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成立这一领导小组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
10月19日上午，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首场记者招待会，由中央纪委、中组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关情况。[]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选集、文选、专集--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
（二年一月二十日）
　　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通报常委同志进行“三讲”的情况。我的这个讲话稿，在我“三讲”发言的基础上，综合吸收了其他常委同志的发言意见，是集体研究的成果。　　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实践已经证明，用“三讲”教育的办法，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高级干部在各项工作中都应以身作则，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去年八月三十日的常委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三讲”。十月十四日的常委会议，进一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作出安排。这次常委同志“三讲”，主要是总结十年来的工作，同时要提出和进一步思考今后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战略性问题。以自学为主，以个人讲为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坚持和风细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我们贯彻了开门搞“三讲”的精神，先后召开七个座谈会，听取了各省区市党委和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主要领导同志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对这些座谈会的汇总材料，常委同志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思考。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建议，虚心接受党内党外同志的批评和监督，对常委同志搞好“三讲”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常委同志用五个半天的时间进行了“三讲”。对这次“三讲”，常委同志是高度重视的，进行了认真学习和准备。大家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总结十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基本经验，认真思考当前和今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整个“三讲”进行得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常委同志都认为，既然是总结，成绩要讲，不足也要讲，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重在总结经验教训。总的看，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三讲”是成功的，达到了进一步统一认识、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继续前进的预期目的。这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领导工作，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次“三讲”，是常委同志之间一次重要的谈心活动和民主生活会，也是互相交换看法和共同研究问题的一次重要行动。大家讲了心里话，亮了思想，言辞恳切，我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通过这种推心置腹、坦诚相见而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交谈，取得了增进了解、密切感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勉励、共同提高的效果。　　十年来，我们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同志已经工作了十年，有的同志是党的十五大以后担任常委职务的。有的同志退下去了，还有的同志已经过世了。总的看，常委同志政治上是坚定的，有责任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相互团结，相互支持，对改革和建设的领导是得力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我担任总书记，到现在已十年多了。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我深感责任重大。当时，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急需把大局迅速稳定下来，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那时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斗争十分激烈。可以说，我们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曾当面向邓小平同志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年来，我们始终铭记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对自己承担的职责从不敢懈怠。我们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　　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十年，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天下很不太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挫折。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搞所谓“制裁”。我们遇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以西化、分化为目的的各种渗透、破坏活动，公然支持我们国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搞颠覆活动。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面临严重威胁。美国等西方大国还提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的口号，为他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造理论依据。他们加紧谋求全球军事优势，推行新的“炮舰政策”。国际上重大突发事件接连不断，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经过我们的艰苦斗争，美国政府被迫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实行“全面接触”。但是，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同时，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加剧了国际经济竞争。从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开始，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影响。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直接，我们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和严峻。去年五月，美国在科索沃战争〔1〕中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我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从国内来看，这十年，我们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我们在前进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都多样化了。思想政治领域的情况和斗争也错综复杂。国外一些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渗入国内，国内历史上遗留的和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不良现象时有泛起之势。“法轮功”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尖锐而现实的例子。我们果断开展了处理“法轮功”邪教组织问题的斗争，消除了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隐患。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加紧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台独”分裂势力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3〕集团也一直在加紧策划所谓“西藏独立”。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制造了多起动乱、暴乱和暴力恐怖事件。由于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处置得当，有力地打击了这些民族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挫败了他们的政治图谋。　　这十年，我们遇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也不少，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九一年的华东大水和一九九八年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的严重洪涝灾害。全国军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战胜了这些自然灾害。　　十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遇到的关系我国稳定、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政治、经济、自然风险，可以说是频频发生，我们从容应对，顺利地渡过了这些风险。我们从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也增长了见识和经验。总之，这十年，尽管我们面临种种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和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但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顽强奋斗，夺取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　　下面，我讲四个问题。　　一、关于十年来常委会的工作　　这十年，我们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大方针和指导原则，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工作。可以这样说，我们不仅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自觉的实际行动，而且也使它们在指导各项工作上更具体化了，从而全面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常委同志着重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高了全党同志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九八九年六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全面执行，做到一以贯之。同年九月，我们提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次全会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指导作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4〕。一九九一年七月，我们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分别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5〕。一九九二年十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时强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们党郑重地把这一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6〕。　　一九九七年二月，邓小平同志不幸逝世。当时，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很关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我们在悼念邓小平同志时明确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7〕。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表述，并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要求全党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　　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一九八九年，我们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并始终注意处理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推进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时，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与党建理论研究班的同志座谈时，有的同志主张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我当时就表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在国际上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人不能伸出两个拳头打人。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把国内各项工作搞好。反和平演变的工作必须抓紧，但不能搞运动。对干部群众进行这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分层次，有的放矢。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一九九四年一月，我们提出全党工作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8〕。这二十字方针成为总揽全局的长期指导方针。党的十五大根据邓小平理论，归纳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　　总结十年的历程，我们党和国家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最根本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坚持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为我们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正确方向。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一切以“三个有利于”〔9〕为根本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改革和建设的征途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干扰和风险，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　　（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策，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我们既坚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坚持从实际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　　十年来，我们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一九九一年七月，我们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10〕。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指出，要坚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阐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阐明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些理论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我们适时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我们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五月二十八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在党的十四大上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出新的论述，并决定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会议。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11〕，请大家研究和讨论。六月十二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了以后说，赞成这个提法，如果大家都同意，十四大就以这个为主题。后来，我们征求三十个省区市的意见，大家都同意这个提法。党的十四大就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一九九三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总体规划，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们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社会保障、住房、科技、教育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健全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这一系列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加强，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十年来，我们在十分复杂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进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等战略措施。一九九四年，针对经济特区建设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我们明确提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12〕。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根据这些重要决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扩大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开发开放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发带，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了给我国改革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努力。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九九三年，我在西雅图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明确提出了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三条原则〔13〕。以后，根据谈判的进程和斗争的需要，我们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根据形势的需要，及时把握谈判的时机和分寸，最后于去年十一月与美国达成了双边协议，为解决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不发展，经济实力不强，国内就稳定不了，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民富国强，强就强在你发达起来了；民穷国弱，弱就弱在你不发展上。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14〕。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的历史经验。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大国，面对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实现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始终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一九八九年以后，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继续进行治理整顿，取得了成效。这一时期，为了应对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复杂局面，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我们花了很大精力。但是，一九九年和一九九一年，我们仍抓紧召开了一系列专题座谈会业流动资金的问题，采取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缺口造成拖欠这一源头抓起，重点从大型项目清起，解决“三角债”问题。通过这项工作，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得到明显缓解，加速了资金周转，提高了经济效益。　　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全国人民热情十分高涨，经济建设呈现出新的气象。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一度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问题，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物价上涨过快，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应该说，我们比较快地发现了这种苗头，并及时打了招呼。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我在出访日本前夕，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同志写了一封信〔15〕，提出要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抓紧有利时机，力争实现和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但务必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具体加以落实；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四大前我们恢复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根据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会议〔16〕，讨论解决当时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强调要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一九九三年四月，中央又召集省委书记、省长会议，讨论解决乱集资、乱拆借、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的问题。五月十九日，我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写信，提出要抓紧时机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否则解决问题的重要时机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随后，我们召开了各省区市工作会议，研究继续推进投资、财税、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六月二十二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建议加强宏观调控，突出抓金融工作。小平同志非常支持。六月二十四日，我们颁布了十六条措施〔17〕，下决心解决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突出问题。经过努力，我们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快速度，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这次宏观调控有效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也为后来我们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础。　　我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要说明，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阐明的一系列科学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不能有丝毫动摇。至于前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经济建设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是由于没有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邓小平理论，在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利把今后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　　从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基本关系十分重要。一九九五年九月，我们提出全党同志要善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二个方面的重大关系〔18〕。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如何正确把握这种深刻变革，既促进社会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也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我们始终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必须善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由于我们始终注意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较好地实现了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　　一九九七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受到不小冲击。我们提出了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19〕，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大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不断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全党要继续做好这篇大文章。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对保持金融的稳健运行始终高度重视。一九八九年进行治理整顿和一九九三年加强宏观调控，都在稳定金融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一九九四年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每年听取一次金融工作的汇报。一九九六年以来，中央多次研究经济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一九九七年初，中央对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行重要部署。十一月，中央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这些都为我们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做了重要准备。　　十年来，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措施。我们提出并实施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应该讲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不是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经济增长的指标是预测性的、指导性的和可调整的。要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要不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努力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使生产经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我们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指出要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我们提出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严格保护耕地，加紧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实行生态工程建设同国土整治、产业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战略正在加紧组织论证、规划，将逐步实施。我们对农业、国有企业、金融、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都作出了重要决定，全面加以推进。　　通过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提高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驾驭经济发展全局的能力，我们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了。　　（四）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我们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一九九一年七月，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作出了概括，对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20〕。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我们始终要求全党同志认识到：第一，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第二，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第三，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第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坚定，又要审慎，循序渐进。第五，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改进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得到很大改变，党的领导得到了加强和改善。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各级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权和履行代表义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有力保证，使选举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级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推进，巩固和发展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了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广泛开展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活动，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也得到了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也深入发展。各级政府的职能进一步转变，党政机关精简机构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实施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新成绩，对干部选拔开展了民主推荐、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引入了竞争机制。　　（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了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始终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既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完整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我们吸取过去由于“一手硬、一手软”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酿成大祸的教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一九九一年七月，我们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提出了基本要求，强调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21〕。一九九四年，我们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2〕，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一九九六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按照这些重大决策和要求，我们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引导人民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普遍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我们坚持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号召大家发扬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23〕，并向干部群众提出了“六十四字”新时期创业精神〔24〕。我们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们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宣传思想战线要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方针，加强正面引导，以利广大干部群众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振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舆论保证。强调要努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打好主动仗，积极发展文化事业；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坚持不懈地扫除社会丑恶现象。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通过各种渠道向人们输送科技文化知识。这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并巩固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六）加强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保持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努力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全面加强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强调各族人民要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促进各族人民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九九二年一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九十年代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决定，全国对口帮助西藏建设六十二个项目，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一九九六年，我们又决定实行沿海省市对口帮扶民族地区，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去年九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工作跨世纪发展作出了部署，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我们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培养。我们通过加强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加大扶贫力度，加大民族教育投入等多种措施，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宗教工作，妥善处理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出现的日益复杂的宗教问题，保持了宗教界的稳定。一九九三年，我们向全党同志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5〕，并进一步确定了宗教工作的一些大的原则。我们始终强调，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学会在处理复杂的宗教事务中增长才干。对宗教界爱国人士，我们提出了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了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我们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进行政治渗透和分裂中国的活动。我们与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九五年，我们围绕班禅转世灵童问题，同达赖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我们在藏传佛教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一九九六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了维护新疆稳定的问题，明确指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我们积极做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与他们达成了共同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的共识，为维护新疆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坚持正确处理宗教方面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利益，团结爱国爱教的信教群众，孤立打击极少数利用宗教名义进行违法犯罪的分子，妥善处理了宁夏西吉因教派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械斗事件〔26〕，以及若干因出版物伤害宗教感情等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我们正确处理与梵蒂冈的关系，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天主教工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七）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在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毛主席、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九八九年之后，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制造了种种障碍，我们及时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经过一系列艰巨工作和斗争，实现了香港顺利回归。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指引下，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前不久，我们又顺利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对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在对台问题上，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卫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一九九五年一月，我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7〕，明确宣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提出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阶段进行，第一步先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一九九八年六月，我们又提出解决台湾问题要有一个时间表的战略考虑，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们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九五年，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公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我们明确指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央决定对台湾当局、对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和外交斗争，包括在台湾海峡及周围海域组织军事演习。这期间，美国派出两个航母编队进入台湾附近海域，对我国施压。我们不信这个邪，导弹照打，演习照搞。后来，美国航母编队一走了之。这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大多数台湾同胞进一步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性。为争取台湾民心和国际舆论，党的十五大郑重呼吁进行两岸政治谈判，随后我们又进一步提出进行两岸对话的建议。去年七月，我们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抛出“两国论”〔28〕的恶劣行径，又一次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的重大斗争，再次向全世界显示了我们维护祖国统一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　　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始终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目标。一九九四年，国务院对台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等一系列措施，以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一九九五年，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就进一步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和目标。在我们推动下，两岸人员往来、各项交流和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两岸经济互补互利的局面初步形成。两岸通邮、通航也取得程度不同的一些进展，为促进和平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决台湾问题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美国有些人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把台湾当作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愿意看到并极力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这是其对台政策的本质。日本曾经霸占台湾五十年，日本右翼势力也始终怀有重新染指台湾的野心。我们进行军事演习，既是打击“台独”分裂势力，也是打给外国干涉势力看的。同时，我们努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使解决台湾问题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经过做工作和进行斗争，美国不得不多次表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重申对台的“三不支持”〔29〕。当然，也很难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　　（八）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全面推进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我们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0〕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31〕党的十四大前夕，邓小平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强调军队选人第一是政治要求，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我是十分警觉的。比如，曾经有同志提出所谓“党军教育”的问题。这种提法一出来，我马上觉察到，这实际上是把军队同党并列起来了，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说：从我们党成立和我军建立开始，党的教育和军队的教育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所以，不能提“党军教育”，而必须提党的教育。由于我们紧紧抓住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问题不放，保证了全军各部队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抵制住了国内外那种“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只要我们党牢牢掌握着枪杆子，国家就出不了什么大乱子，遇到各种风浪都可以对付。　　在军队建设上，我们一直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委要求各部队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新形势下的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艰苦奋斗的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保官兵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军委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军委还提出了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在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技练兵活动，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强调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积极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方针，集中力量发展我们自己的“杀手锏”武器装备，以增强我军打赢高技术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军队还进行了以裁减员额五十万为主要任务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和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现代化建设路子前进。果断停止军队、武警部队的一切经商活动，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为军队建设卸了一个大包袱，消除了很多隐患，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维护了军队的良好形象。军队在进行军事演习，组建驻港部队、驻澳部队和进驻香港、澳门履行防务，参加一九九八年抗洪抢险伟大斗争，进行五十周年国庆阅兵等方面，都圆满完成了任务。现在，按照军委确定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32〕，全军各部队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建设。　　（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结合我国外交的新任务，就我国对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不断开拓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在相当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积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是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把握机遇，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求全党同志清醒地看到，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提出，多极化格局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但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它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我们提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又要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　　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对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一直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我们提出坚持和平、反对武力，相互尊重、主权平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等重要原则，积极推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在海湾战争〔33〕、科索沃危机等问题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在国际上进一步树立了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良好形象。　　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工作，必须抓住重点进行突破，同时要善于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纵横捭阖的斗争。要利用我国的市场优势，调动西方经济界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又斗争又合作，以斗争促合作。一九九二年，我在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提出，中美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34〕。对美国以“人权”、“民主”等为幌子对我国施压，我们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我们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八次挫败西方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特别是针对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搞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我们进行了坚决斗争，震动了美国朝野，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中美两国元首成功实现互访，标志着我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这十年中，我们还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我们提出并贯彻了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边境裁军协定，建立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我国同哈萨克斯坦解决了边境问题，同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也基本解决。这对于保持我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改善我国的战略安全态势，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同越南、朝鲜、老挝和韩国、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同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关系，积极谋求改善同印度的关系。我们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妥善处理领海争端，保持了南海局势的基本稳定。我们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同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我们在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十年来我们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正当权益，扩大了我国的影响，也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结合新的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对党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政治斗争中，我们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总的来讲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不及时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不消除党内存在的隐患，党和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从反面给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课题。当时，我们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着重抓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好清查、清理工作，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二是坚决同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九八九年七月，我们制定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一九九年三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三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四是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五是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把那场动乱中搞乱了的一些思想政治观点澄清和纠正过来。　　在指导原则上，我们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必须联系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必须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这就是：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5〕。　　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我们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我们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但要把理论学习好，而且要学习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科技、法律、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我们始终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强调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讲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严守党的纪律。我们高度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已经和正在走上领导岗位。我们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对干部的选拔、考核、任用、交流、监督等制度的改革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经过这十年的努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知识、专业结构有了明显改善，干部队伍素质和领导班子战斗力都有新的提高。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思想，推进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使党内生活向制度化、规范化迈出新的步伐。我们以农村和企业党的建设为重点，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从一九九五年开始，用了三年时间对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农村基层组织进行集中整顿工作。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也得到了加强。对高校、街道、机关、科研院所等其他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工作，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正在加强工作。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必须坚持一手抓推进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经过全党上下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党内已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路数。我们提出在反腐败中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我们果断地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脱钩，实行收支两条线、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制度等重大决策，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我们陆续查处了一些高层领导中发生的重大案件。经过十年来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通过加强教育、强化监督、健全制度、深化改革四管齐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果。　　总之，这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不小成绩。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毛主席、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坚实基础，归功于中央的集体领导，归功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成绩来之不易，经验非常宝贵。坚持和运用好这十年的经验，对于我们党领导的事业跨世纪发展，具有长远的重大意义。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群众工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处于松懈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在处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上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得到完全扭转；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在党内和社会上仍严重存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工作生活还面临不小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不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我是总书记，应该负主要责任。是工作中的缺点，就要坚决克服；是工作中的不足，就要努力弥补；是工作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要群策群力，千方百计抓紧解决。　　对这十年的工作，常委同志都查找了做得不够的地方。常委同志对学习总的是抓得紧的。但是，在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上，在理论联系实际上，在对工作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有时给开展工作造成一些影响。对可能影响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妨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事情，常委同志是十分注意和高度警惕的，也是抓得紧的。“法轮功”问题的出现，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训。前几年，听说过“法轮功”的事情，但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见事迟了，要引以为戒。在常委会的工作中，大家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愿意多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但有时为了抓紧解决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还不够充分。在解决前进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工作中的突出困难方面，有时开拓进取精神还不够，广泛听取意见也不够。一些常委同志感到，在思想作风方面有时存在着急躁情绪和主观片面性，在工作方法上有时存在简单生硬的情况，尽管出发点是为了做好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但不利于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为了了解下情，常委同志经常到外地去做调查研究，也了解了不少情况，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基层的真实情况，对群众的情绪、要求和愿望，了解还不够全面、深入和具体。我们这么个大国，事情千头万绪，要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摸清楚，难度是很大的。在下基层考察工作时，也还存在不符合轻车简从、艰苦奋斗要求的现象。大家都表示，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切实改正，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提高自己。　　在这次“三讲”中，常委同志还总结和分析了处理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严重政治风波。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致支持下，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那场风波，从而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保持了中国政局和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那场政治风波发生的原因，邓小平同志分析得非常精辟。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国际大气候就是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国内原因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同时，人民群众对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赞成“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的口号，而对敌对分子的险恶政治用心并不清楚，结果一些人也卷入其中。　　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所以弄到后来那种严重的地步，问题出在党内。赵紫阳身为总书记犯了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错误。这是致使这场动乱逐步升级为暴乱的重要原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各种敌对势力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领导内部能出现什么裂缝，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分为这个派、那个派。这都是别有用心的。党的团结统一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团结统一，是抵御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决定性因素。对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我们始终都持鲜明的态度，毫不含糊。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我们都一致表示，没有对那场政治风波的果断正确处理，就不可能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稳定和繁荣。由于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坚定的明确立场，各种敌对势力无机可乘。　　常委同志认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类似一九八九年那样大规模的动乱是可以避免的。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加紧做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这是防止类似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这种事件发生的根本保证。但是，绝不能放松警觉。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并未改变。经过这十年的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已大大缩小，但依然存在，还有一定的市场。毋庸讳言，现在一些人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解放初期，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群众有意见，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妥善地及时化解，一旦被坏人利用，使之激化，也可能形成新的动乱的起因。对这个问题，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和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要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　　二、关于要进一步研究和抓紧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我国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要始终注意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改革和建设中带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并及时研究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以利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这次，为搞好常委“三讲”，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常委同志都仔细看过了，还应该逐条认真加以研究，能够落实的要马上落实，需要进一步研讨的要加紧研讨。关键是要抓住关系全局的大事和要事。如果对大事和要事不注意思考或思考不够，抓不住或抓得不紧，就会贻误大局和时机，尽管日常工作忙忙碌碌、辛辛苦苦，那也会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信任。这次“三讲”，常委同志对一些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发表了看法。下面，结合我的一些思考，并综合常委同志的意见概要地讲一讲。　　第一，抓紧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我们要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宏伟目标，关键要把党建设好。这是毛主席、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也是我们党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也相当不少。这是千万不能忽视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推进。　　现在，我们党的党员已达到六千三百多万，这么大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疏于和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我们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就提出，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是，如果数量过大，不能保持统一的品质，就会影响到质量。我们党的队伍，也有个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数量庞大，势必增加管理上的难度。一九四九年，党员数量是四百四十九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三，一九九八年底已增加到六千一百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多。有大量新生力量加入党，当然是好事，但同时要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的细胞。如果细胞发生了病变，党的整个肌体就不可能健康，最后甚至可能垮掉。我们早就提出，要防止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现象。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要深入基层，摸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保证党的基层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如果党的基层组织长期处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瘫痪半瘫痪状态，在群众中不起政治核心作用，不起战斗堡垒作用，这样的党组织、党员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势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作用、声誉和形象。兵贵于精，不能搞银样J枪头，有名无实，更不能允许滥竽充数的现象存在。首先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在抓好教育的同时，对那些确实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留在党内，这样才能形成党员队伍保持活力的机制。切实管好六千三百多万党员，这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过去没有过的很突出的新问题。党的建设必须从对党的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性、纪律性的管理与教育抓起，而且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　　我们党正处在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锻炼，培养造就数以万计年轻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加紧培养造就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确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代代相传，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最后成功，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邓小平同志生前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反反复复地讲，想得是很深的。现在，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些人身上。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有时夜不能寐。培养选拔好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关系重大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客观规律。要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党和国家永远兴旺发达，要靠制度、靠法治，而归根到底要靠高素质的能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人。制度也好，法治也好，都要由人来制定、执行、遵守和维护。所以，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人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同志们，要十分关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还是要寄希望于年轻人。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是新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比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中的党员和进入各类非公有制单位的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何发挥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破产、关闭企业中的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等等。这些都很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尽快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政策措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而且要不断探索和建立一些真正管用的监督制度和机制。从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其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他们被金钱、美色的糖衣炮弹给打倒了，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从制度上来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形成最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制度，越是高级干部越难以监督和管理。这个难题，必须努力从制度上、机制上加以解决。领导干部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还要严格教育和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已有的制度要坚决执行并继续完善，没有的要赶紧建立。这是当务之急。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任何时候都忽视不得。同时，也要认识到，腐败现象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许多社会都有，不可能完全消灭干净，但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程度。关键在于：一是，要严格执法，加大监督力度，特别是要加强主动监督，监督的关口要前移，对有些问题要变被动的事后监督为积极的事前防范；要严格执纪执法，加紧查处案件，对腐败分子必须用重典，否则不仅腐败之风刹不住，而且难以服众。二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首先我们中央领导干部要为全党作出表率。三是，要加大治本的力度，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探索和创造出一套新形势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方法。同时，要深化改革，不断铲除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次进行“三讲”教育，大家反映都很好，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巩固和扩大成果，并运用到党的建设的经常性工作中去。总之，要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　　第二，抓紧研究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现在起到二一年，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抓紧解决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的重大战略问题。　　我国过去长期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基本改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面对出现的阶段性、结构性剩余和国内市场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的矛盾，面对大量商品市场需求不足和一些产品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大量依靠进口的矛盾，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否则，要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挑战会更大，必须加紧做好工作。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发展。而发展必须讲求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再也不能像过去多次重复出现的那样，盲目地大干快上，盲目地扩大生产能力、搞重复建设。这样违反经济规律、脱离客观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蠢事再也不能干了。　　深入研究和加紧解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个任务，如果不抓紧完成，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陷于被动。当然，调整经济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应统筹规划，坚持抓它三年五年以至更长时间。常委同志认为，根据我们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结合研究国际上出现的以强强联合为重要标志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的启示，是不是可以把经济结构调整着重放在这样一些方面：一是调整过去重复建设造成的不合理结构；二是调整已经落后和过于分散、形不成规模效益的产业、产品结构；三是调整生产能力已经过剩、没有销路的产业、产品结构；四是运用先进技术和高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调整和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逐步成为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式装备工业基地；五是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六是不失时机地有选择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七是高度重视发展第三产业，正确处理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以利于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妥善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总之，要使我们的产业、产品、技术、企业和就业等结构，朝着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切忌回到计划经济的老方式、老模式上去。过去，不少重复建设就是由计划经济的办法产生的，许多不合理重复建设项目都是用各级领导层层审批的办法搞的。如果再用这类不科学的方法来调整，不仅已经存在的结构不合理问题难以解决，而且还可能形成新的问题，最终导致失去调整的原意。　　在全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提高抗御各种风险冲击的能力，保证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要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选准一些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领域，集中力量，大力协同，重点攻关，力求突破。特别要加强基础性、关键性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加速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应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没有科学严密的管理，就没有现代化。科学管理，不仅包括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管理，也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管理。我们与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差距，有时并不表现在具体的建设项目上，而是表现在管理水平上。加强和改善全社会管理，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真正形成各方面严格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机制。　　我们已经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格局，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有了很大克服。但是，分配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目前，干部群众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一）国家的收入分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向个人过分倾斜的倾向；（二）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虽然规定了统一的标准，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不规范甚至比较混乱的现象；（三）对个体、私营、外资企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不力，存在很大漏洞；（四）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手段获得高额非法收入的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行业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不加紧研究解决，不仅会成为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会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社会问题。如果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都搞自己分配上的“小金库”，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通以及一些腐败现象就会从中滋生。关于收入分配问题，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他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要求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我们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并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收入上产生差别。事物的差别性总是存在的，社会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再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根本的还是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积极促进发展来逐步解决问题。同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和有利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沿海地区有条件发展得快一点，应该抓住机遇继续加快发展。这对保证和增强国家的财力有利。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就可以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沿海地区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必须注意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子上去，而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始终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长期以来，农产品短缺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问题。经过全党全国上下长期努力，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全党同志都必须牢固树立一个思想，就是农业丰收、粮食多了，不等于农业基础已经十分巩固了，要注意防止忽视农业的倾向。农业如果出现反复，整个经济工作就会陷入被动。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粮食生产。现在，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要继续稳定党的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着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是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总的要求是，要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调整农产品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把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紧密地连接起来；通过实施科教兴农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转化，提高农产品质量，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同时，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抓紧推进农业区域布局的优化，合理调整区域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在生态脆弱地区，要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改善生态环境。开展这项工作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　　关于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小城镇，保证金融稳健运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要抓紧贯彻实施。要高度重视水的问题。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但水资源短缺也越来越成为我国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要加紧解决一些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总的要求是开源节流并举，以节水为主。要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适时进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是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要始终放在战略的高度切实抓好。　　切实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既是加快结构调整、深化经济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关键是要下决心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办法，多渠道地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同时，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改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又要善于保护自己，努力把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特别是要把经济命脉和某些关键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要充分考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研究趋利避害的应对政策措施。要把提高广大企业的竞争力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研究，从产品开发、工艺技术到经营管理，都要有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并抓紧落实。同时，要认真研究在进一步开放的新形势下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措施和办法，以防不测。　　第三，抓紧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法轮功”问题的暴露，给我们上了一堂很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对“法轮功”邪教给我们党、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绝不能低估。我讲过多次，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会对别的国家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我们国内，必须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西方国家就从来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清醒，切不可天真。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很复杂，有时甚至会是尖锐的。如果我们不切实抓紧这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工作，就会犯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那样，千百万烈士流血牺牲打下的这个红色江山不是没有改变颜色的可能，有一天我们的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力量对思想政治领域的现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对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要高度重视。一是要找出带倾向性的问题，二是要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三是要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并加以落实。对于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要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主观和客观等方面全面加以分析和把握，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就事论事，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违反改革开放政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一经发现，就要进行批评和纠正，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切不可听之任之。当然批评时不能武断，要充分摆事实，充分说理，让群众了解它们究竟错在哪里，这样才能消除它们的影响。我提出“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并要求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工作与环境变化中进行历史的深入分析，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总之，对思想政治领域问题，要坚持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确定的原则，头脑清醒，冷静观察，掌握动态，心中有数，审时度势，慎重处理。对学术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平等讨论，相互切磋。对涉及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要严格宣传纪律，不给错误的言论提供传播阵地。　　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模糊甚至动摇；一些领导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工作不深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很多；在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也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声音，个别人甚至公开宣扬私有化，公开在报刊上和书籍中发表歪曲党的历史、诋毁毛主席和党的优良传统的错误文章；还有就是在一些小报小刊和互联网上，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很多，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宣传导向，全面、准确、深入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包括切实加强对报刊特别是小报小刊、图书出版、电视电影、网络以及其他传媒阵地的管理。一切宣传和文化工作都要坚持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宣传思想和文化教育部门要组织和引导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科普工作者等，深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去收集素材、吸取养料，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来，满足人们提高精神文明素质的需要。要扎实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体人民中广泛开展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愚昧、抵制各种歪理邪说的健康氛围，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良好的精神风尚。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着力点应该放在基层。要认真调查研究社会各种动态以及群众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空空泛泛地喊口号，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是不会产生效果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上一定要贴近群众，善于从群众最关心、与群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努力建立一支能够与群众心心相印、整天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又善于做工作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就是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与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密切的关联。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6〕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多管齐下。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秩序，也有一套资本主义的市场道德规范。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形成社会主义的市场道德规范。　　总之，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具备的新特点、新方式、新内容，要真正摸出些带规律性的新东西来。这样，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四，抓紧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加强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从目前的情况看，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统一，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地区猖狂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台独”、“藏独”、“东突”〔37〕等分裂势力也加强勾结，兴风作浪。这些必须进一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对任何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条重要经验。同时，要积极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稳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加紧培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能够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和宗教观的少数民族中青年干部。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反之，如果哪个地区发生分裂动乱，就会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我们要引导全党同志努力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积极宣传无神论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各族群众。要坚决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做好宗教方面的各项工作。既要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又要坚持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允许任何国外宗教势力进行干涉。要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超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允许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这么多，人均资源很有限。我们必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利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应该充分看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投资办厂，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走出去”和“引进来”，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这二十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把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引进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现在情况与二十年前不同了，我们的经济水平已大为提高，应该而且也有条件走出去了。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我们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从我国现在的实际出发，还要着眼于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安全。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加强对外合作都是一个大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抓紧部署和实施。　　无论是开拓国际市场还是利用国外资源，都要贯彻多元化的方针。开拓欧美市场，难度较大，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采取了许多保护自己市场的措施，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竞争力还不高。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些市场上还是有了一些基础，要继续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努力开拓欧美市场。同时，要继续努力开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我国的产品和技术对他们还是比较适用的，何况那里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应该精心组织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到这些国家去开拓市场，发展贸易，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对走出去投资办厂，开展贸易活动，必须加强管理。要抓紧制定出一套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还要切实加强对个体户、私营企业到国外投资、做生意的管理。必须严防各种欺诈活动的发生，以免引起国际纠纷、损害国家信誉。　　在“人权高于主权”等口号下，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外交、外事领域各有关方面的配合和协调，既要针锋相对又要讲究策略，与之进行斗争。要深入开展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前瞻性、预测性研究，提高应对和处理国际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　　第六，抓紧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工作。现在香港、澳门问题已经解决，解决台湾问题已十分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对台湾岛内局势，我们要加紧研究，掌握动态，及时反应，争取主动。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要有时间表，不能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