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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与“第三条道路”理论
　　编者按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的何秉孟和姜辉同志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克里斯·布劳恩和米克·考克斯教授，就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与“第三条道路”理论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现将他们谈话的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一“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成因和性质
　　何：我们了解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有着悠久的理论思辨传统和左翼理论传统，而且英国工党奉行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该学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教授的著作《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由我们中国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第三条道路”理论在中国的理论界，也包括在我们社科院，引起广泛的关注。
　　布：是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最初是由社会主义者、当时主要是费边主义者创立的，当然他们创立学院并不是从属于哪个政治派别，他们研究社会问题，主张以温和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学院确实有着左翼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但是如果看看学院的政治思想史，就会发现既有“左”的传统，也有右的传统。学院在外的名声似乎是以左翼理论家为主，但实际情况不尽如此。
　　考：我补充一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有着悠久的社会政策研究的传统，注重把社会政治理论应用于实践，比如传统费边主义者关于社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些传统目前还在学院的许多系中延续着。这里也曾有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如1968年学生造反时期，那时学院的学生运动要比英国其他地方激进突出得多，特别是在伦敦，当时学生运动成了学院的标志性象征。比如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司机听说我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说：“噢，我知道那个地方，彻底的共产主义，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了，但这也为学院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
　　学院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学术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有些人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理论联系。当然也有许多著名的右翼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如卡尔·波普尔、托尼·史密斯等人。左翼激进人物也有海奥德·拉斯基、拉尔夫·米利班德等著名人物。这些人的学术声誉都颇有影响。
　　何：两位教授的介绍，增加了我们对学院历史的了解。我和我的同事对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情况也十分关注，这也是我们这次学术访问的议题之一。在以布莱尔为领袖的工党执政之前，工党就开始酝酿“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政策，1997年上台后，应该说有机会把这种执政理念应用到实践中。现在执政七年，“第三条道路”这种模式到底发展得如何呢？我们想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向两位教授请教。
　　布：也许在一些方面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并不是吉登斯创立的，而是托尼·布莱尔努力实现的政治变革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布莱尔和美国的克林顿重组和改造他们各自领导的党，而这些党在此前10~15年间并不成功。他们在改造工党和民主党的过程中，吸收了右翼政党的许多政策和理念，比如重视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注重社会秩序和法律，主张家庭发挥更大的作用，认为贫穷的人要为自己的贫困承担责任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吸收了这些原来被认为是右翼政党的思想。这使得他们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克林顿在国内连续赢得两届大选，布莱尔在英国也同样做到了。所以我认为，并不是首先设计“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模式尔后付诸实践，而是像吉登斯这样的理论家对社会政治变革的经验加以系统地反映和总结，得出不同于其他传统道路的理论模式概括。
　　考：我再谈谈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变化对“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的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一，20世纪末期，冷战结束，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在西欧也遭到了失败，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少影响。这些巨大的变化，要求做出政治战略和策略以及意识形态的调整。“第三条道路”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成分发生变化，那种在大规模工厂中劳动、人口集中、庞大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所以说“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不仅仅是对以前选举失利的一种调整和反映，而且更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和阶级变化，特别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变革主体力量的传统工人阶级发生了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加上国际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起构成了“第三条道路”形成的社会背景。这些非常重要。
　　何：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深入地探讨。“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超越左和右，按照吉登斯教授的理论，所谓的“左”就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右是指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对此有什么具体的见解？“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能够超越左右这种传统的政治划分吗？
　　布：我认为，吉登斯教授的这本书是说，过去左与右的区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世界，这些旧的范畴不可能在新的世界继续存在下去了。比如，新左派和旧左派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传统的税收政策等，都不可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存在。总之，过去的左和右的范畴，左的范畴诸如工会和产业工人阶级，右的范畴诸如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等，都应该抛弃掉，因为它们在解释新的现实方面已不再有效。我认为，尽管吉登斯教授主张通过走“第三条道路”促使左派的复兴，实际上这是对所有的社会进步力量而言的，都是一种超越过去左与右的进步力量。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下“左、右”范畴划分是怎样产生的。在21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议会中，主张变革和进步的人坐在国王的左边，而主张保持现状的人坐在国王的右边，于是就形成了当时的左翼和右翼。从那时起，我们就沿用这两个概念用语。而吉登斯教授想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再也不能用这种旧的方式来阐释政治价值了。
　　二　阶级结构的变化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何：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现在分析英国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力量，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概念和范畴呢？
　　布：我认为，现在不能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认识和理解英国的政治状况和力量，政党及其领袖只是代表他们自己，而不是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例如，当前英国的执政党即工党的情况，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认为，自己代表传统的工人阶级，他出生于海员家庭，就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但是他不是工党的领袖，托尼·布莱尔才是。那么布莱尔代表什么阶级呢？没有人知道，也无从知道。再如，保守党领袖麦克尔·霍华德，他和布莱尔都是律师出身，他们成为相互竞争的党的领袖，他们本身并不代表哪个阶级，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只要赢得足够的选票，就上台执政，并不是要代表某一特定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模式是很普遍的，在美国也是。另外，我向你们介绍一组统计数字。30年前，英国约有30万煤矿工人；20年前，约有20万煤矿工人；而现在，参加全国工会的煤矿工人只有3000人。而且，这些工人还在申请加入其他的工会，本身不足以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从中我们可以知晓英国社会和阶级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
　　何：谈到阶级结构问题，我想同你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了英国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但我认为，像矿工人数的减少这样的情况，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这同阶级划分和工人阶级界定问题还是有区别的。在产业调整变化过程中，像煤矿业等有可能减少了，但其他行业，比如服务业或信息技术产业等，则是增加了，发展了。所以我认为，某一行业的盛衰并不等于工人阶级的盛衰。据我了解，近30~40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5％；所谓中产阶级约占24％；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仍要占60％左右，还是占人口的多数。
　　如何看待和评判这些变化，即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理论界，也是不一致的。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认为，工人阶级在欧美国家还要占40%左右，是最大的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主要是无产阶级化造成的，而且中产阶级的部分人群不断地被吸纳进工人阶级队伍。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几乎增加到就业人口的一半，相比较而言，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则是较小的阶级。我也注意到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已经不是最大的阶级了，但也还占到就业劳动力的25％左右。这个人数比例也不算少。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迅速上升。这两人属于新韦伯派。总之，上述两个学派在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利用同样的实证资料，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使用的阶级划分标准不同。我们在近日同其他英国学者的交流中，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倾向于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在逐渐消失，我现在很难同意他们这样的判断。不知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结论上的分歧？表1-1 1996年英国阶层结构表 单位：％职业、阶层全英国曼 城 大 区西 北 地 区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和行政主管15.814.214.9高级专业人员10.79.69.7高级职员14.715.414.9一般专业技术人员9.69.59.4工艺技工及相关人员12.513.212.4私人服务和保卫服务人员10.61010.3销售人员7.98.59.3车间和机器操作人员9.811.510.7其他职业8.48.18.4 资料来源：1.英国ONS1996年春关于劳动力的调查；2.曼彻斯特城市委员会提供。
　　考：是的，主要还是如何界定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按照他的阶级划分方法，那些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除了劳动力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财产了。假如你现在仍然按照这样的阶级划分标准，当然工人阶级还是最大的阶级，因为绝大多数被雇佣的人都可以被归入到这一群体里去，而且人数比例还不止怀特所说的40％。这样，拥有资本的人数是很少的，而作为工人阶级的人群是庞大的，大约会超过65％或70％。那么，这样一来，像我们这样的教授也同样属于工人阶级了，因为我们也是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的资本的。但是我们有优厚的工资，有很好的工作条件，有较为富裕的生活，我们同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是不一样的。
　　姜：我们在研究中也注意到一些英国著名的学者同你们持大体相同的见解。比如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前进的脚步停止了。他根据英国工人阶级的变化，认为从20世纪中期以来，过去传统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渐衰落，这种生活方式曾经集中地体现在工党、工会、集体化以及具体经济生活、娱乐文化生活等领域。他认为传统的普遍性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今天很难存在了。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现代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取代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工人阶级本身就消失了。
　　布：如果扩展一下我们讨论的视野，那么结论也许不同。如果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个大的工厂里劳动，他们很容易被组织动员起来，并形成一种整体的社会力量。而现在情况却不是这样，过去那种人数集中的大规模工厂很少存在了，人们只是在规模较小的公司或其他场所工作，如咖啡连锁店等，他们都较为分散，不可能再形成整体的政治阶级力量了。
　　姜：尽管我们的结论可能不太一致，但我们中国的相关学者在研究中也非常关注工人阶级发生的重要变化。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进入新的阶段，即一些人所说的由“福特式”生产方式向“后福特式”的生产方式转变，此前以大工厂、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运动赖以开展的基础。“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需要的是人数少、高技能、高工资、高灵活性的工人。这些新的工人群体，你们认为是“中间阶级”成员，是相对富裕的群体，成为“消费资本主义”中“分享”富庶的成员。他们需要的更多是本行业工会组织的经济性保护，而对那种政治性的群众性工会，特别是对同左翼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组织，不太感兴趣。工人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也很普遍，有规模的工人运动难以动员和组织起来。但我们认为，这些分散的工人，被称为“中间阶级”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就其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而言，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行列，尽管这些人自己在主观上不愿与工人阶级同列，但客观的经济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无法“超越”的。
考：阶级还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意义，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学范畴。而马克思认为的工人阶级是集体性的、政治性的，同统治阶级之间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定义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今天，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工人阶级集体意识，以及工人阶级同统治阶级之间的那种矛盾，是不存在的。
　　姜：你们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政治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都已经不存在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已经缓和了。但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发达国家，社会贫富差距，以及更广泛地说，世界上南方国家同北方国家的差距，是在不断增大。那么像“第三条道路”这样具有折衷色彩的理论，如何说明和解释这种事实呢？
　　考：我们最好从统计材料出发看待这个问题。贫富差距确实是存在的，但要看它主要发生在什么人群中。一方面，约2%~3％的最上层人口，在近20年确实变得越来越富了。税收政策的改变使他们获益颇多，资本的自由流动给他们增加了获利的机会，另外，他们还能够获得巨额高薪。另一方面，世界上确实还有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根据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上约有10亿人口平均每天只有1美元的收入。这就是最上层和最下层人口之间的差距。每个人都承认处于最下层的人口很贫穷。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是哪部分人口处在这最底层呢？根据英国现在的情况来看，进入社会底层的人口是进入这个国家的新移民人群、有两三个孩子的单亲家庭，以及一些黑人等有色人群。还有一些地区差距，在英格兰北部、威尔士部分地区和苏格兰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的传统工业已经消失了，比如一些矿业、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口现在很难找到新的工作，也进入社会底层。所以说，现在确实是最上层的2%~3％人口变得更富裕了，而一些群体（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比例）也确实处于贫困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是少数人群。我们再看看中间的70％人口，他们构成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英国的社会结构就像一个钻石，上面小的部分是最富有人口，下面小的部分是最贫困人口，而中间的人口构成这种社会结构的大部分。而中间部分的人口都是较富裕的，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越来越多的人很容易购买住房。尽管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挣工资的人或雇佣劳动者。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许多妇女也参加工作。许多已婚家庭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布：处于钻石结构中间的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基本生活消费品，都拥有自己的汽车，都能去国外度假旅游，都有信用卡，都可以借贷，都有电脑以及其他一些高科技工具，等等。他们形成了中间阶层，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喜欢托尼·布莱尔，大多数都投票支持工党，“第三条道路”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考：如果你问这些人：你们有了房子和财富，还需要什么呢？他们就回答，需要稳定和安全的社会，需要低利率，需要有两份或更多的工作，等等。这一群体的经济压力很大，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借贷，所以希望低利率。他们都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大学。这个占人口70％的群体是托尼·布莱尔及其工党最为关注的，主要围绕他们制定各种政策，而对最上层的极少数人暂且搁置一边。当然，布莱尔也做出很大努力帮助和扶持最底层的人，促使他们走出贫困。
　　何：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很关心。从2000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期，现在已过了3~4年，不知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如何？
　　布：从大多数统计指数来看，英国的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英国的失业率要比欧洲大陆国家低，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而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当然，还有许多人处于失业之中，但总的来看，英国的经济状况良好。
　　考：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它主要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发展，注重吸收美国的政策和经验。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是将自己同欧洲大陆等同，其经济政策与美国联系密切。所以，人们所说的英美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它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较低的个人所得税、资本较为自由地进出市场，等等。这在德国是很难做到的。
　　姜：请问，一些具体统计数字是怎样的？
　　布：比如，英国的失业率已经从1997年的7.2%降到现在的4.8%，是8个工业化西方大国中最低的，也大大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失业率的平均水平。目前，英国的就业人数是30年来最多的，这一结果得益于工党实行的创造就业机会和鼓励就业的一系列措施，托尼·布莱尔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何：按照你们的看法，这些成绩都是工党实行“第三条道路”的结果么？
　　考：可以这样说。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被证明是较为适宜和稳固的。至于“第三条道路”，我举一个评价的例子。当有人问起撒切尔夫人，你政治生涯中取得的最大成功之处是什么，她这样回答说，“是托尼·布莱尔。我并没有改变英国，但我改变了工党的发展方向。我并没有使英国更具有竞争力，没有能够阻止英国的经济衰退，但我却迫使工党从左的方面转向相反的方向，迫使工党采取了温和和适度的经济政策。托尼·布莱尔就是这种政治的产物。”
　　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吉登斯教授说“第三条道路”是超越左和右，但在实际上，是左向右的单向靠拢。
　　布：无论如何理解，每一个领导人都主要是对钻石社会结构的中间人群感兴趣。他们不是主要考虑最上层的2%~3％的人群，也不是最下层的人群，而是70％的中间人群。这就是明确的事实。传统的工党长期以来向社会下层寻求支持，而这一阶层的人数目前已经很少。现在工党主要在中间地带进行争夺，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迫使保守党更向右转。
　　何：好，感谢两位教授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待我们。通过坦诚的交流，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我们希望以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更深入广泛的交流。
　　布：我们也希望经常保持联系。祝你们在英国的学术访问取得成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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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第三条道路”式微，欧洲左翼力量走向何方？
近日，曾一度坚定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道路的吉登斯宣称，在技术与全球化压制下，他与前首相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已死。作为中左翼的思想政治主张和现代化运动，“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衰落，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欧洲左翼力量将走向何方？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五位学者对此发表看法。
田德文 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林德山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郭忠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史志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4月，吉登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技术与全球化的压制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死。话音刚落，5月8日揭晓的英国大选结果似乎为吉登斯的判断提供了又一力证。在此次大选中，曾因“第三条道路”而名声大震的工党不仅没有取得突破，反而节节败退，同时受到来自英格兰地区和苏格兰地区两方民族主义的夹击，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输家。
盛极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宣告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它的政治主张有哪些？
田德文：“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20世纪初接受改良主义道路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希望通过改革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合理、人道、文明。其改革的举措和重点，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不同。一战前主要是推进政治民主化、改善劳动条件，二战后则转向福利国家建设。应当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推动欧洲资本主义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与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甚至连“同路人”都谈不上。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当代版本，“第三条道路”保持了这一理论流派所主张的阶级合作、社会团结等基本教条，但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已不再合时宜，新的社会条件呼唤新的政治思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社会公平、福利政策的固守不仅造成市场的低效率，而且使国家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第三条道路”改变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把福利供给更多转变为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源投资。同时，“第三条道路”重视市场效率，但又旨在弥补由于过度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下降所造成的不足。此外，“第三条道路”还重视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社会问题，如移民浪潮、环境破坏、犯罪率上升、全球化发展等，主张发展情感民主、建立世界性国家、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等。从总体来看，“第三条道路”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下，欧洲一时被称作“粉红色的欧洲”。“第三条道路”当时为什么能够盛行于欧洲？
林德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第三条道路”在欧洲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陷入政治危机，、社会民主党等接连选举失利；而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的失灵、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暴露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的传统理念政策受到怀疑。而与此同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新右派在欧美崛起。突出市场逻辑、要求政府放松控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的核心，它显然迎合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需要。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在欧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方式同时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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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衍变及理论内容
　　基于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是基于国际社会和历史现实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资本主义阵营内的有些思想家们对于社会主义理想产生错误、片面、狭隘地理解，产生社会主义终结的错误认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将世界联系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打破了原有的国家和民族界限，全球各国在多层次全方位的竞争加剧，福利国家出现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国家税收减少的矛盾，同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自然资源紧缺也威胁着人口不断增长的人类；社会结构出现调整，传统的一、二产业逐渐萎缩，第三产业在人数和比重上都在增加，工人阶级数量上减少、比重不下降，新兴的中产阶级日益扩大，知识经济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产生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无法有效抑制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滞涨&产生，福利国际的高福利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民主党大选失利；社会道德价值缺失、人际关系冷漠隔阂等等社会现象。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正是回应国际现实变迁的新世界的历史产物，它于20 世纪 90 年代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西欧左翼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美国民主党为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而提出的系统化理论和政策主张，它的主体思想、政策框架和价值主张是世界各个不同党派人士们竞相学习借鉴和模仿的对象，其理论价值和精神内涵对于全球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的影响不容小觑。之所以称为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是超越于左派和右派的一种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新的选择和方式。它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形式内，而是将新自由主义和旧社会民主主义中合乎社会现实变化的成分和因素进行交融，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并与实际结合发展为自己有效的理论。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
　　英国工党布莱尔首相和美国民主党克林顿总统在他们任职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即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具体实践。以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例，在其执政期间将执政关注点集中于公共服务方面，着重发展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他不赞同中央集权，主张推动政治权利逐层下放，注重维护和促进社会公义。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思想理论、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体现在布莱尔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中。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提出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并对它进行了系统论证。他从新型民主国家、公民社会复兴、福利国家转型和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四个方面集中论述了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为全世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理论根基。
　　第二国际领导人伯恩施坦在其着作中，通过大量的实际调研和数据分析后推导出&第三条道路&,赋予其不同于新民主主义和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可以称他为&第三条道理&的思想先驱。下面我们就以时间为线索，来具体详尽的阐述和理解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衍变及理论内容。
　　2.1 &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先驱--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作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其理论主要基于他生活的现实，通过对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工作环境、思想状态变化的大量社会调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修正，主张进化社会主义。他试图通过社会改革与公民个人创造相结合的方式，创立新型的社会民主类型。既要求国家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来稳定社会民主，同时又提倡公民以个人创新的方式积极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中。
　　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而这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具有一定必然性的。伯恩施坦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必然性观点截然相反，他反对将社会主义当作历史的必然，&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和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赖于社会主义的内在经济必然性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
　　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是最多余的事，是真正的浪费力量，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宿命论。&
　　既然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伯恩施坦给社会主义下了定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到自己阶级地位和本阶级任务的工人的社会需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需要和意向的运动，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意义和伦理精神的探索和实现的活动。伯恩施坦的社会民主主义最大的武器不是暴力，而是民主。伯恩施坦不赞成以工人暴力流血革命的形式来争取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是主张和提倡发挥民主的作用，使本国内的公民都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以议会斗争取代暴力革命，政党通过民主选举中获得最多数量选票支持上台执政。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是以一种道德伦理取向，寻求一种正义观，建立一个道德指向性的社会。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漫长的理论发展过程和实践运动过程。所以相比于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实现来讲，他认为更应当将现实的理论关注点和实际力量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改革中。
　　可见，伯恩施坦相比于遥远的未来更关注眼前的现实，也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
　　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的理论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伯恩施坦认为政党应致力于现实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而不是将目光投向对未来的设想和预期。伯恩施坦说：
　　&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他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
　　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者能够应对实际的多样变化，在理论内容、政策决断、社会价值方面提出更加有利于当前国家社会发展和政党执政的思想。
　　2.2 &第三条道路&的当代代表人物--吉登斯
　　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着名的思想理论家，他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卓有成就，他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研究使它们成为全球学术研讨的前沿问题。安东尼&吉登斯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对于世界西方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是&第三条道路&思潮在当代西方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经济发展上，吉登斯坚持折中调和原则的同时提出自己创建性的思想，他主张建立一种混合经济，需要指明的是吉登斯的混合经济不同于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践行过的平衡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它是要探索并实现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协调一致发展。他认为对于经济的掌控和监督并不能仅仅倚重于国家干预或是市场自由调控，而应将国家的监督引导和强制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积极调控融为一体。同时，衡量经济发展的准绳不是量化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量，而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果。
　　在政治生活中，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主张的。他既不提倡像自由主义一样完全取消国家对于市场的统筹作用，仅仅依靠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来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统治；也不支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只凭借国家干预和压抑市场作用的单一主张。吉登斯认为应最大程度发挥国家和市场的双重统筹调节作用，将两者有效结合，由&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逐渐过渡。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府负责提出治理的方针政策，起到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指导性作用，国家将行政权力下放一部分给予地方政府，加强地方政府行政自主权和政策实施力度。至于具体实施此项措施，政府不会指定某行政部门执行，而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维护社会法治、公平民主上，保证各部门、各社会组织能够高效透明地完成工作。
　　在文化教育领域，&第三条道路&尊重社会生活中每个个体的尊严价值，着重培养公民一体性的社会公共意识，使公民认同社会的共同价值。吉登斯主张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注重公民个人的发展，将每一位公民都看作国家的未来，将资金、人力、资源投放于教育文化领域。并且鼓励支持以公民个人形式或是社会性公共组织形式为代表的非行政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融入到国家治理中。
　　下面我们就从新型民主国家、公民社会复兴、福利国家转型和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四个方面来集中论述了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
　　2.2.1 新型民主国家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发挥市场自动调节作用，缩小国家公共管理职能，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又过多依赖政府，扩大国家公共管理范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塑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为国家是答案&的左派。&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使得国家需要做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将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国家权力分散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和自主权，这也为中央和地方建立了一条联系的直接通道。与其说这种下放和上达的双向民主化是对于国家权力的削弱，不如说这是对于国家权力重新塑造的机遇和途径，以此形成既非自由市场式也非国家集权式的新的政治秩序。
　　国家还应针对公共领域作用进行重新界定，保证行政执法最大程度透明化。
　　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公共领域的透明度和开放度，使公民能够监督政府的执政过程，预防腐败的产生。执政领域透明化和开放性的要求是力图将国家和公民放置于一体的信息环境中，使双方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是平等的，减少信息不对等产生的政治灰色地带。在商业社会中，政府通过办事窗口直接与公民打交道，但其低下的效率，繁琐复杂的手续，拖沓懒散的工作态度，使公民感到失望。
　　新型民主国家应是行政管理迅速有效的国家组织，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面对全球化日益加剧的现实，全球风险性也在随之增加，对一国的经济、科技、国防、技术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应对风险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新型民主国家应担负起风险管理的重任，要对风险及其带来的社会伦理价值风险做出及时的反映和有效的应对。
　　2.2.2 公民社会的复兴
　　公民社会和国家应当寻求和解和包容，展开合作，相互协调，彼此监督。公民社会的复兴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核心所在。&&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
　　居民社区的生活是人们除了工作之外的最普遍的日常交往活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于共同体的归属感，所以社区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公民生活的关心程度和重视程度。而且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互相的。在相互促进下，两者都会更加坚固和稳定。国家应注重重拾公民社区居民之间的团结性，将日渐淡漠、分散的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组织丰富的活动增强公民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增强人们之间的日常交往和联系，以公民社会取代冷漠单一的社会生活，使现代人们重拾孩童时期人们之间单纯、紧密、质朴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此，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团结性也能得到稳固和加强，公民对于共同体的认同感和满意度也会不断提高。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单身人口率，极少数儿童生活在传统家庭环境中。日趋扩大的男女平等关系使女性更趋向于工作，现代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不停转换，彰显了女性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但如此家庭在社会中的整合作用就不断减小。于是，吉登斯基于现实变化提出&社会整合性家庭&的理念。
　　在家庭中比地位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平等，在共同生活中相互享受着权力也承担着各种责任。&家庭&不仅指父母对于子女的养育，还应包括子女对于父母的供养，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家庭为转换不停的世界社会和奔波忙碌的人类供给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氧气&.家人间分享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相似的行为模式。所以，具有强大血缘联系、共同价值取向的家庭，是处理好内部关系和处理外界事物的纽带，这一过程中，家庭起到了整合社会的作用。
　　2.2.3 积极福利国家
　　基于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方式由体力劳动为主转换为技术和脑力劳动为主，对缺乏教育、低劳动技能者的需求越来越少。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模式的转变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正在消失，城市的传统中心正在衰退。公民之间由于个人能力和分工不同，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拉大。面对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对于底层的社会公民，仅展开福利救济只能解燃眉之急，而无法使其彻底脱离贫困的生活处境，并且对于贫困人群救济的福利支出也在经济危机中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贫困的群体有了福利救济的保障会有恃无恐，不去思考提升自身技能，甚至更加放肆地挥霍浪费。久而久之向政府伸手、定期领取救济金的习惯成自然，&人们理性地利用了福利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8导致道德公害的产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的两难困境，吉登斯认为应当促进&福利国家&
　　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型过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主张投资于人力资源，侧重对于公民教育的投入，改革直接经济救济的方式，将其替换为对贫困者进行教育，培训贫困者急需的科技技术和生存本领。政府最好向公民们宣传和倡导终身教育，从儿童时期开始直到老年一直接受一定的教育，培养公民相应的技术能力，这同时也是一种情感能力的持续养成。
　　&被理解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
　　社会投资型国家要适当倾斜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不仅关注大企业，也要更多地扶持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创业发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减少税费的征缴年限和金额等。国家要鼓励储蓄，渐渐消除公民对于福利救济的无条件依赖。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企业在项目和投资上的大力合作，成为公共项目的合作伙伴，相互支持发展。由于失业率不断攀升，而社会就业机会有限，政府需转换一下思路，鼓励家庭式生产。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这种经济形式也繁荣了市场。总而言之，使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支出不再单纯依靠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机构（尤其指企业）多种形式的合作互动来一同支付。生活在积极福利国家中的公民，也从习惯依赖国家福利渐渐转变为注重自身技能培养和个人素质的提升。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转变了消极的态度，以积极的方式一同面对新世界新变化的机遇和挑战。
　　2.2.4 世界性民族-国家
　　最原始的国家是在圈定的边疆范围内的区域，生活在其范围内的人们认同统一的民族概念，认同并遵循共同体价值观念。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模糊的边疆渐渐被地图上明确的边界线所取代，以边界为界限的国家主权神圣完整不可侵犯，边界即是不可逾越的一条看得见的界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作为限定国家范围和主权的边界渐渐弱化，全球成为一个联系紧密、互动合作频繁的整体，国与国之间明确的边界渐渐变得模糊，边界逐渐又退居为边疆，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例子。面对世界连为整体的事实，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为国家重新设定一个位置，将国家放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不再仅仅注目一国范围内的发展，而是要适应全球秩序变迁的大格局。国家要鼓励支持跨国企业的发展，发挥本民族本地区的综合实力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共同建设维护我们的地球村。国家应是世界性民族-国家。
　　世界性民族-国家为何将民族置于国家之前？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世界上的国家数量巨大，其中不排除一些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他们试图分散全球市场、打破稳定局面。而解决不稳定因素，仅仅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手段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甚至有时适得其反。问题的解决往往还需要世界视野的民族对其进行精神价值的熏染和培养，增强他们世界一体、荣辱共生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对于世界公民进行整合。而且民族认同会引发自我认同，努力使自己的力量有利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自身形成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但需要指出的是，切忌将民族等同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视野局限于本民族内部，要求其纯洁度和忠诚度，他们具有很强的排外心理，认为本民族是优于其他民族的存在，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民族观，也是世界上不稳定因素之一。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使人类生命被轻易地摧残抹杀，人性也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民族主义有时甚至演变为极端利己和盲目疯狂的追随。
　　2.3 &第三条道路&的具体实践--以英国工党布莱尔为代表
　　如果说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话，那么，布莱尔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就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在现实中的具体实践，这些实践对于英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对于布莱尔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第三条道路&思潮在当代西方的具体实践。
　　布莱尔是英国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三年后随着工党在英国大选中以压倒性的选票优势成为执政党，年仅 44 岁的布莱尔出任政府首相，成为 20 世纪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在布莱尔眼中，&第三条道路&思潮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中左翼政党应对新世纪时代命运和国际秩序变迁的一种新政治道路，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布莱尔肯定了它是对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折中调和，但是要将&第三条道路&内涵仅仅定义为折中妥协，布莱尔是不同意的。他更加赞同并强调&第三条道路&是吸取融合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为新世纪全球根本上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革提出了思想理论和价值指导，&第三条道路&提供了国家建构、社会社区复兴和福利国家转型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布莱尔欣赏&第三条道路&勇于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精神束缚，走出自己独有的国家-社会道路的精神。
　　英国工党代表布莱尔于 1997 年获选为英国首相，结束了工党长达 18 年之久的在野历史，布莱尔以一往无前的勇气，依据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国家社会的方案，结束了英国经济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走走停停的尴尬局面，渐渐恢复英国经济的活力，并使经济形式趋于平稳，稳步回升。
　　在其执政期间将执政关注点集中于公共服务方面，把国家政府管理和市场自由调控相融合，着重发展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布莱尔不赞同中央集权，他推动政治权利的逐层下降，提倡公民全体的精英教育，他摒弃阶级观念，注重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义。布莱尔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进行改革措施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潮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具体实践。下面，我们就来具体阐述一下以布莱尔为代表的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特征。
　　2.3.1 国家社会并重，权利与责任平衡
&&&&&&&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超越于左派和右派的一种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新的选择和方式，它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形式，而是吸取新自由主义和旧社会民主主义中合理的因素。英国工党 18 年后重新回归主导英国，基于传统中左派的公正团结、责任和机会平等的理念，提出其&第三条道路&的价值理念。
　　以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的理论概念为价值指向，在国家有效干预的前提下，一方面，重视市场作用，激发市场调控经济的能力，适当赋予市场调配经济的自主权，激发市场内部整合社会资源和发展经济的潜在能量；另一方面，布莱尔提出&在经济方面，我们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也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
　　摒弃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市场和国家的全面控制这两种极端做法，在国家管理主导的前提下，加大企业和政府的互信合作，使市场发挥最大程度的作用，扭转英国经济走走停停的脚步，恢复经济活力，避免经济剧烈波动。
　　布莱尔主张依靠市场发挥作用来改革经济现状，但是赋予市场自由度越高，其道德风险和社会风险就越大，唯利是图和利欲熏心的现象就越容易发生，积少成多、靡然成风的话，势必影响到经济的长远发展，而经济混乱和市场崩溃最终会威胁到国家的治理。所以，仅仅单方面地注重市场并非有效的解决措施，还应将市场的自由调节和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结合，努力创造一种童叟无欺、彼此信任的经济社会环境。
　　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懂得适度的原则，明确并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布莱尔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责任，权利和机会就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
　　公民不仅是享受国家权利的个人，还是共同承担国家社会责任的集体。当然这也需要国家理论和政策的引导，正如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中的积极福利国家一样，国家有义务给予贫困者相应的社会救济，但是贫困人群若只依靠国家救济生活，就会造成道德公害。国家福利支出结构相应调整一下，将直接发放的福利金额降低，把更多的支出用于人力资源的投资。使底层贫困群体掌握工作技能，符合大机械化、科技化、知识型产业转型的要求，靠自身去创造价值。贫困者由完全依赖国家福利走上就业和经济独立道路，自主择业就业，获得人的尊严，实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在教育上，布莱尔主张精英教育，要求政府财政加大教育支出，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质量，将全体英国人培养为真正的人才。未来社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将日趋加剧，人力资源越是优秀和丰富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越能够掌握主动权，在本国事务的处理上也游刃有余。
　　2.3.2 国家-社会型民主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国家，希望公民以个人形式或是社会组织形式加入到国家的管理中来。个人的阶级基础不是判断人与人关系的标准，他主张不断弱化并最终摒弃阶级观念。公民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合作培养共同体意识，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层次上认同国家。国家中每个公民都是价值平等的，彼此承认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平等地位，以此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
　　鼓励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各个社区为国家的小型组织，它们起到凝聚国家归属感的作用；在社会企业中，将雇主与雇员放在享受利益并共同承担风险的位置，将两者对立的尖锐关系转换为统一协作的关系；同时，以布莱尔为代表的工党为了赢得公民的信任和争取下一届选举投票，摒弃了严格的阶级统治和划分，努力争取范围更广、层次多元的选民选票，人数和比重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是他们争取的主要群体。英国工党主张政府与人民分享机遇和权利，共同承担与之对应的风险和义务，工党要以一个包容度高、意识形态薄的形象出现在公民面前。
　　布莱尔不赞成将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他认为&新的民主国家的基础是分解权力&,12应多发挥地方政府的协调管理职能，将集中于中央却普遍涉及地方的职能分散下去，使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自主权，提高地方政府执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具有创新性的改革发展措施。这样他们做出的决策才会更加贴近公民的实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政府内部之间也要形成有效的协作和监督机制，而不是踢皮球，将责任转嫁或直接推到别人身上，使公民抹去国家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手续繁琐复杂、机构庞大臃肿、尸位素餐的形象。布莱尔强调政府的责任感，并要求增大政府办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改变政府和公民信息不对等的状态，杜绝灰色空间的存在，坚守住民主制度的底线。
　　2.4 &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路径和整体特征
　　首先，&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拿来主义&.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要是吸取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将两者有利于解决国际变化的合理因素调和在一起，借鉴多于创新，拿来多于自造。其自身的原创思想并不多，主要是兼容不同理论、不同派别、不同阶层，以开放并包的心态和调和折中的方法来回应世界现实的变化发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一场制度理论的新探索。
　　其次，&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原则。
　　不管是吉登斯的还是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奉行的都是实用主义原则。不管理论政策来自于左或右还是左右结合，只要在现实中能够发挥效用、适应国际风云变化、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条道路&就要不遗余力地应用于实践中。
　　在经济政策上，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一种混合经济，对经济的掌控和监督并不仅仅倚重国家干预或是市场自由调控，而是将国家的监督引导和强制干预与自由市场的调控相结合。衡量经济发展的准绳不是量化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量，而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果。以布莱尔为代表的英国工党把国家政府管理和市场自由调控相融合，着重发展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重视市场作用，激发市场的调控经济的能力，适当赋予市场调配经济自主权，激发市场内部整合社会资源和发展经济的潜在能量。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力度，在国家管理主导的前提下，加大企业和政府的互信合作，使市场发挥最大作用，扭转英国经济走走停停的脚步，恢复经济活力。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
　　信奉只要有效用就采纳的原则，只要是能抑制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能够恢复经济发展生命力，使经济增长的措施，都可以拿来使用。评判经济政策能否适用的标准不是左与右，而是经济政策本身的效用大小，能否使国家经济得以发展。
　　在政治领域内，随着时代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知识产业的兴起，选民们的阶层变得不再单一，传统的工人阶级在数量和比重上都在不断减少，而中间阶级的日益壮大，这也使选民向多层次、多阶层发展。政党是通过选票优势而上台执政，在知识经济影响下，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选票来源，也由比较单一的工人阶级转向多元的社会阶层。政党们努力夺得更广泛选民的选票支持，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随着选民的家庭出身、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赢得多元化选民的支持不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所以，为了成为执政党，当代的社会党更加努力地寻求除了工人阶级以外的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他们不仅寻求中间阶级的支持，也同样想要争取资产阶级的选票，布莱尔就曾要求英国工党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所以，基于这一主要目的，现代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政策也发生了倾斜，有了严重的功利倾向性，社会民主党渐渐转变为选举党了。
　　第三，&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
　　以&第三条道路&拯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危机，重拾公民对于资本主义的信赖，维护资本主义以谋求资本主义的长远发展。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看似对资本主义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进行了一番调整，提出了一些兼容并包、适时有效的政策方案，但其改革仍停留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第三条道路&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坚守资本主义现有制度，奠定资本主义应对国际危机新的理论框架，对资本主义中的不合理、不稳定因素进行改造，使资本主义在新世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中得以生存。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资本主义的大厦更加稳固、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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