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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嬗变
2008年第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 近代中国，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不断加深，在国内外的多重压力之下，为谋自救而觉醒的民 族意识迅速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近代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民 族意识和观念的影响，二者往往内在关联、颉颃消长、交织重叠在一起，决定了近 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近代的不同精英个体及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民族意 识有着不同汲取，从而对民族意识有着不同的认知及表达。他们的内在体认和外在表征勾勒 出民族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嬗变轨迹。中国近代民族意识旨归于孙中山之“三民主义”，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论文网 /1/view-253656.htm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嬗变；三民主义 　　【作 者】郝保权，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秦燕，西北 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7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08)04- 　　 　　 Outline on the rousing and Evolving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 　　Hao Baoquan，Qin Yan 　　 　　Abstract：In modern China，with the deepening crisis of the nation perdi tion and the multiple pressur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nation，the prompt rouse o 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or self-assistance becomes the effective resource ofrallying point.The birth and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an not separate with the influenc 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onception.They always have very cl ose relations and lead to the variety and complexity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 n China.Different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modern China gain different nutriti on from China tradition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And thus have different unders tandin g and expression toward them.The intrinsic cognition and extrinsic character re flect the track of the evolv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The n 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 congregate end-all at Sun Yat-sen’s“Th ree People’s Principles”(nationalism，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It is the necessity choice of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Modem Chiua；National Consciousness；Rousing；E volving；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一、引言 　　 　　鸦片战争前，由于长期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上的中心观念，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 、物产丰富的自我优越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封建王朝当政者及整个国民的视野，人们普遍 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认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好局 面，可以永久维持下去。因此，清政府从未将别的国家看作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伙伴或对手 ，也就不会把自己视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普通一员，它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 大变化。事实上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念和世 界秩序。但清朝统治者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仍然沉湎于老大帝国的千年迷梦，继续推行 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样，觊觎中国已久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终于不可避免的揭幕了， 在1840年爆发的这场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英国与代表东方农业文明的中华帝国的“较 量”和 “决斗”的鸦片战争中，无论中国如何谴责其非正义，也都无法改变失败的结果。 清王朝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上国”急速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民族理论研究此后，在被迫签订一系列的屈辱条约后，清政府不再认为其他国家都是不值一提的蛮夷 小邦。相反，他们被迫承认，自己是“万国之一”，不仅不比那些西方国家高明，反而在许 多地方还不如别人。西方对中国的优势，使得许多当时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看到，问题已 不是我们能否放下身段，平等视人，而是人家会不会平等待我的问题。这种体会并非来自正 常的国际关系交往，而是来自对“亡国灭种”危机的深刻体验。在被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 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后，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 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开始有了自我确认，逐渐产生了“民族”意识雏形。在近 代中国，民族意识成为社会变迁过程中最为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 识的象征，它一方面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提供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在多种力量的冲 击之下不断批判、突破自身，丰富着民族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内涵。 　　 　　二、民族危机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从1840年到1900年，列强对华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 ，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也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险，这种全面危机是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说近代中国民 族觉醒的程度是与民族危机的程度呈正相关性。与古代不同，近代民族意识有这样几方面内 容： 　　首先是世界意识，这是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必要认识基础。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根本就 没有世界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天下”里，中国处于一个无与伦比 的中心和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所有别的国家不是藩属，就是外化的蛮夷，是围绕中国旋转 和朝贡的。即便是起初的清朝统治者及士大夫仍以“其他民族皆为未开化的狄夷”心态来对 待西方列强，无论民间指称还是政府公文多用“夷人”、“夷酋”等字眼，以示轻蔑。“在 中国政府看来，把任何一个未曾被天朝的风教熏陶过的国家看作是文明的并屈尊去与其缔结 平等条约，都会贬低他们的人格。”［1］“它规定自己的世界，又认为所有处于边 界外的人 都是狄夷，是没有教化的。”［2］在经历了漫长的“天下”概念的主宰后，这种自 我中心的 观念终于在近代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夷人凭借船坚炮利轰开帝国大门加之现代地理知识在中 国的传播，由此引起中国人世界空间观念的变化：即由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念变为中外联属的 世界概念。这意味着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华夷秩序开始被打破，这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华夏中心 意识走向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第一步。
　　其次是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权意识，这是近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 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传统中国的“国家”概念是天下、邦国、家室的总称，是一个普 世王国的形态，没有联合体、联盟、共同体这一类涵义，也没有组织意义上的管理或统治的 概念，更没有关于主权的思想。“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 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3］宋代理学家石介的这段话典型地表达了古 代中国人 对自己国家形而上学的空间观。明代思想家顾炎武曾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认为 “亡天下”(这里他所说的“天下”是指文物制度与道德教化)之悲尤甚于“亡国”，因为即 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文化犹可昌明于天下，而国家就是朝代，此亦突出表现中国传统的国 家观。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家”概念是为“天下”观，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特 征，［4］近代以降，“模糊但充实的集体认同观念”开始出现，人们有了自我和“ 他者”的 区分，［5］通过对国际体系中一个主权国家――“他者”存在的判断，从而产生对 “自我” 民族国家的认同，加之当时对外遭受着外敌入侵，主权受到威胁等困境，对内面临着全面社 会变革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开始共时重叠地进行着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诚 如梁漱溟先生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 这句话大体是不错的。”［6］美国汉学家列文森也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 分时期， 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7］近代中国这样一种“国家”概念和 思想格局的变化成为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基础。 　　近代启蒙思想家运用近代政治观念和方法发展近代新型文化事业，更新国人的文化知识 结构，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准，他们不仅把“民族”和“国家”与民族意识概念联系在一 起，而且还特别强调与“国民”的关系及其作用。例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民族国 家思想正是建立在民权理论基础之上。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在两个方面 的自觉：“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 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8］可见在他看来， 在政治建 设方面，第一是国民参政问题，第二是民族建国问题，这两点是统一的，都是争权力与自由 的问题：“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 ”。争个人的自由与争国家的自由，都是民族自由的内涵，“天下未有内不自整，而能与外 为竞争者。外界之竞争无己时，则内界之所以团其竞争之具者亦无己时”。［9］民 族意识不仅包含了国之独立和人之独立，而且还包含有两者内在的联系。 　　再次是爱国主义意识，这是与古代爱国意识内容指向迥异的显征。中国古代的爱国意识即 要创造一种忠诚力量，往往渗透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与王朝意识。经常表现为在“夷”、“狄 ”、“戎”及“蛮”入侵时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王朝国家而展现出的民族气节与大义凛然，而 这些异族在历史上仍属于华夏民族范畴。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把 中国历史纳入民族国家轨道上之后相应产生的，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各阶级出于 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反对共同的敌人――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时中华民族 意识主要表现为朴素的爱国主义，它也是建立在热爱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上，但与前者不同 的是，“这种爱国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寄希望于本民族的未 来及其独一无二的伟大性”，面对统一民族、确定民族身份、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爱国主义大旗的感召之下，不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民族 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都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而且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 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与甚至领导了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爱国主 义者和民族英雄，如林则徐、魏源、关天培、姚莹等。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帝爱国 的民族意识，一方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是近代中国免遭完全 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传统”与“现代”颉颃消长的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谱系 　　 　　1.近代民族意识对传统民族意识的破茧 　　自强，是中国古有的概念，《易•乾象》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洋务运 动中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多次失败之后，内忧外患，创深痛巨，唤起许多有志之士 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他们认识到，民族危机的根源是国力衰弱，“国体弱则外侮生”，因 此，如欲挽救危机，必须追求国家富强，“富强在，则无外患矣”。［10］从而清廷 出现了一 个主张改革的政治集团，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事实上，洋务 运动无论是借法自强还是寓强于富，无论是加强国防建设还是创办近代工矿业，其基本出发 点都是在“鸱张弥甚”的外国侵略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这场以“自强”为名的洋务运动不 仅仅是一种由民族意识推动的军事运动或经济运动，它也是一场以民族意识为动力的思想运 动。借法自强浸透了上层社会强烈的民族情绪，而寓强于富同样发自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自 强求富实践活动也表明洋务派人士的民族观点已发生了显著变化，那就是在坚信本族文化的 独尊地位时，承认外族文化也有其内在价值，并应该加以借鉴学习。这一重大变化表明19世 纪中后期中国的民族意识已开始突破其传统的藩篱，尽管当时“天朝体制”尚未能被完全打 破，中国的民族意识也还未能真正冲出传统的范畴，但是自强运动至少在“传统坚固的外壳 上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11］如果说“非反省的民族意识只是自在的民族意识 ，只有反 省的民族意识，才是民族意识之自为的形态”的话，［12］那么自强运动中有志之士 确已开始 转向较为自觉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随着师夷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日渐深入地开展，而且还逐 渐上升到理性的论证并开始涉及到政治的层面。在这样的民族意识支配下进行的一系列运动 成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真正开端，对于中国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从这一角 度看，自强运动时期有识之士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可以作为民族意识之传统形态向近现 代形态转化的中介。 　　2.晚清时期传统民族意识与近现代民族意识相伴相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经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尚未完成 之际，剧烈的社会变动与内外危机的激化，又为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提供了历史场域和条件 。 　　到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要救国，只有革命”，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特别是经过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理念在广大爱国的中 国人心目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国侵略势力一直与反动的清朝统治者相勾结，成为中华民 族发展进步的障碍，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才能把处于危难中的中华民族拯 救出来。同时爱国人们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中长期潜藏的反满情绪再次高涨，推动了整个革 命排满风潮的风起云涌。在短期内包容于阶级矛盾之中的民族矛盾在多种危机的交相刺激下 在普通民众中又顽强的表现出来，凸显为传统民族意识当中的种族中心论。这里需要区分传 统民族意识当中的种族中心论与近代以族类为认同符号的族类意识。种族中心论、种族主义 思想首先是一种种族纯洁观念，族类之间界限分明，种族接触与混合被认为是一种种类污染 ，认为人们所属的群体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衡量所有其他人的准绳。它预设了本群体与他群 体、我们与他们的根本区别，将“我们”看作人类本身而与“非我们”对立，在这种绝对价 值对立中，我们／他们被认为是文明／野蛮的对立，是人类／兽类的绝对分野。基于这样的 认 识，反清政府就等同于反满，这种由“夷夏之大防”衍生出来的单纯反满思想无论如何也很 难跳出旧时代的窠臼，依旧包含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的消极因素；而后者则 注意界定反满的尺度。晚清民族意识的再次兴起至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作为汉族知识分 子代表的康有为开始抱怨满洲贵族不识时务，认为戊戌政变“是旗人策划执行的”，“高级 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强地反对变法……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 ［13］， 可见康将变法的失败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艰难统统归之于满洲贵族的阻挠，仅局限于他们认定 的那些满洲贵族的保守派。当时被认为传统种族主义意识甚浓的章太炎亦认为“并非所有的 满人都应该被消灭，被消灭的只是那些奴役汉人的满人。”［14］此言所蕴含的民族 意识已兼 有传统的反满思想和现代进化论思想。孙中山更是根据现代的政治理念，而不是情绪化的种 族仇恨或者传统的种族偏见来对清政府提出指控，在1905年旧金山成立同盟会支部讲话时， 把“驱逐鞑虏”改为“废灭鞑虏王朝”。“我们并不是恨满族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族人。假 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族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15］这种民族 意识基本 摆脱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传统夷夏意识的影响，确立了比较正确的民族平等观，从而远远超 出了那些以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基本理念的狭隘传统民族意识。
　　纵观晚清时期，在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以及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被打破后，传统的 民族意识难以一枝独秀地继衍下去，开始迅速演化为多元的民族意识。可以依据不同认同符 号，把这一时期的民族意识归结为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种族中心论，以族类认同的族类意识 、以国家认同的政治民族意识和以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意识四种类型。但是这四种类型的民 族意识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同一个人物的思想中可能同时涵 括了不同类型的民族意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意识当中“建立共和国家”信念支配之下 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民族意识与推翻满清政府的族类民族意识就很难截然分开；再如 章太炎在早期觉得“异种乱华是心中第一恨事”，认为汉族人民数千年来对于“夷夏之辩” 的民族大义已“沐浴膏泽沦浃精味久矣”，岂能忠于“蹂躏吾族几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 雉兔”的满族统治者，大力宣扬排满的种族中心论，而后来接触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后，开始 “收拾”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学理”，使得民族思想渐渐发达起来，他的民族意识当中明显 开始含有文化民族意识的因子；作为中国第一个给“民族意识”下定义的学者的梁启超的民 族意识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1898年以前，他徘徊于传统的华夏中心 主义与族类民族意识之间，其间由于师从康有为又一度倾向于“保教”的文化民族意识；在 实际政治层次上，他又发挥激烈的种族革命论。1898年到1903年他的民族思想虽然逐渐摆 脱了传统的天下主义而有近代“民族国家”的自觉，但却保留了若干传统的种族中心论。19 03年下半年以后，受伯伦知理的影响，梁启超提出了“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 题，认为中国不提民族建国则已，中国要提民族建国，就必须“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表明梁启超此时又已开始转向政治民族意识，并且该民族意识经历了一个 由国民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并最终结合的过程。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以反帝为指向的“大 民族主义”才是真正的近代民族意识的积极反映。 　　如果要从更广的范围来体证民族意识在晚清时期传统与近代的多重交织性，而不仅仅从 精英个体的思想历程来考察，那么辛亥革命中的各种组织力量更是具备了如此特征。在辛亥 革命之前，晚清社会已经弥漫着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意识，这种情绪也深刻地感 染了“一股受社会积压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社会对抗力量”，［16］此种力量亦即分 布于全国 各地的种种秘密组织，也称秘密会党。秘密会党构成非常复杂，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转 化而来的游民，有工人和农民，也有反满派地主及其他人士，难有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在 各个团体内部存在着诸多的可以称之为柔性边界的观念。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与清政府 居于反对之地位”，这种强烈的排满观念带有深刻的传统种族主义烙印，革命党人正是通过 运用“承异叙述结构”对群体界限观念进行重新构造后?①，把会党的种族观念从其复杂的 精 神特点中提炼出来，从而在民族意识的旗帜下使具有政治民族意识的革命派和传统意识的秘 密会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了起来，在“十次起义”中，会“无役不从”，对扩大革命势力的 影响，动摇、削弱直至最终推翻清政府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晚清时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与近代民族意识的兴起相伴而生、互相交织在一起，即一 种更具进步性的类型出现后，并未能完全替代较为传统的类型，传统民族意识的消退和近代 民族意识的勃兴并严格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民族意识的嬗变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 ，在蝉蜕和拒斥的矛盾纠缠中挣扎向前。正因为如此，这种既具传统因素又含现代成份的民 族意识共同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近代民族意识大觉醒旨归――孙中山之“三民主义” 　　真正体现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意识转变、代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是孙中山有关民 族意识的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民族意识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政治性，以建立现代 立宪政府为目标。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孙中山以其对祖国的挚爱和对时代的敏锐观察站在了 时代潮流的前列，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孙 中山提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这三大时代主题，绘制了民族振兴的宏伟蓝图，那 就是反抗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掠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谋求国家繁荣和人民的共同富 裕，形成了他的蕴涵丰富民族意识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早意识到近代中国社会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他首先揭橥了“ 民族革命”的旗帜。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当时的先进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还对清政 府保有幻想的时候，孙中山已不避艰险、奔走呼号，为开创民主革命的事业而奋斗了。孙中 山首先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进行革命事业，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 系中的首要问题，但在这里，孙中山没有陷入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的泥沼，而是把满族统治 者和满族人民区分开来，从而抓住了当时国内矛盾的实质，即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统治者 同各民族人民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矛盾。至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意识就不是单纯的种族主 义，而是把“反满”斗争引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正确轨道，并进而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 合起来。“因不愿少数满族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 他更强调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7］ 孙中山 这时的民族意识已从“排满”发展到反清，而反清是为了救亡图存，民族意识的根本问题是 政权问题，可见，孙中山是根据现代的政治理念，而不是情绪化的种族仇恨或者传统的种族 偏见来对清政府提出指控。 　　孙中山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现实需要 ，是拯救民族危机的唯一出路。通过“国民革命”建立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成为近代民主主义思潮高峰的标志，也理所当然成为 他民族意识当中的又一主旋律。孙中山既反对盲目排外的“闭关锁国”，又反对“全盘西化 ”的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来联系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坚持把中国优秀 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先进文明结合，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正因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摈弃了 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吸收了当时西方优秀的思想理念(主要是约翰• 穆勒和亨利•乔治的部分学理)，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中国的国情。尽管今天看来带有“空想的主观社会主义因素”，但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 完整的近代化纲领。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这无疑成为 孙中山民族意识思想体系中的又一伟大之处。 　　 　　四、结束语 　　 　　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是对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反应，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 的产物，在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同时，自身也在兴起与演变的跌宕起伏中 变异渐进。近代民族意识的突出内容是民族独立意识、世界竞争意识、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权 意识，这是一种开放型、进取型的意识；而传统的民族意识常常容易陷入封闭式、保守式的 自我中心主义甚至盲目排外的极端种族主义。诚然，这两种意识的取向并不一样，免不了要 经常互相牾?。但在反对西方侵略者以及后来推翻清王朝的一段时间的斗争 中，两种民族意 识曾交织在一起，交相为用。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从华夏中心主义独占鳌头，到多元民族意 识并存，逐渐演变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意识的强势发展。历史昭示了孙中山的民族意 识顺乎历史潮流而产生，其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揭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体系 ，他所宣示的民族独立富强，清除封建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污垢的主张，唱响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前的最强音，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是近代中国最 具强烈时代感的民族意识。 　　 　　注释： 　　①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群体界限不是绝对的，群体界限的观念是可以被改造的，这就要 依赣于杜赞奇所谓的承异叙述。通过承异叙述，原来的刚性界限可能被柔性界限所取代，群 体界限的观念被重新构造，从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把秘密会党的浪漫叙述融入有关种族 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之中。 　　 　　 参考文献： 　　［1］［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Z］北京：中华书局， 0. 　　［3］［宋］石介.中国论［A］.徂徕先生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 　　［4］［美］西里尔•布莱克(景跃进、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M］.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1997.60. 　　［5］［美］格利福德.格尔兹(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7］［美］列文森(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0.87. 　　［8］［9］梁启超.新民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第1卷上册.北 京：三联书店，7，139. 　　［10］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1］［12］刘莘、陈捷.自强运动与民族意识［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6 ，(2)：67. 　　［13］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A］.戊戌变法［C］.第3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 3.536，537. 　　［14］章太炎政论选集(下)［C］.北京：中华书局，1977.99. 　　［15］孙中山.革命原起［A］.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C］.第1卷.上 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 　　［16］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M］.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 　　［17］孙中山选集(上卷)［Z］.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9 　　〔责任编辑：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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