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余万“贫困户”被“一票否决”背后
　　▲在广西融安县大坡乡岗伟村平土屯,工作队员在向当地群众介绍“精准识别”。摄影:黄孝邦
　　■新华社记者刘伟、何伟、夏军、李坤晟
　　2015年年末,广西有91.22万家农户在新一轮精准识别中被“一票否决”,剔除出贫困户范畴。玉林市博白县47岁村民老黄是其中之一。
　　新华社记者在广西精准识别贫困户数据比对平台上看到,老黄被“一票否决”是因名下购有车辆,这在8条“一票否决”的事项之列。
　　准确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脱贫的第一步。2015年以来,为真正找出538万贫困人口,广西开展一场以“打分”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行动,25万名精准识别工作队员深入农村,进一步摸清全区贫困对象、致贫原因和脱贫路径。
　　早在2014年,我国多地“精准识别”工作已基本完成。广西为何在2015年下半年开展了新一轮以“分数识别贫困户”行动?此次精准识别与以往有何不同?
　　找不准贫困人口的扶贫,可能“南辕北辙”
　　天刚蒙蒙亮。32岁的张琦和同事们一起动身前往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棉花村下新屯。下新屯是典型的石漠化山区村屯,一座座大山将村屯围成大“漏斗”,世代务农为生的村民们分散居住在“漏斗”底端,靠石头山间的一丁点儿零七八碎的土地生活,人均不到5分,当地有句老话:“草帽一扔盖块地”。
　　作为棉花村的“第一书记”,张琦是来识别贫困人口的。按要求,他要一家一户进门调查。
　　村民们总是期盼得到更多经济上的帮助。一位老人说:“我身体不好,一年到头基本没什么收入,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挣不到钱,每年还得倒贴。”一位老婆婆坐在村委会门口,威胁说不把她家认定为贫困户就不走。一些村民以为只要被认定为贫困户,政府就会发低保金等各类补助。
　　四把镇党委组织委员韦英告诉记者,前一轮贫困户“精准识别”,主要衡量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是否低于2700余元,但了解农户真实收入确实非常难。询问年收入是个“敏感”话题,许多村民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一个月多少收入?”
　　“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
　　“几百块。”
　　“究竟几百块?”
　　“三四百。”
　　即使工作人员完成了挤牙膏式的询问,“对于打工者,这个月赚几百块,下个月就不一定有,所以精准识别并不容易。”罗城县扶贫办主任刘宏峰说。
　　考虑到过去一些地方贫困户认定曾出现过差错,广西各级党委、政府对此轮精准识别工作更加重视。尤其是2015年10月国家审计署通报广西马山县违规认定3119名扶贫对象的教训就在眼前。
　　据当地干部介绍,马山县的工作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许多农户生活条件差不多,认定这户,那户会闹不服；认定那家,这家也不服,村干部深感头疼。随后,村干部集体商量确认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方案”:谁家有小孩读大学就认定为贫困户。结果,不少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家庭也被认定为贫困户,引发舆论哗然。
　　精准扶贫工作不能大而化之。但过去仅以模糊的“年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干部在实际中难以开展工作。如何让“年人均纯收入”这一标准“可视化”,成为广西各级党委、政府和扶贫等部门面临的一大问题。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蒋家柏说:“只有搞好精准识别,才谈得上精准发力、精准脱贫。找不准贫困人口的扶贫,帮扶可能走偏,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导致贫困人口得不到帮扶。”
　　为扶真贫、真扶贫,真正找到538万贫困人口,最大限度将精准扶贫的基础打牢、夯实,2015年7月,广西决定开展新一轮精准识别,将每个农村贫困户一个不落的识别出来,不让一个贫困人口漏掉。
以“打分”寻找538万贫困人口
　　广西扶贫部门思考,能不能通过对村民家里的生产生活设施情况进行“高考式”的评分,然后统一按分数确定村民的贫困程度。“可由上级派下来的党员干部对村民家里的生产、生活设施等情况进行评分,统一按分数确定贫困人口。”自治区扶贫办政研督查处处长黄守槐说,这样既科学合理,又可尽量避免发生“优亲厚友”现象。
　　随后,广西尝试制定了一个反映农户贫困程度的表格,包括房子、家电等许多指标,每项指标都有对应的分数。
　　张琦所驻点的棉花村,因为贫困发生率高,成为全自治区的“试验田”之一。2015年7月,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自治区扶贫办与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等部门组成10多人的工作队,前往棉花村为农户“打分”。
　　罗城县扶贫办主任刘宏峰回忆,工作队入户识别打分后,发现表格上的指标设置需要完善,就随即开会讨论修正。第二周再拿着新表重新入户打分,再回来讨论、再修正,再入户……如此循环往复多次。
　　“比如对住房打分,怎样算精装修,怎样算简易装修。这些都要通过讨论。村民间自己也有讨论,我们收集了他们的反馈,重新论证。”刘宏峰说。
　　8月中旬,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来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调研,他拿着表格,走访多家农户并“打分”。针对如何让表格更科学提出修改意见,表格得到进一步完善。调研结束后,彭清华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广西罗城贫困村调查》的调研报告。他在报告里提到:“抓好精准识别,要着力解决好识别什么、谁来识别、如何识别的问题。识别什么?关键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定指标体系。”
　　一切准备就绪。2015年10月,新一轮精准识别在广西全面推开,25万名精准识别工作队员走村入户。经过多次完善的“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包含住房、家电、饮水、劳动力等18个大项,这些大项再细分为90多个小项,每项都有对应的分值进行评分。
　　以住房为例,住房被分为房屋结构、装修情况和人均住宅面积三项,而房屋结构再被细分为5个档次:砖混或纯木结构、砖木结构、土木结构、木瓦机构、危房或无房。最高的一档计分为18分,最低的一档则为0分。
　　刘宏峰告诉记者,在新一轮精准识别全面推开前,广西还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区精准识别动员会。在动员会上,与会人员针对表格各项指标的细节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比如家里有20亩林木,我们要区分这是公益林还是经济林；再比如人嫁出去了,但户口没有转走,我们要按实际生活地址统计,不能重复识别。”
　　融安县大良乡山口村46岁村民彭恩光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这次精准识别的确不是“走过场”。
　　“与2014年不同的是,这个表格里更多的是‘显性指标’,且更加细化,需要工作队员进村入户看,而不能仅停留于问,不仅让基层干部更能把握,更让不少群众深感更加公平。”韦英说。
“数据是一个一个人头数来的”
　　25万名精准识别工作队员主要由自治区和市、县、乡抽调的干部、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等组成。每个组2-3人以上,设组长一名,在村组织和村干部的参与和配合下进村入户。
　　“25万党员干部下基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针对一项工作派工作队员最多的一次,是工作量最大的一次,也是成效最明显的一次。6500名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是其中的重要群体。”蒋家柏说。
　　张琦从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来到棉花村担任“第一书记”,恰好赶上新一轮精准识别工作。这个从小生活在南宁市城区的“80后”,从南宁赶到棉花村,算上等车时间,需要花上一整天。
　　“‘打分’有很多环节,几乎每天都要爬山,经常走得脚生疼。”张琦说,目前全村有4个屯还没通路,但每家每户都必须走访,有的村民家甚至要走访四五次。只好穿着球鞋,午餐要在村里解决。最长时,曾连续20天没回过家。
　　县政府给各村工作队员都发放了部分工作补贴。60岁的老村支书刘吉恩用补贴费到四把镇买包子,每个1元,每天要买20至30个。这就是工作队员的午餐。偶尔还会买一两斤猪肉和青菜,算是加餐。
　　在黔桂交界地带天峨县八腊瑶族乡一个偏远山村,一座座深山望不到尽头,两户村民住在深山丛中。当地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工作队员花了一整天才来到这两户家中为他们“打分”,尽管远,但挨家挨户必须到。
　　“每天傍晚六点多才回到住处,尽管天冷,但身上都流着汗。”张琦说。　一名工作队员告诉记者,经常白天找不到农户,就晚上进村,在农户收工休息的时候识别,有时深夜才回到住处。
　　“打分”之后,就是“两评议一公示”。随后,工作队员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数据录入。为避免误差,数据录入不能间断。“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就是看电脑了。从早晨9点到晚上11点,对着电脑,眼睛都看花了。”张琦说。
　　自治区扶贫办党组成员、广西扶贫信息中心主任成伟光表示:“此次识别行动中,25万名工作队员实地走进约500万家农户,调查近2000万群众的‘家底’,获得的数据可以说是‘一个一个人头数过来的’。”
终身追责,不认真不行
　　田东县思林镇真良村村民老梁一家过去是贫困户,去年他家以土地和5000元扶贫资金入股村上的火龙果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还安排他夫妻俩就业,当年实现了脱贫。经过有关环节,2016年老梁家将不再是贫困户。48岁的老梁说:“我对整个识别过程没啥意见,现在我家里条件好了,如果还占着贫困户的名额也不对。”
　　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龙胜县伟江乡甘甲村,一些贫困户因为家里林地面积大或种有中药材,所评出的分数明显高于贫困户分数线,被剔除出贫困户范围,目前全村还有8户被评为贫困户。甘甲村委会主任杨万元说:“这一轮精准识别特别公平,没发现工作队员有徇私舞弊的情况,群众对公示出的贫困户也没提出异议。”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蒋家柏告诉新华社记者,广西识别贫困户的方法吸取了贵州、甘肃等地精准识别方法的长处,又根据地方实际进行创新,总结为“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法:“一进”:工作队员入户与户主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交流,了解家庭情况、生活质量状况、子女读书情况、家庭成员健康情况等。“二看”:看住房、家电、农机、交通工具、水电路等生产生活设施,看农田、山林、种养等发展基础和状况。“三算”:算农户收入、支出、债务等情况。“四比”:与本村(屯)农户比住房、比收入、比资产、比外出务工等情况。“五议”:议评分是否合理,是否漏户,是否弄虚作假,是否拆户、分户、空挂户,家庭人口是否真实等情况。
　　由于关系到千万家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本轮广西的精准识别,用了多重手段保证公平。
　　田东县思林镇真良村委会主任黎贵作说:“我把精准识别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3人带到农户家,他们‘打分’不让我看,也不许我用方言与农户交流,我就在院子外等,等他们结束再带去另一户。”
　　随后进入“两评议一公示”阶段。村民小组召开评议会,对入户调查评分情况进行评议,并公示评议结果。公示后,村委会再次进行评议。
　　成伟光说,两次评议时,需由村“两委”干部、住村退休干部、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老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妇女代表、驻村工作队员等代表组成评议会,评议本组农户评分的真实性、合理性,是否存在漏户、拆户、分户、空挂户现象,家庭人口是否准确等情况,评议结果要获得2/3以上代表通过,评议后如实填写评分评议表,参加评议的代表在评议表上签名或按手印确认,并上报评议结果。
　　融安县副县长秦雪梅说,为确保信息精准无误,在入户评估调查环节,必须做到户户拍照留存取证。拍照时以农户房子作为背景,专门制作户主姓名牌与受访户成员合影,还将户主姓名牌与家中的贵重物品和大型生产工具,如电视、冰箱、农机、摩托车等合影,做到有相片、有记录、有依据。
　　“不认真都不行啊!所有进村入户的工作队员都必须签字,记录在案,并对核实的情况负责到底,终身追责。”一名工作队员说。
精准识别大数据是一笔巨大“财富”
　　除了打分,广西还列出了8条“一票否决”的事项,包括名下有车、城镇有房产、购置有土地、开办有公司、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以及有吸毒、赌博等不良习性导致生活困难,这些农户都将被剔除出贫困户识别范围。
　　成伟光告诉记者,从入户调查的约500万家农户中,扣除上述被剔除农户以及一些自动放弃户、无法联系户、拆户合并户后,全区累计录入系统427.45万户、1889.93万人的信息,与车管、财政、国土和工商等多部门数据进行大数据比对和快速财产检索。
　　“我们会去工商部门查他有没有企业,去房管局查他有没有门面或者商品房……各部门都要联动起来。”罗城县扶贫办主任刘宏峰说,“像我们县大概有100多户因为在县城有房被剔除。”
　　据自治区扶贫办统计,在进村入户“打分”和“两评议一公示”阶段,有70多万家农户符合“一票否决”情形,直接被剔除。
　　“通过比对检索出可疑农户51.7万户,涉及家庭成员63万人,经过二次核查,对拥有大额财产且识别分数在80分以下的20多万家农户进行剔除。再加上‘打分’和‘两评议一公示’阶段‘一票否决’农户,共计将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91.22万家农户予以剔除。”成伟光说。
　　这正是“广西精准识别贫困户数据比对平台”显示出的一大效应。记者在大数据比对平台看到,工作人员在“行政区域编码”一栏输入相关数字后,点击“开始比对”,只需10—20秒便可完成一个县农户数据比对。
　　以广西人口大县博白县为例,博白县村民庞某,因购置房产被“一票否决”；村民龙某在“购置车辆”一栏显示为“可疑”,再点击“可疑”,核查结果是“车辆在2013年卖了”,因此将不被否决。“这是全区精准识别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可以说,我们建成了全国首家精准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成伟光说。
　　成伟光说,精准识别大数据准确而详尽,成为一笔巨大“财富”,正显示出“溢出效应”:对农户住房状况的分类统计,以后将为住建部门在危房改造对象的确认上提供精确支持；对村民饮水状况的统计,可为水利部门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提供重要参考等,这将为多个部门“十三五”期间的精准脱贫工作瞄准“靶子”。
　　“这还将为正在编制的广西‘十三五’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广西发改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
　　多位受访扶贫干部认为,这个精准识别大数据平台,可增强基层干部“大扶贫”概念。脱贫攻坚不只是扶贫部门一家之事,下一阶段扶贫、住建、发改、民政、农业等部门在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上将进行深度合作。
　　这次精准识别工作培养了一批干部。蒋家柏认为,25万党员干部下到基层、奋战在一线,真正体现了“三严三实”好作风,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贴心人”,更利于以后制定或落实脱贫攻坚政策。
　　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说:“做好了精准识别工作,为打赢新一轮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有信心到2020年将538万贫困人口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决不让一个贫困户、一位贫困人口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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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金“建仓”贫困户有了长期“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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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扶贫资金“建仓”贫困户有了长期“饭票”）
内江市东兴区小河口镇红林村距内江城区约9公里，有1683人。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外出务工，不少田地荒芜，空心化严重。经过调查摸底和村民大会表决，该村共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45户、137人。
去年11月，内江市在该村试点推行投资收益扶贫 “两集中”模式，即集中使用市、县（区）两级财政共9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修建养殖鱼塘，作为村集体固定资产引进业主经营。年底时，按照固定资产6%的比例对贫困户进行集中分红，预计每人可增收1080元。
今年内江市本级财政还将拿出10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各县区财政按照40%的比例进行配套，在全市选择20个村推广该模式。
扶贫资金集中使用贫困户年底分红
6月13日临近中午，东兴区小河口镇红林村，78岁的村民谢佑怀一个人坐在家里剥四季豆。简陋的房间内没有一样家用电器，3天前刚用水泥修补过的墙壁略显粗糙。
谢佑怀是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因为年事已高，老两口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养些土鸡、土鸭。“我和老伴经常生病，每个月吃药要花几百块钱。养了十几只鸡鸭，卖不了多少钱，手紧时女儿还得给一些。”谢佑怀说。
据统计，红林村像谢佑怀这样因病、因残致贫的有44户，占到全村贫困人口总数的97.8%。
如何帮扶？是该村村支部书记颜帮全的一块心病。“像谢大爷老两口，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你喊他去种果树也干不下来。每个月还要花钱看病，即使报销后也承担不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去年11月，内江市在该村试点推行投资收益扶贫“两集中”模式，即集中使用专项扶贫资金开展项目建设，并作为村集体固定资产引进业主经营。年底时，按照一定比例对贫困户进行集中分红。
今年1月，红林村利用9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建仓”，修建2.67公顷鱼塘的项目正式动工。6月10日，鱼塘关水，待项目验收合格后便可投入鱼苗开始水产养殖。
记者在现场看到，鱼塘四周用水泥修了1米多宽的路，路边种植了芭蕉树。几名年轻人站在鱼塘边专心地钓小龙虾。
伍贤俊是承包该鱼塘的业主，也是红林村本地人。在外打拼多年，伍贤俊一直想着为乡亲们办点实事。“鱼塘周边的路和坎坎是村里修的，主要开支是每亩田900元流转费和年底给村里的分红。”伍贤俊一口气签订了14年的流转合同，除了养鱼，他还打算利用红林村离城区近的优势发展观光农业，吸引市民周末前来垂钓游玩。
轮流受益分红名单动态管理
在颜帮全看来，利用专项扶贫资金“建仓”能让村集体有固定资产，并且实现保值增值。“以前帮助贫困户是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支持，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村集体有钱。这样对贫困户进行帮扶时才能有底气。”颜帮全说，集中使用专项扶贫资金避免了过去“撒胡椒面”式的帮扶，让村里也有了“粮仓”，并且能实实在在拿出干货来。
红林村新建的鱼塘位于5社、9社、10社，邻近的45名贫困人口作为首期受益人将享受项目收益分红。年底时，业主伍贤俊将按照90万元固定资产总额，拿出6%的比例即5.4万元交给村集体。村集体从中保留10%作为集体收益用于鱼塘基础设施维修等开支，剩下的4.86万元分给45名贫困人口，预计每人可增收1080元。
谢佑怀和老伴在受益的45人当中，年底时两人加起来可拿到2160元分红。这笔钱相当于老两口要养将近50只土鸡。“村里之前发了20只鸡苗都养不过来，还死了两只，这么多收入真是不敢想。”谢佑怀和老伴对年底的分红充满了期待。
在实际操作中，红林村并没有一次性把所有贫困人口纳入首期项目收益分红。“137人全部纳入，每个人只能分到点‘渣渣’，不痛不痒。分红比例高了，业主压力又会很大，项目有可能黄了。”红林村“第一书记”郑燕解释道。
为保障公平，红林村对分红名单进行动态管理，计划每年底对贫困户脱贫情况进行评估，经全体村民大会表决，退出已脱贫的，并引入新的贫困户享受分红。
据内江市扶贫移民局扶贫科科长陈才良介绍，今年内江市本级财政还将拿出10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各县区财政按照40%的比例进行配套，在全市选择20个村推广资金“建仓”扶贫方式。
郭飞 本报记者 张啸
让村集体有“仓”还有“米”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过去，不少地方的扶贫资金使用比较分散，修路、补屋、发放慰问金等都在用。这样虽能方便群众，但作用不明显。
红林村变分散为集中，统一使用扶贫资金开发经营性项目，五指握成拳头，用力更准、更猛。村集体也因此有了自己的“仓库”，经营好的话，“仓库”里的“米”还能不断增多。这样一来，贫困户不像过去接受到的大多是“一次性”帮扶，而是有了长期 “饭票”，守着村集体经济这座靠山。
此外，村集体的“仓库”壮大后，还可吸引更多业主前来投资发展，尝试休闲观光旅游等多种经营方式，给村子带来财气，实现了良性发展。
资金“建仓”
资金“建仓”即集中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开展种养项目建设，并将其作为村集体资产，引入业主进行经营。年底，由业主拿出村集体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对贫困户进行分红，增加他们财产性收入。
该方式使村集体拥有固定资产，并且实现保值增值，年底分红能让贫困户每年都获得收益，改变过去的“一次性”帮扶，让贫困户拥有长期“饭票”。
作者：张啸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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