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周斌（左五）在上海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的活动仪式上。
6月2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联袂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在此期间，笔者倾听了原外交部新闻处处长周斌对中日恢复邦交历史时刻的一些珍贵记忆。
今年81岁的周斌，在1972年作为中方译员参加了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的整个过程。他介绍说，当时，林丽韫、王效贤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我和唐家璇为姬鹏飞外长做翻译。
周斌回忆说：当年，从在北京机场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一直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他们送行，我有幸参加了中日恢复邦交谈判在中国的所有活动，至今回忆起来都是感慨无量的。
尽管中国政府事前通过日本的公明党、社会党以及自民党一些国会议员做了很多工作，但田中角荣首相等走下飞机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态度也显得生硬。他见到在飞机舷梯旁边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田中角荣，54岁就当上了日本首相。”接下来又重复说了一遍。
周恩来总理把田中角荣首相一直送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条件最好的18号楼。从机场一直送到钓鱼台国宾馆，这是周恩来总理给田中角荣的特别外宾待遇。同时，周恩来还是在宾馆里面坐了一会儿才告辞。这种待遇也是很少有的。
我记得在田中角荣来之前，周恩来总理就通过佐佐木先生给田中角荣带话，表示欢迎他访问中国。这场翻译是我做的。我记得周恩来总理说：“欢迎田中角荣先生来访，我给他的待遇和今年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一样。请他放心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没有关系。”
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到了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后，周恩来总理要脱掉自己的风衣。总理因为战争年间手受了伤，脱风衣的时候感到不太方便。这个时候，田中角荣抢在我们翻译人员前面，主动上去帮助周恩来总理脱风衣。总理当时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来替我脱风衣呢？”田中角荣则回答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你把我安排在国宾馆18号楼，这几天我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贵的客人，我应该为客人服务。请允许我帮助你把风衣脱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期间，田中角荣首相又对周恩来总理说了一句：“我54岁当上了日本总理。”我想，他肯定对自己54岁当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别自豪。看看日本战后的历史，就知道日本还没有这样年轻的首相，也没有这样中专毕业的穷人出身的首相。周总理好像不愿意再听这个话了，笑着说，“田中先生，我51岁就当了中国总理了，而且一直当到现在”。从此，田中角荣先生就不再强调自己54岁当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来几天就是谈判。我记得当时主要谈的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能够谈成，都是本着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结果。在这些谈判里面，没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对方的意见办，或者说你只能服从，只能同意的。
大家都知道，9月25日，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首相在致答谢词首先感谢周恩来总理，感谢中国这么多朋友来欢迎他。紧接着，他说他代表日本政府对过去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用“添麻烦”来表示歉意，我们这些懂日文的人，当场就吃了一惊。我还记得参加谈判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回到部里以后大发脾气，说：“日本侵略了我们这么多年，造成了我们那么大的经济损失，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怎么能说是‘添了麻烦’呢？对战争的责任怎么能用‘添麻烦’来表达呢？”
第二天，中日两国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就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只说是“添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9月27日，为了解决这个表述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去长城的路上举行了一场“车中会谈”。本来，那天是安排姬鹏飞外长在车上陪田中角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车上陪大平正芳的。上车出发的时候，大平正芳先生突然说：“姬外长，我们还是坐一车吧，我有事情要和你谈的。”这样，吴德主任去陪田中角荣，姬鹏飞外长来到大平正芳的车上，我负责做翻译。
我们这辆轿车，前面是一个司机，一个警卫，我坐在后排大平正芳外相和姬鹏飞外长中间。当时，北京市内到八达岭长城的公路是很差的，一路颠簸，我还晕车，来回需要四个小时。我记得他们两个人谈得很动情，最后都是眼泪汪汪的。大平正芳有一段话打动了姬鹏飞，他说：“我们两人同岁，我们现在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自己为自己的国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们是没办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写入《联合声明》里面，不要说谈不成，回来以后也很难交代的，我和田中角荣都得下台。我们如果下台了，也就没有人能够来执行这个《联合声明》了。”大平正芳还说：“明确地讲，我本人赞成中国方面的观点，那场战争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本人从大藏省出来以后，分三次到中国张家口附近做社会调查。那个时候，正是那场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其实，那个时候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但是，他没有拿过枪，只是在步军医院里面服役。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不过，考虑到日本今天的处境，考虑到日本和台湾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我现在不能完全接受中国方面的主张。当然，我会尽可能把中国方面的意思吸收进来，但你如果让我完全按照你们的表达就难了”。说完以后，他们激动得差一点拥抱起来。
我记得姬鹏飞外长回来以后就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是必须解决的，因为第二天上午10点就要签署《联合声明》了。北京外文印刷厂的工作人员都在等着排字呢，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那天深夜2点，参加谈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维持着精神，大平正芳先生拿出一张字条来，那字条的形状我都还记得。他说：“姬鹏飞外长，这是我们日本方面的最后方案。如果你们中方还是接受不了，还是不行的话，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着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条上面用日语写着“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后来，《中日联合声明》里面就是采用的这个表述。我记得当时外交部有的同事认为不能同意，因为这里面没有“侵略战争”四个字。最后，还是周总理说话了，他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是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那个时候，尽管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方面还是有绝对权力的。周总理说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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