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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
摘要：日本“慰安妇”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被揭露以来，特别是1993年日本“河野谈话”的发表，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强烈关注。但是在战争已经过去70年的今天，具有加害责任的日本政府，不但没有认罪并进行赔偿，还极力加以否认和篡改历史，这与日本社会在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和如何承担战争责任等原则问题上出现的右倾化趋势密不可分。日本政府只有正视历史罪行，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和认同。&韩督促日本采取实质行动解决“慰安妇”问题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调查取证和发掘相关史料，对战时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起源、实施、危害以及战后日本政府所承担责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在历史事实面前，日本政府采取先是承认，后来又坚决否认的立场。关注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立场的变化发展，我们不仅可以透视战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迁，更重要的是以人权为武器，批驳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的谬论，应对来自日本的保守化、非和平化等思潮的挑战。一、战后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错误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一直故意隐瞒“慰安妇”问题，使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1963年，奉命制作《太平洋战争回顾》特集的《每日新闻》记者千田夏光在审阅的两万多张旧照片中，发现一张以徐州会战为背景的照片：两名女性卷起裤管，在随日军渡河。中国战场的日本部队中出现女性，是一件令他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追查了五年之后，他才发现这个一直被日本政府隐瞒的事实－－日军“从军慰安妇”。史料公之于众后，“慰安妇”三个字使整个世界舆论大哗。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大量的“慰安妇”史料被发现。1991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冲破社会压力，第一个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中国、韩国等地的受害者多批次出面揭露日军的罪行并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中国吉林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陆续公布了一批新发掘出来的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档案和日本战犯的供词，再一次以不容争辩的证据证明日军战时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也进一步印证了“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出访韩国时，曾第一次公开承认“慰安妇”与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但在赔偿问题上，却仍坚持认为《旧金山和约》缔约国中的受害国已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对未参加《旧金山和约》的国家，日本亦通过战后的双边经济援助协议，履行了赔偿义务。此后日本政府在亚洲各国和国内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开始调查“慰安妇”问题，前后发现127份资料。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证明二战时期日本在其所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普遍设有慰安所，该设施是“根据当时军队的要求而设置营运，原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输送。在征募‘慰安妇’方面，主要由应军队要求的业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许多哄骗、强制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而且，也确实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事例。”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当时承认“慰安妇”行为是与日本政府、军队相关，日本应当对此担负历史责任，河野洋平亦指出，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河野谈话”发表至今，日本政府基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多次违背这一谈话的基本观点，否认日军战时强征“慰安妇”的事实。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称：“‘从军慰安妇’政策没有违背国际法，根据警察厅的调查，没有相关资料。”日，自民党议员奥野诚亮亦认为，“‘慰安妇’是商业交易，没有强征，是自己愿意参加的，与国家（军队）无关”。日，安倍晋三首相在日本国会称，“‘慰安妇’被强征没有根据，即使美国国会通过了‘慰安妇’问题的议案，也不会道歉”，并表示要对“慰安妇”问题重新调查。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甚至于2013年5月发表“‘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的骇言，日本广播协会（NHK）新会长初井胜人于2014年1月声称，“在当今道德标准下，‘慰安妇’制度被认为错误，但随军‘慰安妇’制度在那个时期存在是事实”。最近以来，日本政府不只是从口头上否认“慰安妇”的事实，还试图通过寻找所谓的“新证据”来证明“河野谈话”不可信。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安倍政权决定设立一个重新调查二战时期‘慰安妇’问题的政府团队，来重新研究和评价‘河野谈话’。”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河野谈话”调查报告，声称“‘河野谈话’的内容和措辞当年曾受到韩国政府干预”。不久又公开声称，“河野洋平的‘承认发言’是‘慰安妇’问题的根源，必须予以否定”，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开明确否认“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在应对“慰安妇”问题上的方式手段多样，玩文字游戏是其推脱责任的惯用伎俩。日，日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自由人权规约委员会上提出，“性奴隶”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对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罗德利反驳称，不知道日本代表说的“被强迫成为性奴隶”和“违反其个人意志强迫充当”之间存在何种不同。另外“慰安妇”一词，其来源和属性早在1996年联合国的公开报告中已经明确，这一概念是当时日军根据日文名词直译过来的，并不能真正表达二战时期日军施加于女性身上的性奴隶性质的行为。关于“慰安妇”的定义，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即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中禁用日语直译的‘慰安妇’－词，而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隶’，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力。”然而，日本政府对于“慰安妇”实质就是“性奴隶”的事实，却始终隐晦不认。随着近年来大量关于“慰安妇”资料的发现，日本切实感受到“慰安妇”问题给其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千方百计隐藏历史证据。如日本政府1991年12月开始调查“慰安妇”问题时，日本法务省有六本包含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外国女性为“慰安妇”内容的资料。这六本资料本可作为证据，帮助日本政府调查，但当时的法务省并没有公开或提供这些资料，1999年后，资料被转移到国立公文书馆保管。2013年10月，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林博史教授在该馆发现了这些资料。由此可知，当时的政府调查并不充分，日本政府部门有意隐藏强征“慰安妇”的证据。试图以“民间弥补”替代国家赔偿是日本政府不正当转化和淡化其“慰安妇”历史责任的重要方式。1995年6月，由日本政府主导设立的“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会”，企图通过民间筹款来解决“慰安妇”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还声称：“‘慰安妇’若接受赔偿，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这一姿态无疑表明其拒绝承担“慰安妇”问题法律上的义务，而把责任转移到民间，该行为遭到各国“慰安妇”幸存者的强烈抗议，他们拒绝以领取慰问金的方式了结历史问题。如台湾登记的原“慰安妇”1996年仅剩33位，“基金会”派人赴台联系，并准备向每人发放52万新台币的“人道慰问金”，但遭到拒绝。这些历经磨难和创伤的老人认为，她们要的是公道，而不是民间募集的怜悯慰问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会”的设立是对原日军性奴隶的“第二次迫害”，理所当然遭到中、韩等国的抵制，日，该基金会被迫解散。修改记述所谓“正史”的历史教科书，是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其侵略历史的又一惯用手段。2000年日本由“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编写的新教科书出版，值得注意的是，“编写会”的骨干成员大多是日本右翼人士，他们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2001年4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审查历史教科书的结果为“合格”，同意从第二年开始使用七家出版社出版的这些教科书，教科书删除了1997年版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大量文字，如：东京书籍出版的教科书删去了“许多年轻妇女也被作为‘从军慰安妇’强制性地征到战场上”的内容；教育出版出版的教科书删去了“战争结束五十年后的现在，亚洲各国的人们要求对战争被害者进行赔偿的呼声仍很强烈。其中不仅有原‘从军慰安妇’，还有被屠杀、被抓劳工和强制劳动的人们。”等等。日本这种篡改历史的行为是逃避战争责任的重要表现，是对中、韩等国“慰安妇”幸存者的第二次伤害。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言行表明，日本在对待“慰安妇”问题上缺乏悔意，否定“河野谈话”，否定“慰安妇”问题，逃避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是“对历史问题的倒行逆施”。这种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无视历史事实的言行，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日本自身的不负责任，违背了人类的良知，是没有前途的。与此相反，日本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政府直面历史事实。早在1990年6月，日本社会党议员本冈昭次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慰安妇”问题提出质询，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进行调查。日，细川护熙首相在全国战争死难者追悼会上，承认“日本作为国家加害者的责任，表示日本政府应对此予以谢罪”。日，“河野谈话”的发表人、日本前内阁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就日本政府公布所谓“河野谈话”调查报告表态：“‘河野谈话’是在翻阅国内外众多资料的基础上听取了受害‘慰安妇’的证言制定出来的。”日本的进步学者也组织起来，对日本政府否定“慰安妇”的行为予以谴责，以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为首，在1993年成立了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为主要任务的“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吉见义明教授、荒井信一教授等），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调查研究，证明日本强征“慰安妇”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些日本有识之士的积极努力下，“慰安妇”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二、战后日本政府错误“慰安妇”观的症因分析“慰安妇”制度，实质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违反人类道德的战时国家性奴隶制度。分析日本政府之错误“慰安妇”观的症因，笔者认为，不仅要从日本自身找原因，而且要从战后亚洲的形势和美国妄图称霸世界而对日本纵容包庇的全球战略相联系来分析。（一）特殊的日本文化与右翼势力抬头在《菊与刀》一书中，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辱感的文化。拥有耻辱感文化的日本人认为，如果让外人知道了自己所犯之罪则是莫大耻辱，因此，与其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如隐瞒或者直接否认。日本对于“慰安妇”如此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持否认态度，我们不能仅分析为日本的面子问题，还应该考虑到日本人的其他心理特征对其历史认识造成的影响。实际上，“罪己”心理也影响着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一亿人总忏悔”是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皇族首相东久迩稔彦提出的模糊战争的口号。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对此曾评述：“日本人的自嘲虽然表面上显示反省和自责，但实际是想通过自罚，减轻或逃避他人的惩罚，潜藏着自私心理。这种自嘲又和这样意义上的自责、忏悔联结在一起。即在他人追究责任之前，先责己。这种抢先自责和自嘲是为了减轻、逃避他人的追究、作为自我防卫手段而使用。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以至今日还扭曲着日本人的价值体系。”纵观日本历史，日本是一个推崇强者文化和喜好追求强权的国家。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憧憬，甚至有些可怕的对象。可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对日本的这种优越地位，被西洋代替了。日本开始尊敬、憧憬和害怕起西洋来。二战后，这一特性又表现为对强大美国的依赖，对于侵略战争的失败，很多日本人亦认为日本是败在了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手里。日本人始终不愿意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就“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和道歉，究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种欺软怕硬的心理作祟。现今，日本能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结盟，可以满足许多日本人的自豪感和安全感。日本的这种周期性摆动的“二奶”心态归根结底来源于狭小的岛国根性，岛国严峻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日本人看重实利的对外政策。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坛新老更替的步伐加快，一批政坛元老逐渐隐退，一些后起之秀开始崭露头角，逐渐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小泉纯一郎、小泽一郎、安倍晋三等。这些年轻一代的政治家们没有老一辈政治家对侵略战争的负罪感和赎罪感。他们没有亲眼目睹日本的侵略行为，也没有受到过真实的历史教育，对侵略缺乏真实的感性认识和正确的理性认识；他们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的心理，同时对亚洲各国无休止地批判日本侵略历史心怀不服。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历史观念，他们在处理与东亚主要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出较为强硬的“鹰派”色彩。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而我行我素，在“慰安妇”等问题上，新时代政治家们均采取了强硬态度。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自冷战时代建立起来的“1955年体制”从危机走向崩溃，日本的政治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一政治结构变动源于持续三十八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保守政权宣告结束。日本政局自此发生了根本逆转，进入了持续至今的所谓“总体保守化”时代。在日本的“总体保守化”进程中，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思潮－－“新国家主义”在抬头，他们主张推行“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为二战侵略历史翻案等等。日本的保守化政治也使日本右翼势力逢生壮大，如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派，其主要包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和“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等。一些人为了培植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千方百计想抹去历史留给日本的不光彩一页，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将侵略战争美化为“大东亚共荣”“解放亚洲”的圣战，否认日本国家与“慰安妇”制度的关系。日本政治保守化和右翼思想普及化、极端化，进一步压缩了日本民族中本已不多的反思精神，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破坏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在特定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下，战后日本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深刻的历史反省和全面的历史教育。随着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日本国内掀起了歪曲历史、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逆流，日本政府以种种借口，对年出现的三次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一名日本中学生在历史课的感想文章中竟然写道：“日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教科书的误导，大多数日本的年轻人，对日本当年侵略亚洲人民的罪行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吸取历史教训。现今安倍晋三等政治新生代对“慰安妇”问题如此的无知与漠视，也是日本教育观使然。（二）美国的纵容包庇二战结束至今，德国早已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进行了彻底的民主改革，在全国实施非军国主义化、非纳粹化运动，彻底铲除了法西斯的土壤。然而日本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单独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并按照自己称霸世界的战略来改造日本，将日本改造成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日，《旧金山和约》签署的同时，日美确立了安全保障体制，将严惩日本的政策改变为扶持日本的政策，便于美国推行冷战政策。所以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东京审判表现得极不彻底，不仅使负有侵略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免于起诉，更保留和延续了日本部分旧的国家体系，酿成了日本对战争责任问题含糊暖昧的历史事实。如甲级战犯岸信介于1948年被释放，1957年竟担任了日本首相。本来负有战争责任的战犯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首脑，主宰日本国家命运，负有战争责任者当然不可能去追究战争责任。美国对日本的纵容和包庇不仅表现在对战犯的宽大处理，还表现在对日本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行的默认和支持。二战期间40万亚洲妇女被强征并沦为日军性奴隶，当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等国遭日军蹂躏的“慰安妇”控告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赔偿而遭日本无理拒绝时，历来以“世界警察、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却没有从“人权”角度出发说几句公道话。这种赤裸裸的包庇，也大大助长了日本的傲慢和自大。（三）战后亚洲国家无力追究日本历史责任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力量太弱造成的。二战后，亚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达到高潮，相继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许多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但是刚取得独立的亚洲各国百废待兴、积贫积弱，且仍然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无力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由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影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交际相对较少。战后对日审判的不彻底，加之周边受害国家对日本的舆论监督缺乏力度，在这一连串的负面影响之下，在日本看不到把天皇送上绞刑架的壮举，也不可能出现彻底地追究战争犯罪的局面。日，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美国邀请部分国家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通过了《旧金山和约》。和约是货真价实的冷战产物，是日本“第二次脱亚”的发端。对日本而言，它是日本再次逃脱战争责任、战争赔偿和反省谢罪的契机。《旧金山和约》只有第11条间接涉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即“日本承诺国际军事审判及在日本或国外的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判决”。至于对这场战争的定性，日本应负怎样的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者的赔偿等内容一概未见诸条文之中。吉田茂在接受该条约的演说中说：“这个和平条约不是复仇条约，是和解和信赖的文书。”日本把《旧金山和约》当做是了结战争责任的终点，从此把战争责任问题弃之一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利用和约中“劳务赔偿”的原则，在与韩国、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国的战争赔款交涉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地位软硬兼施，多次把战争赔款更改为无偿经济援助的项目来实施。因此，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未对亚洲受害国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赔偿，加之，亚洲有些受害国政府对战争赔偿的放弃，客观上使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混淆了这场战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区别。从中国历史探析，二战结束后，中国由于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与美日的勾结，对日的索赔无从谈起。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向西方，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不得不调整与美日的关系，打破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围堵，并与日本接触。日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中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规定：“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声明并未提出放弃个人索赔权利。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明了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然而日本政府却以“中国政府放弃了因战争产生的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请求权”为由，屡次拒绝中国民间索赔。余论从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到今天，那场由日本发动的给亚洲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已过去整整七十年。然而，侵略者对于被迫害和被奴役的“慰安妇”没有赔偿谢罪，使她们始终背负着战争的伤害，战后还要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不仅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而且影响着日本人的历史观，使相当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对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是不得已才进行的自卫战争，是被迫应战的。在日本谋求政治大国，企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今天，这种逃脱战争罪责，拒不谢罪悔过的抵赖态度，不仅加深了它与被害国之间的积怨，恶化了它与被害国的关系，而且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思考日本是否真的能承担起政治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再者，日本对东京审判的质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是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这是日本对推翻二战后国际格局的政治冒险，其真实意图是否定二战历史，为日本翻案做舆论动员。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不理性，越走越远，不仅伤害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和彼此的现实利益，而且阻碍亚洲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甚至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后，誓言“把日本从战后历史中夺回来，把国家命运重新交到日本国民手中”。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因此，极力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日本右翼势力与政府一唱一和，企图与政府勾结通过立法决议，否定“河野谈话”，以此来动摇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政治基础，从而达到否认“慰安妇”问题的目的。在当今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把“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作为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的趋势下，要使日本为二战“慰安妇”问题道歉赔偿已变得越来越难。然而，“慰安妇”问题作为二战期间日本侵略罪行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之一，是日本永不能抹去的历史污点和战争犯罪，事实确凿、铁证如山。暖昧否认和篡改历史，必然激起遭受侵略的亚洲人民的公愤及世界正义力量的抨击。日本要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发展，就应顺历史潮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反思自身历史罪行，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亚洲人民、世界人民道歉，不应该以侥幸心理逃避罪责。想要实现政治大国抱负，更应有大国心态正视历史、反省历史，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总之，日本只有调整其外交策略，正视历史，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和认同。“慰安妇”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仅是要还给在战争中受到残害的妇女们一个公道，也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从中积极吸取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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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送给美军7万慰安妇：美国大兵拒用避孕套
　　这样，以日本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率先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7万人。
　　妓女不足公开征集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妇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当。然而，在进行征集时，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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