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选人“接班”为何从来没有考虑过儿子蒋纬国？
[摘要]纵观蒋纬国成长经历，传奇有余而精彩不足。父亲对其不可谓不宠爱，但在国家大事上，蒋介石却从来没有将蒋纬国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迹象。蒋介石和蒋经国、蒋纬国的合影提及“蒋氏父子”，老蒋妇孺皆知，小蒋公认为蒋经国，相比之下，另一位小蒋几乎成了小透明，他就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关于蒋二公子，最不缺的大概是段子，例如与哥哥蒋经国“宫斗”争夺继承权；经国“假传圣旨”赐死纬国夫人石静宜；蒋纬国欲改回“生父”戴季陶的姓氏，争夺“总统”之位等等，真真假假，堪比康熙九子夺嫡。尽管蒋纬国受过德式、美式教育，抗战中也到前方历练过，但他的战车第1团在国共内战中的战绩乏善可陈。这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无论他到哪个部队，上级指挥都不会让蒋二公子以身犯险。其二，纬国与国内指挥官理念不和，导致他没有施展的平台和空间。蒋介石和蒋纬国的合影1948年7月，蒋纬国转任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淮海战役爆发后，他向司令官徐庭瑶提出装甲兵集中单独使用的作战理念。徐庭瑶是国军装甲兵的老司机，早在抗战期间，第200师就尝试过装甲师路线，最终因水土不服没有走通才又改回步兵师的。如今时隔10年，蒋纬国再次提出这一理念自然不仅不被徐所接受，反而让他对蒋纬国不放心，于是指定吴之芝为副参谋长，大事皆由吴直接汇报，蒋二公子等于被架空，无事可做。十分憋屈的蒋纬国为此还写了一份报告向老爹告状，批评徐庭瑶用装甲兵以营为单位分配到步兵的方法不伦不类，无法发挥战力。当时蒋介石正为淮海战役焦头烂额，又逢桂系逼宫，自然没时间理会蒋纬国的申诉。1949年初，淮海战役惨败，蒋纬国却由装甲兵上校参谋升为上校副司令，虽名为升职，实际上是徐庭瑶不希望蒋纬国管事做出的人事调动。因为自身身份特殊，与国内指挥官理念的差异，在整个大陆时期，蒋纬国都未能真正放开手脚干一场。青年蒋纬国的戎装岁月以战功而论，蒋纬国可圈可点之处并不多，但他晚年在军事教育方面取得不错的成就，这也与年轻时在部队的经验有关。抗战期间，蒋纬国虽未与日军正面交锋，却在战地留下诸多为部队解决问题的轶事。抗战时中国军队普遍伙食差，蒋纬国的部队也不例外。在胡宗南部当连长时，为了改善伙食，蒋纬国发动士兵们收集日军每次炮击过后的破弹片换钱买肉吃，但日军也不是天天都会送炮弹，于是蒋纬国又想了另一个方法让官兵们吃上现成的肉。二公子在阵地上养了条狗，名字取得很有时代感，叫“汉奸”。“汉奸”是条母狗，每次发情总会招蜂引蝶，带来一些公狗。蒋纬国说：“每一只公狗到了我们连上，我们就将它留下，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确定没有生病后，我们烹而食之，这是我们肉食的来源。”看来这一连的官兵能改善伙食，“汉奸”实在功不可没。1945年，蒋纬国到青年军第206师当营长期间也干了一件很奸商的事。当时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无线电，8月的一天从无线电中听到关于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很多部队都还不知道。那时恰逢部队发饷，蒋纬国就叫营行政副官把所有人的薪饷及福利全部扣下，通通拿来买鞭炮和酒，整个汉中集上的酒与鞭炮几乎都被第2营买光。这举动连士兵也不理解，私下议论说“营长发疯了”。没过多久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2营率先放鞭炮、喝酒庆祝，别的部队也要庆祝，可鞭炮和酒早就被买光，没办法只能到2营福利社购买，蒋纬国这一锤子买卖不仅将原先买鞭炮的钱赚了回来，还有盈利发给士兵，整营人喜上加喜。蒋介石和蒋纬国的合影这些轶事看得出二公子颇具商人头脑，但他的政治敏感度就远不及于父亲和哥哥了。抗战胜利后，接收成“劫收”的问题一度搞得全国鸡犬不宁，官员借此大发横财，民间怨声载道，蒋介石也为此颇为焦虑。按理说，体制内贪污腐败屡禁不止，领导人焦头烂额，稍有政治敏感度的蒋家人都应避嫌，洁身自好，不要去蹚这趟浑水。没想到蒋纬国连这样的觉悟也没有，竟然以“接收”为名在上海搞了一座房子。日的国民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哪知会刚开完，10月就发现蒋纬国“接收”房子的事，这不打老头子脸么？蒋介石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认为蒋纬国“招摇不规（轨），不知自爱，为人轻视，为家庭羞”，命蒋经国代为“教诫”，而房产也于当月24日被勒令退还敌产管理处。这个事情足以看出蒋纬国在政治上的迟钝，撤台后，在“赵志华事件”中，他“不懂政治”的处理方式再次让蒋介石极度失望，也使自己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纵观蒋纬国成长经历，传奇有余而精彩不足。父亲对其不可谓不宠爱，但在国家大事上，蒋介石却从来没有将蒋纬国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迹象。蒋经国其实也并未亏待这个弟弟，几乎没有战功的蒋纬国后来能跻身二级上将之列，也算是哥哥蒋经国的恩泽和仁义了。所谓两蒋夺嫡，经纬宫斗，多是好事人牵强附会罢了。蒋介石曾言“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颇有识人之明，经纬之定位，早已注定。（文/周渝）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责任编辑：karawang
扫一扫，用手机看新闻！
用微信扫描还可以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扶不起的蒋三代：蒋经国三个儿子的人生悲剧|蒋介石|蒋经国|蒋孝勇_新浪军事
扶不起的蒋三代：蒋经国三个儿子的人生悲剧
资料图：蒋经国全家合影
　　人见人恨的蒋孝文
　　蒋孝文是蒋氏家族正宗嫡传长孙，人长得仪表堂堂，且聪明过人，蒋介石、蒋经国都曾对他寄予厚望，宠爱有加。然而，天生顽劣的个性，加上祖父的娇惯，蒋孝文非但未能成才，反而变为一个纨绔子弟。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孝文跟随祖父、父亲抵达台湾，入台北成功中学读书。在校期间，蒋孝文调皮依旧，常常夜不归宿，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偏偏蒋经国又望子成龙，每次检查成绩，蒋孝文都要挨训。
　　蒋介石对孝文在校学习成绩并不关心，他喜欢这个孙子，是因为孝文喜欢枪支，结果，蒋介石就常常向孙子介绍各种武器的性能，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还常常带着他去打猎。因此，从中学时起，只要放学回家，孝文便枪不离手，左右摆弄。
　　有一次，孝文回家，钻到蒋介石卫士宿舍把玩爷爷给他的左轮手枪，一名叫李之楚的卫士回室休息，孝文见他进来，便举枪喊道“不许动！”李之楚开玩笑说：“哎，别随便拿枪乱指，会闹出人命的！”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了。孝文吓得不知所措。好在枪弹未击中要害，李之楚被送往医院， 捡回了一条命，但留下了终身气喘的痼疾。
　　枪击卫士事件发生后，台北朝野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百般无奈，蒋介石、蒋经国只得将他送往美国，入加州伯克莱商业学校读书，学习企业管理。不过，蒋孝文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没了父亲的严格管束，益发自我放纵，为所欲为。1964年，因驾车违章，闹进奥克兰地方法庭，被判罚入狱3天。
　　那一年，美国《新闻周刊》曾以《谁丢面子？》为题，无情揭露了此事。这样，蒋孝文在伯克莱商业学校没有拿到学位，不得不提前离开加州。后来蒋孝文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又因向保险公司谎报失窃钻戒一枚，差点酿成大祸。最后，蒋孝文由于屡肇事端，被美国移民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竟然被驱逐出境……。
　　国民党“第一太子”的种种劣迹，曾是台湾社会茶余饭后的第一热门话题。蒋孝文返回台湾后，虽然与徐乃锦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蒋友梅，但其顽劣之性仍未收敛，依旧花天酒地，纵情声色，人人为之侧目，将其视为“公害”。
　　回台后不久，蒋孝文因为酒后开快车，将一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张惠云碾死。事发之后，蒋孝文竟然让同车的陶锦藩出面，代为受过，私下送给死者家属20万台币了结此案。
　　骄奢淫逸的蒋孝文见父亲对自己失望至极，自知无论如何奋斗终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更加意志萎靡，堕落不堪。加上酒色无度，日，身体羸弱的蒋孝文终因喉癌细胞扩散救治无效，在台北去世，终年仅54岁。
　　蒋家“甜心”蒋孝章
　　蒋孝章于1936年在苏联出生，取名爱理。第二年，蒋经国与蒋方良就领着她以及比她大一岁的蒋孝文返回了中国。蒋家第二、第三代中，多男少女。从经国、纬国到孝文、孝武、孝勇、孝刚以及章孝严、章孝慈，除了孝章一位千金外，清一色几乎都是男性。所以蒋孝章这个难得的“唯一”在蒋家的地位就格外优越，备受长辈宠爱。
　　蒋孝章的启蒙与初等教育是在大陆完成的，1949年以后，又在台湾接受了中等教育，1958年22岁时，孝章赴美国留学接受高等教育。蒋孝章在台湾就读中学期间，由于家世过于显赫，同一年龄层的男孩子都不敢与她接近。后来远赴美国留学，蒋经国对她一人在外实在放心不下，于是就委托从小就在美国生活的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就近关照，然而蒋经国自己也未料到，不久之后，就传来了蒋孝章与俞扬和萌生恋情并私定终身的消息。
　　消息传来，确实给台湾“第一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风波。在蒋经国看来，女儿完全可以选择比俞家更好的门婿。如今，蒋孝章与俞扬和相恋并私定终身，蒋经国的计划被完全打乱。更令他失望的是，俞扬和已从国民党空军退役转而经商，这就意味着自己未来的女婿在仕途上可能毫无作为。
　　婚后，蒋孝章便定居于美国加州，每年定期携子返台省亲，拜访家人尽享天伦之乐。蒋经国看到木已成舟，也曾多次劝说女婿返回台湾，希望俞扬和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孰料，女婿每次都说，“谢谢，我对官场没有任何兴趣。”
　　诚如俞扬和所言，蒋经国唯一的女婿始终未曾介入台湾政局。尽管如此，他在美国也为台湾工商界兼管一些海外的业务工作，担任“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华造船公司”的技术顾问。虽然他几乎不去台湾，但是俞扬和依然未入美国国籍，仍自视是“‘中华民国’的子民。”
　　蒋家王朝“接棒人”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从小心眼多，而且吝啬。蒋介石每每坐在椅子或沙发上看着两个孙子嬉闹时，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随着年龄增长，蒋孝武的性格变得倔强、任性。中学毕业后，孝武曾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接受过短期军事教育，后进入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1969年赴德国留学，毕业于慕尼黑政治学院。返回台湾后，于1974年获“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法学硕士学位。
　　蒋孝武在台湾社会谋求发展之时，正值蒋孝文身染恶疾、病魔缠身、几乎成了废人，因此蒋家上下均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蒋孝武从德国留学归来后，蒋经国首先安排他进入素不为人所重的文化事业系统磨练，一则树立形象，二来也测试一下“孺子”是否“可教”。
　　为使蒋孝武尽快进入所应扮演的角色，蒋经国还在蒋孝武1969年刚刚从德国归来后不久，就安插他在国民党党务部门见习，熟悉情况。从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开始，蒋孝武就开始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
　　到1976年，蒋经国又安排他出任“国安会议”执行秘书一职，更是直接进入到台湾情报系统的核心层面。当年蒋介石就是循此“快捷方式”，授权蒋经国一步步“接班”的。
　　但是，“蒋经国时代”毕竟不等于“蒋介石时代”，蒋经国不可能像往昔其父扶植他那般明目张胆地培养蒋孝武放手抓权，而蒋孝武无论就阅历、经验或是素质、才干而言，与其父、其祖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他在政治上极不成熟，有待磨砺之处甚多。
　　1984年，台湾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蒋孝武自作主张，秘密策划台湾情报机关与黑社会连手，刺杀了撰写《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使“蒋经国时代”苦心经营的“民主”与“法治”形象，毁于一旦。
　　为了平息事态，蒋经国只好于1986年将蒋孝武外放出岛，让他远赴新加坡，“屈就”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之职，岛内所兼各职一并免除。从此而后，蒋孝武一蹶不振，其政治生命事实上已告结束。1991年6月，蒋孝武因急性心脏衰竭，施救无效而猝逝。
　　商海沉浮蒋孝勇
　　“三太子”蒋孝勇，是蒋介石几个孙子中最得老蒋宠爱的一个。读完小学、初中后，根据蒋介石的意愿，蒋经国把他送进了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的预备班，以后又直接升入正式班，接受高等军事教育。
　　按照正常情况，蒋孝勇应该是1972年的那一班毕业，然而，他却被迫中途辍学。原因是蒋孝勇在一次野外训练中脚部受了重伤，久治不愈，再也无法适应部队生活。这一意外事件对一心想在蒋家第三代中培养出一个“职业军人”的蒋介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蒋孝勇从军校出来后，蒋经国有意让他在经济领域发展，没有安排他直接涉足政治，结果，短短十数年的时间，蒋孝勇就蹿升至国民党“党营”生产事业单位的“领班”级人物，并在台湾工商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
　　当然，蒋经国也深知，他的这两个儿子，无论是蒋孝武，还是蒋孝勇，在政治上都还十分稚嫩，缺乏磨练，一时很难成“大气”。所以，蒋经国一直有意识地抑制他们在政治权力圈里过早出头，以防他们“得意忘形”，自毁前程。国民党“十二次全体大会”时，蒋经国把他们从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对于蒋孝勇，蒋经国总是告诫他专注于工商业，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以后，再考虑在政界的发展。
　　1988年，蒋经国因病去世。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李登辉，对台湾政治体制实施了“本土化”和“非蒋化”的重大改革。面对台湾岛内对蒋氏家族日甚一日的批评浪潮，蒋家第三代“硕果仅存”的实力派人物蒋孝勇，于1989年3月决定急流勇退，举家迁离台湾，远避加拿大，以后又辗转移居美国。对于蒋孝勇的出走，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蒋家王朝根拔台湾、“家天下”气数尽散的表现。
　　1997年1月，蒋孝勇终因恶疾不治，告别亲人而去，年仅49岁。
（新浪军事）
文章关键词：
&&|&&&&|&&&&|&&
您可通过新浪首页顶部 “”， 查看所有收藏过的文章。
请用微博账号，推荐效果更好！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股票/基金&
康国雄: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作者：张旭
　　“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曾紧紧束缚着康国雄这位“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直到花甲之年，作为民国著名金融家康心如最小的儿子，他几乎全部精力都用于帮家人“活下去”……
　　文｜张旭
　　周日午后，重庆汪山，还在上小学的康国雄照例在自家花园里等着将要到访的军官。
　　此时的中国，抗战烽火正烈。拱卫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迁播至渝而频遭日军轰炸，来自东、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仅能在川内享得“未沦陷”的安宁。
　　散步的路上，军官在离康国雄几步之遥的前方不紧不慢地走着，遇行人多处，军官会说“请让一让，让委员长过去。”有人闪到路旁后就势喊一句“委员长万岁”，领着康国雄的蒋介石便向路人挥挥帽子并还以微笑。康国雄记得，第一次陪蒋介石散步后，刚刚和宋美龄拉过手的妹妹告诉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当康国雄被押上单位的批斗台时，童年这段经历已变成一项卓荦不群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无法理解如此头衔的来历，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样衰落了，在这个世事难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带头喊出了“打倒康国雄”，不过此人立即被揭发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任职。“他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领喊口号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国雄坐起了“喷气式”。
　　“他们让我承认，”康国雄用回忆解释，“我说‘我不是！’”
　　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初遇蒋介石的1941年，康国雄12岁。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在汪山康家别墅后的山坡上野餐。康国雄听仆人说委员长来了，就拉着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阵狂吠。蒋介石见状忙让侍卫把狼狗牵走，并叫兄妹俩过去聊天，还给了每人一块点心。临别时，蒋介石说下次来汪山再找他们玩。
　　从此，蒋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经过康宅，行至门前，或者派侍卫官进去请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唤“国雄！国雄！”一来二去，康国雄也摸清了蒋介石的规律――周六从重庆市里回黄山官邸“云岫楼”，周日下午从黄山来汪山散步。蒋介石到达之前，山路两旁会出现几个站岗的宪兵，看见宪兵，康国雄通常主动到前院花园等候。
　　待熟络了，蒋介石也曾邀康国雄去云岫楼玩，只是在少年康国雄看来，委员长的官邸实属“简陋”。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康国雄说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园别墅，还有重庆市区仅房屋面积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馆。在这座胜过“委员长官邸”的豪宅里，“不少东西都是进口的”，啤酒、丝袜、外国化妆品等时所罕见的高档货在康家沦为寻常物，客厅的照明设备是嵌在墙里的暗灯，“开灯之后只见灯光不见灯”。房屋的宽大更可以使蒋介石的住所降为蜗居，比如在公馆内的一间大厅里，康国雄二哥结婚时一下摆了20桌酒席也未显局促。至于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国雄只记得家中仅仆佣就有40多位。每天吃饭前，为保证全家都知道开饭了，必须有人专职在饭厅摇铃，听到铃声，其他仆人再去请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赶上洗衣服的时候，十来个同时干活的佣人在院子里排成长长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热闹。
　　虽然富有，康家还是要孩子遵守那个时代的规矩。康国雄说自己很少被允许坐家里的汽车，上下学都是搭公交车，或者干脆走着，因为在举国倾力抗敌的1940年代初，乘私车上学的富家子弟会被同学们大声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这样”，在康国雄的记忆里，“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资本家敢让孩子坐私家车上学。”
　　关于家里的情况，康国雄也曾被蒋介石片片段段地问及，不过直到两人认识挺长时间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国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有一次蒋介石问康国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国雄答。蒋介石这才恍然明了，“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
　　在当时的重庆乃至中国西南，康心如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
　　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并曾和后来长期任《大公报》总编的张季鸾共同办报。1922年，32岁的康心如与金融家合作于重庆创建“美丰银行”，成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由此使“美丰”转为华资银行。康心如对发展民族实业极为热心，故利用“美丰”的雄厚资力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不少基础设施。时至抗战爆发，大量人口从沦陷区涌入重庆，城市的水、电需求随之猛增，而相关供应得以足力支撑，可说康氏厥功至伟。1939年7月，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身兼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的康心如，因当选议长又开始在政界显露头角。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内称：“心如先生大鉴顷奉，委座谕请先生于便中驾临南岸官邸一谈”云云，落款是“弟陈布雷敬启”。康心如见蒋介石有邀，随即回信应约并如期赴会。不久后的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原来，以重庆为陪都的建议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蒋介石约见康心如则专为与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蒋介石对康心如还多予礼遇。1945年日军投降后，重庆市民曾于9月3日举行庆祝大游行。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政首长身份坐在检阅车队的第一辆车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且非国民党员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重庆市长贺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银行家，康心如总是刻意同官场保持距离，虽然与他交往的达官显贵几令康宅户限为穿。
　　抗战开始后，有一天康国雄听家中佣人问“订好的酒席送哪里”，康心如说送到歌乐山孔祥熙家，细打听方知，康心如与孔祥熙素有交情，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长，康心如便不再与其联系。“现在他下来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给他做个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国雄说父亲重情，但从不巴结权贵。
　　那些年里，康心如每周六从重庆市里回汪山别墅。傍晚，康国雄的母亲通常会在客厅的方桌上摆好扑克牌和茶水，为了营造氛围，还要特意点上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康心如在桌子的一侧落座，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各占一边，然后便是“罗宋”、“梭哈”等各色赌法齐上，直到周日清晨才散去。当时刘、范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康国雄却没看出两人有什么矛盾，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不谈政事只愿玩的缘故。然而爱玩的康心如却是赢少输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写的《杜月笙传》中有一则传闻，说在一次豪赌中，康心如竟把“美丰银行”输给了杜月笙，但那实在只是传闻。
　　最与康心如交好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会时，于右任就是介绍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里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战爆发后，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迁居重庆，从此更与康心如往还不断。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请“于大哥”为“美丰”题写行名。或许是为了方便识读，于右任把“美丰商业银行”几个字写得甚为工整，而这也成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书珍迹。平时，于右任有空就会来康家坐坐，康国雄喜欢摸于右任的大胡子，于右任则称康国雄“康家娃”。由于偶尔也在康心小住几日，于右任对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在离开重庆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国雄大姑父的女佣阿英带走。康国雄大姑父觉得两人年岁悬殊，所以不太愿意，但阿英本人却乐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终，于右任经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带回了上海，后来还和阿英生了个儿子。
　　向延安汇款美丰不设上限
　　其实于右任与康家的关系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学，因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总干事得与孙中山相识，继而加入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问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为同盟会办报，康心孚说自己有个叫于右任的老乡可堪此任。孙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来日本，康心孚随后便给人在国内的于右任寄去路费，由此促成于右任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随后返回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于右任在其所做诗文中也曾提到，“余识党中诸前辈皆心孚介绍”。辛亥革命后，康心孚先到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后赴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运动”期间过度操劳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课的其他学校为此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由于兄长康心孚的关系，康心如和两个弟弟康心之、康心远后来深得国民党人信赖。抗战年间，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不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长期住在康国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路经重庆，为确保蒋介石的安全，重庆市长杨森更是特意征用康心如的汽车和司机为蒋介石服务。
　　虽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康氏昆仲却对共产党有着更美好的向往，并曾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康心远的太太华在天津读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康心远曾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赠过一批家具。由于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张季鸾、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周恩来有时会前往拜访，还曾借地作过统战报告。共产党人董必武、等则经常向康心之寻求经济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们都会带些宣传资料，如康心之在家，他们总能拿回一张数字体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则坐等片刻后留下资料离开。“当时敢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国雄认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执掌“美丰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康心如，为共产党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战期间，因棉花、棉纱、棉布紧缺，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买卖，并对流通做严格限制。康心如通过“美丰”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口了一批“花纱布”和药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后，康家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运送时装了满满八辆卡车。然而由于没有“管制局”许可证，八路军的车队根本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运到延安，事实上，八路军的卡车还未驶离重庆即被“军统局”的检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国民党内的关系，人情、金条并用地买通了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最后将这些东西伪装成国民党物资顺利运抵延安。此外，当时很多银行对于汇往延安的款项都有数额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丰”不设上限，因此“美丰”就成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向延安汇款的首选通道。
　　周恩来说本应该保留美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觉得他向往的美好就要实现了。
　　此前几年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美丰”被折磨得元气大伤，至1950年4月，“美丰”已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维持经营，因而被迫停业。不过考虑到“美丰”投资的60多家企业尚在，康心如决定向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贷款周转，以助“美丰”复业。
　　三次申请报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不抱期望了。关于人民银行为何不向“美丰”提供贷款，康国雄听到过两个故事。一是早年间，“美丰”曾有位职员拿了银行的几百大洋投往延安，共产党建政后，这位职员成了重庆分行的主要领导。“美丰的老人们和我谈过这事”，康国雄回忆，“他们说如果重庆人民银行不是由他管，或许事情会好办些。”另一则是从三叔康心之处听来的。1950年，康心之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曾于家中宴请康心之，并在谈到“美丰”时说，“我们当初认为，四川应该保留美丰”，然后又对身旁的邓颖超感叹，“解放西南的时候，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没来得及跟到重庆！”
　　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康心如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康国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而康心远、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继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康心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康国雄澄清问题。为此，康心如曾给好友章士钊、邵力子，以及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后来起义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写信，希望他们为康国雄作证。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为沈醉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康心之的小孩在黄山马路上散步”，只是将“小孩”的父亲错记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后，由于章士钊认为“沈醉以前是特务头子，转他的信不合适”，康心如最终没有采用沈醉的证明。邵力子的证明信是康国雄登门拜请来的，离开邵宅时，康国雄记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翘尾巴”，令他长久琢磨。
　　证明信最后被转呈给周恩来，没有下文。
　　又几十年，白云苍狗，康心如、康国雄父子早已获得平反，只是当年曾陪少年等军官的花园别墅和亮着暗灯的豪宅，在经历了借占、索买之后，已被尽皆毁去。令康国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给了康心如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书中说“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 重庆的康心如 ……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共产党的党史写出我爸爸是共产党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国雄把《党史》递过来，“你看，被称为朋友的没有几个。”在写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页，书脊已被翻裂。
　　（链接）
　　人物简介
　　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
　　（图说）
　　康心如
　　儿时的康国雄与其胞妹合影
05/14 06:30
暂无专家推荐本文
同时转发到我的微博
将自动提交到和讯看点，
请输入您的观点并提交。
请输入您的观点 168字以内
同时转发到我的微博置顶我的观点
新闻精品推荐
每日要闻推荐
社区精华推荐
精彩焦点图鉴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