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宋氏：近代教育成就显赫一族
宋氏家族合影，摄于1917年。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三排左起：宋耀如、倪桂珍；后排左起：宋子良、宋美龄。
宋氏家族可谓汇聚民国社会精英：长女宋霭龄嫁孔祥熙（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次女宋庆龄嫁孙中山（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三女宋美龄嫁蒋介石（曾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长子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长、行政院长，二子宋子良曾任国货银行总经理和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三子宋子安是中国建设银公司和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举足轻重。
家族奠基人宋耀如出身贫苦农家，何以造就这样声名显赫的家族？10月18日于复旦大学举行“宋氏家族与近代教育”研讨会上，海内外学者以最新发掘的档案资料披露宋家成员求学和留学的情况，聚焦近代教育对宋氏家族的影响。
留美深造对宋家影响深远，但此前由于资料的缺乏，对相关史事或语焉不详、或以讹传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及其团队遍访美国与宋氏家族有关的高校，从档案中还原了宋家人早年求学经历。有趣的是，1943年宋美龄访美并在国会发表演说，宋氏一门曾就读过的美国高校在此前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的资料做了整理、收藏，可见当时之轰动。
然而，宋氏的崛起不只是一个显赫家族的故事。
一方面，清末民初上海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的兴起，新教育理念的引入，留学欧美的浪潮，都是时代性的图景。如复旦历史系教授王立诚所说，以美国为主的新教差会在上海开办众多教会学校，是从中国到美国学习的一个平台。它们的办学层次较高，宋家兄弟就读的圣约翰大学已达到高等教育水平；注重女子教育，西化程度高，宋霭龄、宋庆龄在中西女塾接受教育后赴美，只需一年的调整便迅速适应美国大学，寄宿制的学校生活也令她们养成坚毅的品格。复旦历史系副教授陈雁则指出，教会女校的教育理念帮助女学生树立了妇女不只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但又不挑战传统性别秩序、要求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成为好的妻子、女儿和母亲。
另一方面，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宋家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民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以林指出，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安定，直到抗战爆发。战时主持国家财政的是孔祥熙，当时教育经费的投入仅次于军费。国民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将教育改为公费制度，并且涵盖私立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胀严重，财政部的教育经费每年提前半年拨付，以便学校购买粮食。国民政府提出对日抵抗不只是军事抵抗，还要建设国家，在教育的投入上做了很大的努力。
引人注目的是，会上首次公开了宋氏家族成员早年接受教育的相关史料，还原了宋耀如、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人在美求学的情况，对于分析他们后期的人生轨迹、政治理念颇有启示。
宋子文：受孙中山推荐进入哈佛，大学教育成为关键的政治资本
即便影响力大如宋子文，人们对其早年经历的了解也因史料所限而并不完整、准确。坊间传言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哈佛大学的硕士、哥伦比亚的博士。在研讨会中，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员何品等学者利用新史料纠正和补充了一些看法：
首先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并未毕业，他于1912年赴美，先进入范德比尔特大学，但在未完成注册之前即转赴波士顿就读哈佛。
宋子文何以进入哈佛大学？该校档案显示，他除了持有圣约翰大学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外，还有孙中山签署的推荐函。学院秘书在给课程教师的介绍函中称：“对他（宋）的推荐评价很高，他是经由中华民国前总统孙文博士挑选前来美国学习的。”
从首次公开的成绩单上可以看到，宋子文主修经济学，选修公共演讲、历史学等课程。 在哈佛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他获得了该校的最高荣誉奖。可以说，哈佛的三年专业训练为他后来主掌国民政府的财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另外，档案显示他连续两年修习德语，而此前人们只知其精通英语和法语。吴景平教授介绍说，今年夏天他与宋子文的大女儿冯宋琼颐女士谈及这些材料，她也表示对父亲学德语一事并不知情。
另外，宋子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并未攻读博士学位，而是进修。他从哈佛获得学士学位后前往纽约花旗银行工作，主要协助办理向中国汇款事项，利用夜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研究生的经济学课程。
这就不难解释，在宋子文的从政生涯中，为何哈佛的学缘关系至关重要，而哥大虽亦才俊辈出，但在宋子文的团队中并无突出地位。如刘瑞恒（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等要员均系宋的大学同窗，1940年他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寻求援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启用哈佛同学。
孔祥熙：耶鲁求学期间经济拮据，主修化学何以成为财政部长？
美国欧柏林大学山西纪念协会执行主席Gavin Tritt展示孔祥熙及欧柏林山西协会史料。
由于档案未开放等原因，人们对孔祥熙的了解相较于蒋介石、宋子文要少得多，目前的传记大都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欧柏林大学东亚馆藏及网络发展馆员陈晰女士在本次会议上首次展示并解读了孔祥熙留美期间的大量书信、照片。她认为孔祥熙聪明，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是个全才。
19世纪后期，欧柏林大学（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部分毕业生组建“中华布道团”，到山西太谷县（孔祥熙故乡）等地进行传教活动。青少年时期的孔祥熙和欧柏林传教士建立了深厚感情，年在校友的帮助下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学习。
欧柏林求学期间的孔祥熙曾穿着长袍马褂在美术课上做同学的肖像模特，而几年后他和其他美国人在衣着打扮上已无差异。欧柏林校长亨利?丘吉尔?金曾在给孔的推荐信中表示他的英文口语尚需提高，但对其学业和品格都赞许有加。民国教师怎么做教育
我的图书馆
民国教师怎么做教育
民国教师怎么做教育
　　独立书评
　　何贤桂
　　何贤桂，台州人，教育研究者，已出版《陪孩子一起快乐成长》、《父母与教师的最佳沟通》、《灵魂的拷问》
　　书名：《教育在民国》
　　作者：智效民
　　出版社：广东人民
　　提起民国时代，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联想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满目疮痍，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可就在那样的时代里，中国出现了林语堂、钱玄同、华罗庚、茅以升、李政道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这又是何原因呢？
　　明眼人都知道，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良好的教育。学者智效民在《教育在民国》一书中认为，民国时期，“教育是独立的”，“言论是自由的”，“权力是有限的”，“地方是自治的”，“社会是开放的”……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也造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独立。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但教育独立思潮和运动一直没有停息。胡适认为教育是“国家公益事业”，学校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公私之分，只要办得好，就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热情赞助。由于当时的政府忙于政治，无暇监管教育，各个地方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招生考试方式等都不尽相同。抗日胜利之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胡适提出了“独立比自由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独立，仍然是奴隶。”据胡适学生罗尔纲回忆，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校从不挂国民党旗，每周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这些鲜活的例子，足以说明当时教育的独立本色。
　　好的教育环境是教师做教育的前提。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环境，教师才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蔡元培、傅斯年、陶行知、胡适等人都有过留学的经历，他们深谙现代教育理念，认为“通才教育”才能保证人的和谐发展。上世纪4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内有过多次关于教育的大讨论，例如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很多人认为教育不是宣传也不是训练，过早将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势必扼杀人的个性和禀赋，只能造就“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统一，则能解决这样的偏差。
　　另一方面，教师为了使学生具备现代公民精神，不仅建造教室和图书馆，而且建造大礼堂和操场，鼓励学生辩论和运动。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即生活，要求解放学生的手脚，还提倡学生自治，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这些教育理念与做法，在当下依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民国时期的教师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当时，人们看到了教育救国的希望。很多人放弃了经商为官的机会，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其目的不是将教师当作职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认定教育能够救亡图存。陶行知曾撰文说：“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所以他们在做教育时，极少顾忌个人私利。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天天到校上班，便主动提出不拿工资，每月只领取百元车马费。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去世后，只留下一个公文包，这个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都不差。后来，台湾清华大学校长陈可忠盛赞梅先生的品行：“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
　　民国教师廉洁自律一回事，他们还热衷于帮助学生。1929年，年仅20岁的吴大酞毕业于南开大学，由于成绩优秀，在老师叶启孙、饶毓泰的推荐下，为他申请到了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最后成功赴美留学。严济慈在大学时代碰到了数学老师何鲁，每逢暑假，何先生总邀请严济慈到他家读书。何先生看他学有所成，便向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推荐，后编撰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这两本数学书影响了好几代人。严济慈大学毕业后，自费到法国留学，由于生活窘迫，何鲁、熊庆来和胡刚复三位先生慷慨解囊，一直给他寄钱。在第一年，三位先生的资助就达到780元，占全部费用的四分之三左右。这些事情看似小事，但对一个学生来说，意义就非凡了。
　　而民国之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弥留之际不无痛心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知道他的问题何时才能解决呢？
发表评论：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民国：书法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
[摘要]民国时期的书法生活异常活跃，呈现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尽管书法从清末民初起出现了边缘化趋势，不再作为中国人生活的核心议题而存在，但在整个民国时期，书法仍旧在国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今天我们推崇的一些近现代著名书法家，如吴昌硕、李瑞清、康有为、于右任、郑孝胥等大书法家都活动在这一时期，相比1949年之后的书法景观，民国可谓中国书法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1901年，清政府下诏将各省书院统一改制为大学堂，准备推行新式教育。四年后，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全国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根据统计，在1907年全国新学堂有33605所，到了1918年就增加到了147594所，净增四倍之多。这些新式学堂，成为幼儿、孩童启蒙学习的重要场所，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曾明文规定，在新式学堂教育中必须设立书法课程。如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就规定，小学第一年有“习字”项，内容规定为“今体楷书”，第三年则是“兼习行书”，高等小学堂第二年课程包括“习字”，内容为“楷书、行书、兼习小篆”。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在其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明文要求：“书法所用字体，为楷书及行书”，“遇文写文字，务使端正，不宜潦草”，且规定“书法教学，是《国语》教学的一部分”，民国廿一年（1932），教育部两次改定初中课程标准，其中对书法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书法指导：课内略微说明用笔、结体及书法源流大意等，课外及假期中临摹大小字，先求整洁，次及美观，笔记与作文簿均须缮写整齐，并制止使用破体字，随时予以考证指导。”在随后颁布的课程安排中，在一二年级要求达到“正书、行书的书写”要求，三、四年级能达到“实用文的抄写”，五六年级则要能够进行“通用字行书、草书及简体字的认识。”这些详尽的教育制度，确保了书法教育的有序进行，有理有据，循序渐进，使学生打下了坚实的书写及文字基础。民国书法四大家之一谭延闿的楷书（图片来源于：中国书法家网）与此同时，相对保守的家塾、门馆、村塾、族塾、义塾、官塾等传统教育模式也同样普遍存在于民国社会中。在这类学校里，书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孩童入塾之日开始，便是读书、背书、写字三件大事。而所谓写字者就是用毛笔‘描红’入门，进一步而为‘双钩’逐渐进入临摹碑拓、法帖，一般临的都是颜、柳、欧、赵等体”，然后“写米字格，锻炼学生的间架能力，使之能控制字形整体大小，结构合理，笔画肥瘦适当”，接下来“印好的方格在下，白纸在上，进行书写，控制字形大小，笔画肥瘦有相当难度，过了这一步，就可以脱格自由书写了。”这样的启蒙教育，严谨而专注，使得学生新旧兼得，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现代的精神，不可谓不是一个“健美的中国人”（叶圣陶语）。除了基础教育，在中高等教育阶段，大量美术学校的出现也极大地活跃了这一时期的书法教育气氛。如创立于1903年的两江师范教育学堂，就曾明确规定书法、篆刻是学生必修之课，不仅如此，该校还花费重金聘请当时的书法名家陈三立、李瑞清等人前来教学，由此可见其对书法重视程度。1912年，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上海美专，专设书法课程，聘请马公愚、钱瘦铁、诸乐三等人教学，此后的几十年中，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书法教育家，为民国和1949年之后的书法教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除此之外，还有如“北京美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南国艺术学院、苏州美专、国立杭州艺专、南京美术专门学校、桂林美专、精华艺术专科学校、无锡美专、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广州艺术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门学校、上海立达学院美术科、中华艺术大学、西南专科学校、四川艺专等，这些学校多数专职或兼课教师的个人素养是高的或比较高的，例如齐白石、黄宾虹、陈衡恪、陈半丁、吕凤子、乔曾劬、马公愚、钱瘦铁、潘天寿、张大千、诸乐三、寿石工、马万里等人”，他们精于书法、绘画、篆刻，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书法专业学校遍地开花，各种书法社团也竞相繁荣。如成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成立于1930年的“湖社清远艺社”、成立于1941年的“鹿胎仙馆同学会”、成立于1943年的“中国书学会”，这些社团有的基于一个明确的目的成立，有的由一个地区的文人书家组成，有的则是同宗或同学会，在结社学书的同时，也带动了书法教育、交流、研究、鉴藏、产业的发展与兴旺。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时期的书法生活异常活跃，呈现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一边是各类书法教育学校、书法运动此起彼伏，大书法家如吴昌硕、李瑞清、康有为等人聚众授徒，逐渐形成了民国时期独有的书法流派，另一边是伴随着书法交流而来的书法鉴藏、交流活动非常活跃，如庞元济、张伯驹、张学良、吴湖帆、王己千、徐悲鸿、张大千、张珩等，都是当时极富名望的收藏家，他们不论在书法、绘画还是审美水平上，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向。更加有意思的是因之既富且贵的书法家们。满清王朝在1911年轰然倒下后，大批达官显宦旋即“失业”，不久以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进入了民国政坛，开始为三民主义“打工”，另一部分人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郑孝胥等，则选择做了遗民或寓公，而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正是书法。在这些人中，既有翰林、进士，也有晚清的硕儒，时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前朝旧民而不予理睬，相反却对他们的书法、绘画等投注了巨大的热情。一时间，很多人因此而一字难求，名噪南北。如郑孝胥曾为交通银行提写名额，四个字润笔高达四千两银子，后来商务印书馆请他题写馆名，出价一万两白银，结果写好后对方要求在旁边注明“民国某某年”，此举顷刻间就激怒了这位满清遗老，当场将字付之一炬，绝尘而去。虽然一万两白银就此付诸东流，但对他来说，气节却是任何钱财都买不来的。另外一人是民国元老吴敬恒，在重庆时他生活一度困难，迫不得已之下只好去《中央日报》刊登鬻字广告，没想到刚登出不久就求者如云，几年时间，居然靠鬻字，攒了五六万银元，时人谓之“书画托拉斯”。这些在今天来看，就像传说一样的书人逸事，在当年却是再平常不过的流水日月。只可惜，1949年以后，一切戛然而止，书法迎来了最令人揪心的岁月。（文/云从龙）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责任编辑：katrinachen]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