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哪位开国上将称“为什么彭德怀叫彭老总总是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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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韩先楚在庐山会议前后
  毛泽东称他是“打不倒的韩先楚”,许世友说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他最钦佩的是韩先楚。放牛娃出身的韩先楚身经百战从未打过败仗。戎马倥偬一生,最后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谢世。
  “不要人一倒霉连鬼都不敢上门”
  1986年韩先楚去世后,杨得志撰文回忆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先楚、世友和我都是后来赶去的。等我们到达时,会议上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有几次晚饭后,我们三人在一起散步,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心里很忧虑。先楚的话语尖锐,心中的不平溢于言表。有一天晚上,他去看望了彭老总。这种举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不论是在那次会议上,还是在后来批判彭老总的会上,先楚都很少讲话,当不得不发言时,也没说过头的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品格。”
  韩先楚是日上庐山的。这时,彭德怀的《万言书》已呈送毛泽东14天了,距毛泽东发表那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还有18天。与会领导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议论纷纷,庐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韩先楚所在的华东组组长柯庆施,问“老韩这个人怎么样”,有人回答“是个好人,就是有点右”。
  有人就提醒他:老韩呀,三十六计,少说为上。
  有天晚上,他却找上门去看了彭德怀和黄克诚。
  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同在一个院落,门对门。先看了国防部长,又看了总参谋长,前后有个把小时左右。彭、黄二人送到门口,韩道声“保重”,三个人面色凝重。
  没人知道韩先楚与彭德怀、黄克诚谈了些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得知彭德怀住在北京301医院后,常去看望。有人说,两人几乎无话不谈。
  据说庐山会议期间,除了因公、奉命登门的外,像韩先楚这样去看望彭德怀、黄克诚的,算他只有两个人。
  如果说韩先楚与彭德怀的关系,只能用“一般”来评价的话,那他与黄克诚之间可就不仅如此,而是有过节、嫌隙的了。
  先任副旅长,徐海东病后即代理旅长的韩先楚,被调到组建不久的新3旅任旅长不久,就给北方局写信,要求去延安学习。用他20多年后的话讲,就是不想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
  这是这个“好战分子”战争年代唯一一次要求离开战场,到后方去。
  此前在延安抗大学习,此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放牛娃出身的将军虽是那么渴望用文化、理论充实自己,却也始终按捺不住那种“好战分子”的心劲,几次要求去前线杀敌。由此就不难理解他这次主动要求“临阵脱逃”时的心境,该是多么烦恼、痛苦而又愤怒。
  日本投降后,东北局让他到3师去,3师回电说“3师不缺干部”。“八?一五”后的东北共产党人,最缺的就是干部!而3师的基础又是344旅,东北局让他去3师,就是回老部队了,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却是“3师不缺干部”,他韩先楚也不想去3师了,因为3师师长兼政委是黄克诚。
  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大家都在摩拳擦掌操家伙,他韩先楚也不能作壁上观呀?只是后来在全军编制工作会议上,研讨关于一个连队应该装备多少挺机枪,究竟应该增加挺数,还是减少挺数而增加弹药携带量时,坚决主张后者的“好战分子”,这一刻却找不到口诛笔伐“彭黄反党集团”的“弹药”了。秘书拿着笔,看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地上转着圈儿自言自语:彭老总跟毛主席30多年了,能打仗,又正直、爽快、敢说话,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
  转一阵子,拍拍脑袋:这仗没法打!
  话音刚落,突然叫了起来:有了,这个人爱骂人,有时谁都敢骂,什么话都敢骂,这个可以算一条。
  秘书赶紧记录,记完了又没下文了。
  熬到下半夜,韩先楚说:算了,先听听别人怎么说再说吧,反正咱们也不急着发言。
  轮到黄克诚了,韩先楚边吸烟边转圈边说:我们这些人谁见过张国焘什么样儿?凭什么说我们是“张国焘残余”?张绍东、兰国清这两个败类带人跑了,我们就都成了不可靠分子,你说气不气人?不过这也不能全怪黄总长,他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那时那人有时还真不好说,谁能想到张绍东会逃跑呀?我这个人也好感情用事,得理不让人,有时不大尊重领导。
  停一会儿,又道:这几年我看明白了,黄总长这个人很公道、正派,讲原则,不搞鬼……
  见秘书一个字没记,他摇摇头,叹口气:这仗没法打,还是看看别人怎么打再说吧。
  1975年,韩先楚去大寨参观,偶然听说黄克诚在太原,就特意赶去看望这位前总长。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没一个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却谁都知道黄克诚仍在倒霉中。
  黄克诚复出后,两人关系甚密,情同手足。
  如果韩先楚是彭德怀、黄克诚的老部下,是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或是有别的什么特殊的亲密关系,那种时刻去看望他们也绝非易事。韩先楚与这一切都八竿子打不着,甚至不无隔阂,这就越发凸现出这个“勇敢分子”的刚正、节操和风骨。
  有人说:老韩呀,人家躲都怕躲不及呢,你倒找上门去,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韩先楚说:革命几十年,犯错误难免,怎么能反党?没有道理嘛,瞎搞嘛。不要人一倒霉连鬼都不敢上门。
  结果,他很快就尝到了“连鬼都不敢上门”的滋味儿了。
  “彭黄漏网分子”
  1960年末的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56天会议批判、斗争他近一个月。会议将他定性为“反党”,他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可对于“彭、黄漏网分子”这顶帽子,他虽然坚决拒戴,那心里却也觉得不无几分合适。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干部队伍成分,一是南下干部,二是本地坚持游击战和地下工作的干部,三是部队转业干部。1955年反地方主义时,一些本地干部被批判、斗争和降职降级。1958年又反地方主义,1959年反右倾运动又搞“反地方主义补课”,波及面更大。1961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问福建省的县委书记还有多少是福建人,让举手。结果,全省62个县,举手的就一个福清县委书记叶明根。
  韩先楚认为这种搞法不对头,也不正常。
  1958年9月,炮战正酣,有人要军区调出8至l0个团到矿区大炼钢铁。韩先楚认为不妥。不是军委明确交代军区工作以他为主,他就什么都要说了算,而且军委规定调动一个师须经军委批准,8至10个团这不是近一个军了吗?现在作战任务并未解除,第一线部队不能动,还有一个军担任两栖作战训练任务不能动,第二线部队抽不出这么多兵力,而且离防区又远。作为军区司令员、前线指挥员,他不能没有顾虑。
  他说明自己的意见后,一番争论,有人说这是省委决定。韩先楚道:省委要是决定了,我们执行。
  会议决定先调六个团,一边调动,一边向军委报告。会后有人又从闽东抽调两个团去矿区,还指定闽南一个师搞水果生产。
  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韩先楚从庐山直飞北京,参加深入揭发批判“彭黄反党集团”的军委扩大会议。9月19日回到福州,正赶上福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和省委书记、省长魏金水的“右倾错误”。
  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有人主张传达中央批判“彭黄反党集团”的精神之前,先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大家阅读讨论。韩先楚听说后,立即指出不能这样做,不可用钓鱼的办法对待同志。劝阻没用,还是印发下去了。结果许多人不明底细,讨论中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正确,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韩先楚知道他这条鱼是不用钓的。关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以及一些地区群众挨饿、吃野菜等等,他不光是在汤井巷与江一真、魏金水这些街坊邻居讲过,更是在省常委会讲过,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1960年3月,福州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贯彻1月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清算彭德怀的错误军事路线”。会议开了20多天准备结束了,有人说会议“方向不明确”,韩先楚主持制定的战区防御作战计划“是彻头彻尾的彭德怀货色”,要进行批判,“要下倾盆大雨”。
  11月,军区党委又召开扩大会议,贯彻10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继续肃清“彭黄反党集团”影响。大家对照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前期会议进行得比较正常。有人却又老调重弹,提出“会议方向不明确”,力主批判“彭德怀货色”的战区防御计划,终于下起“倾盆大雨”。
  福州军区原来的战区防御作战计划,是诱敌深入,歼敌于纵深。韩先楚认为不妥。他的观点,一是如今与战争年代不同了,我们比对手强大,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考虑福州的问题。二是福建人口70%在沿海,战争开始时要掩护沿海人力物力向后转移,掩护国家的战争动员和战略展开,必须在沿海滩头阻击、迟滞敌人进攻,相机消灭敌人。他的决心是至少要在沿海抗击敌人20天,不准敌人长驱直入。
  现在的问题不是两个计划本身谁对谁错,而是韩先楚搞的这个计划受到彭德怀的赞扬,并让总长拿去军事院校作教材用,而彭德怀现在完蛋了,那被他赞扬的东西自然就应该倒过来受到批判。
  有人甚至说他没看过这个计划,是背着他搞出来的。
  司令部具体承办的参谋、科长看不过去了,找来存档的那份战区防御作战计划。上面白纸黑字,所有该看的人都看过了,都有签名为证。
  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指着韩先楚的鼻子说:你是彭、黄漏网分子,必须彻底检查交代!
  一些过去关系很好的,可谓志同道合,常来家看看、坐坐,唠起没完的人,这时也大都没了影儿。
  最让他提心吊胆的,就是千万可别把他在庐山看望彭德怀、黄克诚的事捅出来。你为什么要去看他们?你们都讲了些什么?如果抓住这一条穷追猛打,他八成就得完蛋了。
  “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直到听到这“两个坚决”,韩先楚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据《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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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上将们:哪些痛批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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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包括两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参加庐山会议的上将们,对待彭德怀主要有4种态度:一种是极度同情,如和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共事过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二是同情却被逼表态的,如韩先楚、杨得志、杨勇等;三是觉得出了怨气却深感痛心的,如在此前遭到彭德怀严厉批判的萧克;四是对彭德怀进行严厉批判的,如黄永胜、苏振华、肖华等。两位老部下被赶出军队
萧克出了怨气又深感痛心在庐山,萧克具体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他说过:“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这是因为,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时,彭德怀与萧克产生分歧。军委扩大会从5月开到8月,用高压政策逼萧克检讨。1959年5月,萧克等被打成“反党分子”,萧克被从军队调到农垦部任副部长。庐山会议时,萧克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批斗彭德怀使萧克出了怨气;另一方面对党内搞阶级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让萧克深感痛心。彭德怀被罢官后,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深感忏悔,嘱咐侄子彭起超在他死后一定要找到萧克代为道歉,转达他的原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文革”后,萧克听了这话,心情非常激动。唯一陪彭德怀下庐山的上将韩先楚(时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上庐山后,作出了一个惊人举动——看望彭德怀和黄克诚。在要求对彭德怀事件进行表态的时候,韩先楚嘟囔道:“娘卖×的,这仗没法打!”话音刚落,突然说:这个人爱骂人,有时谁都敢骂,什么话都敢骂,这个可以算一条。作为彭德怀抗美援朝战场上的3个副手之一,韩先楚总算没有被打倒,继续留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在会上,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也作了违心发言,返回北京时,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王尚荣找到张爱萍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张爱萍说:“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就这样,张爱萍成了唯一一个陪着彭德怀下庐山的上将。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李锐记录中的上将(一):杨勇、李志民、王震李锐是庐山会议的当事人,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是研究庐山会议的重要史料。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了为数不多的几位上将的部分言行,其中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杨勇说:“我8月1日下午才上山。从小参加革命、参加军队,就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对他的思想、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他经常骂人,我在团里工作时,挨过两次骂。他同我们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可是他后来表示,杨勇提意见是善意的。我认为彭德怀有两大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为功劳大。”关于大跃进的看法,杨勇以下意见当时有代表性:大跃进同打仗的道理一样,不能没有伤亡;胜仗越大,伤亡也相对增大。如果对大跃进一大堆批评,对勇敢作战部队扣一大堆帽子,这就会瓦解士气,没有人再勇敢作战了。李志民是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发言的。他说:“认识彭德怀30年了,在他直接领导下有16年。过去对他总的印象是好的,有感情,也有些迷信。以往总是优点看得多,缺点看得少。即令看到一些缺点,也只是认为主要是领导方式简单生硬,主观傲慢,以及工作上有些保守。1930年过赣江,三军团军师级干部抵触情绪严重,公开发表反对过江的言论,当时有分裂危险。不过最后彭德怀同志讲了话,执行了过江的决定。这一次不参加会议,凭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王震在发言中说:“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时期,他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认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李锐记录中的上将(二):肖华、苏振华、黄永胜在李锐的记录中,还记录了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以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的零星发言,和前面不同的是,在李锐的回忆录中,这3个人无疑是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在李井泉批评彭德怀的时候,肖华插话说:“他是敢于暴露人家,不暴露自己,两面手法。”当苏振华发言说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时,肖华也有过一段插话,说:“他这也是‘拿来主义’。这次是总暴露,没有意见书,他这次还可能溜掉的……直到现在,我们军队里还有一些人怕鬼,怕将来工作不好做,怕抓小辫子。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还怕鬼,是值得注意的。怕什么?有鬼就捉它嘛。”8月9日,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肖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黄永胜在8月4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内容就是揭发彭德怀在军队系统的错误,包括“军阀主义”、“目中无人”、“个人主义”等。黄永胜说:“从历史上看,我对他能够彻底改正错误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彭德怀同志历次错误都没有下决心改正,直到这次会议,他于8月3日上午在西北小组发言中只承认4个错误,其他各次路线错误一字未提。这次也有可能同以往一样,看形势不对,就隐蔽退却,待机再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另外,洛甫同志的发言恶毒极了。他不仅把彭德怀同志的反党纲领更有系统地加以发挥,特别是把毛泽东同志的很多话加以歪曲,拿来攻击毛泽东同志。洛甫同志应该扪心自问,你对中国革命做了多少好事?我看好事做得不多,坏事倒做得不少。你对党、对人民欠下了很多的债。”苏振华上将也是在8月4日发言的。他总结了4个特点:“这次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1)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的政治纲领;(2)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3)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4)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苏振华还说:“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彻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质,不把他伪君子的画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责任编辑:李东舰 C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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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件查阅
1959年庐山会议:众高官如何批判彭德怀
作者:新密市档案局(编辑)&&来源:新浪历史&&更新时间:
&  本文摘自《张爱萍人生记录》作者张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  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维护党的团结的信念,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父亲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又专门向父亲他们几个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林彪先讲话,其他几个常委也都讲了话。总的基调是:“彭德怀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会议简报,折射了当年的情况,现在重看,许多中央委员们、大区书记们,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作风之恶劣,令人震惊:&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是特殊的还要追究,既然领导错了,就得改组领导,只不过写出来罢了。&  ――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  ――他们的锋芒是对着毛泽东同志,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党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这封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30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我这一生也参加过无数次党内各式各样的会议,包括生活会、批判会,但他们真不如一个普通的基层党支部。&  父亲说:“这就是逼着你表态嘛。”他在会上也做了违心的发言。&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在他《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父亲和其他几个曾与彭老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发言,我摘要如下。李锐写到:&  可是,不少人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董必武说,彭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  杨勇说,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彭领导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经常骂人,他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大跃进同打仗一样,不能没有伤亡,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一大堆帽子,就会瓦解士气。&  李志民说,在彭总领导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这一次如不参加会议,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的。&  王震说,我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书中专门提到我父亲,说张爱萍分在第二组,8月5日轮到他发言:&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父亲在批彭时捎带提到了彭对黄克诚的态度,这么说,是想为黄克诚做点开脱。虽然在历史上,他和黄在作战指导上有过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锐的书也记载了我父亲对黄克诚的态度:&  “张爱萍的发言中还说,黄这个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则性,生活的严谨、艰苦朴素,对自己影响很深。从这次揭露的问题,才提高认识、提高警惕。”&  李锐最后感慨地说:“可是,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是越来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90页、291页)&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人)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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