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激励、政治周期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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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地方官员个人激励：晋升锦标赛模型
1.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
来源：《经济研究》
2007年第07期
作者：周黎安
2.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
来源：《经济研究》
2004年第06期
作者：周黎安
3.官员晋升锦标赛与竞争冲动
地方官员从最低的行政职位一步一步提拔,进入一个典型的逐级淘汰的锦标赛结构。它的最大特征是,进入下一轮的选手必须是上一轮的优胜者,每一轮被淘汰出局的选手就自动失去下一轮参赛的资格&&&
来源：《人民论坛》
2010年第15期
作者：周黎安
4.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
王贤彬;徐现祥
本文在一个框架内考虑了政治激励与财政分权,考察了转型期我国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中央强调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的考核导向,使得地方财政支出过度偏向基础设施建设而公共品支出不足,同时抑制了其中的官员私人消费支出。在资本不可流动但多期情形下,地方官员通过降低税率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来源：《南开经济研究》
2009年第02期
作者：王贤彬;徐现祥
第2章 晋升锦标赛模型的实证检验
1.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
陶然;苏福兵
&正&一、引言对民主体制中的选举周期研究表明,政治家可能会在选举之前有意增加政府投资和公共支出以求胜选(Alesina,Roubiniand Cohen,1997;MacRae,1977)。而在非民主体制下,政府也完全可能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来加强政权合法性(Yang,2006)。当然,在现实中,也可能出现执政团体为维持执政地...&&&
来源：《中国经济学》
2010年第00期
作者：陶然;苏福兵
2.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
我对官员考核和晋升是否存在一个锦标赛机制进行了考察,通过比较上级官员的收益给出了三种可能:不存在晋升的锦标赛机制、存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GDP晋升锦标赛机制和存在考核指标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我们结合先验和后验的方法,发现只有经济增长符合考核指标的条件,并...&&&
来源：《经济科学》
2013年第01期
作者：乔坤元
3.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再考察——来自省、市两级政府...
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文章使用年我国省、市两级政府的面板数据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多个角度的再考察。文章研究发现,我国的确存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而且这一机制具有&层层加码&的特点,即从省级到市级自上而下竞争逐...&&&
来源：《财经研究》
2013年第04期
作者：乔坤元
第3章 晋升锦标赛与地方经济发展
1.官员晋升竞争与边界效应:以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为例
周黎安;陶婧
本文运用中国年县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省区交界地带与非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我们发现,位于省界线上的县级区域的人均GDP显著低于非省界上的县级地区;而国境线上的县域经济发展则不受边界因素的影响。交界省份越多,位于交界线附近的县份经济发展越落后。交界线上的两省经济差...&&&
来源：《金融研究》
2011年第03期
作者：周黎安;陶婧
2.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
徐现祥;李郇
我国市场分割问题比较突出,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以及增多已成为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有些省区选择市场分割,而有些却致力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在处理区际关系上的迥异行为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我们从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假设出发,构造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证...&&&
来源：《经济学(季刊)》
2007年第04期
作者：徐现祥;李郇
3.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王贤彬;徐现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
来源：《经济学(季刊)》
2009年第04期
作者：王贤彬;徐现祥
4.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刘瑞明;白永秀
本文在一个以控制权收益为基础的晋升激励框架下,考察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本文研究发现,由于政府保持着经济的控制权,政府组织中晋升激励体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因,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这推翻了学界...&&&
来源：《南开经济研究》
2007年第05期
作者：刘瑞明;白永秀
5.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一个关于官员激...
王世磊;张军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
来源：《经济学(季刊)》
2008年第02期
作者：王世磊;张军
6.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
刘佳;吴建南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12年第02期
作者：刘佳;吴建南
7.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1978年以来,官员治理制度中先后引入了高级官员的有限任期制度和鼓励异地交流的惯例。利用1978年至2004年间在各省(西藏除外)任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和省长(包括直辖市长、自治区主席)的详细信息以及省级经济增长的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对省级高级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是否以及如何影...&&&
来源：《经济研究》
2007年第11期
作者：张军;高远
8.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
钱先航;曹廷求
基于晋升激励的视角,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验证了政府股东的&政治观&。本文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晋升压力大时,城商行会减少贷款,但官员任期会弱化这种作用;从期限结构看,减少的是短期贷款,且会增加中长期贷款。同时城商行会减少批发零售业而增加...&&&
来源：《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作者：钱先航;曹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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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地方官员激励、政治周期与经济发展
价格：￥10.50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
——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
发布时间：作者：陶然 苏福兵 陆曦 朱昱铭
来源：《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
摘要：本文从逻辑和实证上两个维度对“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提出了挑战。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如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意义。
　　摘要：在对中国政绩考核体系进行考察基础上，本文将对&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提出逻辑上的多维度质疑，并利用省级官员晋升数据进行实证重估。我们发现，从正式制度上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乡级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也没有实证证据表明在省这一级别GDP增长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提出，在建立中国转型期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上，学术界还有大量工作仍待完成。
　　关键词：官员晋升锦标竞赛，官员考核体制，中国经济转型
　　一、引言
　　对民主体制中的选举周期研究表明，政治家可能会在选举之前有意增加政府投资和公共支出以求胜选（Alesina，Roubini and Cohen，1997；MacRae，1977）。而在非民主体制下，政府也完全可能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来加强政权合法性（Shirk，1993；Yang，2006）。当然，在现实中，也可能出现执政团体为维持执政地位而压抑对其潜在不利的技术创新和阻碍制度变革的情况（Levi，1989；Perkins，1967）。总体来看，近年来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达成了以下一个共识：无论是在民主体制还是非民主体制中，理解政府官员的激励对于解释经济体的表现至关重要。
　　在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的高经济增长时，经济学家也普遍观察到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兴办和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搞开发区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的确有目共睹。但紧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有如此强大的激励去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不是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具有掠夺性？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较高的边际分成比例有直接关系（Montinola et al&，1995）；更有学者试图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结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来自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的&财政承包制&（Oi，1992；Montinola et al&，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
　　近年来，一些研究对财政承包制下的高边际分成率带来经济增长开始提出挑战，指出&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解释中国1993年分税制改革之前高经济增长问题方面面临一些困难：一方面，中央在财政承包制下经常单方面修改财政承包合同，缺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所要求的&有效承诺效应&（Cai and Treisman，2006；Tsai，2004；Tsui and Wang，2004），另&方面，这一时期的区域投资竞争也并不非常显著，也难以支持这个时期存在显著的区域竞争效应并约束地方政府对企业掠夺的假说。
　　更重要的是，1994年中国进行了财政集权化的分税制的改革后，不仅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没有掉下来，反而各地自20世纪末开始出现一波又一波争相大搞招商引资，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的情况。反映在经济增长速度上，集权化的分税制改革也没有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延续了分税制改革前（年）的高增长率。年间年增长率达到8.1%，与年相同。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还进一步加快，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期，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
　　上述情况使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既有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并试图发展出一些新的解释框架。近年来，一个关于中国转型期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即&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日益流行在这个框架下，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更多被认为是追求政治晋升的&政治人&，而不是&财政联邦主义解释框架下&追求财政收入的&经济人&。这是因为在中国集权型政治体系下，上级政府主要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来考核地方官员，而经济绩效是各级人事考核的关键指标。这就使地方官员有很强积极性发展经济，然后获得政治上提拔的机会（Edin，2003；Tsui and Wang，2004：Li and Zhou，2005）。通过利用中国年间省委书记、省长的更替数据，Li和Zhou（2005）发现省级干部晋升的概率随着其所在地经济增长率增加而提高，而其离岗的可能性也随着经济绩效下降而提高，如果和前任相比，某省级干部带来更高的增长率，那么其提拔概率也会提高。
　　到目前为止，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和提拔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观点不仅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在大众媒体上也几乎成为&常识&。但这种解释是对中国改革期高增长的恰当解读吗？在对中国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仔细考察基础上，本文将对&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提出逻辑上的多维度质疑，并利用省级官员晋升数据进行实证重估。我们发现，从正式制度上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乡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也没有很强的实证证据表明在省这一级别GDP增长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短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政绩考核体系的产生和演变。第三部分指出了&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在解释中国转轨过程中高增长时面临的诸多逻辑挑战。第四部分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省级干部的政治提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新估计。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用&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来解释中国转轨期高增长无论在逻辑还是实证方面都存在较大缺陷，建立解释中国转轨期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大量研究工作要做。
　　二、中国干部考核体系：GDP考核与晋升挂钩？
　　中国的干部考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至少分成4个体系的考核。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在干部考察任用之中的德（思想政治素质）、能（组织领导能力）、勤（工作作风）、绩（工作实绩）、廉（廉洁自律）考核；二是由人事局主管的对公务员常规考核（该考核影响力最差，且没有考核具体工作目标）；三是条条系统之中对于下级对口单位的目标责任考核；四是针对各级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
　　在以下分析中，我们不讨论第二类和第三类考核，因为无论是对一般公务员（而非主要领导）的常规考核，还是地方政府特定部门对下级对口单位的目标责任考核，都不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班子的政治任命和提拔，特别是第二类考核，不仅影响比较有限，而且一般没有考核具体工作目标。
　　与&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所涉及官员提拔问题最为相关的，是第一类和第四类考核。而其中第一类考核，即所谓的&德、能、勤、绩、廉&考核，与干部任用和提拔关系最为密切。这种考核早就存在，从1979年《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正式提出对党政干部进行定期考核后，最早是从地方领导干部开始，1988年中央制定了《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方案》和《地方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方案》；然后，开始扩展到各级政府机关，1989年出台了《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1995年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的通知》，再到1998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对干部考核的方式、内容、程序等进行规范。2000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考核制度，研究制定以工作实绩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指标体系。2002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6项基本条件，以及干部考察的内容、范围、方法、程序、参与人员等，这一条例最后取代了1998年的暂行规定。
　　无论是1998年的暂行规定，还是2002年的工作条例，都没有具体的指标计算体系，而侧重于通过召开推荐会（公布推荐职务、任职条件、推荐范围），填写推荐票，进行个别谈话，统计推荐票后向上级党委汇报推荐的方式，来广泛征求各个方面（主要是相关下属人员及其主管领导）对特定领导干部的意见。换句话说，这种考核虽然是主要领导干部任用和提拔的一个必要程序，但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指标体系来给备选干部打分，在推荐的时候也未必会给潜在候选人明确的优先序，大都只是提出一些推荐意见供上级参考，最后决定仍然来自于上级主要领导。
　　第四种考核，即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则是&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所主要讨论的考核体制。在&官员晋升锦标赛&论者看来，中国存在如下一种干部考核体制：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从县到乡镇，甚至还有从乡镇到村。每级别对下进行以GDP增长为主的考核，且这种考核与政治提拔挂钩。比如，晋升锦标赛论者强调，锦标赛的激励效果是逐层放大的，这是因为中国行政体制由中央、省、市（地区）、县和乡镇五级政府构成，晋升锦标赛可以发生在中央以下的任何一级地方政府之间，而中国&块块&行政管理体制在不同层次上的同构性使得晋升锦标赛得以普遍推行。比如说，在省一级干部之间采取以GDP为基础的锦标赛竞争的话，那么省级官员就必须提供较高的GDP增长水平。为此，他们可能会在辖区内的市一级推行GDP锦标赛竞争，而市又会在县一级推行锦标赛竞争，如此层层往下推进。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都在不断放大的锦标赛激励下，为提拔而努力，因此，按照&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说法，中央颁布一个增长目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增长目标，且行政级别越低的地方官员提出的指标越高。
　　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正式的显性考核体系，中国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最早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推广。文献中可见的最早研究，是荣敬本等对河南省新密县的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的考察（荣敬本等，1998）。在1988年1月，新密县委决定实行乡镇领导岗位责任制，3月县委、县政府开始与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签订农村工作奖罚兑现责任书。这种目标责任制，实际上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签订（王汉生等，2009）。虽然很难得到关于这种考核体系开始时间和推广范围的全面数据，但就我们近年来在中国10余个省份不同形式调研所了解情况，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考核体制才开始在一定范围推广，晚至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这种模式才在较大范围推广。
　　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到目前为止，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也主要只在县、乡之间进行（乡、村考核也广泛存在，但村在中国不是一级政府组织）。我们对沿海和内地10余个省份的调研表明，至少在2008年之前，由地市对县级领导班子进行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并不非常普遍，而省级对于地市领导班子进行类似考核就更少。至于中央对省级领导班子进行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则更晚才出现。比如说，浙江省委对各地市的领导班子没有具体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部分地市对于县领导班子采用了目标责任制考核，例如温州在2006年开始考核各个县领导班子，但同是浙江省的杭州市则一直没有采取类似做法。再以招商引资最突出的江苏为例，2010年才出台《关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考核体系的意见》，考核对象为省辖市，内容主要是经济社会领域。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和民生改善五大类28项指标。省委组织部、统计局《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度县（市）党政正职科学发展实绩量化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了考核县（市）党政正职的五大类15项指标，由省统计局、财政厅、农委等14个部门和各省辖市统计局分别提供。但即使在招商引资最活跃的江苏省苏州市，也没用对下属县区领导班子进行目标责任制考核。再如河北省沧州市，从1994年就开始对各县区进行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而为了让各级组织部统管&干部任用德能勤绩廉考核&和领导班子目标责任制考核，2004年河北省才出台一个针对地市领导班子的考核文件。虽然考核确定了具体目标，但是也未规定各个分项目的权重。据了解，在执行过程中，该考核也并不太受到省委领导重视。但在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干部，有可能会影响政治前途（沧州市组织部的考核中有类似措施，但是惩罚的面很小，低于1%）。
　　就中央政府而言，直到2006年，中组部才第一次制订了围绕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目标考核体系（参见中央组织部印发实施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组发[2006]14号，日印发）。实际上，至少对省一级领导而言，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任何具体考核指标体系。即使是2006年的中组部文件，虽然明确了综合考核评价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和方法构成，要求综合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具体方法进行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但也从来没有给出任何量化指标计算体系。比如，在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实绩分析的内容中，只是提出考察实绩主要是哪些内容（如上级统计部门综合提供的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城乡文化生活、人口与计划生育、耕地等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科技投入与创新等方面统计数据），但无论是具体指标选取还是相应的指标权重，都还是交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特别需要指出，这个考核主要用于领导换届时干部考察，而不是一个年度考核；另一方面，这个考核办法对地方政府并无强制力，仅仅是参照性的。
　　即使在县乡一级，也很难定论考核结果是否与政治提拔紧密挂钩，以及考核结果中经济指标所占比重就一定具有绝对的主导性地位。我们年在中国东、中、西6省（河北、江苏、福建、吉林、陕西和四川）30县59乡镇针对乡镇主要领导干部进行的县乡一级政府考核的调查表明，考核结果更多与经济奖励挂钩而不是与政治提拔挂钩。比如，在6省59乡镇的调查中，发现59个乡镇中绝大多数（超过40个）乡镇领导回答考核成绩突出会带来一定的物质奖励，而只有31个乡镇领导干部认为考核结果与政治提拔有直接关系，此外，还有6位和4位乡镇主要领导分别表示上级会视考核成绩给予财政分成激励，或会视考核成绩给予配套政策优惠（如税收减免、土地征用、干部人员调用）等。前面对中国政绩考核体制历史和实际运作的一个简短讨论意在表明，至少仅仅从正式制度上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乡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在各级政府层次都存在的，也与领导干部提拔最相关的所谓领导干部&德、能、勤、绩、廉&考核中，不仅候选人的业绩只是五个提拔标准中的一个，而且业绩也不仅仅代表经济业绩。
　　因此，从正式体制上说，与干部任用和提拔关系最为密切的&德、能、勤、绩、廉&考核中，候选干部的提拔和其辖区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至少是不那么明确的，而另外一种可能与&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挂钩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不仅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较大范围内的县对乡考核上推行，最近几年才开始在市、县之间出现。因此，&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认为的改革开放后各级都有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挂钩的正式考核体系并不存在。
　　当然，即使这种正式考核体系不存在，上级在提拔下级官员时也完全可能还是如&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依据官员辖区内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来决定官员升迁。因此，要解决这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也是本文第四部分将要考察的内容。在进入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先讨论&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在解释中国转轨方面无法回避的几个逻辑的挑战。
　　三、&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几个关键逻辑挑战
　　在展开下述讨论之前，需要指出&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中国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激励，特别是提拔激励的理论，而是一个更雄心勃勃、试图解释中国转轨时期高经济增长背后政治经济学逻辑的理论。实际上，在中国这个上级任命下级的集权政治体系中，由于更高政治职位带来的多种收益，官僚系统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多多少少都有在政治上被提拔的愿望，因而也必然存在为实现该愿望而进行努力的激励，这一点很难去否认，也不是本文要挑战的观点。但&官员晋升锦标竞赛&论者显然要比这一点走得更远，其旨在论证中国地方领导的政治提拔与本地经济增长紧密相关，这会带来地方领导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强激励，于是，为提拔而竞争是中国转轨中高增长的关键所在。
　　仅仅从逻辑上看，&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要解释中国转轨期的高增长问题，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难以克服。
　　首先，中国这样一个集权政治体系内的权力配置，特别是政治提拔，是否可能遵循&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所提出的规则。&官员晋升锦标竞赛&论者提出，锦标赛理论要成立，需要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如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出口创汇量。这是因为如果委托人基于一些模糊和主观的标准决定参赛人的晋升，参赛人就会无所适从，最后胜负的决定也难以让参赛人心服口服。但这里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如果下级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挂钩，那么上级领导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官员任命上的最终控制权，而对下级官员任命的最终控制权，恰恰是当前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官员晋升锦标竞赛&论者所提出的提拔机制，与集权政治体系的运作机制难以兼容。实际上，从本文前面讨论过的第二类，也即各级官员在提拔时都必须经过&德、能、勤、绩、廉&考核程序来看，这类&德、能、勤、绩、廉&考核中从来没有，也不太可能明确给出可量化指标，并赋予具体权重。因为一旦明确考核指标的赋予权重并直接计算考核分数，上级领导在任命下级时的自由裁量权即使不消失，也至少会大大缩小。因此，实际运作中必然出现如下情况，即组织部门只会对候选人提出推荐意见供上级领导班子参考，而不会给各个候选人政绩或&德、能、勤、绩、廉&进行直接打分排序。而前文所讨论的第四类考核、即&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虽然存在更加明确的考核评分与排序，但一则主要只在县、乡级别的低层级政府存在，二则也更多地与经济激励直接挂钩，而非政治提拔挂钩。
　　其次，如果GDP增长率确实是政治提拔的主要考核指标，那么地方官员必然有积极性去扭曲这个指标。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甚至近年来根据各省份的GDP增长加权平均而推算的全国经济增长率会显著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率。锦标竞赛理论认为，这是一种锦标赛过程中层层放大的机制，因此会推动经济增长。但这实际上可能反映了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扭曲机制。在中国官场，有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说法，这说明各类考核指标代表的&政绩&在政府官员保住职位乃至提拔时多少成为必要条件，但这种说法最多也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光靠出&数字&就能够获得提拔，那实际上需要假设上级政府官员不知道数据扭曲的存在，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应该说，改革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如大跃进时期）都存在高报增长率等数据的情况，但这恰恰是因为出数字的成本要低于实际推动经济增长的成本，这种增长率指标被层层扭曲放大的情况，最多反映了地方政府官员在考核过程中都不愿因&数字不如人&而在政治前途上受到可能的不利影响，而并不能说明上级政府会以政绩考核结果作为提拔的主要依据。由于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明确知道这种数字扭曲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又怎么可能相信下级政府所报GDP增长率的真实性，并以此作为政治提拔的主要依据呢？那些因为&出数字&而被提拔的干部，即使被提拔的表面理由是有政绩，但实际上能被提拔绝不可能主要是因为出了&数字&，毕竟这种&出数字&是很容易被复制的。官员被提拔除了要有&数字&，必然要有其他官员难以复制的因素。现实中出现的情况还要更复杂。不仅存在高报增长率数据的情况，也存在不少低报数据的情况。比如，是出于对来自上级政府可能进行的收入集中的担忧，一些南方富裕省份的官员会有意识隐藏某些财政收入，甚至低报GDP增长率的，隋况（MacPherson and Cheng，1996）。又比如，还存在一些地区低报以保持&贫困县&帽子或者获得其他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
　　第三，&官员晋升锦标赛&论者在实证分析上所选取政府层级也存在问题。虽然不能否认在改革时期中国的省级政府，尤其是主要领导在本地政策制定、推进改革等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甚至是较为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省级主要领导对本地经济增长到底能有多大影响都很难确定。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推进的地改市，市辖县等改革，大大强化了地、市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至少在介入本地经济增长的程度上，省级政府的作用进一步下降了。比如，不同地区对包括外资在内的外来投资进行的大规模招商引资竞争，实际上是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最开始也主要集中在沿海一些政策改革先行或产业基础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市，最近10年甚至5年左右才开始向沿海欠发达地区和内地延展。这种大规模招商引资竞争的主体也主要是市或县级政府，而且通过制造业招商引资竞争带来的财政收益，无论是预算内收益，还是预算外收益（比如土地出让金收益）都主要集中在市、县级别，而不是省一级。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中国各省份经济基础和规模差别都很大，很难相信一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省级主要领导的作为。换句话说，将省级主要官员提拔情况和省级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后就进行推论，可能存在严重的政府层级设定偏误。实际上，锦标竞赛理论适用的前提是参加锦标竞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绩效这个条件。而当这个条件无法满足时去套用这个理论，很容易得到误导的结果。进一步来看，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省级主要领导对本地经济增长可以发挥重大影响时，中央政府又怎么会根据省级经济增长率来考核省级主要官员并将此作为政治升迁的主要指标呢？
　　第四，也与前面两点紧密相关，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系中个体官员所拥有政治网络的强度对其提拔与否所起到的关键作用（Nathan，1973；Shih，2006）。即使我们认定政绩考核中GDP增长在事实上是政府官员提拔的关键因素，那些在上级政府那里拥有更好网络关系的官员也完全可能被派到更容易出政绩，或者是能够得到历练的边远地区任职后再升职。因此，即使计量分析中发现GDP高增长带来了官员更高提拔的概率，也不能就此推论上级政府主要是依靠增长率政绩来决定提拔。实际上，观察中国在地方政府官员的配置，上级政府在安排下级官员轮换和交流方面大有讲究。正是因为提拔是在一个集权体系中由上而下进行的，上级政府在进行下级政府官员布局时将会特别注意把那些作为后备人选培养的干部安排到不同地区任职，以丰富其工作经历。如徐现祥等（2007）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干部交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了干部交流制度化的步伐。在干部，尤其是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免上，实现地区间的调配交流，从沿海发达地区到内地、东北等欠发达省份任一把手，已成为近年来地方人事变动的一条明线。从这个意义上讲，上级到底会安排哪些干部到什么地方任职或交流，以及这些官员任职和交流后进一步的晋升情况，都是内生于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过程，其中也必然有规律可循，但这个规律是否是，或是否主要是以地方经济增长最大化来展开的，则完全没有定论。比如，完全有可能、现实中也确实出现过的情况，是某些轮换和交流的官员，之所以轮换和交流到特定的地区（未必是经济增长快，或经济总量大的省份），恰恰是因为其政治网络方面具有其他官员难以匹敌的优势，而这些官员到这些地方任职后，会带来更多的财政资源和特殊政策，并为其在轮换和交流所在地做出相应政绩创造条件。此外，这些官员的政绩也未必一定表现为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增长，而完全可能是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甚至是生态保护方面的显性业绩。也正因如此，即使我们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其主要领导官员的提拔密切相关，如果无法有效处理集权体制下上级对官员布局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那么就不能简单推断这些官员的提拔是基于其所带来的本地经济增长，也更不能推断中国转轨期的高速增长是因为那些所在地经济高速增长的官员更容易得到提拔。
　　第五，除前面所谈到的锦标竞赛理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外，还存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中国的GDP统计于1985年才开始，当时只有生产核算，支出法核算是1989年才开始试行，1993年才正式开展的。而且该体系建立初期GDP是以国民收入核算为基础间接推断出来的，只是到1992年才开始使用原始资料进行计算。此前年的GDP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年间推算的。由于这些推算在非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统计上很不完备，年全国首次三产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在年间又进行了一次时间跨度达到16年（年）的重要调整。因此，1993年之前分省份GDP指标是后来才推算出来的，而当时上级政府只有工农业总产值指标（许宪春，2002）。但现有关于锦标竞赛的实证研究中，根本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最后，也是更根本的，是我们是否非得借助锦标竞赛理论来解释中国转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在理解中国转轨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上，一个简单但统一的分析框架，是考虑两个维度上不断变化的关系（包括政一企关系和中央一地方关系）对地方追求财政收入行为的影响（陶然等，2009；Tao et al&，2010）。简言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后计划体制下长久压抑的消费品需求此时能够通过既有的以及大量新建的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发展来满足，市场化改革必然带来的消费品的较高价格吸引了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生产这些产品的商业投资活动（林毅夫等，1999）。由于作为所有者可以分享企业利益，地方政府必然有很强激励去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而恰恰由于地方政府是本地企业的所有者，可以通过控制企业现金流来较容易地将资金从预算内转移到预算外乃至体制外，所以中央在财政承包制下多次提高自身财政份额的行动并不成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中央在&财政承包制&不断变化规则试图抢夺资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有积极性发展本地经济。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相继改制，而同时中央通过分税制显著上收了财权，地方政府不仅无法继续从改制的国有、乡镇企业继续获取稳定财源，反而面临企业改制带来的更大支出（如社保）压力，于是开始逐渐热衷于吸引私人投资来着力培养新的地方税基。于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地方国有、乡镇企业的所有者过渡为本地企业的征税者。很明显，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那种地方政府所有、必须在本地生产并为地方政府创造财源的国有、乡镇企业，这些企业有更大的流动性，以及根据各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投资条件来选择投资地点的主动性，这就带来了为扩大地方税基而争夺外来投资的激烈的地区竞争。实际上，上述以央一地关系和政一企关系变化为约束条件，并假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完全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现象，不管是转轨早期以地方政府所有企业为发展主体、地区保护主义为地区竞争主要形式的增长模式，还是1994年财政集权后以非地方政府所有企业为发展主体、以补贴性用地和降低环保与劳工保护标准来吸引制造业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地区间&竞次&式发展模式（陶然、汪晖，2010）。上述框架甚至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地方层面上开始兴起和强化的干部考核体制。20世纪90代中期后，不论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还是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都普遍面临财政集权改革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必须要创造（财政）收入。同时也面临更严格的预算约束和强制性财政支出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干部考核体制实际上就是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对这种财政压力做出的一个理性回应。实际上，考核体系强化的本质，一方面是压迫下级政府去通过各种途径（如招商引资、收费）来创造更多的（可与上级政府分享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是通过&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方式来把开支责任压给低一级政府。
　　四、&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实证重估
　　Li和Zhou（2005）利用1979年到199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省级领导晋升的概率随着其所在地的经济绩效表现而提高，而其离岗的可能性也随着经济绩效下降而提高。Chen、Li和Zhou（2005）扩展了研究的时间跨度，利用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一步发现省级领导升迁和离岗的可能性与他们前任任期内的经济绩效相关。
　　由于研究&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所需的数据搜集工作相对繁杂，既有研究中关键变量的定义存在模糊性（如后文要讨论的提拔定义等关键问题），再加上官员晋升问题&被&（锦标赛）理论化之前就已经由许多媒体大肆渲染，导致其他研究者很少质疑既有的实证结果，以至于&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往往被当成一个&共识&而广泛接受。
　　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接受的&共识&，尤其是关于中国转轨逻辑方面的&共识&，往往未必是正确的。对这些&共识&的反思和讨论，恰恰构成了学术上去伪存真，寻求更有解释力理论的基础。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通过&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长和相关经济现象，不仅存在逻辑缺陷（比如没有考虑集权体制下具有特定政治网络优势的官员可能被安排去特定地区任职，并得到提拔的问题），而且也与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实不尽符合（比如改革时期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乡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
　　当然，需要指出，即使不存在一个正式考核体制把GDP增长与政府官员政治提拔联系起来，也不一定就说明GDP快速增长地区的地方领导不会得到上级的青睐而获得提拔。不管怎样，如果能够在对实际官员提拔的回归中发现GDP增长与政府官员政治提拔确实存在正向关系，而且可以论证数据质量以及计量分析内生性等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那么多少可以说明上级在提拔下级时确实是根据后者辖区的增长业绩进行决策的。反过来说，如果发现既有实证结果并不存在，那么就可以对该理论提出更有力的质疑。这是本部分将进行的工作。
　　与已有文献一样，我们将省级官员的政治升迁情况按照&升迁&、&平级调动&和&降职&分别编码成1、0和-1，所有的模型设定均采用稳健标准误差下的Ordered Probit进行估计。（一）节至（三）节界定了一个更清晰的官员升迁标准，并指出了已有文献在数据整理上值得商榷的地方；（四）节至（六）节在纠正了必要的数据错误、对个别变量进行了符合逻辑的修正后，按照既有文献的模型设定，重估了&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
　　我们采用的是1978年以来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其中经济部分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涉及官员（省长、省委书记）部分的数据来自于我们对官方简历的细致整理。为了保证我们的重估和既有研究在数据使用上的一致性，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已和Chen、Li和Zhou（2005）提供的公开数据进行过细致的对比，确保了数据一致性。当然，对于既有研究在数据编码中值得商榷的地方，本研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并在（一）节至（三）节中给出了详尽说明。在基础模型部分（（四）节），我们的模型设定与已有文献完全相同。在（五）节和（六）节对模型进行了一些调整，来进一步改进既有研究的模型设定。
　　（一）有争议的提拔和降职
　　对于省长和省委书记而言，究竟怎样的职位变动才能算作是提拔呢？在开展实证重估之前，必须给出明确定义标准来确定特定官员职务变动属于升迁、降职，还是平级调动。理想的情况是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可惜的是，这样的标准并不存在。人们首先会想到，能否按照行政级别高低来界定提拔和降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行政级别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官员实际权力和掌控资源能力的多寡。即使是同一行政级别的不同职务，权力大小也往往存在着显著差异。此外，官员在不同系统，如党务、政府系统等的工作也不能一概而论，&明升暗降&、&明降暗升&等在中国政治体系，甚至是任何官僚政治体系中都不鲜见。因此，当绝对标准不存在时，要展开研究就只能遵循一定的规则并寻求常识和经验的帮助。
　　考察官员提拔问题，要首先明确哪些职位处于同一层级以及哪些职位在他者之上。在理清权力层级结构后，同层级间的职位变动可以认为是平级调动，不同层级间的上行变动属于提拔，下行变动则属于降职。从权力层级结构出发，既有研究（Li and Zhou，2005）总结了以下的定义。
　　提拔的定义：
　　◆省委书记比省长高一层级，从省长变动到省委书记属于提拔。
　　◆国家决策层（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等）地位是最高的，任何从省委书记和省长到这些职位的变动都属于提拔。
　　◆中央部委的正职比省长高一层级，从省长到这些职位的变动属于提拔。
　　降职的定义：
　　◆与提拔的界定标准相逆的变动都属于降职。
　　◆除了完全退休和革职，对于一些实际权力明显下降的职位而言（如省级人大和政协的领导职务、全国人大和政协的荣誉职务），省委书记和省长调任这些职位属于降职。
　　总体来看，上述定义标准是比较准确的，但也存在不足。主要是标准设定过于简略，无法覆盖省级领导所有可能的职位变动。例如，省级领导担任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委员长、副委员长、主席、副主席是提拔还是降职？应该怎样界定从省级领导到中央党务部门（如中纪委、统战部等）的任职变化？省长担任中央部委的副职时应该如何处理？省委书记调任中央部委时又该如何界定等等？在本研究中，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核查了&锦标竞赛&论者所使用的数据，依据其编码反向补充了一部分原来并没有明确界定的标准。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案例无法根据其数据推测出统一的定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新疆）与布赫（内蒙古）在1993年都从自治区主席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已有研究中前者被认为是升职，而后者却被认为是平级调动。出现此种矛盾，根本原因在于既有研究制定的提拔定义不够完善，造成实际操作中难以找到可循的统一规则，由此产生的争议案例可以被归纳为第一类争议。
　　第二类争议则更加复杂，表现为既有研究在具体操作中违背了该研究自身关于提拔和降职的定义。例如，1982年陈璞如由辽宁省省长调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依据上述定义，这是一个从省长到中央部委正职的提拔调动，但该研究中却被认为是平级调动。又如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1993年调任湖南省委书记被认为是提拔，与定义标准不符。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不一而足。应该说，研究者进行这些调整也许有其道理，比如。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既有研究可能认为铁道部部长的位置未必高于辽宁省省长，而湖南省的地位可能高于山西。但考虑到每一个省级官员职务的具体变动都有其特殊性，想要对所有案例一一做出甄别几乎不可能。哪些案例需要进行调整，哪些不需要？需要的话，怎样的调整才是合适的？这些问题很难回答。考虑到对确定规则进行任何偏离都无法避免其随意性，我们认为，一个保险但仍有代价的方法，是尽量按照先定规则严格定义，防止研究中出现过多的主观因素。
　　（二）提拔和降职的一个更清晰界定
　　因此，为检验&锦标竞赛&理论，有必要完善现有升迁定义来界定省级官员的职务变动究竟属于提拔、降级还是平级调动。为保持和已有研究的一致性，我们参照了（一）中的已有标准，在严格勘校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和定义模糊之处进行了合理逆推和补充，使之更为清晰完整，形成了一套新的界定标准。与&官员晋升锦标竞赛&论者一样，本文从政治权力层级结构出发来说明这个相对完整的标准。我们以图1（省级以上政府权力层级结构图）的形式刻画了基本的逻辑框架。
　　首先，与既有研究提拔标准的前两条相同，我们认为省级领导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意味着提拔；从省长到省委书记的变动代表提拔。但在既有研究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省委如何界定书记、省长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担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主席、副主席的情况，本研究将这类变动也算成提拔。与所谓的&荣誉性职位&不同，我们认为这些职位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既有研究中，相当部分的类似案例被认定为提拔。
　　稍微复杂一些的情况，是如何处理省级领导转到中央党务部门或中央部委任职的问题。既有研究在界定这种情况时，并没有区分党务部门和中央部委，在考察既有研究数据后，可以发现他们认为这两个系统基本属于同级。考虑到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差别，我们设定的补充标准是：省委书记与中央党务部门和中央部委的正职平级，省长与这些机构的副职平级。唯一的例外是20世纪80年代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副职具有相当的权力，或给予正部级待遇，因此，我们将这两个部门的副职视作其他部门的正职对待。
　　在降职的处理上，除了完全退休和因违反党纪国法被革职外，我们认为省长和省委书记转到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下属委员会担任常务领导，或转到省级人大和政协担任主要领导，或进入各级政府的顾问委员会，都是退居二线和实权减少的标志，因而属于降级调动。
　　以上定义框架，在发展和补充现有研究基础上，涵盖了1978年以来所有省委书记和省长职务变动类型。每个具体案例究竟属于提拔还是降职，抑或是平级调动，都有章可循。
　　（三）数据选取时间问题
　　已有研究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时段选取的问题。
　　首先，是2002年11月召开了中共十六大后，各省级领导出现大规模调整，而这些调动又大多发生在2002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间。因此，在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晋升的关系时，如果将面板数据扩展到2002年，应该将上述调动考虑进来。由于已有研究收集的官员数据主要来自一些出版物（Chen，Li and Zhou，2005），可能是出版本身的时滞性使已有研究未能收录中共十六大后的这一波调动潮。考虑到2002年末到2003年初，至少有10个以上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被提拔或降职，这些变动应该被纳入研究。在本文实证重估中，我们对这一部分数据做了补充和更新。我们将有差异的结果列为表1。
　　与前述头一时段谈到的数据问题主要发生在面板数据末期不同，另一个时段选取上的争议发生在面板数据开始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省份的省委书记同时拥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头衔。这个头衔直到1979年以后才逐步被省委书记取代。这显然只是一个头衔称呼上的变化，实际上相关官员主持省委工作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仅根据头衔名称的不同，就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任，但1980年后卸任的同一位官员任期人为分成了两任。出现了&同一个官员的前任还是自己&的情况。其后果是在研究前任经济绩效与现任官员提拔的关系时，不仅影响了观测总数，还带来了数据错误。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任期为年。在1979年12月以前是&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兼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他的头衔才统一成&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由于既有研究的数据从1978年开始，所以王谦前任治理下的经济绩效数据缺失。在一个比较稳妥的设定下，如果模型中包含了涉及前任经济绩效的变量，年山西省委书记的3个观测值都应被排除。然而，既有研究让王谦的任期在1979年结束时被截断。1980年是&新官员&（实际还是王谦本人，不过是更换了头衔而已）上任山西省委书记一职。既有研究中错误地保留了王谦1980年的观测，且1980年山西省委书记前任的经济绩效竟然还是&自己的&！这样的问题在全国50%以上的省份中都有发生，涉及的观测数目超过60个，其中在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一人身上就包括了8年的数据（年）。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个别的数据问题。如青海省省长白恩培在1999年同时担任省委书记，根据已有研究设定的规则，这个年份应该保留省委书记数据，但实际保留的是省长数据；贾志杰在1993年和1994年担任湖北省长，但这两年的观测都被遗漏等等。
　　（四）实证重估&官员晋升锦标竞赛&
　　现有支持&锦标竞赛&理论的实证检验，以省委书记、省长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证明官员提拔与自身任内的经济绩效正向相关；二是证明官员提拔与其前任或邻省份的经济绩效正向相关。我们在修正数据的基础上，按照前述比较完善的提拔定义，依据既有研究的模型设定重估了&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我们在表2至表4中列出了数据修正后的基本描述统计。
　　表5重估了&锦标竞赛&理论的第一方面内容，模型设定与Li和Zhou（2005）采用的设定完全相同。为了方便比较，我们一样采用年的面板数据。既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添加年龄、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官员任期内的当年GDP增长率和移动平均增长率在统计意义上都显著，其中后者是指官员处于任期第n年时从任期第一年开始到第n年为止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在1%水平上显著，（Li and Zhou，2005）。但我们重估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年GDP增长率在任何设定下都难以显著；此外，虽然在不添加控制变量时移动平均增长率在5%的水平上有不错表现，但加入控制变量后就变得不显著了。
　　表6重估了&锦标竞赛&理论的第二方面内容。我们复制了Chen、Li和Zhou（2005）的模型设定和同样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既有研究采用了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移动平均增长率和前任任期内的GDP年均增长率在模型设定（1）-（3）中均保持5%水平显著；设定（4）中的两者绝对数量的差额在1%的水平上显著；邻近省份同时期内的GDP增长率则与官员提拔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Chen，Li and Zhou，2005）。但我们的重估不仅证明了邻省份经济绩效与本省官员提拔无关，更重要的是移动平均增长率和前任任期内GDP年均增长率在模型设定（1）～（3）中也不显著。此外，模型（4）中两者绝对差额的显著性也急剧下降到了10%水平的边缘上（在既有研究中是高度显著的），一些微小数据变动就能使显著性消失。
　　（五）如何比较经济周期不同时段的经济绩效
　　前述重估结果能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提供些许支持的解释变量，是官员任内GDP移动平均增长率和前任任期内GDP年均增长率的绝对数额之差。但是从模型设定合理性的角度看，既有研究这一变量的设定值得商榷。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阶段性，各阶段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很大。例如，在1990年前后（经济治理整顿时期），5%的省份年均增长率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在2000年以后，10%的省年均增长率也并不鲜见。因此，既有研究在回归设定中使用的绝对增长率指标，实际上暗含着直接比较各省份之间，以及同一省份不同任期下经济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差异。这种回归设定缺乏说服力。例如，一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任的省级领导，其前任恰巧处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低点，即使后任领导表现平平，也能很容易在经济增长率绝对值表现上轻易超越前任；一个2002年后上任的省级领导，他可能拥有高达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即使其前任领导表现非常出色，也未必能够在增长率绝对值上超出后任。按照既有研究的设定，把各省级领导任期内经济增长率绝对值直接放入回归，而不先进行同一时期全国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平减处理，很容易带来数据可比性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各省份官员换届时间交错，领导任期跨度长短不一，因此，即使控制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问题依然存在。
　　修正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弃绝对经济增长率指标，而使用与同一时期全国平均增长率均值相比的相对增长率指标，以消除总体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我们采用与表5中相同&&即与Li、Zhou（2005）相同的模型设定，将经过修正的重估结果列在表7中。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稳定性，我们还将考察时段扩大到2005年和2008年。重估结果表明，无论是哪个时段，即便选取了更合理的方式来衡量不同任期间GDP增长差异，也不能支持&锦标竞赛&论中&相对绩效影响官员提拔&的结论。相反，表7稳健的重估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对&锦标竞赛&理论的质疑。
　　（六）如何解决前任任期不完整的问题
　　考虑到既有研究对官员晋升的考察一般从1978年开始，而数据搜集也从这一年开始，因此对于进入面板考察期的头两任省级官员而言，确定他们前任的任期存在困难。对于面板数据中的第一任省级官员而言，数据集中不会包含任何与其前任有关的数据；而对第二任官员而言，其前任任期的数据也可能并不完整，比如，某省级领导是数据集里的第二任官员，其上任时间为1981年。其前任任期在数据集中只从1978年到1980年，但实际上该前任可能早在1975年就上任了，但数据中并没有1978年以前的相关信息。
　　由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前任任期内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会影响现任官员升迁，因而面板考察期内的头两任省级领导之前任数据的缺失问题就需要解决。当模型设定中包含与前任有关的变量时，对于第一种情况，现有研究干脆剔除了进入面板的第一任官员所在的观测，但（三）节的讨论可以让我们对这类剔除进行质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样本数据时段中各省份第二任官员的处理。我们知道，数据集内绝大多数第一任官员的上任时间并非1978年，而是一个更早的未知年份，这些官员在数据中所显示的任期只是其全部任期的一部分。因此，仅仅计算这一部分任期内的经济绩效，无法正确反映第一任官员总体上的经济表现。换言之，对于1978年以后的第二任省级领导而言，他们前任的经济绩效数据（如任期内的GDP年均增长率）必然存在很大误差。由于1978年之前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棘手。在无法进行有效处理时，简单剔除所有存在歧义的观测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在（四）节和（五）节基础上，我们在这里剔除了面板数据中自1978年以来前两任官员的观测，然后进行估计，并在表8中列出和前任经济绩效相关的模型设定结果。模型采用与表6相同&&即与Chen、Li和Zhou（2005）相同的设定，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在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上也保持一致。这里实际上是在处理了&前任任期不完整&这一干扰后，对既有文献进行一个修正下的重估。可以发现，与表6和表7相比，只有模型（1）的显著性有微小的变化，我们重估的结果依旧稳健。
　　除了本文的研究外，还有一些其他文献也考察了中国省级官员的提拔问题。比如Opper和Brehm（2007）发现官员的一些政治网络指标会显著提高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而Sheng（2009）讨论了省级官员的任职轨迹与获得提拔之间的关系，认为从外省份调入和中央委派的官员更易于获得提拔。这些研究也都没有发现经济绩效影响省级官员的提拔。相比于这些研究，本文在实证部分采用了更为精致的模型设定，特别是使用了相对GDP增长率指标，仍无法发现官员升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上述政治学者进行的研究还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政治体系中官员提拔的逻辑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线索：即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官员提拔的轨迹，尤其是上级政府在官员培养、轮换与交流等方面的区域布局，以及这些布局和官员既有政治网络之间的关系。比如，Opper和Brehm（2007）的实证分析就表明，2002年以后，有过一些特定工作经验的省级官员更易获得提拔，且他们原先大都是从中央委派到地方的。此外，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一些经济大省、强省或直辖市本来就比其他省份有更高政治地位，因而这些地方省委书记和省长获得升迁的概率也自然更大，但安排什么干部去这些省份任职，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与本文的重估结果相一致，上述研究表明，至少在省一级，既有研究提出的官员升迁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在更低政府层级官员提拔和GDP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的可能。当然，诚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即使存在这种相关性，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仍不明确。实际上，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文献，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主要领导提拔是否取决于辖区经济增长率问题进行讨论，但也没有很强的结论。比如，Mei（2009）在对湖北和浙江两个省份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浙江省地级市官员与其任期内GDP移动平均增长率正相关，但在湖北省则没有发现这种关系。在湖北省，与官员提拔成正相关的是地级市占全省GDP的份额。但正如我们在前面实证部分所指出的，要比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时段之内的官员绩效，需对GDP增长率进行合理的去均值化处理（比如用省份平均增长率进行平减），否则会影响结果的可信度。实际上，Mei（2009）关于湖北省地级官员提拔的分析结果也许说明了另外一种官员提拔模式：一些经济规模较小地方的官员在升迁之前，必须先被调任到某些特定地区（如经济或政治重要区域）任职，哪怕后者是时间不长的过渡性任职。总之，经济绩效和官员升迁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由前者决定后者，更可能存在着以下逻辑：政治网络背景导致某些官员更容易被提拔，他们被派到了特定地区就职，随后升迁。又如，林挺进（2010）搜集了到2005年为止全国268个地级城市中264名市长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他发现，一方面，官员以前在升迁方面的优势将会有助于他们到一个有较好经济绩效的城市去担任市长；另一方面，这种优势又将转变成下一次政治升迁的有利砝码。
　　五、结论
　　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构建一个能够解释中国转型中高增长以及相关重大现象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无论是对转轨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对增强国际、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转轨过程的理解，还是对提高我们关于中国转型未来前景的判断力，乃至为推动中国尚未完成之转型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和体制改革方案，都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近年来，作为一个简单、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被学术界乃至媒体日益接受。在分析中国转轨期高速经济增长时，论者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引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会给官员带来提拔激励，因此地方领导有激励发展本地经济这个观点。而学术界和媒体在探讨唯GDP发展模式带来的各种扭曲时，相应的政策结论也往往是应该如何完善政绩考核体制，增加诸如民生、环保方面的指标，或者是在政绩考核中加入如民意测验等来改变地方官员的行为。
　　本文从逻辑和实证上两个维度对&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提出了挑战。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如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意义。更进一步来讲，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进行综合测评的政绩考核体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局部地区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更多地区县乡有所推广。这种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也是内生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尤其是财政集权化过程，是一个需要解释，也可以解释的现象。而如果倒果为因，反而用这种内生于转轨过程的体制去解释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及其他相关各种现象，那么将是对中国经济转轨逻辑的重大误读。而寄望于通过改变政绩考核体制的考核方式和评分标准，而不是通过更加基础性的制度改革，比如土地、财政、户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来扭转当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很容易流于空想。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在构建中国转型期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理清当前我国增长模式所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乃至环境问题背后的逻辑，并为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政策建议和体制改革策略方面，学术界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图表略）
译品2013年8月号
智库观察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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