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新城
近来，有一些人不断鼓吹“普世价值”。他们说，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是“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姓“资”姓“社”，中国不应强调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有人还提出“解放思想应该
有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一时间，“普世价值”成为时髦的流行语。
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普世的？中国是不是要沿着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去发展？这些都是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需要认真探讨。
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普世的
什么叫“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价值的“普世性”指的是什么？顾名思义，应该是：第一，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并适用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永恒性。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虽然没有这样明确地给“普世价值”下定义，但他们说的“普世价值”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否则不会说中国必须实行“普世价值”、“不应自外于普世价值”等等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理解“普世价值”，那么，他们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们说的价值观念是普世的，那么中国早就应该是赞成并实践了的，怎么会“自外于”这种价值观念呢？反过来说，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显然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
倒还是某些西方学者对这一点看得清楚一些。按照鼓吹“普世价值”的人的说法，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制等等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遵行。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某些学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怀疑。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新近联合出版的新书《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韦德里纳是否“过于偏激”地放弃了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他对此回答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显然，得不到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而我国某些学者却闭着眼睛不承认这一点。
可见，他们鼓吹的那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就是想借口“普世性”把那些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价值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抽象的共同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作用。同一种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价值因人而异。这是因为，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脱离社会的个人无法生存。像鲁滨逊那样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人，只存在于传奇小说里，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就形成不同的阶级），追求的利益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说，价值总是具体的。
当然，为了使社会正常运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会形成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规定的），即存在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但是即使是公认的行为规范，不同的人也赋予不同的内涵。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它叫做“普世价值”。例如，资产阶级讲民主，无产阶级也讲民主，这两种民主的性质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人就把共同点抽象出来，然后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
但是，这种抽象的民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从哲学上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脱离了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共性总是与个性结合在一起，总是体现在个性中。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概念，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个性的东西。打一个比方，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具体水果（苹果、桔子、梨、香蕉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把它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具体的水果，而买不到抽象的水果，因为水果这一概念只存在于具体的水果中。同样，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等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还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在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同时，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他明确指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不能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抽象地谈论民主；更不能说，只要主张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就都是社会主义。
价值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而没有永恒的价值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价值观念的内容、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人们赋予同一个价值观念以完全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价值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没有普遍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价值。
有的人喜欢议论公平，把它说成是永恒的、人人都追求的东西，似乎这就是普世的价值观念了。试问，有谁不赞成公平呢？然而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永恒的公平”时，给公平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他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伯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
公平，作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平，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标准，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如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去衡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
鼓吹“普世价值”，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关系来确定价值的内容，而是倒过来，预先先验地确定了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念（这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然后根据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是非对错，进而要求按照这些“普世价值”来安排社会关系。他们从来不回答他们所主张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世价值”是从哪儿来的，仿佛这是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上帝赋予的，是“天赋人权”。其实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看一看他们“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　易虹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樊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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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
日08:20&&&来源：
　　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近年来延续不绝。认同西方“普世价值”者认为，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怎么能否定呢？我们不是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吗？我们不也讲人权吗？进而提出，谁否定“普世价值”，谁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颇有澄清的必要。澄清关于“普世价值”的是与非，需要分清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在对内对外实践中是怎样推行其“普世价值”的？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中国？
　　西方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
　　西方宣扬“普世价值”，实质是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对西方推行“普世价值”多有论述，对我们颇有启示。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但中国从古至今都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基辛格进一步指出：“中国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该书回顾了1992年9月克林顿在竞选中关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民主变革的力量。终有一天，它会走上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克林顿上台后，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下国家的数量”，实现“繁荣的民主世界”。可见，美国毫不掩饰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推向世界、推向中国。
　　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演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试图用西方价值观重塑世界面貌。老布什认为美国有能力重塑世界面貌。小布什毫不犹豫地打起美国价值观旗帜，实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议程所规定的是非西方社会极其迅速的演变”。《论中国》一书的最后部分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政要和思想家，他对美国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特别是力促中国重蹈苏联东欧覆辙直言不讳的论述，对我国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来说，是一支“清醒剂”。
　　西方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是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价值观，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怎么会成为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工具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西方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它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把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宣扬为“普世价值”。尽管我国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因为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区别。总之，我国积极借鉴西方之长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这些与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相左的。西方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要受到我国的抵制。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只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面出发，认同和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这些人应该清醒了。
　　西方国家是怎样实践其“普世价值”的
　　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实践看，“普世价值”的口号长期被践踏。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背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这只适用于男性富人，不包括妇女、穷人、黑人，富人还可拥有黑奴。美国曾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践踏人权。直到1965年，才允许黑人享受与白人一样的民权。西方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贫富分化与对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前几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的正是99%与1%的对立。上述种种，正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莫大讽刺。
　　从西方国家的国际实践看，“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侵略、掠夺和灾难。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中国的。从19世纪初起，西方列强先是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继而以炮舰入侵中国，杀害中国军民，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启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跌入苦难的深渊。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这就是西方国家送给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历史上是这样，现在又如何呢？西方在一些国家操纵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头政治”，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难民流离、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装入侵，遭受战乱、杀戮、灾难，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认同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中国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没有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适性。世界上有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被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这需要探究。比如联合国所规定、由各国签字认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应简单否定。西方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原则；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遵循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这些都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或一定社会制度内的普适性价值，而不是适用于一切时期和一切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今人看来是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的，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却是维护这种制度的。
　　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名不副实。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进步的，但它是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等价交换，表面看来是自由、平等的，但这种自由、平等是表面的、虚伪的。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劳动力的出卖者成了雇佣劳动者。“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看来，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因此，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标准。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国家内部的许多人士也不认可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价值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认同、不接受西方向我国推行的“普世价值”。其实，西方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也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了质疑和异议。我国热衷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应读几本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国的查理德?波斯纳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日本的神谷秀树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等等。美国的查尔斯?德伯写过《马克思的预言：危机的世界》一书，作者在中译本中对中国读者说：“世人对马克思的著作再度兴起兴趣。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和学生也再次开始展露对马克思更浓厚的兴趣。民调显示美国的年轻人如今对‘资本主义’有负面印象，而一半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有正面印象。”可见，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连其国内不少大学师生和一般年轻人也不认同其普适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我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能搞西方化。我国社会主义也讲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平等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剥削和对立、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马克思所讲的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等等。总之，社会主义有自己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虽然在字面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内涵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制度，是我们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价值引领。
　　（作者为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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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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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红旗文稿：有人把改革开放成果归因于普世价值
　　《红旗文稿》近日刊登作者中共南京市委党校郭榛树的文章―“普世价值”思潮的自我包装术，文中谈到，坚持反主义的西方学者们不顾现实，粗暴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教条”、“僵化”、“独裁”、“专制”等种种帽子，指责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的主流”，同时，他们还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因于“普世价值”。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们不顾现实，称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资料图）　　以下为全文：　　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在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着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志，是为西方国家称霸全球服务的一套价值观念。　　一　　西方这样一套价值观念是如何变成一些人所推崇的“普世价值”的呢？　　1.以“普世标准”掩盖多元标准。　　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个国家，对自由、民主、人权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甚至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政治价值标准都不可能完全统一，如南方和北方、西部和东部都会产生差别。　　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讲特讲“普世价值”的吧。　　如果纵向来看，也即从历史来看，其价值标准肯定是多元的，也就是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美国今天所持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历史上所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标准也不一样。如美国历史上曾允许黑奴制的存在。从1619年首批黑人来到弗吉尼亚，到1861年9月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美国的黑奴制的存在时间长达170年。再如美国妇女的选举权，从1839年争取妇女投票权开始，到1869年怀俄明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允许妇女投票的州，再到日一份赋予美国妇女投票权利的宣言的签订，历时81年。　　如果横向地看，也即对美国不同的州进行比较，各个州所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标准很难统一。比如死刑，到目前为止，美国50个州中有23个州已废除了死刑。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还有23个州允许处死不到18岁的犯罪少年。再比如美国的税收，各个州的地税率有很大差别，甚至相邻的两个镇、两个村的税率都有差别，此外，还有5个州免税，新泽西则是部分地区免税。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多元的。　　可是，美国为什么要搞一套所谓的“普世价值”呢？这是因为，如果承认政治价值标准的多元化，美国就没有干预其他国家的“合法性”理由。它只有将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化，上升为一种所谓“普世”标准，如果谁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它就可以祭起“人权”大旗，横加干涉。　　其实，美国虽然将自己的价值观上升到“普世价值”，但其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克服和难以掩盖的弱点和漏洞。一是美国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一步步实现的，那么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有何理由要求他们现在就一定要采取这种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呢？二是美国说自己坚持的是“普世价值”、“普世”标准，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怎么保证其对待所有国家是一样的标准？比如，在面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利、叙利亚和对巴林、也门采取的政策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把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于其他民族、国家头上的同时，自己能做到这些吗？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国家做到呢？比如，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最自由的国家，但是，斯诺登事件使其所谓的“自由”昭然若揭。这表明，美国的自由并不一定比其他国家做得好，只是它科技比较发达，已经不需要或较少需要采取一些传统的手段，如空间上的限制、身体上的限制，等等。美国虽然在空间上、身体上对人的管制少了，但对　　内对外的监控更广更深，对本国和他国公民自由的伤害也更大、更厉害。　　2.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明明是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一定是多元的，那么怎样才能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化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呢？这就必须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我们知道，价值与真理都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但不同的是，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原则侧重于客体性，表明人的活动中的客观制约性；价值原则侧重于主体性，主要表明人的活动中的目的性。　　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十分复杂。同一样东西对于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对其他人不一定有价值；而真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其价值，它都是真理。因此，我们一般不能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强加于他人，但有权利也有义务让他人认识真理。比方说香烟，对于抽烟者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如可以提神、打发时间等等；对于不抽烟的人则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负价值。而不管你抽烟不抽烟，“吸烟危害身体健康”都是一条真理，这一点早已为科学所证明。因此，抽烟的人绝没有权利强迫不喜欢抽烟的人抽烟，否则就是反真理、反科学的；不抽烟的人则有权利要求吸烟者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如果不是公共场合，又另当别论），因为这是与真理、科学相符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香烟有害健康，所以不可以强制他人。但对身体无害甚至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强制他人呢？比如说，某种东西营养价值很高，但是你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吃这种东西吗？……　　很显然，持“普世价值论”的人是深谙这一哲学道理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本都是一种价值性认识，根本没有权利强加于人。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就将自由、民主、人权等包装为“真理”，为的就是使这种价值获得一种普遍性。有了这种包装，对外推销起来就更为容易。这是因为，既然是“普遍真理”，对于推销者而言，即使采取强迫甚至暴力手段，也不会有失道义，至多只是方法问题；对于推销对象而言，如果你不接受“普世价值”,就等于不接受真理（而且是“普遍真理”！），就等于承认自己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老顽固。　　从实际来看，这一手法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世价值”为美国发起对外战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据统计，二战后美国发起的对外战争有数十次（占了二战后世界总战争数的98%），数百万人死于美军的炸弹下。这些战争大多打着维护“人权”等旗号，不仅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得到被入侵国的反政府力量的拥护，有时还会得到被入侵国家部分普通民众的肯定。但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真理意义上的合法性吗？肯定不是，这种合法性后面包裹的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是“普世价值”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在前几年，我国国内进行“普世价值”争论的时候，如果有学者批驳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揭示“普世价值”的实质，马上就有人指责文章的作者“连民主都不要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连“普遍真理”都不要了。从理论上讲，存在着抽象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但我们在实践中所选择的一定是具体的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或其他性质的民主。正如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定存在着抽象的“苹果”概念，但在生活中，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来吃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具体的苹果，即一个有特定产地、特定颜色、特定大小、特定口味的苹果。但是，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总是力图回避价值的具体性，以期获得一种所谓“普遍真理性”。　　3.以人性分析取代科学分析。　　欲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就必须借助于学术论证。学术论证的方法很多，但是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包装成真理性知识，靠科学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只好求助于人性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性分析特别是人性假设，并不是毫无价值的，相反，它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很管用的方法。比如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一种人性假设，由此出发可以得出一套道德教化的理论与方法。再比如，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往往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认为人的行为在于追求本身的最大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获得劳动报酬，由此出发形成了一套西方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但是，对于人性，由于所持立场和方法的不同，所作出的假设往往也不相同。如中国古代有“人性善”（孟子）的假设，也有“人性恶”（荀子）的假设，还有“人性无所谓善恶”（郜子）的观点。在西方，则既有“经济人”假设，亦有“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诸多假设。而不同的假设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无论是中国的人性假设，还是西方的人性假设，都有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并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从人性入手来论证“普世价值”的存在，同样是一个十分“好用”的方法。为了给“普世价值”奠定学术基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进行共同人性的设定，即在人性中努力寻求共通性的东西。在一些人看来，如果人性的共同点越多，则“普世价值”就越能站得住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人性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人性可分为自然性和社会性；也可分为抽象人性和具体人性。在各种各样的论证中，我们发现，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中，“普世价值”论者一般喜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去寻求人性的“共通性”。就人的自然性而言，不管是哪国人，共通性必然很多，如人都离不开空气、阳光和水，人都要吃饭、睡觉和运动，父母一般都会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会爱自己的父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在抽象人性和具体人性中，“普世价值”论者一般都会从抽象的人性中去寻求共通性，因为越是抽象，离现实生活就越远，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就越少，就越容易寻求所谓的“共通性”。比如萨特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因而进行自由自主的选择是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因为这里的人，是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的人，根本不考虑他处于哪个国家，也不考虑他处于哪个时代。再比如西方启蒙时代提出的“天赋人权”，其中的“天”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既然如此，由“天”所赋予的“人权”必然也是抽象的，如西方有人认为，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任何人，不论肤色、性别、国籍，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无二致；人对人权的需要，犹如生命需要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的普遍和绝对；等等。　　然而，无论是从人的自然性还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所得出的“普世价值”并成不了真正的普遍真理。因为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其价值追求不是其自然性的反映，而是其社会性的表现，因而此种共性一旦具体化，就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比如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一旦落实到具体人、具体场景，就不那么统一了。什么是可怜、什么人值得可怜、什么人能够去可怜等等，在存在着阶级利益对立的社会，根本无法统一。而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也曾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因此，从抽象人性出发，根本不可能得出普遍真理；而如果从具体人性出发，又肯定得不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正因为“普世价值”并非普遍真理，因而西方自己都怀疑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普世价值”的“合法性”。如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韦德里纳是否“过于偏激”地放弃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他回答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二　　“普世价值”思潮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包装自己？主要就是为了掩盖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1.消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国际斗争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设，而且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关系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兴衰、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安危。无论是要维护或破坏一种社会制度，还是要巩固或推翻一个政权，都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谙意识形态之道，因而在冷战期间将意识形态战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3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和平演变战略涉及面面，其中之一就是“攻心”战略，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美国总统同样力挺“普世价值”。虽然他曾说，美国不能把它的价值强加给别国，但他又多次表示，“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至关重要，即便是在艰难时刻”。　　为了顺利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就是抬高自己的价值观，贬低和消解他人的价值观。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不仅被他们视为“普世”、“至上”的真理，而且被他们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他们努力掩盖自身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丑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卫士。另一方面，着力矮化、丑化，甚至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是冷战产生的根源”。当苏联解体时，西方有学者立即宣称，“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然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当年，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十分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们不顾现实，粗暴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教条”、“僵化”、“独裁”、“专制”等种种帽子，指责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的主流”，同时，他们还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因于“普世价值”，　　认为“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以人为本”是“普世价值”的重要体现，等等。除此之外，他们大力推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制造价值观混乱，企图达到即使你不信仰“普世价值”，也要使你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目标。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幌子，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获得一种“至上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最终将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当代中国的话语语境。　　2.推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用来掩人耳目，向东亚、东欧、中亚、非洲等地区输出美式价值观的一种策略和工具，更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造”的“正当性”理由。2006年9月美国推出的“普林斯顿计划”最具代表性。该计划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和“非民主”两部分，要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因为自感掌握了“普世”的民主价值，就可以将自己的制度模式强加到其他民族的头上，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样板。美国还雄心勃勃地施行“阿拉伯民主化战略”，试图把伊拉克这一“民主样板”推广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逐步改造阿拉伯世界，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建立、扶持亲美政权。　　中国更是美式民主推销的一个重点对象。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的一则报道就明确地说:“美国希望中国将发展成民主国家的这个观点，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是美国与一个不以为然的独裁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一方面资助一些精英分子以学术的名义传播西方的价值观，论证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选择西方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势力，从事各种反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2008年，就在我国集中精力筹办奥运会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和政要千方百计地将奥运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中国政府制止“藏独”暴力活动的正当行为，成了他们攻击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把柄；而捣乱奥运圣火传递的暴力举动，却得到一些西方政治势力的纵容。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作出多少努力，取得多大成就，都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人权状况都十分“糟糕”。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更是拼命炒作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拆迁、“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等问题，以此来“妖魔化”中国，掀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地表明，西方敌对势力是“唯恐中国不乱”，“中国不就范决不罢休”。　　3.谋取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冷战结束20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尽管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带有明显个人特征的对外政策，然而其一脉相承的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追求和护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不管怎样变化和调整，其基本的战略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即始终围绕追逐全球霸权而展开。　　二战以前，全球霸权的争夺主要依靠军事力量。但是从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而核心价值观则是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开始密集地使用“普世价值”表征其核心价值观。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视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美国之所以将推行“普世价值”作为其“国家战略”，是因为：首先，推广“普世价值”可以确保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牢牢占据国际道义优势。其次，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掌握国际政治的话语权。美国不仅拼命宣传“普世价值”的存在，而且将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人权”混在一起，直接划上等号，使得“自由”、“民主”“人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话语优势。再次，推广“普世价值”可以为其霸权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掌握世界政治话语权，最终目的则是为美国全球战略和霸权主义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如小布什政府指责“无赖国家”、“邪恶轴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从而以此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对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其旗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宣称是为了保护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尔维亚族的种族屠杀。多年过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两场战争的真实原因是美国为了夺取对中东和巴尔干的主导地位，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　　西方国家将所谓的“普世价值”主义化，以“自由”的名义开展思想渗透，以“民主”的借口实施离间分化，以“人权”的标签制造事端，目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意识形态话语权，以谋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建立符合其意愿的“世界新秩序”。大量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到处兜售所谓的“普世价值”，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使其他国家走上康庄大道，而是为了颠覆不符合其自身意愿和利益的他国政权，削弱这些主权国家的主导能力，进一步强化控制力，以获取巨大的军事战略利益和地区资源利益。“普世价值”并非什么客观真理，不管它如何包装，都无法掩盖其内在矛盾。西方模式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模式，西方价值观也不可能是什么“普世价值观”。　　（郭榛树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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