了起早挑水的活。这天，杨哲书同志到兴隆淀大队检查指导工作，一连住了几天。他不但白天和我们一块做饭一块吃，一块下地一块干，晚上还和我们原有的三个人挤在一铺炕上。当他每次看到我拿起扁担要挑水时，都争着去挑，我不让，他不干，非和我争夺一番。一次，实在争不过他，就只好跟着他上井台。我说放着我们这些20多岁的一般工作人员不用，让县委领导挑水，多说不过去呀，我们心里也实在不落忍哪！他却说，我参加了吃水，就得参加挑水，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而且我还能挑。何况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谁也没有搞特殊的权利！四人中，我年龄最小，职务最低，早晨起来端尿盆理所当然。但每当我天不亮就起来端尿盆时，杨书记就按住我，他迅速下炕，抢先一步把尿盆端走，让我措手不及。为此事我和其他同志很感动，但也争不过他。
——夜间骑车去救火。1977年，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一个寒夜凌晨的三四点钟，县委办公室值班人员王进新急促地拍我办公室的门，叫我快起来，说县城南边的南铁厂一车间发生火灾，杨书记让我陪他一起去现场处理。当时县委的两辆吉普车都没在，我们只好骑自行车前往。睡得迷迷糊糊，被急促叫醒，心急又天冷，越忙越赶乱，刚走到南关，我的车链子掉了，真是“关键时候掉链子”。我赶忙拾掇。本来在我后边的杨书记骑到了我的前头，一再问我怎么了，还劝我别着急，说他到厂里等我，一个人骑车急忙赶往失火地点。黑灯瞎火，路也不平，我怕他摔着，他全然不顾。我只得推起车飞跑追赶。待我赶到大门时，他已经指挥灭火。由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那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也减少到最低。
——不坐吉普坐公交。他在盐山任职长达七八年，除特殊情况外，很少坐吉普车（当时县委领导坐吉普），下去工作大都是骑自行车，道远的则坐长途汽车。即使到沧州开会，或是回家，也轻易不用机关小车专程接送。我调到县委报道组后，经常到沧州送稿，多次碰见他在汽车站等车，有几次我们还不期而遇同坐一辆车，其中一次还看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和一大捆书籍资料。问他怎么不让小车接一下？他说小车还是少用为好，坐习惯了，容易养尊处优，滋生特权思想，脱离群众。还是坐大客车，既给国家省钱，又能接近群众，无非自己麻烦一些，好处还是很多的。
丁志峰：身居高位不忘本
丁志峰同志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1978年的盐山县武装部政委，现役军人，曾任县革委主任、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即主持党政全面工作的负责人）、县委书记，1973年实行“兵归营，权归政”之后，改任县委副书记。他是一个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人。他的事迹，很早就有耳闻，但真正体会到，还是在1976年我进入县委机关之后。
这年，我们在兴隆淀大队蹲点。一天上午，我正在一个生产队的养猪场出猪圈（即把猪圈已积满的粪肥挖到圈外）。为了在一天内把一个直径五六米、深三四米的猪圈出完，我正干得起劲儿，汗流浃背，衣服湿透了，干脆脱了上衣和背心，光着膀子；鞋子被粪水浸透了，连鞋也脱下，赤着脚。谁知，这时丁政委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来到我正在干活的猪圈旁。原来，他来大队检查工作，顺便看望我们。我当时感到非常突然，既不好意思跳出猪圈迎上去，更不好意思握手，停下手中的粪叉，愣愣地站在猪圈中不知所措。没想到，丁政委走近猪圈，主动和我边握手边说：“小伙子干得好啊，蹲点包村干部就得这样干！”他询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鼓励了一番，说要到我们住的地方看看。我想从猪圈里跳出来陪他去，他让我继续干，说由大队干部陪着就行了。
中午收工后，回住地吃饭，原以为丁政委走了，谁知胡益民同志正在外屋做饭，告诉我丁政委没走，中午在这里吃饭，现正在屋里和公社领导说话。我一身粪水、满身臭汗，用香皂搓了两遍还去不了臭味。饭上桌了，我迟迟不愿进屋，想自己在外间吃点儿算了。丁政委非叫我进屋和大家一桌吃，还让胡部长把我拽进屋按在桌旁坐下。我说一身臭味儿怕影响首长吃饭，他说有点儿臭味怕什么？你们年轻人都不怕脏不嫌臭，我们老同志就更不怕了。他还说，我参加革命之前，也是个农民，什么苦没吃过，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如果没有人干脏活累活，我们这些人上哪里吃饭？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讲，我们任何时候，别忘了我们出身是农民，别忘了我们的政治本色！毛主席说别看工农身上脏，脚上有牛屎，但他们心里是最干净的！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就得像你们这样，真心实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哪！
丁志峰政委不忘政治本色，还表现在他抓武装部思想政治建设上。他经常教育部机关干部一定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发扬光荣革命传统。武装部办公条件不算好，经费也不足。他兼县党政一把手时，没给武装部搞过特殊；改兼县委副书记，凭着他的资历和威望，也凭着人们对军队的拥护和爱戴，他要说句话，改善一下条件完全能办得到，但他还是不说话。他说，我们困难，老百姓比我们更困难。想想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
胡东洋：脚踏实地打基础
胡东洋是省直机关下派的干部，先是任县委副书记，1975年任县委书记。他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思想理论水平很高。但他留给盐山的更深刻印象，是他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为大上农业打基础的动人事迹和扎实作风。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旱涝碱板粗综合治理，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途径，胡东洋始终抓住不放。特别是他参加第二次全国学大寨会议之后，力度更大。为谋划全县农田基本建设总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步骤，他和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经常通宵加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为推动工作落实和计划实现，他几乎天天工作在第一线，现场办公，实地指导，火线指挥，当面要果追责。发现有工作不落实或跟不上趟的，一反见人打招呼的常态，铁青着脸，严厉批评，直至动用组织手段。他既当好指挥官、督促者，还当好战斗员、冲锋者。那时，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普遍的做法，但一般是无目的的临时插进田间地头或工厂车间干活，而胡东洋却把参加劳动同督促完成某一项生产或建设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他发现哪个公社或大队农田建设进度上不去，就亲去劳动，一身土一身汗地甩开膀子干在前，以自己的行动，带着、督着、推着、逼着下边干。打机井是那几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冬天又是打机井的适当季节，一可减少踩踏庄稼，二可变冬闲为冬忙，三可避开雨季，减少井壁坍塌，四可不与农时争劳力。但当时不少村队对冬天打井畏难怵头，冰天雪地，夜以继日，一连十天半月，在毫无遮挡的旷野劳动，一般人受不了；而且，那时打机井大部工序用人工，靠人推绳拽，手扶肩扛。但胡东洋不怕。哪个大队急需打机井而又怵头，他就非要求这个大队冬天打井，抢在开春前把井打成不可。他还专去这个村住上几天，和社员一起，天天顶着刺骨的寒风，推绞磨、团泥球、抬物料、下管子，哪里活重、艰苦，他首先冲在哪里。一件武装部发的黄大衣上，经常沾满一片片泥水。一次，在一个村打机井，管子下好后他和几个人安水泵，机手试水，泥水忽然喷发涌出，他躲闪不及，浑身上下成了泥人，冻得一连几天吃感冒药。人们劝他别亲自干了，出出主意、支支嘴就行了。他说，光动嘴叫不动号，尤其是难干的活。当领导的带头冲上去，群众才能跟上来！那几年全县机井打得多，农田水利化、林网化、路网化建设步伐快，生产条件改善明显，是与胡东洋书记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
邸茂林：顶着压力搞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盐山县委书记邸茂林大力推行农村改革的故事，很值得人们怀念。因当时我在县委报道组工作，经常围绕他的思路搞报道。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又与我的办公室前排对后排、后窗对前窗，彼此交流甚多，所以了解的更深一些。
1979年5月，55岁的邸茂林从中捷农场调盐山县任县委书记。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年龄虽大，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领会深透，思想解放，一到任就冲破各方面的阻力，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村改革和党的两个农业文件的落实。当时，盐山县已经开始落实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项政策，但由于受“左”的影响太深，胆子不大、步子不快、活力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此，邸书记多次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和公社、县直主要领导会议，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剖析“左”的危害，力肃“左”的影响，层层统一思想认识；深入各公社和县直重点部门，逐个帮助转思想弯子，打破僵化半僵化的沉闷局面；亲到几个重点大队搞调研，写出解放思想、放开政策、搞活农村经济的问题与对策的大型调研报告，在县委内刊刊发，指导全县（后被推荐到《河北日报》，在头版头条加按语刊登）；树立了一批肃清“左”的影响、落实党的政策、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先进典型。在坚决落实三项农村政策（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的同时，纠正了对指导农业生产上的长官意志、一刀切、瞎指挥，清理了对种植计划统得过死，只强调以粮为纲，不强调全面发展等束缚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由于盐山县批“左”力度大，工作走在全省前头，引起中央新闻媒体的重视，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陆笑萍、高级记者谢石言到盐山采访，写了《坚冰开始融化，大地透出生机——河北省盐山县批“左”解放思想纪实》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刊登，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基础上，从1979年下半年起，他就着手试行农村生产责任制。亲自到旧县(今千童)、吉科等几个公社的几个重点大队蹲点搞试验，先从小段包工做起，而后包产到组，逐步深入，最后实行以户为单位的联产计酬，并在西片几个公社推广。为了调动各社队干部实行责任制的积极性，他和县委其他领导，集合县社队三级干部到吴桥县参观学习，组织引导大家反复讨论，认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惰性、落后性和实行责任制的必要性、迫切性，在全县大力推广吴桥经验，普遍实行责任制。对安徽、内蒙古等地实行责任制的经验报道，对万里、杜润生、吴象等领导发表的有关文章，他都要求认真学习，对照借鉴，看清出路，自我觉醒。
为此他承受了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有位上级领导看了一个大队实行责任制的情况，很不满意，当面批评他，这搞得不是社会主义；有的领导还在大范围的会议上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指责。更多的阻力是来自基层干部群众。人们除了对“先分地，再刨树，分了粮食扒仓库，分了牲口再扒饲养处；农机、副业全分光，电杆刨了也到户”一时感到痛心和不理解之外，还认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表现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迷茫和担忧。此外，责任制实行之初，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为争抢水源，矛盾纠纷增多，甚至大打出手，形成宗族械斗和恶性事件；缺男壮劳力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户，使不了牲口，开不了机器，晚上挨号浇地守不了夜班，耕种、灌溉成了难题；富裕户有钱买化肥、买柴油、买牲口和农机具，庄稼长得好，而贫困户无钱买，庄稼长得弱，不但造成双方心理上的对立情绪，而且使一部分土地潜力的挖掘受到限制，等等。
阻力大，他不屈服；指责多，他不动摇；问题重，他不回避。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他据理力争：搞责任制，一符合中央精神，二符合目前农村生产力状况，三符合多数农民解决温饱的迫切要求，有什么不可以?他说，这主义，那主义，让地里多增产、让农民吃饱饭就是好主义！县委书记这顶乌纱帽对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如果丢了能换来全县老百姓富裕，我看也值！对来自下面的非议，他积极引导：实行责任制，只是把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并未改变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用担心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暂时受一些损失，当然应当力求避免和减少，但也不必大惊小怪，这很可能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是阵痛。付出这些成本，比起它所产生的巨大效益来，应该说还是合算的。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他认真应对：首先让大家认清是支流不是主流，责任制的实行总的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惊人的。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戴有色眼镜看问题，避免以偏概全，舍本逐末，动摇对责任制的信心。同时，大力加强对责任制的提高和完善工作，强化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部分，实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同发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解决了实行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减少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阻力，为盐山县的农村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喜元：有法必依不走形
王喜元，是上世纪70年代下半期、80年代上半期盐山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由于工作缘故，和他认识。彼此虽无深交，但他留给我的，是一位以法为天、惟法是举、有法必依、一丝不苟的公正执法者形象。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堂“法制课”。
第一“堂”。1977年。地委办公室调研科几位同志，奉地委之命，到盐山督办原县长刘玉成在60年代末的文革中，因受所谓“孙振叛徒集团”的牵连，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在审查中殴打致死一案的处理，县委让参与此案调查的王喜元院长参加会议并做重点汇报。我作为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旁听。在汇报中，王院长对作案者表现出极大愤慨，对无视法律、粗暴践踏法律的行为进行了痛心疾首地揭露，还从作案者的思想根源、政治根源、社会根源上作了深刻剖析，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
第二“堂”。1979年。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县委召开全县领导干部会议，畅谈学习全会公报的体会。王院长的发言很具特色。他对公报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新观点、新提法、新路径，领悟深透，联系实际紧密，阐发理论明晰，升华认识高新，贯彻措施得力。他还预见，今后我们的国家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对与会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也给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十多年后当我走上县级领导岗位，特别是分管政法工作时，始终坚持以王喜元院长学法用法的精神激励鞭策自己，不忘用三中全会公报上的那些话来切实指导自己的工作。
第三“堂”。1979年。当时全国各地都在落实文革及以前有关问题的政策，除平反冤假错案外，还对过去一些处理不妥当、不明确的问题作了纠正和明确。有一天，妻子的一位亲戚找到我，诉说他要求落实政策的一些想法，希望我找有关方面反映一下。一天，王喜元院长上县委办事，在院子遇见他，我就简单向他说了此事，并想把申诉材料交给他，请他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给以关注。我满以为他会很痛快地答应给过问一下，没想到刚才还满面春风的脸，立刻严肃起来：“这不是谈案子的地方，要谈案子，上我办公室！在外边谈案子，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他还给了我毫不留情的批评，说你在县委机关干了好几年，这点常识你应该懂得。他说不管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可靠，法律和政策是否允许解决，首先反映问题的渠道和程序不能违反规定，有法必依不能光说到嘴上！我当时自然免不了尴尬和心里不痛快，但过后想想，人家做得对呀！我们要按党讲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去做，不正需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吗？此后几十年，每当看到媒体披露或现实出现的司法人员执法犯法、办案违法的事件和现象，我就想起王喜元院长来。如果司法人员都像他那样，这样的问题还会发生吗？
王客卿：&受屈不忘护“毛旗”
王客卿，是一位文革前长期担任县政府（人委）部门一把手，“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解放出来恢复职务重新工作较晚的老资格党员领导干部。1982年大力起用老干部，在他几近退休年龄时，经县委极力推荐，他担任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委宣传部部长。是我在宣传部工作时的直接领导。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光明磊落、胸不挟私，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最感人的事例，就是他还在担任此职务之前的科级岗位上，在一次全县领导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中，不从个人恩怨出发，不管当时政治气候如何，勇敢地站出来，实事求是地替毛主席辩护。
在谈到“大跃进”中高指标、浮夸风盛行、老百姓遭殃的教训时，王客卿大声说：“说‘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是毛主席鼓吹起来的，是毛主席倡导、支持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毛主席最早发现，并下大力坚决纠正的！”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谁都知道，在当时，批判“两个凡是”，批评毛主席在“文革”和“大跃进”中的错误是社会的政治气候。在全县大会上公开讲毛主席在纠正高指标、浮夸风方面做的正确，这可是犯忌的呀&！
王客卿接着说：“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大家还记得毛主席1959年4月给全国6级干部的一封信，也就是《党内通信》吗？在那封信里，毛主席说得很明白：‘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这是毛主席倡导浮夸吗?”大家楞楞地听着，会场空气几乎凝固，静得掉个针都听得见。
王客卿也不看主持会议的县委领导的脸色，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毛主席在信中最后还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毛主席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想让他怎么办？说毛主席犯了错误我承认，但不能说他处处犯错误，更不能把他的正确说成错误，否则，就不是真的实事求是！”
他发完言从主席台走下之后，好长时间，人们还没回过神儿来。
还真有这么一封通信？在场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干部们原先都不知道，听了将信将疑。作为旁听会议的我，自以为很爱学习了，虽然对毛主席“干劲一定要有，大话一定不可讲”、“忙时吃干，闲时半稀半干”等语句比较熟悉，写文章也经常引用，但这些话到底是从哪篇文章引来的，通篇内容是什么，是针对什么问题、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却并不清楚。
四五十岁以上的干部们陷入了沉思。有的记起确实有这么一封通信，而且当时还参与传达贯彻或学习过，但年深日久，渐渐记不得了。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习惯于跟风转向、人云亦云，在一片说毛主席这错误、那错误的大环境中，不愿想不愿提也不敢想不敢提这件事了。
王客卿的发言，自然人微言轻，不足为势。但除了他那过人的记忆力之外，他那不计屡次遭受政治运动迫害，抛弃个人恩怨，在几乎“一边倒”的政治气候中不顾个人安危荣辱，实事求是地说实情、讲真话，为毛主席辩护的公心和勇气，却是实实在在地给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心灵净化课。他让人们懂得什么才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良心。
（作者为沧州市贸促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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