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蒙元代汉人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考述
有蒙元一代，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数量蔚然可观。从直观现象看，改用蒙古名字所带来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相当醒目突出；汉人受蒙古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表面，而是比较复杂深刻。那木吉拉曾撰文探讨蒙元代汉人受赐蒙古名以及对仕进、民族融合的影响，指出：“元朝蒙古统治者对汉人赐姓赐名概以褒奖、笼络汉人，开拓疆域，巩固统治或分化异族，实行蒙古化”。“放弃汉姓汉名，改用纯蒙古姓名的汉人，原民族文化心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身上已经实现了蒙古化。而对汉蒙合璧或汉蒙姓名兼备者而言，他们身上两种文化并存，民族转化尚未实现，反映出半化不化、融而未化的状态”。（49）那木吉拉的研究颇有见地，也为笔者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
&有趣的是，改用蒙古名字与学习蒙古语类似，也能大致分为前四汗、蒙元世祖和成宗朝、武宗至顺帝朝三时期。循着这三个时期予以考察，有益于重新展现和认识六百余年前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历史过程，有益于纵横结合地探索事情的真谛。
&蒙古前四汗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较多出现于降蒙军政官员（及子弟）、充任贵族宿卫者和被掳私属等。例如，耶律楚材应召归附，太祖呼之曰兀图撒罕里（蒙古语，意为长髯人）；耶律留哥长子随父降，从太祖西征而有蒙古名薛阇（意为聪明），其弟及子孙4人皆有蒙古名；张荣降蒙，授元帅左都监，赐名兀速赤（意为长于游泳者）；薛塔剌海降蒙而有塔剌海之蒙古名，其子袭都元帅，又有夺失剌之蒙古名；邸顺降蒙授行唐令，赐名察纳合儿，其弟邸常赐名金那合儿；杨杰只哥率族属降太祖，赐名拔都（意为勇士）；渤海人攸兴哥降木华黎，赐名哈剌拔都，其长子“嗣镇太原”，亦用蒙古名忙兀台；移剌捏儿率其党百余降太祖，赐名赛因必阇赤（意为好文吏）；郑温随蒙哥汗征川蜀有功，赐名也可拔都；贾塔剌浑应募授四路总押，又添塔剌浑之蒙古名；贾抄儿赤袭都元帅，又有抄儿赤（意为奏乐者）之蒙古名；郑鼎归降任千户，赐名也可拔都（意为大勇士）；探马赤军将石高山父的蒙古名为忽鲁虎；四路屯田达鲁花赤王的蒙古名为忙古歹；诸路工匠都总管孙威赐名也可兀兰（意为大工匠）；石抹也先长子袭御史大夫，领黑军而有蒙古名查剌（意为木盆），其弟亦有蒙古名博罗（意为青色）；耶律秃花一孙袭太傅，总川蜀诸军而有蒙古名忽林带（意为聚会），其子孙亲属7人亦有蒙古名；刘斌子刘思敬袭征行千户，赐名哈八儿都；刘敏子刘世亨袭燕京行断事官，赐名塔塔儿台……（50）是为降蒙军政官员及子弟改用蒙古名字。张拔都留备宿卫而赐名拔都，其子张忙古歹亦有蒙名忙古歹；石天麟留宿卫，又赐名蒙古台；贾昔剌“典司御膳”，赐名昔剌；常某袭父职掌蒙哥汗御膳内宰，得蒙古名兀迩笃；许国祯子许扆侍世祖藩邸，赐名忽鲁火孙；刘敏子刘世济充怯薛必阇赤，赐名散祝台……（51）是为充任贵族宿卫者改用蒙古名字。刘敏幼为蒙古军掳，赐名玉出于（意为幼小）；张惠幼年“被俘至杭海”，赐名兀鲁忽讷特；郝和尚9岁被乞忒郡王掠，得名拔都，其第四子亦用蒙古名扎剌不花……（52）是为被掳私属改用蒙古名字。其中，被掳私属3例。降蒙军政官员、豪强武装及子弟人数最多，达到29例，占统计总数的76.3％。如果加上充任贵族宿卫者7例（与前或有交叉），可占90％。这些人的身份经历各有不同，但在与蒙古贵族直接亲密接触且受其文化影响方面又如出一辙，改用蒙古名字本身就含有受征服者蒙古文化熏染的意味。
&与学习掌握蒙古语类似，前蒙古四汗时期部分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人群，仍然是燕云十六州及附近地区遥遥领先。薛塔剌海是燕人，邸顺为保定路曲阳县人，贾塔剌浑为冀州人，张拔都是大都路昌平县人，刘敏为宣德人，石天麟是顺州人，忽鲁虎是德兴府人，贾昔剌为大都路大兴县人，王忙古歹是定襄县人，孙威是浑源人，杨杰只哥是宝坻人，张拔都是昌平人，崔斌是朔州马邑县人，郝和尚拔都是安肃州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弟，人数可达到35人，占统计总数的92％。35人中，原契丹、女真人及渤海人又有12人。这里同样存在燕云十六州被契丹人、女真人占据近三百年以及蒙古铁骑最先征服，汉人“胡化”风气由来已久等地缘历史背景。而原契丹人、女真人等与蒙古人同属于相互毗邻的北方少数民族，彼此在文化习俗上的共同性更多。
这一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中，来自蒙古贵族的“赐名”数量较多。如张荣、邸顺、邸常、郑鼎、孙威、杨杰只哥、刘思敬、刘世亨、张拔都、石天麟、贾昔剌、许扆、刘世济、刘敏、张惠、攸哈剌拔都、耶律善哥、郑温等18人，占统计总数的近一半。得名由来，比较有趣。据那木吉拉前揭文的考察，有赐予拔都等“褒奖有功，激励进取”，赐予蒙古部族名“分化他族，实行蒙古化”，“勉励工匠，褒扬医师”，“赐予绰号，臧否他族人士”4类，颇有道理。“赐名”数量较多的史实说明，因受赐者大多是降蒙军政官员、宿卫士和被掳私属，此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较被动，蒙古贵族方面主动。不过，上述“赐名”多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受赐者碑传，又说明受赐者业已自视蒙古贵族“赐名”为一种荣耀，其认同采纳的积极性又显而易见。
总之，前四汗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无论地域抑或人群，都带有局部性。地域上是以燕云十六州一带为主，人群则大致限于与蒙古贵族征服者亲密接触的降蒙军政官员、宿卫士和被掳私属等范围内。这和汉人学习蒙古语的情况近似。
&蒙古世祖、成宗时期，少数军政官员子弟及怯薛宿卫仍然沿用旧例改用蒙古名字。例如，宣德西京太原等五路万户郝和尚拔都第四子名曰扎剌不花；平阳太原两路万户郑鼎子郑制宜的小字纳怀（意为狗）；张柔第九子张弘范平宋有功，获准担任其父旧部亳州万户，赐名拔都……是为军政官员子弟得蒙古名。（53）董文炳子董士元选充“供奉内班”而有蒙古名不花（意为牝牛）；王昔剌“初事世祖”，赐名昔剌拔都（意为黄面勇士）；刘哈剌八都鲁以医术“留侍左右”，初赐名哈剌斡脱赤，改察罕斡脱赤……是为怯薛宿卫得蒙古名。由于有元一代中高级官员都有义务以子弟入侍怯薛，故一些军政官员子弟又是以兼有怯薛宿卫的双重身份获得蒙古名字。上都留守贺仁杰之子贺胜，16岁入世祖宿卫，得蒙古名伯颜；千户高守忠子高觽入充宿卫后赐名失剌。（54）郑制宜少年“给事”宫廷，其蒙古名字纳怀首次见于至元十七年董文忠等籍没“叛人家属物产”悉归死难者的奏请，后又见于元廷召回京师的命令，颇像宫廷内习惯性称谓，故可能同样是入怯薛宿卫后所得。（55）这些人中的高级官员（及子弟）和宿卫根脚者仍比较多，计有扎剌不花、郑制宜、史弼、王昔剌、刘哈剌八都鲁、高觽、杨守谅、贺胜、管如德、胡忽都不花、张弘范、虎林赤、秃坚不花、秃满答儿、萧哈剌帖木儿、高灭里干、董士元、刘国杰、脱欢、燕公楠、吕合剌、那怀等23人，占统计总数的30.3％。
&来自蒙古贵族的“赐名”，仍占一定比例。此种场合下，取名的决定权同样主要在蒙古贵族。高觽“监作皇太子宫，规制有法”，世祖忽必烈予以嘉奖，“因赐名失剌”。监察御史姚天福纠弹“不畏强悍”，赐名巴儿思（意为虎）。刘国杰焦山大战有功，“赐号霸都”。南人将领管如德随从忽必烈游猎，“遇大沟，马不可越”，管如德展示其游水特长，“解衣浮渡”，忽必烈高兴地称之为拔都。另一名南人官员燕公楠赴上都“奏对称旨”，忽必烈赐名赛因囊加带（意为好样的南人）。（56）《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载：刘哈剌八都鲁先以医术见忽必烈，“世祖谓其目有火光，异之，遂留侍左右，初赐名哈剌斡脱赤”，意为黑面医生。不久，弃医从戎，在担任和林宣慰使和抵御叛王海都的作战中，忠于元廷，几陷于敌。忽必烈赞誉他“虽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更其名曰察罕斡脱赤”，意为白面医生。蒙古俗崇尚白色，由哈剌斡脱赤改察罕斡脱赤，应算是一种褒奖。后来，忽必烈任命他为肇州宣慰使，镇守叛王乃颜故地，且谕之曰“汝往为宣慰使，仍别赐汝名曰小龙儿，或曰哈剌八都鲁，汝可自择之”。刘哈剌八都鲁以为：“龙，非人臣所敢承”。忽必烈最后裁定：“然则哈剌八都鲁可也”。哈剌八都鲁，意为黑面勇士。刘哈剌八都鲁的三次赐名，均直接来自元世祖忽必烈，明显有褒奖逐步升级的意义。御赐蒙古名，此时已是汉族官员莫大的荣耀。而屡加改赐的结果，又使刘某与蒙古人的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某些投下私属人员也能获得诸王使长的赐名。般阳路蒲台县“起身寒闾”的刘英，势都儿大王“檄命捕鹰提领”。不久，“祗受势都儿大王令旨，贶名忙古歹”，其官职也升为本投下莱登二州受捕鹰鹘大使。有趣的是，后来刘英赴北地救火有功，公主赞誉说“这刘忙古歹乃孝顺人”，（57）并没有直接称呼他“忙古歹”。
&蒙元代汉人使用蒙古名字的主观动因，似可分为两类：一是冒充蒙古人，意在混入怯薛或便于谋求达鲁花赤等非汉人官缺；（58）二是追逐以统治民族为尊为贵的时尚。第一类人往往隐瞒汉姓，使用单一的蒙古名字。如南人黄某改名伯颜，曾充任建昌路南城县达鲁花赤；大都路匠人常山儿改名也先帖木儿，“敬受济王令旨”充当滨州达鲁花赤。（59）第二类人通常没有冒充蒙古人的动机，他们自行使用蒙古名字的办法，办法比较简单，多数是“拿来主义”，即简单模仿蒙古人常用名字，且与原有汉姓相拼合。如行省平章刘二拔都、中书参知政事吕合剌、中书平章萧拜住、秘书少监史也先不花、秘书监怯里马赤王伯颜察儿、秘书监译史路朵儿别台、檀州知州萧哈剌帖木儿、万户高灭里干、镇江顺德翼下千户所达鲁花赤石抹囊加歹、镇江万户胡忽都不花、镇江济南翼副千户李阔阔不花、镇江高唐翼下百户李忙古歹、镇江怀庆翼下百户李彻里拔都、丹徒县尹何必阇赤、镇江通政院都事周秃满歹儿、镇江通政院宣使高帖木儿不花、镇江路行大司农司蒙古必阇赤明阿失帖木儿、西安县尉王蒙古歹、泰和县达鲁花赤何抄尔赤、义乌县达鲁花赤曹忙古歹、东阳县主簿赵伯牙歹、南台御史杜也速答儿、南台架阁库管勾聂帖木儿、石抹瓮吉剌歹、溧水州判官康塔不歹、溧阳县达鲁花赤张忙古歹、宣德路先锋使夹谷拔突、庆元路治中吕伯颜帖木儿、奉化州判官史忙古歹、定海县尹孙别帖木儿、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史阔阔徒、垣曲县尹左阔阔出、路判官郭也先不花、固安州达鲁花赤马塔剌海温、威州知州宋太不花、肇庆路总管孙伯颜等。（60）包括原契丹人、女真人，也多半如此。此类情况初步统计达到35人，占统计总数的46.1％。由于是简单的拼合，其结果就形成了名与姓的蒙汉合璧。在汉人崇尚蒙古俗且又喜欢保留汉姓的复杂心理下，应该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简单模仿蒙古人常用名字，又容易造成名字相同的情况。如在上述35人中，名为忙古歹（或忙古台、忙古带）的8人，名为也先不花的2人。幸而有汉姓冠于名前，可以略加区别。
&在分布地域范围上，这一时期与前蒙古四汗时期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不再以燕云十六州一带为主，而是遍布北方各地。如河东太原一带的扎剌不花、郑制宜、刘哈剌八都鲁、姚天福，陕西行省奉元路等处的贺胜、胡忽都不花、史阔阔徒，山东益都、冠州等处的李阔阔不花、马塔剌海温、李忙古歹、何必阇赤、刘国杰、脱欢、脱出、爱先不花、忙古台、刘英等，真定燕南一带的史弼、郭也先不花、李彻里拔都、董士元等，河南行省汴梁等处的何抄尔赤、曹忙古歹等。还有燕云十六州及迤北的王昔剌、高觽、杨守谅、周秃满歹儿、孙别帖木儿、张弘范、虎林赤、秃坚不花、萧哈剌帖木儿、秃满答儿、忙古带、火你赤、拔都儿、卜花、蒙古不花、虎都不花、忒哥、萧拜住、额棱布哈、怀都、图戬雅尔穆、和尼齐、达什札卜、德哷、托克托、哈蓝赤、吕合剌、夹谷拔突等28人，其中有石天麟子孙8人，原契丹人桓州耶律氏子孙7人。燕云十六州虽然略多于河东、山东及陕西行省，但仅占统计总数的36.8％，远不能和前四汗时期92％的高比率相提并论。此外，管如德、燕公楠等个别南人也在平南宋前后获得蒙古赐名。
&总之，蒙元世祖、成宗朝部分汉人改用蒙古名字，在地域范围上明显扩大，遍布北方各地。除了少数高中级军政官员和怯薛宿卫士及子弟外，下层官吏及平民改用蒙古名字者日渐增多。诸如姚天福、石抹囊加歹、刘哈剌八都鲁、王蒙古歹、萧处仁、石抹瓮吉剌歹、何抄尔赤、李阔阔不花、杜也速答儿、周秃满歹儿、明阿失帖木儿、胡忽都不花、高帖木儿不花、曹忙古歹、赵伯牙歹、张忙古歹、聂帖木儿、王伯颜察儿、吕伯颜帖木儿、史忙古歹、史阔阔徒、史也先不花、左阔阔出、孙别帖木儿、郭也先不花、路朵儿别台、康塔不歹、马塔剌海温、宋太不花、李忙古歹、李彻里拔都、何必阇赤、刘英等，并未见其父辈的仕宦记录。王蒙古歹以下30人担任江南或其他中下级官府职位的，占了大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人改用蒙古名字者向下层吏民逐渐扩展。这些人虽然缺乏与蒙古贵族密切接触的机会，但还是把改用蒙古名字当作一种时髦或向蒙古统治者靠拢的荣耀象征。
&蒙元武宗至顺帝朝，表面上看，这一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达到138例，超过前四汗和世祖、成宗朝的总和。地域分布更为广泛，除注籍腹里之河东（如郑阿儿思兰、王朵罗歹、杨也速答儿）、山东（如康也先不花、徐忽都不花、安乃马歹、徐忽都不花、孙彻彻笃、王伯颜、忽都不花、伯颜帖木儿、安童、明安伦、完者台）、大都（如仝忽都答儿、曹按丹不花、蔡明安答儿、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秃忽赤、野仙、孛罗、悟笃思不华、完者帖木儿、伯颜帖木儿）、大都以南（如梁不鲁罕、赵忽都答儿、陈哈剌拔都儿、李伯颜察儿、张囊加歹、耿撒里台、王按摊不花、周囊加歹、朱也先不花、高阔阔出、董秃坚帖木儿、赵伯颜达儿、刘伯颜、刘忽里罕）等依然保持较多数量外，陕西（如胡薛彻秃、贺也先忽都、马蒙古歹）、辽阳（如高塔失不花、王唆郎吉歹）、河南（如潘塔不歹、程朵罗碍、王伯颜不花、郭那木罕、夹谷明安答而、魏赛因不花）三行省人数亦有增加。江南江浙行省（如郑察罕不花、汪赛因、吴按摊不花）、江西行省（如刘哈剌不花、刘伯颜、佟锁住）“南人”的数量也显著增多。河南行省扬州路程朵罗□等实际上也属于元代四等人族群中的“南人”。（61）还有半数左右籍贯不明者。人数大幅度增加的背后，既有元朝统一南北后蒙古文化对汉人更广泛和深入的熏染影响，也有《至顺镇江志》、《至正金陵新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等地方志保留相关史料较多的特殊因素。后者在世祖、成宗朝的功用已有显现，此时更为突出。在观察这一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人数大幅度增加的现象时，必须把史志资料遗存偏多的因素考虑进去。
&与前两个时期比较，蒙元武宗至顺帝朝改用蒙古名字的汉人高级军政官员（及子弟）和宿卫士“根脚”的数量比重相对下降。仅有郑阿儿思兰、杨也孙台、李薛阇干、高塔失不花、刘忽都鲁帖木儿、胡薛彻秃、郑乞答台、曹（曾）按丹不花、梁完者秃、贺惟一、郭朵儿伯台、王卜邻吉台、安乃马歹、刘哈剌不花、王也速迭儿、张塔海帖木儿、陈爱穆哥、吴按摊不花、刘哈八儿、魏赛因不花、陈伯颜不花、田晃忽而不花、金也速台、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秃坚赤、伯颜帖木儿、野仙、孛罗、悟笃思不华、完者帖木儿、伯颜帖木儿等33人，占统计总数的23.9％。比世祖、成宗朝下降了将近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下层官吏人数大大增加。县尹、百户以下达到58人，还包括少量巡检、蒙古字学教授、吏员等，占统计总数的42％。
&由于漢族中下层官吏人数增加，与蒙古贵族亲密接触者相应大为缩减。来自皇帝的“赐名”几乎是凤毛麟角，仅见贺惟一一例。贺惟一是贺仁杰孙、贺胜（蒙古名为伯颜）子，祖孙三代世袭担任上都留守等重要官职。至正六年左右，蒙元顺帝颇宠信贺惟一，欲让他担任御史大夫。国朝“故事”，御史大夫“非国姓不以授”，贺惟一急忙推辞。顺帝特降诏赐蒙古姓，改其名为太平。（62）足见元末贺惟一“赐名”非常特殊，只有少数汉人高级官僚才有机会。
&与此同时，自行模仿蒙古人常用名字且与原有汉姓相拼合，即名与姓蒙汉合璧的办法，极为风行。除贺惟一等12人外，其他经笔者初步统计的122人大多使用名与姓蒙汉合璧的办法。如此，同名者变多，如潘塔不歹与薛塔不歹、张答不歹，仝忽都答儿与赵忽都答儿、郭忽都答儿，曹（曾）按丹不花与王按摊不花、吴按摊不花，高也先不花与康也先不花、朱也先不花，张忙古歹与李忙古歹、苏忙古歹、沈忙古歹、任忙忽台、马蒙古歹，周伯颜与王伯颜，王伯颜不花与马伯颜不花，鹿忽都不花与徐忽都不花，高伯颜察儿与王伯颜察儿、严不颜察儿，王朵罗歹与程朵罗歹、耿朵罗歹，安乃马歹与蔡乃马歹。甚至有姓名完全相同的，如两个李忽都答儿，两个李伯颜察儿，两个张也先不花，两个刘伯颜。与蒙元世祖、成宗朝汉人下层官吏改用蒙古名字的情况相似，甚至是沿袭前者，发展前者。这些人缺乏与蒙古贵族密切接触的机会，却一味把改用蒙古名字当作一种时髦或向蒙古统治者靠拢的荣耀象征。除去少数蒙古字学出身者，这些人虽使用蒙古名字，但对蒙古语言似乎未必精通或知晓（参见表2）。
&有蒙元一代，汉人学习蒙古语言和使用蒙古名字等倾向，往往能够影响他们的仕进和政治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权力核心始终稳定地保持着蒙古语言习俗等特定文化环境。这种情况下，被征服者的汉人欲取得较好处境，就需要和蒙古贵族尽可能亲密接触。而学习蒙古语和使用蒙古名字等，恰恰是与蒙古贵族亲密接触且获得信任赏识的基本条件。元代入充怯薛近侍和位至宰相、枢密院官等大臣的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掌握蒙古语言或使用蒙古名字等资质条件。正如宫崎市定所言：元代许多汉人学蒙古语，用蒙古名字，是为了冒充蒙古人，以猎取官职，“此亦表明当时的汉人如何向蒙古化之路前进”。（63）在这个意义上，汉人的仕进权势及政治地位，又是与掌握蒙古语言或使用蒙古名字等倾向成正比的。许多企盼在仕途有所发展的汉人，往往都是接受蒙古文化影响的先驱和佼佼者。
&在蒙古文化影响引起的变异中，还经常见到“双语”、“双名”现象，即相当多的汉人既学蒙古语又保持汉语，既用蒙古名字又保持汉姓汉名。他们以此种方式在统治民族文化和原有母体文化之间左右逢源，求得有利于自身的良好境遇。在他们身上汉、蒙文化因素的程度不尽相同，有的用蒙古语和蒙古名多些，有的仍以汉语、汉姓汉名为主。这大体是对元代社会蒙、汉二元文化长期并存秩序的顺应和调适，反映出大多数汉人受到程度不同的蒙古文化影响过程中的实际状态：汉、蒙文化因素“体”、“用”结合，兼容并蓄，对蒙古文化有吸收亦有抗拒保留。
&三、汉人受蒙古婚姻、服饰等习俗的影响
&在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过程中，婚姻、服饰等方面也值得关注。
&提起婚姻方面的影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收继婚。北方汉人受收继婚影响，至少可追溯到辽、金两朝。契丹人和女真人很早就有“[父]死则（群）[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的婚俗。（64）他们统治北方近三百年，对汉人婚姻不能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蒙元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统一南北前夕，又向全国颁布“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的诏令，（65）即容许汉人也实行收继婚。于是，汉人收继婚现象一度有所增加。军户许德女许迎仙招到女婿刘瘦汉不幸身死，中书省和枢密院判决：刘瘦汉弟刘犍犍收伊嫂许迎仙而出舍另居。郑窝窝与寡嫂王银银通奸怀孕，官府拘禁二人，请示如何发落，中书省刑部却判郑窝窝收继了事。（66）元廷日后处理汉人收继婚诉讼时，尽管因儒家礼教的约束而对守志寡妇收继和侄婶收继等予以较严格的限制，（67）但元前期中期汉人收继婚仍时有发生。收继婚俗间或影响到江南，绍兴路等灾荒地亦曾有前夫小叔“争理收继”寡嫂的。（68）上述汉人收继婚多数发生在贫苦百姓之家，收继寡嫂之弟也多因无财力娶妻，官府判决收继时或考虑该户差发的能否持续承当。所以，汉人收继婚多半是具有贫苦之家为生计或差发所迫等经济背景的复杂行为，在汉人社会中并不普遍。蒙古草原收继婚重在聚合种族部众，汉人收继婚多因财力匮乏或维持差发，蒙古收继婚俗在汉人（及南人）特定环境中发生明显变异。再则，汉人收继婚虽然是蒙古（包括契丹和女真）收继婚俗影响的产物，但笔者迄今尚未见到汉人收继婚与使用蒙古语言、改用蒙古名字等混同并施的史料。换言之，少数实行收继婚的汉人多不太可能全面蒙古化。这一点应该予以特别说明。
&与汉人收继婚相比，汉人与蒙古人联姻所带来的蒙古文化影响似乎更直接、更重要。这类联姻包括汉族女子嫁给蒙古人和蒙古女子嫁给汉人两种情况。据洪金富先生的研究，元代汉族女子嫁给蒙古人52例，蒙古女子嫁给汉人30例。一般来说，文化交融到某一程度，通婚才有可能；通婚之后，可导致文化的进一步交融。（69）但具体情况又并非遵循固定模式。
&由于蒙元统治者始终坚持“婚娶聘财体例”等优待蒙古人的政策及蒙、汉父权家庭体制，（70）汉族女子嫁给蒙古人的结局大多是融入蒙古族，被蒙古人同化，一般不会对汉人族群的蒙古化倾向发生大的影响。汉人妻子所生子亦被当作蒙古人对待，并不受歧视或排斥。倒是可能发生蒙古捏古氏忽都达儿、蒙古酎温台氏万嘉闾等数代娶汉人女子而逐渐汉化的情况。（71）
&蒙古女子嫁给汉人的结局则比较复杂。正如洪金富先生所云：“许多通婚异族的汉人具有异族化或蒙古化的倾向”。（72）具体到汉人男子与蒙古女子通婚对汉人的文化影响，一种情况是：由于汉人数量众多，居地广阔且村落相对密集，蒙古女子嫁给汉地农耕区域的汉人后多半会接受汉人文化，逐步被汉人同化。另一种情况是：少数蒙古女子嫁给汉人，有时也能推进男方接受蒙古文化。最典型的事例是郑制宜和常雅普化。前面提到郑制宜和其父郑鼎、其子郑阿儿思兰三代都用蒙古名字，郑制宜本人还“通习国语”。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2《资德大夫大都留守郑公行状》云：郑制宜“配可烈真氏，丞相孛罗公之女”。丞相孛罗，蒙古朵鲁边氏，世祖朝历任博儿赤、怯薛长、御史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枢密副使、中书省丞相，后奉使且留居伊利汗国。（73）郑制宜是至元初充当怯薛宿卫的，这与丞相孛罗担任博儿赤、怯薛长的时间基本吻合。郑制宜娶其女可烈真氏，也应以充怯薛宿卫为机缘。如此，郑制宜娶可烈真氏，并非单纯的联姻行为，而是与其祖孙三代改蒙古名及通蒙古语等相配合、相混存的文化现象。《郑公行状》又载郑制宜仅娶可烈真氏一位妻子，则郑阿儿思兰应该是可烈真氏所出。由是观之，郑制宜父子应该是蒙古化程度较深了。史称，成宗曾经特为常雅普化主婚而娶御史大夫孛罗之女，此女死后，“孛罗复以季女继之”。（74）常资家族因之开始融入蒙古女性成员，对常氏业已加深的蒙古化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贺均、史楫、史杠等与蒙古女子的联姻，也不失为县贺氏、真定史氏两个家族成员半蒙古化的助力。（详见后）
&在服饰等生活习俗方面，明初宋濂说：“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方孝孺又云：“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骨化风成。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诎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75）前引《明实录》亦言：“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挎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明人的以上评说是否属实？是否反映元代汉人服饰习俗的全貌呢？笔者以为，对待明人的评说应持客观分析态度，可从三个层面去认识。
&由于契丹、女真、蒙古统治北方三四百年，女真和蒙古等统治民族的辫发胡服等俗对汉人的影响时间既久，且比较普遍深刻。特别是女真贵族统治下一度“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76）北方汉人及江南“南人”，被迫或模仿女真、蒙古辫发胡服的现象不在少数。南宋范成大《揽辔录》云：“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77）这应是对金朝统治下北方汉人服饰被强制胡化的写实。（78）入元后，虽然没有实行金朝式的强制政策，但汉人降蒙官员方回等“鞑帽毡裘，跨马而还”，亦不罕见。郑思肖诗所谓“笠氈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79）不仅描绘寓居江南的蒙古人，也可能指谓一些汉人。继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之类变迁以及女真和蒙古服饰俗的熏染，（80）胡服对汉人的影响更加深重，“短衣匹马”频繁出现于元代汉人文士的诗句中，（81）短衣裤装束，在下层劳动民众范围内甚为普及流行。
&前引《明实录》所言有失偏颇，并不完全符合蒙元朝的情况。正如官方政书《经世大典序录·舆服》所言“圣朝舆服之制，适宜便事，及尽收四方诸国也，听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83）“听其俗之旧”，就是各随本俗的意思，元朝官方并没有实行金朝式的强制服饰胡化的政策。现存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元杂剧壁画中，三位蒙古人装束头戴笠子帽，身着交领袍服及系腰銙带；四位汉人装束者头戴展脚幞头、唐巾等，身着圆领大袖或窄袖长袍；一位汉人女子装束者头扎花饰，身穿窄袖衫襦外罩对襟半袖衫……蒙汉诸色衣冠服饰荟萃并处，就是例证。即使是《元史·舆服志》所规定皇帝宫廷怯薛歹的服装，也是既存辫线袄、云肩、袍服等蒙古传统服装，又有各式幞头、唐巾等汉族冠带的混合体。在北方和江南，汉人仍然大量保持着原有服饰。如山西右玉宝宁寺藏元水陆画中百工百业人物的衣着都是汉人式的，蒙元王绎《杨竹西像》、何澄《归庄图卷》等，也都是典型的汉族文人服装。（84）西安韩森寨元墓西壁奉酒图和河北涿州元墓东、西壁备侍图所绘男女均为汉人装束。（85）至于南人名士赵孟畋氏碌娜宋锘泊蠖嗍呛喝艘伦澳Ｑ＃86）关于妇女服饰，尽管“国朝，妇人礼服”受蒙古习俗影响而一概使用长袍，（87）但是蒙、汉妇女日常较多穿窄袖衫襦外罩对襟半袖衫和长袍外罩对襟半袖衫，（88）这似乎又是互相影响、彼此交融的例证。虽然有黄万石等少数降元南人将领采用蒙古发式“削顶，三搭辫发”的，（89）但其数量估计不会多，不能简单由此得出“当时士人已辫发短衣”的结论。（90）实际上，有蒙元一代汉人服饰胡化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北方汉人的辫发胡服比南方多，汉族的士人庶民和妇女的服饰还是南北有别的。朝廷对此曾制定过一些规则，即北方士人公服是茶褐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祭孔礼服是鞓带，唐巾。江南士人祭孔礼服一般是深衣。朝廷还容许上述略有差异的服饰比较自由地存在，特别颁布“南北士服，各从所便”的命令。（91）诚然，部分江南士人不服深衣，“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的，在所难免。像汪炎昶“衣冠动作语言礼度，犹宋人也”，有时反成为少数。但这是规则与实践、常态与偶然的某些偏离，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偶然个案而轻易掩盖一般的常态及规则。《元典章》、《经世大典》先后成书于元英宗和文宗朝，比起明人方孝孺和《明实录》，权威性强，可信程度高。故在蒙元代汉人服饰方面，应该主要依据《经世大典序录·舆服》、《元典章》及上述实际事例，这些足可证方孝孺和《明实录》说的偏颇。此其二。
《明实录》和方孝孺等说，是在明初推行整肃胡风胡俗政策的特定环境下出现的。（92）既然是整肃，从以南宋为基准的汉文化本位出发，对元代服饰习俗等蒙古化行为进行激烈抨击，甚至是有些过激批评，也属正常，无可厚非。否则就不是整肃政策了。但是，时隔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理性审视，又不能不认真剔除方孝孺和《明实录》等说中某些水分或过激之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此其三。
&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是包括语言、名字、婚姻和服饰在内的综合变迁过程。这些因素的多维变化及互动作用，共同汇聚成了“蒙古化”的文化变异。语言、名字、婚姻和服饰中某一项单纯变化，很难导致汉人“蒙古化”的完成。具体地说，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领域的表现多样而不平衡，对“蒙古化”本身的影响内涵各异，作用轻重不同。希路易也认为：“接受异族发式与衣着的人，必定多于使用胡姓胡语以与异族更密切、更有意地彼此认同的人”。（93）实际上，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本表征之一。汉人接受蒙古族文化的必要途径就是学习和掌握其语言文字。改用蒙古名字所带来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相当突出。或许是儒家有看重名分的传统，对于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表面，而是比较复杂深刻。这二者都是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广泛和重要的表现。婚姻、服饰等影响则是相对次要的。婚姻只限于收继婚影响和少数汉人与蒙古人的通婚。服饰在汉地的影响较特殊，古代汉人服饰受胡人习俗影响由来已久，其对汉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冲击则相对较小，或有所谓“见惯不怪”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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