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科举的失意者化身“中国新闻报纸之父”_凤凰国学
王韬：科举的失意者化身“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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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英文版的《中国报刊与舆论史》一书中，将王韬这位曾经的科举失意者推崇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虽然王韬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但通过办报和翻译，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近代思想的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
王韬（资料图）今天是记者节，在这个承载了无数新闻工作者光荣与梦想的节日，我们一起走近学贯中西的清末报人王韬。林语堂在英文版的《中国报刊与舆论史》一书中，将这位曾经的科举失意者推崇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同治六年，是旧历丁卯年，公元1867年，这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却因两个读书人的不同际遇而显得很不寻常。两位读书人一个叫赵烈文，一个叫王韬。他们都是科举制度的失意者，一个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师爷，一个是清朝的通缉犯。与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举人相比，他们不过是士人群体中的末流。对清王朝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真的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没落帝国的前途命运。日，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与他的师爷赵烈文进行了一番颇有历史深意的对话。在闲谈中，赵烈文对曾国藩说：&清亡不出五十年。&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赵烈文预言，又称&丁卯预言&。如前所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烈文的预言是正确的。同样在1867年底，赵烈文的结拜兄弟王韬乘船离开了香港，前往欧洲参观西方的新世界。王韬归来后，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极大的报纸之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提出变法自强的报纸；它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这也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1897年，隐居上海的王韬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三年，也就是1894年，他专门约见了去北京向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王韬帮助28岁的孙中山修改了《上李傅相书》，并给在李府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虽然王韬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但通过办报和翻译，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近代思想的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1.游历欧洲科举失意者睁眼看世界1849年，考举人不第的苏州秀才王韬接受了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1867年王韬到欧洲游历时，已经39岁。此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影响深远。虽然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他们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这个意义上，王韬可能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大清帝国文明的没落。其后，以王韬为代表的一小批清朝士大夫如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愈来愈为欧美政治理念所吸引。他们探索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开始抛弃大清帝国的天朝观念，致力于改造中国文明。彼时王韬能下决心去欧洲旅行，需要很大的勇气。要不是他的雇主、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的真诚邀请，他无论如何是不敢贸然赴欧的。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成英文，而王韬则是他的得力助手。&英国怡和洋行的轮船，王韬乘坐该洋行的船只前往香港（资料图）王韬是幸运的，当日轮船从香港起航时，他就遇到了两位能说几句中文的欧洲人。一个是法国医生备德，一个是德国船长坚吴。航行途中，这两位欧洲人对他很照顾，让王韬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他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战争，开辟通商口岸，使得王韬这样一个科举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2.初涉伦敦遭围观成为&怪物&哪知来到伦敦之后，王韬发现他竟然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怪物&。他在英国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天，王韬来到伦敦的阿伯丁大街时，被一群好奇的伦敦市民和小孩围观。围观者还比划着说：&China Lady（中国女士）&，&詹五威孚&（詹五是安徽人，威孚是Wife，即妻子的音译）。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王韬到英国时，正好有一个安徽华侨詹五也在伦敦。詹五身材高大，人称&长人&。詹五是带着妻子到伦敦的。但是，不明真相的伦敦小孩以为拖着长辫子的王韬就是詹五的妻子，所以说：&詹五威孚&。只要想一下王韬的衣着打扮，再将他的行头与英国人比较一番，就知道他成为&怪物&的原因了。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男士们西装革履。而王韬呢，则是身穿长衫，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王韬长期充当外国传教士的助手，还是能听懂英文的。因此，当他听到伦敦市民说他是&中国女士&和&詹五妻子&时，他并不感到恼怒，只是哈哈一笑说：&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伦敦小孩不辨雌雄，王韬虽不以为忤，却引发了他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感叹。他说，&忝此须眉，蒙以巾帼，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制谶语哉！&明明是豪气干云的好男儿，如今却成为托足异域的巾帼雌伏，这正是1868年王韬在欧洲参观的内心写照。在这个孤独的写照下，映射的是王韬作为晚清帝国时期一个文化双面人的悲剧。王韬的一生，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生。 &&3.科举落榜靠给洋人&卖文&为生& 王韬的双面人生，当然不是开始于1867年的欧洲之行，而是发端于1849年秋天，那年他才21岁，学名王瀚（王韬是他在1862年流亡香港之后，取的新名字）。对成名之后的王韬而言，王瀚这个名字代表着他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一个遥远的&昨日之我&。& 1849年夏天，对青年王瀚而言，正处在人生的重大关头。像洪秀全一样，王瀚的人生理想原本也是科举及第，无奈命运多舛。虽然他在1845年的&乡试&中拔得头筹，主考官对他大加赞扬。但是，在第二年的举人考试中，原本信心满满的王瀚却落榜了。一气之下，他把考试用的笔墨纸砚都烧毁了。1849年夏天，他的父亲病故。他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上海，王瀚体验了通商口岸华洋杂处的文化氛围，也认识了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并到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像王瀚这样有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去为洋人打工，在那时的主流社会看来是不够体面的事情。墨海书馆（资料图）& 但是，墨海书馆的报酬优厚，王瀚只好委曲求全。从1849年秋一直到1862年春，王瀚一直在上海过着双重的文化生活。这种双重的文化身份认同让王瀚很困惑，很不自在。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仍不得不忍受同胞的怀疑和鄙视。作为走异路的文化人，王瀚与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两个秀才李善兰和蒋敦复结为莫逆之交。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三异民&。& 墨海书馆是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下属机构，在馆长麦都思的劝导下，王瀚先是成为基督教的&慕道友&，随后在日受洗，成为一名有&教籍&的基督徒。在此期间，王瀚协助麦都思翻译出中文版本的《圣经》，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就印行11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从形式上看，王瀚新获得的基督徒身份让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员，但是他的心依然留恋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屈身墨海书馆以来，十余年间，王瀚与麦都思等西洋传教士朝夕相处，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方式去思考大清帝国的弊病。如1859年，当英法两国提出&修约问题&，要求按照西方国际公理，派驻公使驻扎京师，但是清廷百般阻挠。对此，王瀚实在看不下去，他批评清廷昧于世界大势，不知变通。王瀚在这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大臣不能熟稔夷事，以为英酋驻扎京师，大失国体，大有龃龉。不知两相遣使，互驻都中，使往来情事，不致壅于上闻，其实于大局并无损害。& 对于清朝王公大臣的愚昧无知，王瀚无奈地哀叹说：&以后之事，愈不可为矣。& 通过以上两次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有王瀚经常在两个精神世界里徘徊：在情感生活上他依然具有传统文人的情怀，忘情于琴艺声色之中，在政治观念上他已经认同于西方文明。& 4.短暂迷失投书太平军成通缉犯& 传统文化滋养着王瀚的灵魂，西方文明又让他对帝国的未来怀抱忧虑。这种东西方的文明冲突体现在其身上，就是他对清廷的态度，暧昧不明，模棱两可。他时而对清廷怀抱幻想，时而又希望清廷被洪秀全的太平军推翻。李秀成的太平军在1860年秋威逼到上海郊区之后，王瀚给湘军统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指出：&太平军在东南地区的成功，不在于其勇猛，而在于清廷在这一地区的地方官的职责划分不明确。&王瀚还在其他文章中批评清廷正如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当局只知道一味地放任自流，让国人迷信于现状安好。& 虽然对清廷倍感失望，王瀚还是希望它能发愤图强，改过自新。但是，1862年元月，王瀚听闻他在苏州东南郊外甫里镇的老母亲病危，立即返乡探母。一直到这年5月，他才返回上海。在老家时，王瀚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在苏褔省（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后成立的行政区）的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信，请其转告李秀成。其信的大意是，建议太平军应该暂时集中兵力进攻清军，不要进攻上海，导致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关于王瀚写这封信的动机，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王韬是为了讨好太平军，保护其家乡亲族的性命；有人说王瀚是受到英国人的指使。总之，当王瀚这封信在日落入清军手中之后，清廷很快查出，这个黄畹就是王瀚，这成为王瀚叛变清廷的有力证据。日，清廷将王瀚暗中通敌的消息通告英法驻上海的领事，同时命令新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并命曾国藩查明王瀚的下落，立即拿办。洪仁玕（资料图）& 实际上，王瀚确实在暗地中与太平天国的领袖有往来，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也很希望王瀚为其所用。早在日，洪仁玕就派人秘密联络王瀚，邀请他到太平天国做官。但是，王瀚托病拒绝。日，王瀚潜回到上海租界，躲避在友人黄春甫家中避难。5月23日，王瀚躲进上海英国领事馆，在那里住了135天。其间，恭亲王奕訢领导的总理衙门曾要求英国公使引渡王瀚，遭到拒绝。& 此时的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佗，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麦都思的儿子。日，在麦华佗的建议下，王瀚偷偷地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的火轮船，远赴香港避难。这个大清帝国的通缉犯，从此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流亡途中，王瀚改名王韬，号子潜。&图为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拒绝了清廷引渡王韬的要求（资料图）& 在香港避难期间，王韬兼任《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这些文章是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5.改名流亡 办报成为新闻开拓者& 改名后的王韬，从此以这个名字称雄于香港媒体界，也以此名而垂青史。从通缉犯王瀚到媒体人王韬，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随着王韬名字的出现，一个中国近代的新媒体人诞生了。常言道，无心插柳柳成荫。大清帝国的通缉令，等于把王瀚这个双面文化人逼进了死角，让他无法再如从前那样自由地徘徊在东西文明的交汇处，而是让他不得不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最终成为西方文明改造大清帝国的媒介&&中国现代报业的开创者。& 王韬在英国待了两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除了不时地长长短短的旅行，两人还合作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在此期间，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给这位传统文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主持英华书院，王韬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区域）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并且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循环日报（资料图）&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受到王韬的影响。& 在流亡22年后的1884年春天，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王韬才回到上海&&他阔别了半生的土地，并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原标题:清报先驱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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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谜猜猜猜，“元旦过生日”，打一城市名称？
对啦，马上看美图~
答对才能看美图哦~
不对，再猜猜呗~为什么说王韬是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
09-02-26 &匿名提问
王韬不仅是中国报刊政论的积极实践者,而且也是报刊政论的积极提倡者。他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而且也是我国报学理论的先驱、最早提倡报刊民主议政的思想家。 王韬的办报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论说文章及信函中。但是他还曾撰写了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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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的办报和著述生涯。当年的香港，和上海一样，同为我国近代报业的重要发源地。鸦片战争前后这里出版的中英文报刊有20多种，70年代初又有了两家依附于英国报社的中文日报。1874年１月５日，一份完全由华人集资出版的大型日报《循环日报》正式发刊。已在香港文化界颇具影响、并且到欧洲考察和生活过两年多的王韬，受聘为该报主编，主持笔政整整十年，直至1884年他离开香港去上海《申报》任职时为止。《循环日报》在王韬的主持下很快成为香港以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的政论型报纸，并且成了维新变法的先驱者的重要讲坛。（二）王韬开始执掌《循环日报》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距离戊戌变法的发动还有整整二十年。作为第一代初具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侵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王韬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患意识。他以《循环日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剖析时事，抨击弊政，为以后的变法运动作了广泛的思想准备。据考查，王韬主编期间，《循环日报》几乎每天都在“中外新闻”栏内刊发“论说”一篇，1000字左右，或署名、或不署名，但是可以断定多为王韬亲自执笔。为此，王韬已被新闻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政论文章的论题大致有三类：一是评说国际时事和中外关系；一是鼓吹社会改良和变革；一是议论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防火、防盗、禁赌、救灾等等。这些数以千计的论说文章为鲜明的爱国思想所贯穿，为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所渗透，充分体现了中国进步文人以国事为己任、敢于为民立言的优良传统。例如，《循环日报》创刊之初，日本政府正制造借口出兵台湾。该报连续发表了《论日本往剿台湾生番》、《日本不肯撤兵》、《论与日本交兵情形》、《论日本举事之谬》等多篇论说，慷慨陈词，严厉谴责日本人违背万国公法、侵犯我国领土的海盗行径。80年代中法战争前后，王韬更发表了数十篇时评，分析形势，提供建言，指责清廷的妥协退让，赞颂民众的抗法壮举，处处表现了同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情怀。　　又如在国内问题上，《循环日报》不断呼吁除弊兴利、变法图强，先后刊发了《论法在因时变通》、《论中国不可自恃》、《论强兵必先去积弊》、《论宜变古以通今》、《中国振兴说》等一系列言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家之所以能自立者，在乎敬天勤民，政平法公，民人有乐生之心，官吏无营私之见”，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也者，合众人而成者也。”这些话精辟有力，表述了重要的治国道理。尽管论者当时谋求的是在现存的君主体制下的改良，但是这种“民本思想”或“主权在民”的观念，确实代表了我国历史上进步知识分子的一贯追求，它的积极意义直至现代都是不可低估的。（三）　　王韬不仅是中国报刊政论的积极实践者，而且也是报刊政论的积极提倡者。他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而且也是我国报学理论的先驱、最早提倡报刊民主议政的思想家。王韬的办报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论说文章及信函中。但是他还曾撰写了三篇专论，集中阐述了对办报的见解。这三篇文章的题目是：《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报学专论，在我国新闻学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上述专论和其他有关文章所阐述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提倡报刊自由言论、民主议政。二、强调报刊的“联络”、“通达”的功能。王韬认为，“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而报刊则可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王韬还认为，报刊可以“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裨使内政外交“措置咸宜”。三、主张报人要讲道德、尽责任，“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要杜绝“采访失实、记载多夸”以及任意泄漏国事军情的弊病。这些见解一方面来自他对西方、特别是欧洲报业的考察研究，另一方面来自于自己办报实践中的经验体会。这些见解是那个时代先进报人的智慧结晶，同时又开启了我国近代报业理论的先河。应该指出，作为一位报刊政论家，提倡报刊自由言论、民主议政（即上述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王韬全部办报思想的核心，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最为深刻而精辟。他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通篇都在阐发这种思想和主张。他以古代圣贤为引子（这当然是封建时代文人难以摆脱的陈规），开篇就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非不敢议，无可议也。”但是尽管如此，“圣人犹欲其议之”，于是尧设直谏之鼓，舜设诽谤之木，周室下令采风以察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凡此种种，都是基于一个明显的道理：“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是以盛治之朝，唯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反之．如果“以议为罪”，下情壅塞，“人主无所闻、奸宄无所忌，而欲久安长治也，岂可得乎？”在总结了这番治国的历史经验之后，作者认为当今的新报（即近代报纸），实在是倾听民意、博采舆论的最好工具，“上自朝廷之措置，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其论”，有善政则“传布遐方”，有未尽善者则“考镜得失”，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实在大有益处，因而应该在各省会城市，广泛开设报馆，出版新报。作者还着重辨析了“新报指陈时事，无所忌讳”，究竟算不算讪谤，应该不应该问罪。文章说：“上无其事而故诬之，此罪人也。若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采择之而已。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这就是说，如果报人任意虚构诬陷，那就是有罪的；如果报道属实，意在指出利弊，那就谈不上讪谤的问题；说的话可取，即使象葑菲一样微不足道，执政者也不要忽视；说的话不可取，那也不必兴师问罪，只要象对待刍狗一样置之一边就是了。总之，“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由是言之，即新报亦未尝无益也。”王韬的这番论述，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封建集权时期，实在难能可贵。尽管文中并未出现“民主”、“自由”这类词汇，但是阐发的民主、自由思想却已跃然纸上，熠熠生辉，故而有学者称他为“中国明确具备近代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第一人”。　　如今，王韬生活的年代早已过去，历史已经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王韬为逃避清政府追捕而流亡寄居的香港，也即将重归祖国的怀抱。抚今思昔，我们对于近代曾经为祖国的繁荣强盛努力过、奋斗过的一切仁人志士，怀有深切的敬意，其中当然也包括象王韬这样具有进步思想的报坛巨星。王韬他们生活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时代，他们自然存有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种种弱点和局限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极其宝贵的共同点，那就是能够站在自身所处的时代的前列，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能够把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推向新的高峰。这一点正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我们新一代的报人也应该站在当今时代的前列，根据新的历史需要和特点，把人类文明成果继续推向前进，这样才不至于们愧对前人和来者。（参考文献：①《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编，1979年；②《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曾建雄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③《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重庆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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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探析新闻,王韬,探析,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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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日报》报名起源的再探讨——兼及王韬的办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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