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人为何弑女婴
来源：澎湃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Michelle T. 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Vol.8, No.1 (2015)
Imagined Orphans: Poor Families, Child Welfare, and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London
不同时期的天花脓疱
　　中国19世纪的弑女婴传统
　　从西方儿童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自古以来弃婴、弑婴的行为在欧洲就一直普遍存在，直到19世纪后期甚至20世纪才开始减少。而在中国，更加突出的是弑女婴的问题。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其姿于2015年初在《儿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对象是一本关于中国19世纪杀女婴的研究专著《生死之间：中国19世纪的弑女婴现象》（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儿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是儿童史和青少年史方面的国际同行评论学术期刊，专注于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历史研究，也是儿童史和青少年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Children and Youth）的官方刊物。它创立于2008年，每年出三期，由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出版。
　　《生死之间：中国19世纪的弑女婴现象》的作者米歇尔?金（Michelle T. King）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她主要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侨民研究。她的新书是以台湾知名食谱作家和电视名人傅培梅的事业和人生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的性别、饮食文化等问题。
　　《生死之间》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中国社会的西方人士所写的文献而来，例如旅居中国的商人、外交官、修道士、旅行者等人的回忆录和旅行游记等。这些西方人普遍都把目及的杀婴现象描述成中国文明野蛮落后的表现。书中提到，为了追求“科学”的人口结构和国家的近代化，19世纪末期的中国逐渐提倡剔除杀女婴的陋习。
　　米歇尔还将传统的杀女婴现象和中国1980年代的选择性堕胎问题做比较。虽然他极力还原杀女婴以及堕胎母亲的情境和心理，但由于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涉及道德和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杀女婴的问题仍然无解。
　　弑女婴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突出的问题，由于中国方面的数据缺乏，研究弑女婴问题一直是个难题。19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出于传教的需要，搜集了一些杀婴数据和死婴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提供研究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以外，还能挖掘出容易被中国学者忽视的翔实且有益的信息。
　　孤儿院里也有美好童年
　　2015年初《儿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上发表了的一篇关于美国孤儿院的研究论文《温暖的家：年的美国孤儿院》（“Never A Better Home”: Growing Up in American Orphanages, ）。作者比吉特?索拉诺（Birgitte Soland）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西方世界的公共话语中，孤儿院一直是备受诟病的机构。它一直是以缺乏人情味的设定、严格的制度和忽视孤儿基本需求的形象存在于舆论中。然而，论文却揭示了一个事实：生长于孤儿院的孤儿们却并不以为然。
　　作者采访了约140位曾于1920年-1970年间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孤儿院生活过的人，论文基本是基于他们的童年记忆而来的口述历史，旨在探讨备受争议的孤儿院的条件、设施以及孤儿对孤儿院的真实感情。
　　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曾在大型孤儿院生活过的两位受访者说，当时孤儿院除了能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还有游泳池、篮球场这样的特殊设施，每周六晚上会放电影，孤儿院里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甚至还有牙医，这样的条件使得他们都感觉不到孤儿院外大萧条的气氛。虽然这并不能代表全部孤儿院的情况，但至少说明在他们的记忆里，孤儿院能给自己提供一个温暖的家。
　　尽管20世纪大部分时期，孤儿院都是供不应求，条件欠佳，但是它仍然给孤儿提供了受到安全庇护和教育机会，培养了他们更加强烈的个人能力意识和社会意识。正如其中一位采访者所说，尽管他们的童年异于常人，但仍然可以称为美好的童年。无论大众相信与否，他们仅仅是正常人而已，而不是贴着“受害者”标签的怪人。
　　英国殖民地反天花运动中的儿童角色
　　《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015年48卷上发表了莉蒂亚?默多克（Lydia Murdoch）的一篇关于儿童在英帝国对抗天花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论文《携带疫苗：英帝国早期反天花运动中的儿童角色》（Carrying the Pox: The Use of Children and Ideals of Childhood in Early British and Imperial Campaigns Against Smallpox）。
　　作者莉蒂亚?默多克是纽约瓦萨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曾出版过研究伦敦儿童的《想象中的孤儿：贫困家庭、儿童福利与争议公民在伦敦》（Imagined Orphans: Poor Families, Child Welfare, and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London）。
　　在早期英帝国的反天花措施中，儿童作为疫苗病毒的携带者，他们来到殖民地推广接种疫苗，不仅为对抗天花病毒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还突破了英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界限。
　　与此同时，作者揭示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人们对于儿童概念理解的转变―出现了现代儿童观念，即孩子是家庭的中心，而在此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儿童概念，儿童一旦到了能独立行动的年龄时便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从属于成人社会。
　　在印度，驻印英国殖民官员和医生推行“自由帝国主义”，他们不仅强调接种疫苗能拯救生命，还提倡“幸福家庭”的价值观，通过保护儿童的生命形象来标榜自己在殖民地实行的“仁政”。
　　儿童是天真清白的形象，因此在运用儿童推广接种疫苗的过程中，也强化了在跨种族、跨阶级、跨地区之间接种牛痘疫苗时的安全感。在新的医疗技术惠及更多天花患者的同时，似乎让各种族、阶级平等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更进一步。在英国反天花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强化了重视儿童生命的普世价值，但是在实际医疗过程中仍然有贵贱之分。
　　中缅边境上为何会有童子军？
　　2015年《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杂志37卷刊发了日本国际大学教授貌昂妙（Maung Aung Myoe）的一篇书评。貌昂妙（Maung Aung Myoe）对缅甸军事和外交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出版过《以胞波之名―1948年以来的缅甸对华政策》（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
(责任编辑：UN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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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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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上）
一、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自律自省
　　　　从我记事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都在骂外国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早些年骂英国、美国，骂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骂美国在中国搞文化侵略；近十年则主要骂日本，一提起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细菌部队，中国人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小日本从地球上永远地抹掉。
　　　　在讨论正题之前，我想提几个问题：
　　　　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二、如果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吗？
　　　　三、如果没有美国的“文化侵略”，用“庚子陪款”率先在中国建立第一批新式学堂，中国的文明程度是不是会有更高的超越？
　　　　四、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没有美国直接介入对日战争，中国能够打赢日本吗？
　　　　五、香港如果没有英国，会成为今天的香港吗？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也许至今仍在封建专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众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没有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单靠中国人自身的进化是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历次农民起义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最生动的说明。大英帝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是强盗式的赤裸裸的侵略，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十九世纪末期，因为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国的衰弱极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英、法、德、俄、日等新老帝国主义强国象在奥运会争夺金牌一样纷纷在中国抢夺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频临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时新兴的经济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不愿被排斥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极为明智而又适时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申明要保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机会。因为这个提案有利于缓解列强在中国强抢豪夺的紧张态势，得到了列强的尊重和认同。中国也因此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是怀着“救世主”般的善心，但客观上却保护了中华民族不受凌迟宰割的酷刑，使中华民族保存了崛起的本钱。如果不是美国的介入，以日、法、德、俄的德性，中国肯定会被瓜分，那样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人也会奋起反抗侵略的，中国不可能被瓜分。我们只要回头看一下，就知道持此种观点的人缺少底气，因为汉人已经在满人的殖民统治下作了快三个世纪的亡国奴了。
　　　　三、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战争每战必败，也因此赔了很多钱。“马关条约”的二亿三千万两赔款（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对中国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其负面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国最大的一笔战败赔款是二十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总数四亿五千万两，是一个地道的天文数字。但这笔巨额赔款的戏剧性结果却是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八国联军”之一的美国在战后对中国人发疯的排外情绪记忆犹新，怎么也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结，更不理解中国人的极端政治倾向（义和团把能抓到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杀）。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很多无辜的美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中丧生）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种“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仇外事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缺少国际知识。美国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无知，也就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对于不理解的东西就会盲目排拒和仇视……因此美国的中国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消除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中国人的无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发展义务教育。基于这样的政治见识，合众国政府在拿到分摊到他名下的第一笔赔款时，不是把这笔钱用于美国的经济建设，而是深谋远虑（中国人最缺乏这样的远见）地把这笔钱返还中国办教育，建新式学堂。其它国家不愿美国独占彩头，也纷纷仿效美国把自己份内的赔款返还中国办学校。中国的新式学堂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中国指责美国搞“文化侵略”的前因后果。
　　　　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用冷静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我们就会感谢这段“文化侵略”。没有这段“文化侵略”，中国的现代教育无疑要大大滞后，现代化进程也会大大滞后。如果这笔钱没有“赔出去又返回来”，而是掌握在清政府手中，满洲权贵绝不会把这笔钱拿去办教育，而是用来吃喝玩乐和加强自己的反动统治，那样“辛亥革命”也会大大滞后。因此这段“文化侵略”不但提高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还加速了中国民主自由的进程。既然我们今天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投资办厂赚钱，为何又对美国投资在中国办学等“出钱不挣钱”的善政耿耿于怀呢？
　　　　四、日本侵华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在战争早期，美国并没有卷入战争，没有和日本人翻脸，但仍援助了中国大量的战争物资。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在战争前期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日美尚未正式兵戈相向，这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别有用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对日开战，大大地加快了日本灭亡和中国胜利的进程。如果没有美国前期的援助和后期的参战，中国能否取胜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取胜时间也会大大滞后。
　　　　五、这个问题不用我在此赘述，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既然情况如上所述，我们不分清红糟白地否定外国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收回来，问一问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应该强大而没有强大，如果说外国的侵略是始作甬者，我们自己也一样难辞其咎！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日本人：
　　　　日本人对中国的伤害是磬竹难书的！谁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袒护日本人！否则我第一个和他没完！这个长着野蛮筋骨器小易盈的化处蛮夷，在半个世纪内一再地给天朝大国制造奇耻大辱。一八九五年他们闯进了旅顺，杀害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一九三七年冬，他们又闯进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杀害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贫民……
　　　　日本人的罪行中国人不能忘记！
　　　　问题是中国为何会被日本伤害？小日本有什么能力能够一再地伤害天朝大国？
　　　　下面我们来作一些数据上的对比：
　　　　面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日本37.8万平方公里。
　　　　人口：中国13亿； 日本1亿2千万。
　　　　历史：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日本历史充其量也只有两千年，野史甚至说日本历史自秦王朝时的方士徐福带领五千童男童女登上日本海岛时开始。
　　　　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自然资源基本能够自给；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煤、石油、铁、铜、铝、钨等主要矿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为：石油99.7％、煤96％、天然气96.5％。铁、铅、镍等金属矿石也几乎全部依赖国外。
　　　　对外开放时间：中国是一八四二年；日本是一八六九年。
　　　　近代化起步时的经济发展水准：中国是当时已知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国土面积一千一百五十万平方仅是，人口有四个亿；日本则是百分之百的蛮夷土帮，落后的程度让人震惊，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认为这太没面子了，就强令日本人必须给自己定一个“姓”。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实际意义，就把自己的居住地定为自己的“姓”，于是住在山坳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围绕的就姓“田中”；屋旁有一颗松树的就姓“松下”……
　　　　地理位置：日本四面环海，在海洋军事时代无险可守，极易受到海军强国的攻击；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提供便易的对外交通，又有高山险隘等内地天然屏障阻击外来势力的入侵，海军强国即使打进中国本土也很难深入。
　　　　…………
　　　　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伤害日本是情理之中，就象侏儒被巨人欺负理所当然一样；日本伤害中国则不可思议，就象大学生在作文竞赛中败给小学生不可思议一样。
　　　　出现后面的反常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巨人懒惰吸毒，被腐败病菌掏空了身子，从天下无敌变得弱不禁风，结果被昔日连挨打都不够资格的侏儒击败；二是巨人身体内部分裂成互相否定的两个部分，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侏儒再来坐收渔人之利。
　　　　当上述的反常现象成为定局时，我们固然要仇恨日本人的强盗行径，公然明火执仗地入室抢劫，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痛恨自己，不该衰弱而衰弱了呢？
　　　　一个应该强大的民族自取其辱地衰落了，简止是一桩不能饶恕的罪恶！
当我们起来清算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时，是不是应该同时反省一下，从痛苦中汲取教训，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其实当日本人在旅顺实施种族灭绝式屠杀时我们就应该警醒了，如果那时警醒了就不会有四十二年后的南京大屠杀。让我们把悲剧永远定格在南京大屠杀吧，千万不能再让小日本在中国的国土上再来一次什么大屠杀了。
　　　　要做到悲剧不再重现，除了清算日本人的罪行，唤醒日本人的良知和“君子风度”外，我们自已应该变得比日本人更优秀，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记住日本人的罪孽；一方面要研究日本人的优势，并进而学习这些优势。一个肯从敌人身上学习优势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下述几个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日本人的团体精神。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中说到一个日本人是一头猪，三个日本人加在一起是一条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是一头猪，一头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团体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没有这种精神，人数再多的民族也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柏杨的说法尽管有点偏激，但日本人的团体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极少因狭隘的个人利益而伤害民族大利益，并且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随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日本投降后，盟军分区占领日本本土，部分占领军为了报复日本军人在海外的强奸暴行，对日本女人也毫不客气。一时间日本女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临时政府为了使日本女人尽可能少受伤害，计划从民间招募一批志愿者慰劳外国占领军，使占绝大多数的日本女人从强暴的恶梦中解脱出来。对于一个有着浓厚贞操观念的日本女性来说，执行这项计划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应招就等于毁掉自己的一生，在当时的日本失去贞操的女人是不能嫁人的。但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不少日本女人主动应征，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万多个青春女性报了名。她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未来，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保护日本民族少受伤害……
　　　　“日本慰安妇”因为和“性”联系较多的缘故，一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文人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把想象中的日本慰安妇写得一团糟。实际上的情形不是这样，来自日本的慰安妇大多是自愿应招的，她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战争后期还不顾生死和日本军人一道并肩战斗。战争结束后，活下来的慰安妇极少从事色情行业，说明她们当初应募慰安妇并非是天性“淫荡”使然。
　　　　二是日本人的勤奋和自律。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连坐着也保持笔挺笔挺的姿势，那是一种最不舒服的坐姿，日本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和肉体过不去的坐姿就是要时刻保持精神的警醒，防止因过份舒服而懒散消沉，因此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勤奋自律的民族。日本人的饮食相当简单，赴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吃不惯日本的饭菜，那是中国的贫民都不愿吃的饭菜（经常是米饭佐咸萝卜），但日本人吃起来津津有味。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中国人极少用选择和肉体过不去的方式来保持精神的警醒，躺椅在中国的销量也一直呈上升趋势。至于对“吃”的讲究，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比肩。
　　　　三是日本人的永不言败。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了最屈辱的战败国。但日本人并没有一崛不振，他们从废墟和瓦砾中站了起来，重新建设被毁掉的家园。日本刚投降的时候，中国记者出于好奇，想去日本军营看看日本人在作什么。他们想象日本军营一定乱成一团，除了哭天抢地外就是颓废酗酒，这是失去希望看不到未来的群体最为普遍的特征。但实际上的情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看到了一幅书声朗即的景象：日本人正在教小孩念书……
　　　　我们一再地指责日本的“靖国神社”，指责日本人为军国主义“招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那些在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是我们的罪人，但不一定是日本民族的罪人，说不准还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就象岳飞是女真人的罪人但却是汉人的民族英雄一样。因此日本人纪念他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指斥日本人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学学他们：我们在对日战争中也牺牲了不少人，除了众所周知的左权外，在抗战早期死了四十多个军长，连集团军司令员张自忠将军也浴血疆场……我们是不是也该为这些“出师为捷身先死”的英灵建一个“靖国神社”，让活着的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每个中国人都自发去凭吊为国丧身的英灵，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无疑会大大加强，日本人也不敢小瞧中国！
　　　　前几年，中日少年联合组织“夏令营活动”。在中国的国土上，每逢遇到困难，总是日本少年身先士卒上前排忧解难，中国少年则站在旁边观看……夏令营结束时，中国的“小皇帝”们被一辆辆小娇车接走了，日本少年则徒步走向交通站，没有一个日本成人来接他们……日本人比中国穷吗？
　　　　最后的一个境头让人心情异常地沉重：一个日本少年对中国少年说：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见，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并不气恼日本少年的狂妄，他毕竟是个孩子；我深深忧虑的是：如果我们不自此痛心革面地改造自己，日本少年的话就不仅仅是“狂妄”了。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已知世界上最最聪明的民族，一个聪明的民族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优势，而看不到自己的劣势；不应该只把过错推给他人，而把自己的过错巧妙的隐藏。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这个或那个外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最大的敌人并与之不懈地搏斗，我们就能战胜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都能够战胜，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因为战胜自己一次比战胜敌人一百次还要困难。
　　　　如果我们自诩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就不能只听动听的好话，因为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不停地对上司说好话，一定是想从他手里骗取“官”和“权”；如果我不停地奉承一个漂亮女人，一定是想占点她色相的便宜……如果我想击败自己的竟争对手，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打击他，而是不停地说他爱听的话，让他在自我膨胀中自己打败自己，我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年吕蒙打败关羽就是用的这个把戏。
二、小聪明和健忘症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享誉全球的。
　　　　一位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了，上门凑热闹的自然少不了我，一见面就免不了问：“你在那边怎么生活？”他老兄的回答居然是：“在美国谋生容易得很，美国人很傻的，占他们的便宜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是他得意洋洋地讲述美国佬“傻”的具体表现：
　　　　(一)、美国信用卡公司规定：开户、销户都是免费的，更换磨损的卡片要缴5美元手续费。中国人的对策是：碰上更换卡片时，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费用。这样简单的对策，美国人居然从不运用，更换旧卡时老老实实地付5美元。
　　　　(二)、美国一些商店规定：买一件商品按原价，再买第二件就按优惠价。中国人的对策是先买第一件再买第二件，各开一张收据，过后把其中一件以原价退掉，于是达到买一件而享受优惠价的目的。
　　　　(三)、美国人平时很少串门，不懂得联络感情，也不在拉关系上下功夫，可遇上一个看上去不方便的陌生人时，尽管对方没提出请求也会主动上去管闲事。这位仁兄有一次站在公路旁等人，可有不少车辆主动在他身旁停下来，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问"can
I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没完没了的好事鬼把他烦死了。
　　　　(四)、如果你想骗美国人的钱，只需在人流量大的公众场合扮出一幅可怜相，然后杜撰一个受害的故事，这个在国内连小孩都不会相信的鬼把戏美国人会深信不疑，并为你慷慨解囊。
　　　　(五)、不少美国人放着自己家里的事不顾，居然自发走上街头为国外的穷人尤其是非洲的儿童募捐，募集来的钱自觉全数交出去，一分也不私吞。
　　　　(六)、美国从事公务的人员对"红包"视同洪水猛兽，如果你为了办事而塞给对方"红包"，事情不但办不成，对方还会告你"行贿"，尽管塞"红包"时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
　　　　…………
　　　　听了这位仁兄洋洋自得的“聪明经”，我的心情沉重灰暗，灰暗得就象暴风雨将要来临时乌黑的天空。
　　　　按这位仁兄的说法，美国人是够傻的，可美国人真的傻吗？我只知道现代科学发明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的杰作，他们只是不愿把心思放在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上，而只着眼于大智慧。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近现代发明了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且不说那些尖端的科学发明，单是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从电灯电话到电脑电视机，没一样是自诩为聪明的中国人发明的，全是我们认为很傻的美国人发明的。在人类已经步入太空时代的今天，我们还把一千年前祖先的“四大发明”抱在胸前到处炫耀，脸上居然还一点也不发热发红。我们常常为占点美国人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可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的结果怎样呢？还不是我们削尖脑袋往美国跑，你听说过美国人往中国跑吗？美国人不收“红包”，我们不但对送上门的“红包”坦然收受，还想方设法索取各种贿赂，最后的结果呢？美国人比我们穷吗？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层出不穷的，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成反比。一个人如果把心思过多地用在小聪明上，他必定没有精力去开发和培植他的大智慧。聪明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智慧有益无害，聪明益害参半，把握得不好的小聪明则遗害无穷。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都把小聪明用于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长远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结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过。这也是自诩为最最聪明的中国人在近代因何总是落后贫穷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海外的中国人好耍小聪明，好占外国佬小便宜的果实是：中国人包括那些天之骄子——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形象永远也得不到提升，甚至于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学生和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相比形象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国家为了留住人才，千万百计阻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今天各国政府则想法设法驱赶中国留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国际性的新名词——“留学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国留学生的头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报社的记者在德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采访，采访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汉堡、科隆，还有一些小城市。随后又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还通过对世界将近20个国家的驻华签证官和教育官的采访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各种采访，获得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事实。
　　　　下面是记者陈铁源的陈述：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中国人好坑中国人”几乎成为所有东道主国家的共识，这也许是好耍小聪明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收获。
　　　　小聪明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心胸狭隘则是小聪明的副产品。小聪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许感觉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则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一个县办制鞋厂分来了一位华工毕业的高才生，这对鞋厂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该厂的技术层和管理层人员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按理大学生应该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结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领导处处刁难他，技术层和管理层中层干部也纷纷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领导刁难他可以理解，大学生也许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对上司没有保持过份的恭敬；可中层同行和他过不去就难以理解了。归根结底还是中层干部的小聪明在作怪，如果大学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能，尽管工厂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他们的“无能”就暴露无遗了。“大道理”总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数一边的，“众人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学生终于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厂，去另一所民办鞋厂担任技术主管。最后的结局是：县办鞋厂被大学生主管的民办鞋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击垮，那些小聪明有余的中层干部不属重新安置的对象，全部加入下岗工人的行列……
　　　　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贪污弄权，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厢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这是国人患“健忘症”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富贵难以维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国一百年前最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国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国富豪能够撑持到今天的一个也没有。东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富豪和美国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当中国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妇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护动物喝“法国人头马”（在五星级酒店两千元一瓶）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正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忙忙地给孤儿院和教会送捐款；他的爱子则带着很少的钱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探险……美国富翁记忆力很好，总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贫寒的历史，总是担心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国的富翁则很健忘，只看得见眼前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好象他们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诚然，中国在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饿受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后不会再度挨饿受冻。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当日子好起来的穷国国民在糟蹋粮食时，英美这些真正的富国是不是也在挥金如土呢？没有！当我们的“小皇帝”们在香喷喷的餐桌旁挑食拣食时，美国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儿童正在吃“忆苦饭”，不只是吃一餐作作样子，而是连续吃上三天！
　　　　众所周知，吃“忆苦饭”曾是我国风行的一种特殊“阶级教育”方式，现在的中年人大多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早在中国绝迹的“忆苦饭”，目前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内容与当年中国人吃“忆苦饭”大同小异，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直接或间接获取国际知识，同时也不忘先辈创业的艰难和眼前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
　　　　遗憾的是：当有两百多年没有尝过饥饿味道的美国人在吃“忆苦饭”时，刚吃饱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国人却把二十年前的挨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类似的“健忘症”在中国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荒唐丑陋的一页。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学求学时，国人对文革酿成的悲剧无不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不应该忘记也绝对不能重演的历史。二十年过去了，国人对文革还保存有多少“记忆”呢？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恰恰忘记得差不多了，饶幸残留的一点记忆也成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前些时我写了几篇追忆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旧事”，把儿时的几件有代表性的“闹剧”再现出来，意图让国人重新记起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记的历史。当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网页上陆续传送出去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我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背景的幽默笑话，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任何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干出那样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儿子打老子得奖励；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于土头土脑的老农村官……）。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质问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点真实性吗？中国人会那么蠢吗？只有神经病和克汀病才会干出你文章中讲述的那些傻事……”
　　　　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有组织干出的“傻事”何止这些，我写出来的故事还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大大“缩水”的。我只写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让人心酸流泪的部分则没有勇气写。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人并没有自虐倾向，要人们无休无止地记住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痛”，拒绝在眼前的幸福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国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觉地重复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为忘了那些不应该忘记的“痛”就极有可能会重复这些“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不时把那些悲剧拿出来警醒自己，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觉。当我们认为自己绝不会象先辈那样荒唐那样愚蠢时，却在改头换面地干着傻事和蠢事。现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讲特讲“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一方面又把上报的统计数据乘以10甚至100来突出"政绩"。当我们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报的粮食亩产量）时，前两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亩产量在统计表上也达到了十多万斤......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地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现状是停产或苟延残喘，可县政府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仍达到了十多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最保守的也有几个亿。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和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
　　　　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
三、可恨的老实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专程邀我一道去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家送礼。原因是我和他的儿子是同桌，开学时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调整座位，他俩被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两人的个子本来就比别的同学倭半个头，在后排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儿子说：教师节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学家长都给班主任送了礼，就我俩没送，所以班主任调整座位搞打击报复。
　　　　我一听这事就怒火中烧，这样的老师根本就不具备教书育人的资格，怎配当班主任，学生在他手下会教出啥德性！别说送礼休想，我还和他没完呢！李同事看见我发怒的神态，居然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真是从真空中冒出来的，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现在的老师都这样，这算什么？行为比李老师恶劣的还大有人在。占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对老师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师存心给孩子小鞋穿，影响孩子升学。就算这次讲理时道理站在你的一边，可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也罢，要去你去送，给这样的老师送礼连门都没有，不但不送，我还要去找李某算帐！”
　　　　李同事只好连夜拎着两条“玉溪”和两瓶“剑南春”上李老师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气咻咻地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他因何把我的儿子调往最后排的座位。李老师的原因有二：
　　　　一、我儿子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讲话，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全班同学都对他有意见，强烈建议把他调往后排。
　　　　二、我儿子不尊敬老师，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我儿子居然回过头来和后面的同学讲话，被数学老师发现了，主课老师很不满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学认为我儿子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一致要求把他调往后排，我没说的；但是否如此不能听你一面之辞。下一节是你的课，我们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测评，你先讲五分钟，我后讲五分钟，然后让同学们无记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并赔礼道歉，如果不是你也应该有个说法。
　　　　二、就算我儿子有一次违犯了班上的纪律，但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为何只把我的儿子调往后排，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测评再来一次。
　　　　三、我儿子是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倭的学生，理当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应该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请教因何把我儿子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
　　　　听了我的话，李老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自操教棍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等不晓事又认死理的学生家长。结果读书人竟然率先恼羞成怒起来。
　　　　“我干吗要你在我们班对学生讲话！我干吗要搞民意测评？我是班主任，想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我连排座位的权力都没有，我还当啥班主任！你说有别的原因，那你说别的原因是什么？”
　　　　“我是来和你讲道理的，你这话就有点不讲理了，是你先说调换座位是学生的集体意见，我才有民意测评一说。致于别的原因，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不用我把话在这里挑明。”
　　　　“总之座位我是调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把我的观点挑明了，我既然敢来找你，就不会怕你以势压人，这事我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这就去找学校的领导，如果他们不肯出面我就找媒体讨说法；如果媒体不理睬，我还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这么大，总有我说理的地方，就算真个没有我说理的地方，我还有最后的办法。”
　　　　“你不妨把最后的办法说出来，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吓唬的。”
　　　　“你看过《水浒》，应该知道武松杀嫂的故事。”
　　　　“知道一些。”李老师的语气明显缓和下来。
　　　　“武松知道哥哥被嫂子谋害后，第一步是干啥？”
　　　　“去告官，结果官吏都被奸夫西门庆的银子打通了，不理睬武松的状子。”李老师的脸上有得意之色。
　　　　“后来呢？”
　　　　“后来？……”李老师的脸由红转青。
　　　　“还是我来说吧，后来武松自己操刀把嫂子和奸夫全杀了！我不想走武松那条路，因为这事太小了，但如果李老师一定要把我推向那一条路，我也身不由己。你的文化和身价都比我高，不会为一点小事和我这个大老粗较劲吧？我给你三天考虑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后我儿子还坐在后排，我会找你的！”
　　　　我头也不会地走出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第二天，李老师来电话了，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的同学某某也是他的好友，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把我的儿子调往前排。我知道这是李老师在给自己找台阶，就顺水推舟，也在话筒的另一端大声道谢。
　　　　那位李同事的儿子也向前调了几排，但仍在第五排，他老兄认定我比他送了更重的礼品，对我的解释一百个不相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我的儿子不但没有再向后调动座位，李老师也没给他小鞋穿，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级升到重点初中。李同事一直在不但地给班主任送烟送酒，可儿子的座位仍象弹簧一样前后挪动，每向后挪动一次,李同事就要拎上高档烟酒上门一次......
　　　　由此看来，不识时务也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如果中国多几位象我这样不识时务不随潮流不谙大体的学生家长，中国的教育腐败也不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这个最不应该出现腐败的地方，腐败的程度却骇人听闻。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果说老师的品格在整体下滑的话，部分学生家长又何尚不是始作甬者呢？
　　　　儿子毕业一年后，我打电话请李老师吃饭，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莫明其妙，问请他吃饭为啥？我说不为啥，因为你曾经是我儿子的老师，现在我这里有几位教育界的朋友，想请你一道来聚聚，不知肯不肯赏脸？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他有新的老师，你应该请他们的。”
　　　　“你永远是他的老师，请你是尊师重道，请他们性质可就变了。”
　　　　“你这样的家长真是少见，现在的学生都忘师卖道，离校后不打老师的闷棍就不错了，尤其是我们小学的老师！这顿饭我一定要来，无论如何要来！！！”
　　　　…………
　　　　李同事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老实人，他的故事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同事的老实本份给他的儿子和中国的教育带来什么后果呢？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一是害了他的儿子，送烟送酒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许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他儿子的价值观发生病态的扭曲，认为天下事不需要正当的辛苦努力，只需要投机取巧就可达到目的，结果他儿子自此不爱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望子成龙的李同事在节衣缩食送出了不少高档烟酒后又整天愁眉苦脸为成不器的儿子唉声叹气。
　　　　二是毒害老师的品行，给中国的教育腐败添油添彩。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老实家长，老师的行为才会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和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个后果的危害性比第一个要大一万倍！
　　　　这就是老实人的好处！！！
　　　　老实人最突出的个性是胆小怕事，息事宁人，在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宁愿自己付出代价也不敢讨还公道，就更不用说替社会申张正义和主待公道了。下面的一则事例更能说明传统中国人的老实本份背后隐蔽的灾难性恶果。
　　　　去年无意间看了一本期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去一家中国餐饭进餐，不巧遇上了劫匪。
　　　　劫匪拿着一把刀子（在美国人人有枪，餐馆的老板也有）指向掌拒，掌柜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多美元现钞全给了他。
　　　　劫匪走后，中国顾客问老板为何不报警，老板说报警没有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那时劫匪已逃得无隐无踪了。
　　　　中国顾客不相信老板的话，他听说美国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赴现场，为了证实老板的话是否可信，便作一次好事佬按响了报警号码。
　　　　不想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两个警察，若无其事地做了一个笔录就走人。
　　　　中国顾客义愤填膺，大骂美国警察混帐渎职。想不到中国老板仅然帮美国警察说话。
　　　　“这也不能全怪美国警察，怪只怪我们自己当初不争气。说句凭良心的话，美国警察还是很不错的，既称职又不受贿。别的地方发生抢劫案，警察总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就我们中国餐饭例外。”
　　　　“哪是为啥，美国人真的歧视中国人吗？”
　　　　“那到不是，美国人的种族欺视并不象内地宣传的那样严重，造成目前的现状还是中国人自己。早期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餐饭遭受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当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报复，居然不敢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于是美国警察对来自中国案件的报警不再热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这幅现状。”
　　　　“这里别的商店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抢吗？”
　　　　“有是有，但很少，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只敢抢中国商店，因为抢别的商店风险太大，外国人不怕事，不但当场报警，还和劫匪搏斗，劫匪在得手之后很难安全逃脱。尤其是犹太人开设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问津。犹太人在遇劫之后不但即刻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碰上这样的硬对头，劫匪只好自认到楣，唯一的对策就是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商店，中国餐饭则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饭动手，犹太商店从未遭抢。就是那些中国人不敢出面指证而逍遥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国人的恩，过几天又照样来抢，好象不欺负中国人就天理不容一样。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我们这个民族也真是的！！！”
　　　　…………
　　　　看了这则故事，我想起折腾了世界政治近半个世纪的中东问题。几百万个犹太人居住在被敌意的阿拉佰人包围的一块弹丸之地上，承受着面积和人口大出上百倍的阿拉佰世界的压力，结果反而越来越强大，阿拉佰世界几次联合起来作出铲除犹太人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如果这块弹丸之地上（2.5万平方公里）居住的是几百万个中国人，诸位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犹太人能够在敌人的心脏长期生存下来并越来越强大，显然不是老实本份息事宁人的结果，而是拚死反抗任何形势的强暴和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老实本份在已知世界一再地吃大亏，十七世纪，可恨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华人进行了三次灭种式的大屠杀。我并不奇怪西班牙人的灭绝人性，而是奇怪这些屠杀何以能够成功的进行？因为华人的数量占绝对的优势。之所以这样，除了华人的不团结外，华人的老实和胆小则是问题的关键。一直到前几年，小小的印度尼西亚居然也无视北方那个强大国家的存在，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的街道集众抢劫华人的财产，屠杀无辜的中华男人，当众轮奸中华妇女……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暴徒在行凶之后居然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诸位不妨想想，如果行凶的对象是美国人，结果会是怎样？我敢说印尼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性的后果：中国人的老实怕事并没有造就他们奉公守法的国际形象，相反他们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还成为邪恶势力争相凌辱的最佳对象。
　　　　这都是老实本份付出的代价，可见老实本份确然不是什么好的品质，至少不是什么值得稍称道和发扬的品质。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对老实人往往是很偏爱的，因为古往今来中国的国土上存在太多的暴徒和太多的非理性暴力，地痞流氓一直是中国历界政府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人都爱老实人，认为老实人不会侵害他们的正当权益，丝毫也意识不到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暴徒，就是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的缘故，可以说每一个暴徒背后都有一个老实人在为其输血打气。如果没有如此多的的老实人为暴徒提供极好的生存环境，暴徒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老实人不但造就了流氓地痞车匪路霸；还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造就了难以扭转的腐败和不公正！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所以中国理性的暴力太少，结果非理性的暴力因为没有“天敌”的缘故，得以迅速滋长蔓延。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看到了不少恃强凌弱的社会画面，可很少看到弱者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的镜头。
　　　　综上所述，老实人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特点有三：
　　　　一是老实人胆小怕事，遇事藏头缩尾，在自己付出代价的同时也助长社会的邪恶势力。
　　　　二是老实人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更没有主见，喜欢和浠泥，办事能力极差，若把重大的事情交给这号人一定要出大问题。如果让老实人当皇帝，朝中绝对是坏人的天下。
　　　　三是老实人没有原则，千万不可让这号人去主持公道，这号人连黑白都不敢说，就更不能指望他们区分正邪了。
　　　　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一个拥有上述三个特点的公民是不是合格的公民？是不是值得称道的公民？当然不是，这样的公民应该越少越好！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暂居的小城破获了一个流氓团伙。这个团伙在当地作恶行凶了十多年，杀人、抢劫、强奸、强收保护费什么都干，团伙的头目更是恶贯满盈，群众一直对他们的暴行忍心气吞声，受害之后敢怒不敢言，害怕他们报复。头目在受审时，刑侦队员问他这些年作案频频得手的秘诀是什么，头目的回答竟然是那样的简单：
　　　　“什么秘诀也没有，我一个大老粗，能有多少点子。现在作案很容易的，受害人都胆小怕事，既不敢反抗又不敢报警，所以每次都能得手。我刚出道时胆子也很小，后来就越玩越大了。”
　　　　“难道就没碰过钉子？”
　　　　“前两年碰到一个，在东门开鞋店的一个姓吴的蛮子，我上门收保护费，他不给，我拿匕首威胁他，想不到他小子比我还玩命，二话不说就抓起一把凳子往我头上砸，他老婆则抓起电话报警。我一看势头不对就跑了。”
　　　　“那你事后有没有报复他？”
　　　　“傻子才会去报复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崛脾气，带人去报复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样我也脱不了干系。我们只想发财，并不想和某人赌气拚死活。其实干我们这行的秘诀有一个，那就是识相，码头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每次选择的对象最好是胆小怕事的，自尊心强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时缩手，那样才不会栽跟头。刚出校门的小流氓不谙此道，绝果没几天就栽了。”
　　　　…………
　　　　这个头目被判了枪决。公判会那天，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声泪俱下地喊杀得好杀得好，人民政府万岁。我问他何以如此激动，他说这家伙丧尽天良，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强奸了。我问他当时是否在场？他拍胸回答说在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坏蛋强奸他女儿长达一个小时。我再问头目可曾绑他，他回答说没有；又问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么的，他说有，不但有凳子木棍，还有锄头。
　　　　“那你何不称他施暴时一锄头挖在他的头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会报复的。”
　　　　看到这样的国民，我当时的气不打一处来，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脸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坏蛋更该杀！！！”
　　　　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老实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国民一直在恃强凌弱的暴徒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两个极端徘徊，敢于反抗强暴又奉公守法的现代公民则少之又少。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实和诚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爱撒谎和不诚实也是举世皆知的，别以为老实人会说真话，老实人一样在撒谎，一样不诚实，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更没有勇气说真话。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老实人往往最容易当汉奸，都是恭顺的亡国奴。他们宁愿妻子儿女被外敌凌辱，也不愿奋起抗暴向侵略者讨还尊严和公道。所以老实人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郑重地申明一个观点：别以为糊涂老实不是缺点，它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与邪恶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质的老实人群相伴而生。中华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于受尊重的不败之地，就不可再偏爱老实人，最好和老实的国民告别！
四、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摇头叹气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选拔文官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创收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怎会不知道？不就是贪污了国家巨款吗？”
　　　　“那你说贪污了多少？”
　　　　“他是一国总统，少说也贪污了几百亿美元吧，不然怎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呢”
　　　　…………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水门事件”，就更不用说工人农民了。
　　　　国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纵恿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不了打击贪污腐化的认识压力。如果贪污腐化是不治之症，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为何要花大力气去作没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去，使自己也成为能够贪污受贿的一员，在有生之年捞点好处。二是给了腐败分子饶幸心理。既然他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干吗不继续甚至进一步地腐败下去呢？三是让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们一心为国为民，自己甘愿清贫如故，可结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乐以权谋私的贪官，不但上司不高兴不升他的官，亲朋好友骂他不够意思，连普通国民也不认同，实在是太寒心了。结果如此，就没有多少动力继续清廉下去了。
　　 （二）、贪污是因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养廉。
　　　　也许是近十年官场的腐败一直呈上升趋势吧，国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认的“体制问题”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为
人们的共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在近几年不顾工人大批下岗的悲剧性现实，连续几次给公务员加薪，使他们的收入在原来的基础翻了一番。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普通国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波等国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贪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没有贪污受贿的必要。这种观点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美国的政务官和公务员的薪水在全社会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准，薪水甚至比不上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是医生和律师，可美国的贪污受贿极为少见。刚刚进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贿，还会控告给他送钱送礼的人是企图行贿。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则只有中等水准，每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主要是出于一种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日本的教育体制里包涵有大量爱国为民的积极内容，学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价值不是发财致富和娱乐享受，而是“自我实现”，积极主动地承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从事公务是承担责任义务最为直接的途径。新加波的官吏收入虽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较多，但仍比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远远低于中国某些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高薪并非养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清帝国在前期并没有设置“养廉银”一项，可国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每日的开销（包括所有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开支）也只有三十五两，其前身明王朝则为一万两；后期专门设置了“养廉银”，却养出了和珅这样空前绝后的大贪官——来历不明的资产折合白银九亿俩，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家人贪污的款项，应该不低于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广西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一把手”李乘龙，在县委书记的任上贪污了几千万巨款（仅仅查抄的来历不明资产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如果包括挥霍掉的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两千万元），按理他应该很富裕了，没有继续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后依旧更为疯狂地贪污！！！不少地方为了减轻用车和通讯上的腐败现象，对部分官员实行“交通费”和“信息费”补贴制度。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的结果怎样呢？官员一方面在每月领工资时堂而皇之地领取“两费补贴”；一方面打电话坐车照样不掏一分钱，单位的“两费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涨了不少。近几年公务员的薪水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幅度，按理腐败就该收敛一些，可实际情况呢？？？
　　　　一个国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体制问题；二是素质问题。国家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机制，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也许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富国是我们的敌人，穷国是我们的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国、苏联两个军事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划分为第一世界（那时的苏联因为新闻封锁，外界对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据其夸大了几十倍的统计数据判定为仅次于美国的富国）；英国、日本、欧共体和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称第一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对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骑墙派”，是改造和防范的对象；第三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是团结和支援的对象……之所以这样划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国主义，第二世界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死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和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内在的原因也许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国；第三世界是穷国；而中国也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站在反对“富国”的最前列，同时也竭力靠近发展中的穷国。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国内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拒绝富国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运送救济粮；一方面仍对我们的穷朋友承担责任和义务，继续把少得可怜的粮食运往越南和朝鲜……在外交上，既使富国对中国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没做好就会把中国人惹火；而对于实力不如中国的亚非拉穷国，中国人则表现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现了“栽林养虎，虎大伤人”的闹剧，我们宁可忍气吞声，也尽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国看我们的笑话。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达度上，这个众叛亲离的独裁狂人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一直都和他站在一边。可萨达姆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中国列为他最瞧不起的三个敌人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和顶天立地的钢筋铁汉，直到他站在总统位置上的最后一刻。
　　　　诚然，英、法、日、俄等富国在近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天朝大国”的光环就是这些国家打碎的，不易忘记仇恨的中国人很自然会敌视这些国家；可单凭这点理由不是中国人仇视富国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并不大。他一没割地二没赔款（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办教育）三没划分势力范围，在抗日战争时还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怎样呢？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群去东北旅游的中国人在风景区看到了一尊纪念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阵亡的美国飞行员纪念碑，旁边还有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既然专门立了纪念碑，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认同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游客看到纪念碑的反应是：这是那个混蛋干的，怎么在中国的国土上给美国佬立碑呢？出于满腔的义愤，游客争先恐后地往纪念碑和飞机残骸吐唾沫，吐完后还要恶狠狠地往飞机踹上几脚……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除了说明这批游客素质低下外；还说明中国人对富国的仇视是如何之深。
　　　　中国是一个穷国，虽然穷，但穷得很“硬气”，对富国有一股发自骨子深层的反感，就象中国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感一样；因此很容易把富国当成我们的敌人，就象当初把地主资本家当成人民群众的敌人一样。对于世界上的穷国，基于同病相怜或是能够找回部分优越感的缘故，也很容易把穷国当成我们的朋友。这种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心理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自认为血肉相连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脚注。越南的恩将仇报和印尼对华人的暴行举国皆知；非洲的穷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国要钱要援助，中国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他们则熟视无睹；鲜为人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鲜，他们的行为则更让“仇富爱贫”的中国人叹气。相比之下，富国的行为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恶。中东最富的国家以色列，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致对其大加评击，目的是为中东的阿拉佰穷国撑腰打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许想象不到，以色列并没有“投桃报李”作践中国人，它是整个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还有比北朝鲜富裕上百倍的南韩，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比北朝鲜友好得多。
　　　　这个认识误区的危害是：民族心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凭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凭心灵的好恶来支配外交策略。结果在认敌为友的同时，错过了对中国的文明进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国虽然在历史上给中国制造了深重的创伤，但今天的富国比先前明显地进步了，不再扮演历史上赤裸裸的强盗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其广大的殖民地都没有通过战争方式赢得了独立，连被誉为“英王皇冠上一个明珠”的印度，英国也主动放弃了对她的殖民统治。对于已经进步了的富国，中国人就不应该抱着过去的成见不放，不要拒绝和他们作朋友，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和富国作朋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摒弃心理上的偏见，在衡量敌友时不再以“穷富”来作尺度；应该站在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高度，用冷静理性的目光来寻找我们的朋友。在与别国建立朋友级外交关系时，有两个标准是不能放弃的：
　　　　一是对中国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应尽可能高，高素质的群体作恶的动机较小，同高素质的国民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四）、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
　　　　两年前，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的群情沸腾了。恶噩传来时，对美国一向没有恶感的我也热血上涌，一气之下摔碎了十个酒瓶，恨不得拿起枪杆上战场去和美国人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抗议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中国人都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佬的憎恨。最后，战争也郑重地进入了国民的议题，向美国开战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当政府对战争的呼声没有响应时，国民在街头巷尾纷纷指责政府没用，对政府不利的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对中美关系的各种无端猜测满天飞……
　　　　当我从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过来时，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政府，敬佩高层领导的冷静睿智和高瞻远瞩，敬佩他们最终没有听从大众舆论的呼声。无论美国多么可恶，无论美国佬
的暴行对我们的伤害如何巨大，我们都不能和美国开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还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响应民众的呼声，中美走向战场，我们拿什么和美国打杖？下面我们推论一下开战的结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两端，两国相距一万公里。一旦两国开战，陆军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空军和海军。我国的海空军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战舰也接近不了美国的海岸线……而美国的海空军可攻击全球的任何一个目标，其航空母舰战斗群可直接进入我国的领海，沿海的工业区进入其火力范围；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可深入中国内陆，很容易找到打击目标。战争的结果将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地方位于承受打击的最前沿，在战争中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一旦沿海经济区被摧毁，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受损失外，内陆次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内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经济，农税的绝大部分就是打工仔从沿海带回来的钱交纳的。沿海工业被摧毁后，打工的内地农民只好空手返乡，无钱缴纳农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毛泽东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下）
五、极端与偏见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宽容”。
　　极端与宽容是格格不入的；极端的副产品是“盲目的仇恨”。
　　从童年时候起，国人的仇恨与极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心黑手辣”这个词语造句。那时的学校不重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准比现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学生则没有一个能组织一个通顺的句子。老师在无奈之余，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个“范句”供我们模仿。
　　“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
　　…………
　　那时每天上课前都要唱半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锋那样”，最后的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残酷无情”等最最丑陋的“贬义词”加在自己头上，也要对失败了且不再构成威胁的敌人穷追猛打。等真正的敌人打光了，没有了斗争对象时，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抓出几个人，冠以“阶级敌人”的头衔（如“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打斗；最后居然把亲人也抓了出来。正所谓“干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
　　那时中国人生活的首要主题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并且斗争的手段花样翻新，极尽残酷无情，总之是尽可能极端的方式。就算阶级敌人（多数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对革命队伍构成任何威胁，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运动，可如果“革命”本身毁灭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这样的革命就只有“名词”上的意义了。
　　不仅如此，连上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写了“痛打落水狗”这篇杂文，供后世的中国学生学习朗读。他教导中国人把“敌人”（此人并非真个罪大恶极，仅仅因为他没和自己站在一边，有时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已）当成一有机会就会咬人的狗，不能对他存有半点同情和幻想，即使对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为“死狗”也不能放过。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最最清醒的中国人之一，这从他的几篇小说，尤其是《药》可以得到证明。连他老人家也有这等极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鲁迅写得最多的作品是杂文，可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很难想象《阿Q正传》、《祝福》、《故乡》、《药》和《白光》的作者，在后期居然把"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等充满人身攻击的字句作为他作品的题目。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就这样在心灵深处播下了仇恨和极端的种子。
　　（二）
　　童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成熟了许多，可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是《象雷锋那样》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学校传唱，不同之处是和爱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况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后，又跟着唱“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二是在“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集团势力被消灭后，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复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样逞燎原之势。帮派和黑势力挑起的血腥械斗使中华大地没有宁日。
　　去年在家乡的那个小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买鞋时和店主发生口角，被旁人劝开了。按理此事不应酿成血案，因为蔡某和店主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争吵时没有造成经济或肉体的伤害；周围也没有蔡某的相识，不存在丢面子问题；至于口角时说的一些过头话也大可不必认真。可蔡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定店主泼了他的面子，一瞬间就对店主怀有“深仇大恨”，并发誓要报仇雪恨。如果当时气头上这样想还情有可愿，问题是过了三天后蔡某依旧怒气冲冲，竟然串通了四个同伙实施复仇行动。他们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刻拿着大砍刀闯进了这家鞋店，当众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还不解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刀砍断了已丧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俩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这个血案是国民极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为此事原本不可能酿成仇恨的，更不可能发展为手段极端的报复行动。可仇恨和血案居然发生？
　　如果说此事是为数极少的社会滓渣所为，因为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说服力，那么上世纪九十代年上半期发生在某座大都市的一桩惨案就绝非偶然事件，因为惨案的制造者是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
　　一个干警的妻子去找一位来自外地的锁匠配钥匙，锁匠不知道她是干警的妻子，就按例收了她五角钱（如果知道肯定不会收）。按理这个妻子不应怒火中烧：一则五角钱是个小数目，为这样的小钱生气不值得；二是锁匠并未多收她的钱；三是锁匠是街头小贩，属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值得和这等人争闲气；可干警的妻子居然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在丈夫面前告了一个恶状。他丈夫是一个男人，应该不会为这等不上筷的小事象女人一样怒火中烧，可他老兄居然也怒火中烧，心想一个不起眼的他乡小贩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配把钥匙也要给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老子的厉害！他没有象蔡某那样等三天，而是马上把想法付诸行动，即刻喊来另外的三个干警，快速赶往现场，抓住那个锁匠一顿拳打脚踢，最后的战果是把锁匠活生生地给打死了！
　　一个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大动肝火，并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公报私仇，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
　　（三）
　　中学时代看《世界历史》，看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总体观点是歌颂和赞美，誉之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得胜的美国人被描绘成正义的英雄；南方失败的美国人则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牛鬼蛇神”。前几天又重新翻开《美国史》，不过是英语版的《美国史》，也就是美国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政府仍是南北战争得胜的美国人的后辈，在撰写这段历史时自然会颂扬自己的祖先，同时贬损并攻击祖先的敌人。我翻到南北战争这一页，美国人对这段战争的评价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是你很难看出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二是南军总司令李将军被描写成一个德高望重用兵如神的绅士和军神，北军在战场上的行径则丑态百出；三是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和失败者一样大；四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奴隶主挑起的以“废奴运动”为中心的战争，北方的战争动机也是大可怀疑的；五是这场战争并不是一段有利于美国进步的光辉历史，而是美国历史上令人痛心极首的一首，对美国的消极影响比“珍珠港事件”还要大……
　　看了美国人写的“南北战争史”，我终于明白自那以后美国本土为何没有再爆发一次自相残杀的内战。得胜的美国人正是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善待那些失败了的政敌，消除了内战造成的心灵创伤和民族裂痕，重新恢复民族的团结。当失败者面对一个不停自责自省的胜利者时，他的自尊心就会较少受到刺伤，复仇的冲动也会很难唤起。如果胜利者不停地夸耀自己的胜利，嘲笑对手的失败，不明智地刺伤对手的自尊心，对手复仇的冲动就会一浪高过一浪，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并创造机会报仇雪恨。
　　中华民族的仇恨和极端心理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青少年时期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报仇雪恨就象爱情一样成了这些小说的永恒主题。相比之下，美国最有影响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巨著《GONE
WIND》（中文译为《飘》或《乱世佳人》）的主题就是不要仇恨和内战。和这一目标相适应，得胜的美国人把失败的对手描绘成可尊可敬的绅士；把自己贬损为灵魂卑微的投机政客......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在临死之前有立遗嘱的习惯，有头有脸的人立文字遗嘱；普通人也有口头遗嘱。遗嘱的内容不外乎两大主题：一是财产的分割与继承；二是谁是他的仇家，要后人记住这个仇家，把报仇雪恨作为后人生活的一大主题。后人因此陷入仇恨的痛苦之中，死时又把这个痛苦传给活着的下一代，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盲目的仇恨和极端的情绪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一是在中国这块本应该很文明很仁慈的土地上产生了人类世界最野蛮最残忍的折磨人的刑罚。二是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很难形成一股抗击外敌的合力，用“一盘散沙”来形容并不过分。这点可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找到佐证。自宋王朝以来，中国整体被外族奴役达四个世纪，半数以上沦为亡国奴近六个世纪。而奴役我们的外族在军力上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则是百分之一的悬殊比例。三是政体上容易产生极权体制，贵族政治的架构不是有限王权而是君主独裁，多数人的意见被漠视；平民政治则是戴着“民主”面具的暴民政治，少数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如文化大革命）。
　　（四）
　　一个人的情绪一旦有极端倾向，就会产生固执的偏见。
　　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俄罗斯，但中国人最仇视的国家却是英国和美国。
　　对英国的仇恨情有可愿，因为这个国家率先用暴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迫使当时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让一向有着很强优越感的中国人丢尽了脸面。对美国的仇恨则更多源于民族的偏见。这个国家伤害中华民族的暴行比任何列强都少，没有割中国一寸土地也没有强迫中国赔款（庚子赔款返回中国办教育），相反在两次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站在中国一边（十九世纪末的列强瓜分中国危机和中日战争），中国的第一批新式学堂就是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的。可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大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大于象野兽一样撕裂凌辱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