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颁布实施--《中国动物检疫》2001年07期
祝贺《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颁布实施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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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S851【正文快照】：
《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经省九届人大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颁布实施。这是我省畜牧兽医工作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条例》的出台是继《动物防疫法》之后，我省出台的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条例》发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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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河南农业科学》1986年02期
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家畜家禽防疫条例”
【摘要】：正 国务院、农牧渔业部分别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和八月,颁布了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实施细则》,是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文件,将对全国牧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五十年代初期,我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在我省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深感制定这一文件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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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农收渔业部分别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和八月,颁布了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实施细则》,是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文件,将对全国牧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五十年代初期,我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在我省各地进行调查研究C.深感制定这一文件的迫切需要。 姗多年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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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21:56:07 & &
&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时报》刊载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血书：&五月九日永记勿忘。&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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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年)湖南省瘟疫的预防救治措施
　　编者按：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主要包括气象灾害（如水灾、旱灾、风灾、雹灾、冷冻灾害）、地质灾害（如地震、山体滑坡）和生物灾害（如瘟疫、蝗灾）等，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造成重大损失。近年来最严重的如1998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洪灾、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3年的芦山地震。今年6月，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历史学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共聚一堂，讨论灾害发生的前因后果及不同历史时期减灾、防灾、救灾、赈灾的成败得失，为当代提供历史借鉴。本刊选取了这次会议的4篇论文以飨读者。 中国论文网 /9/view-5722855.htm　　摘 要：民国时期（年）湖南省瘟疫肆虐，给人民带来了极大危害。政府和社会团体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主要包括制定和实施防疫法规、实行调查疫情报告制度、组建防疫医院救治患者、实施交通检疫和隔离患者等，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时局动荡、卫生经费捉襟见肘、缺医少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如交通检疫和隔离患者在疫病防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员有限，经费紧缺，不免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 　　关键词：民国时期，湖南省，瘟疫，预防救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7-06 　　民国时期（年）湖南省瘟疫肆虐，给人民带来了极大危害。政府和社会团体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控制疫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或发布公告，以加强传染病的管理和指导是有效抑制疫病流行的重要措施之一。 　　民国以后，中央政府陆续颁布了促进公共卫生建设的一系列防疫法规。1916年内务部公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及《检疫委员设置规则》《火车检疫规则》《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单行细则。湖南省在突发重大瘟疫时，卫生主管部门警察厅召开防疫会议，以中央政府颁布的防疫法规为指导原则，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临时性法规，这些地方法规作为全国法规的补充和细化，是很有必要的。 　　民国初年（年）湖南颁布出版了《警察取缔繁则总集》，其中包含若干讲求公共卫生以预防瘟疫的规则。 　　如《湖南道路取缔规则》第五章“关于清洁之取缔”规定： 　　沿道路之居民每日须随时扫除门前道路之污物，雪雨时自午前九时起傍晚止将门前积雪投于沟渠及不害通行之地。 　　当炎天风日，须时时撒水于道路。 　　不可投弃瓦砾、尘芥、死鼠及各种禽兽死体与其他污物于道路。 　　不可撒布沟渠污水及其他污水于道路。 　　不可撒布或留置尘芥、渣屑于道路。 　　于道路及沿街两旁不得安置猪楼、摆列潲缸。 　　不可将毡毯、席子、坐褥、被物及一切有尘埃之物品当街敲扑或振刷之。 　　于道路及面道路场所不可为大小便。 　　修造房屋堆积瓦片渣滓应由本户随时扫除，不得任意久积。 　　于沟渠取污泥污秽道路时当即行扫除。 　　挑运大小便桶必加木盖，不可停留于道路，并午前九时以后不准挑运。 　　于井户汲水时须注意水之溢出，以免道路之侵湿及污秽回流于井内。 　　公众交通之道路由警察署派清道夫清洁之。 　　天晴时将道路尘灰秽物扫除，并行洒水。 　　雨雪时将道路积雪雨水污泥扫除搬出城外。① 　　《湖南浴堂取缔规则》规定：“有传染病者不得任其洗浴”“污水及前日所用之水不得供用。” 　　《管理清道、垃圾各夫规则》规定：“清道夫以扫除途间污秽为职务，垃圾夫以收运户内灰屑为职务，相辅为用，不得互相推诿。”“如发现死体动物，亟应取去掩埋，不得弃掷僻处或厕所内及有污害水道情弊。”“收取灰屑务必运送城外指定之垃圾场倾弃，不得就近倾入便河或沟渠池塘之内，致碍水道，更不得于僻处倾弃，偷悄作弊诬枉居民。” 　　《水警勤务规则》禁止渔民将有害物质遗弃水中，以免污染水源，“有碍卫生”而传播疾疫。 　　《戏园取缔规则》规定：“园内必使空气流通，寒暑均能合度”，厕所要“扫除清洁以重卫生。” 　　《调查户口施行细则》第56条规定：警察负责调查未满1岁、1～3岁，3～5岁、5～10岁儿童“用何痘苗（牛痘、种痘）、度数（已发生和未发生次数），未种者何故，补种当在何时？”“实行强迫种痘”。② 　　1919年上海、汉口霍乱流行严重，湘省岳州也发现瘟疫，因长岳相距甚近，为事先预防以免波及时束手无策，“省长训令警察厅转饬卫生科查照现行法令，刻日拟定地方防疫简章，呈候核准施行”。③警察厅当即拟定地方防疫简则，主要内容有： 　　第一，预防总则 　　“当传染病流行或有流行之虞时，得施行预防方法或检查隔离各事宜”。 　　第二，公共场所要求 　　“当传染病流行时限制或禁止演剧赛事及一切人民集合之事；船舶、火车、工场及其他多数人集合处得命其为预防之设备；对公共卫生的具体要求为：各街巷禁止堆积尘芥污秽煤灰及一切之物；逐日派卫生队清道垃圾夫役，分区打扫街道，搬运灰屑；洗涤器具水及其他不洁之水均令排泄于沟渠；沟渠内禁止投弃土灰石粪溺及动物皮毛、肋骨、鱼皮、壳并其他猫鼠犬等尸体；沟渠生臭味时须以石灰清除之；当开沟时须用石灰泼渗以避毒臭；禁止饭馆肉店售卖腐败鱼肉及一切不洁之物；厕所便池每日打扫，不得任其狼藉浸溢，打扫后须以石灰渗入以消臭毒；运粪车及粪桶于清晨载运，不得延至日中或午后；菜市场须每日由清道夫扫除并石灰水泼洒。” 　　第三，舟车检疫要求 　　传染病发现时“须设立检疫所、隔离病舍，及时施行舟车检疫；施行舟车检疫时，凡乘客及其他执役人等有患传染病之毒者，得定相当之时日扣留之；于施行舟车检疫时发现患者，得令入隔离室，其有感传染病之疑者亦同”。
　　第四，消毒隔离要求 　　“传染病患者经医师或官吏检查后，应将消毒方法指示其家族并报告该管警署；传染病及疑似传染病或因此等病症致死者之家族、同居人等即应延聘医师诊断并报该管警署；传染病患者之家宅及其他处所无论患病以外之人已否传染，均应服从检疫官吏之指示施行消毒清洁方法；凡检疫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必要时得使其入隔离病舍。” 　　第五，患者尸体处理办法 　　“病患者及其尸体非经检疫官吏之许可不得移动；患传染病死者尸体之埋葬须距城市三里以外，掘土须深入七尺以上，埋葬非过三年不得改葬；传染病之死体受毒较重者经检疫官认为预防上有必要时得命其火葬，其家属各免于执行，得依行政执行法执行之。”④ 　　同年9月26日该简则经警察厅核查后正式公布。省长要求警察厅遵照切实奉行，各县知事认真执行。 　　该简则内容既是对中央制定的《传染病预防条例》的传达和落实，又特别突出了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例如加强街道、菜市场、饭馆、厕所便池等各方面的公共卫生管理，而《传染病预防条例》章程就没有细化到如此程度。该规则还详细规定了检疫、隔离以及染病者尸体处理方法，又向街户介绍保持清洁的各项办法，特别注重事先预防之策。与明清时期发生瘟疫后被动应对、束手无策相比，民国时期开始有计划地应对，强调防治并重，这是历史的进步。作为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时期的政府， 在瘟疫发生后及时召开防疫会议，拟定防疫规章，并通过一定程序向民众宣传普及，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不能不说是负责任的和有所作为的。 　　有关军队的传染病预防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民国初年湖南军阀混战，军队又是人员密集之处，环境卫生恶劣，加之军人常年征战，伤病员得不到有效救治，身体素质较差，如遇瘟疫爆发或流行，极易感染疫病并迅速蔓延。为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中央政府曾颁布过军队传染病预防条例，而湘省也依据中央条例制定地方性陆军传染病预防简则。如1919年9月，据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报称发现霍乱病，复经陆军部调查，“查此疫流行甚速，为害最烈，各该军队亟应遵照部颁传染病预防规则，实力奉行，倘有发生疑似症者，即责成军医人员仔细检查，一面切实防患，一面订立陆军传染病预防简则，通令各军遵照奉行”。① 　　疫情报告为控制传染病发生和流行提供了重要信息，只有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疫情信息资料，才能科学制定防治对策，采取有力措施，有效控制瘟疫的传播。这一时期湖南省政府在应对疫病流行的防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规范的疫情报告制度。 　　内务部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中第七、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传染病义务报告人及报告要求，湖南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切实执行上述规定。1917年警厅训令中称：“照得防疫为卫生警察切要之图，近闻省城内外居民多有惨罹时症者，病状传闻异词。欲为预防，必先得其真相，应由各署饬知警长，随时注意查询，无论已未死亡，均须依照从前传染病表式，按日呈报。事关人命，勿稍敷衍，切实办理。”②警察厅每区派四名卫生警察，分发传染病调查表，要求细查染疫人数及其病状，每日呈警署汇报上级。且依据实际需要完善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从而迅速、准确了解疫者病状，以便设法预防或诊治。警察厅收到长沙东区分署的报告后，认为传染病检查表“病状栏”只要求填症名太简单，通令其他各署对于此项报告，应该详细记载疫症发生及其经过时期的病状，逐一呈报警厅核实。③又令“各署警察复查户口时，如查有死亡之人民，务须向家属将其病症情形详细询明，填入死亡报告单致死原因栏内，以备考查。如有死亡人民三日外尚未查报或填报死亡致亡原因与呈报本厅者两不相符，一经察觉定即从重处罚。”④卫生科依据卫生警察调查各区疫情汇报状况采取相应措施。 　　1919年省城长沙发生多种疫病，据卫生警察逐日调查统计，9月17日至30日总计染疫患者75人。其中霍乱39人，赤痢、痢症20人，伤寒11人，死亡率高达93%，只有极少数救治生还。可见，当时霍乱和痢疾是高危疫病，尤其是霍乱患者占患者总人数的52%，死亡率约为90%。⑤这些病种、流行区域及死亡人数等信息的提供，方便了政府及相关机构及时对当地疫病进行分析评估，有效地提出预防救治的方案，以达到迅速控制传染源，阻止其继续传播的目的，同时也为以后本地区传染病预防救治提供了参考的范式。1920年长沙未雨绸缪，夏季即成立临时防疫处和防疫医院，主要是为预防和治疗霍乱，专门收治霍乱病人。 　　各县市发生瘟疫时通常由上级警厅派调查员前往调查疫情，及时把当地疫情和防治工作向有关部门汇报。如1919年8月警厅办事员潘守毅赴岳阳考察疫症状况，其报告称：“职于八月二十五日抵岳考查疫势状况，一星期前，瘟疫甚剧，染疫者死者颇多，每日患赤痢死者约为十数人、五六人不等，至疟疾热症触目皆是，患病之家十居七八，幸经该县迅赴事机立予以救治，此项疫症现已稍杀。”⑥ 　　此外，社会团体在提供疫情信息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其信息采集来自基层的志愿工作者，甚至较政府更为详细，往往可以弥补政府调查员的疏漏和不足。以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为例，其职能之一是调查贫民卫生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以期有针对性地改善民众卫生状况，提高他们身体素质以抵御疫病的侵袭。1924年湖南卫生会的调查报告记载：“本会为促进贫民卫生，已派员与救济会董事商议各节”，“特派王胄之、王尉会二医生前往贫民工艺厂及妇孺收容所调查卫生状况……一一详细视察，按实记载，应切实改良之处甚多。”①此外，各报刊记者的新闻报道也是重要的信息源。政府卫生部门和医学专家把官方和民间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为控制和消灭疫病流行，制定防治对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从清末民初起，湖南各市县相继建立了一些普通医院，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建立了若干教会医院，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并没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无专业卫生行政机构，亦缺乏防疫专业设施及人才。因此当疫病流行之时，只能设立临时医院，聘请名医坐诊，收治病人。临渴掘井，难解燃眉之急。待疫情有所控制，患者基本恢复健康，临时防疫医院即行解散。
　　1919年湖南省政府在防治瘟疫时，令警务处速设防疫医院，“若不设法防治，早日扑灭，势助传染蔓延，施救更难，令卫生科速将防疫病院，刻日组织成立，藉资就诊，兹已拟定北门外旧天社堂为院址，定于二十八日开院，除令行各区及舟车检查所，遇有患者送往该院医治外，并布告人民”。②这种医院又名时疫医院，专门收治疫病患者，以后每年如遇瘟疫流行，都会成立，一般患者被直接送至时疫医院进行医治。又《湖南年鉴》载： 　　长沙市防疫医院，启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绅商各界，组织防疫委员会主持之。惟属临时性质，仅于每年夏季，应疫症之需要，委托各医院代办，开院期间，自二个月至四个月不等，计自十一年（1922年）至十七年（1928年），先后由委员会经办七次。至十八年（1929年）八月十日，始由民政厅收归政府办理，令委萧登为院长。③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水旱自然灾害发生时，由医院派医生游巡诊治，或医务人员发放医疗免费券给灾民，让患者自己去医院诊治。医院还根据实际情况增设施诊处，以满足疫病患者需求。1924年7月防疫医院“王子轩院长因住院病人日多，出诊不能兼顾，拟分区觅借地点，限定时间，派医士施诊，当决定设立临时施诊处，定名曰‘湖南水灾防疫处防疫医院临时送诊处’”，暂设四处于下：“一娘娘庙，二天府庙，三水符庙，四黄泥局。由黄会长担任商借，每日先派人至该处挂号，候医士到时施诊，过时发给送诊券，令病人来院诊治。”④1919年衡阳防治霍乱，曾设立防疫医院，由驻军师长命令军医院院长携衡阳县知事出示招募医生，成立临时军民会同防疫总医院，分设东西南北四区，每区派医生两名，调查员两名。如有传染疫病者，准其家人随时报告，即为其诊治，男女都可入院诊治。⑤ 　　社会各界痛感“湖南无一永久防疫机关，以至疫疠发生，无处医治”，“至为危险”。1924年瘟疫发生后所设“防疫处原系临时组成，自难图冀永久，窃传染病之为害，可由一人传及一家、一乡、一国，甚及于全世界……现值交通便利，传染尤为迅速。今日猖行于各省之鼠疫与瘟热症难免不运输来湘，其性质较霍乱厉害多倍”。⑥但在当时战乱款绌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设立临时防疫医院作为权宜之计。 　　与此同时，社会团体也响应政府号召设立防疫医院，如同年常德地区瘟疫较严重，该地中国红十字会分会设立时疫医院，制定了《时疫医院简章》，规定：“一、该院设于东门外五铺街，以院务主任一人、医务主任一人负责全权办理。二、该院因防时疫传染起见，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第二章第一条之规定，特设时疫医院专治霍乱吐泻之症，俟等各处时疫肃清闭幕。三、规定来院就医者不论中外贫富、男妇老幼随时施治，病人住院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各项各目，其有愿居特别病房者须另自出资，概充医院捐款。”① 　　现代流行病学表明，不论哪种传染病的病毒都有一定潜伏期和传染期。潜伏期是指病毒侵入机体至出现临床症状的这段时间，一般来说潜伏期短的传染病来势猛，病情集中体现，易爆发流行；而潜伏期长的传染病流行持续时间比较长，具有极大隐蔽性，容易被人忽视，从而使携带病菌的患者或动物，通过一定方式将病菌传播和扩散出去，迅速引起某种疫病的爆发或流行。②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交通工具，如汽车、轮船、火车等却常常成为疫病传播扩散的载体。病菌能沿着各种交通路线加快传染的速度，因此当疫病流行之时，认真做好交通卫生检疫十分必要，可以有效控制疫病通过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物资传播，防止其加速扩散，保障民众生命健康。传染期是指患者排出病菌的整个时期，它是决定传染病患者隔离时间的重要依据。而隔离能将携带病菌者排除在未感染者之外，阻止病原体向未感染者扩散，也便于对患者管理和消毒，使之较快康复。③因此，实行交通检疫和隔离，是疫病救治中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民国时期湖南政府在疫病救疗过程中，通常把交通检疫和患者隔离两种手段紧密联系起来使用，对及时控制和消灭传染源起到重要作用。 　　1919年长沙瘟疫流行，民众甚感恐怖，警厅除令医院救治外，还速设临时检查所，成立临时卫生队和检验队，编制人员若干，饬令其沿交通要道，尤其是轮船铁路进行检查，如遇疫病患者或疑似患者，则速送隔离所救治。临时卫生队专门安排20名卫生警察分驻码头、火车站，分班检查轮船火车上下行旅。同年9月，常德警察厅也积极实行交通检疫，“一面在沿河码头地点筹设防疫隔离所一处、检查所两处，由警察厅会同水警专署选派警员，分途检查往来传输之商，有患者即由检查所送至隔离所医治。与此同时警厅又派卫生科长兼理防疫事宜，派卫生课员三名警士两名，专司检查太古轮船、码头，水警署派西医一员水警两员，县署派警队两名分途检查下南门一带各轮船码头，并有红十字会担负医治义务”，“总期消疠气于萌芽，庶保公共之安健”。④ 　　1920年省城霍乱及赤痢流行时，督军兼省长谭延致电税务司，称：“敝省发生虎列拉及赤痢等症，传染甚速，已召集各医院医士研究防疫之方，并就本公署设立防疫所，以策进行。查各埠轮船来湘，坐客复杂，如有瘟疫，最易流行，非严行取缔不足以遏病根，拟暂借贵税关上房屋数间，为临时检查所。自本月十六日起，所有轮船到岸，请饬令停泊税关附近，听候医士检查，确无疾病，方准上陆，否则既行分送医院或隔离所。事关公共卫生，除令行警察厅外，相应备函贵税务司，请烦查照施行。”⑤ 　　湖南临时防疫处下设总检查所和诸多分检查所，规定了检查民船霍乱传染病的办法，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医生与兵士、巡警若干名，每日所有民船经过，必须检查一次，并必须和颜悦色，明白开导，不可仓皇鲁莽，致生误会”；第二，“遇有霍乱病人立即命其送入防疫医院救治，如疑似虎列拉者，即送入隔离所后，将该民船一律严加消毒，并扣留五日，不准开拔”；第三，“遇有患霍乱而死者，立即勒令埋葬，其消毒如上，同船人均送隔离所以杜蔓延，船上所有货物派人看管”；第四，具体告知消毒方法：火烧、蒸汽、沸煮、药品消毒。⑥可见，防疫检查逐渐完善和规范，并且要求检疫人员“和颜悦色”，“明白开导”，体现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人性化的一面。
　　防疫处要求所有检查人员必须认真检查，每日要填写检查报表，将检疫情况汇总于警厅，“使之消息灵敏”。8月17日检查情况如下： 　　火车检查情况： 　　小吴门外火车站，为第九检查分所，已在站旁租赁民房一间，派往军队一排，医士三人主理检查事宜，该所主任医士黄冒来，于十七号下午四时半带军士四人，乘坐长沙开往武昌客车，在汨罗站驻守一夜，候至十八日早四时许，以武昌开来火车到站，即上车检验乘客。车上人众拥挤，军人尤多，车行又快，黄君一人甚觉劳苦。车到小吴门车站时，恰已检验完毕。计染杂病军人六名，指令赴陈家垅临时医院外，其染时疫之三团二营兵士周玉发、周毕陶二人，当即送往荷花池隔疫所防治矣。据黄医生言，此为第一次实行检查，办法不善，今日（即十八日）即拟商之路局，改定办法，每早五时全体医士三人由北门外北站坐摇车赴霞凝车站，等候武昌来车施行检验，俾免除外间坐夜一人劳苦之弊。 　　商埠检查情况： 　　城外商埠警署卫生科员潘复桂检查辖地疫势，十七日下午验得皮匠姜得佑及夏姓妇女均染时疫，乃片送隔离总所防治。十八日又在轮船码头验出省防军兵士二人，病势可疑，令自赴荷花池隔疫所。乃该兵士不识路途，误赴小吴门外防疫第九检查分所。该所不收，二兵士乃即转身回城，竟不往隔疫所去，不卜何往云。① 　　防疫处设立隔离所，由康济医院院长黄孟祥任所长，负责隔离任务，选定荷花池兑泽中学校左边寄宿舍为所址。“同日下午收治商埠署送往姜、夏一男一女，其疫势最重，即于是夜二时毙命，已由该所分别告知家属，验看葬埋。黄所长闻信，除督率员役施行洁净，赶将所内布设完善，并将隔离所夏姓一妇女严重防治，以重生命。”②此后每年瘟疫爆发流行时，必设隔离所对患者进行隔离救治。 　　民国时期湖南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在瘟疫发生时采取了多种防治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时局动荡、卫生经费捉襟见肘、缺医少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如交通检疫和隔离患者在疫病防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阻止传染病源的扩散。但由于人员有限，经费紧缺，交通管制和实施检疫隔离不免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 　　【作者简介】杨鹏程，男，1949年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灾害史。 　　肖玄郁，女，1986年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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