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的三个来自德阳中江的95后女孩，家境都不算差。
他们刚执行完任务准备返回，还穿着厚重的消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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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本文为李稻葵在泰康资产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作者：李稻葵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存在金融危机、国际以及改革没有落到实处的三大风险，但在结构调整、技术变迁以及国际化中存在机遇。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三个发展特点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有什么样重要的发展特点呢？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大概率事件是，恐怕未来十年增长的格局是前低后高，这是第一个判断。
为什么说前低后高？这个判断的基础是，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运行的速度是低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实际速度低于设计速度，这个判断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三个根据或原因。
第一个根据是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增长达到了它的增长潜力，美国是2.5%，英国2.0%；其他国家都是低于设计时速的，几乎没有例外，比如说欧洲1.7%，日本0.7%；
而新兴市场国家除了印度和中国之外，大半的国家举步维艰，俄罗斯是-3%，巴西是-3%，南非也是-3%，还伴随着高通胀。这是我判断的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原因是债务。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处理历史上遗留下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企业债务不仅达到了国内历史最高水平，在国际上也是非常高的，企业负债率和负债总规模占GDP的150%，在全球各个国家中名列前茅。
虽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会进入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就需要短期内降低增长速度。
第三个基本原因是增长点。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力，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打造出新的增长点。城镇化刚刚破题，还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到快速轨道。
这一系列原因，让我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是低于增长潜力在运行。既然如此，未来一定会逐步回到增长潜力甚至更高一点。
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判断是前低后高。中国经济还能怎么高呢？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应该不止目前的6.7%。
根据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结论，在一个经济体已经达到市场经济起飞的前提下，判断它的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增长潜力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这个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就是人均GDP的差距。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不到八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是美国人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企业在学习，比如说保险业到资产管理，从商业模式到运营模式、管理模式到技术的引进，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赶超空间。
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好的增长潜力，这就是最根本的根据。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赶超起来非常慢，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忘记，正因为是大国经济，所以我们内部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比如说安徽省紧邻江苏，可是安徽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江苏省的一半，江苏省人均收入水平是全国最高的，但安徽省是全国倒数第六，和江西、广西排在一块儿。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内部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如果好好挖掘这些潜力，就能够把大国增长优势发挥出来。
只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改革调整到位，我们的增长速度在未来十年后半部分应该还能够上来一点。
第二个判断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理由如下：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非常高，远超过我们的邻国越南等国家。过去七八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工资增长远高于名义GDP，劳动成本的变化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二个理由是，今天的百姓需求也在改变，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温饱。大概在五六年前，宝马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超过了美国，而今天奔驰、宝马、凯迪拉克也都如此。
这表示在中国市场上，中高端购买力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凯迪拉克甚至有60%的市场在中国。中国内地有相当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要求很高，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满足温饱以后还需要更好的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这就是需求的改变。
劳动力成本的改变和需求的改变会引发一系列的改变，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比如，这两年金融业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的实体经济，有人讲是泡沫，我不同意。金融业的确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变化，包括保险业。去年金融业的附加值已经占GDP的大约10%，在9.6%左右。
去年金融业的附加值的增长速度是15.9%，这还是在下半年股市出现巨幅波动的前提下，否则增幅会更高。如果没有金融界的贡献，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仅仅是6.2%。
再举两个例子，由于成本的变化，我们的产业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大城市周围可以容忍炼钢炼铁，因为那时候穷，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对空气质量要求比较低。而现在，每天出门前不仅看温度还看PM2.5，大家不能容忍大城市周边再搞重化工业。
过去在内地挖矿、炼钢、炼铁，现在转变成买铁、买煤，在沿海进行重工业、化工业，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了。
我们突然发现买煤比自己挖煤合适，与在鞍山挖的铁矿石相比，从国外运来的铁矿石又便宜又好，还发现在沿海一带用从德国进口的最好的炼钢机器产生的污染比我们内部交通的扬尘还低。
这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越来越多农民工和农村没关系了，工资上去了，那生产结构必须改变，工厂必须重新布局，这就是结构带来的重大改变。
第三个判断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是增长动力的转换。
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头十年是靠耐用消费品带来了投资企业生产能力扩张的热潮，如电冰箱和彩电等；第二轮是靠住房和汽车。在未来十年，住房和汽车也还会是一个增长点，但是它的重任和作用远远低于过去十年。
未来十年还是要回到根本之根本，我认为是两条：
第一，需求在变、生产成本在变，一定会让越来越多的百姓要进城生活，这是老百姓自发地改善个人生活的动力；
第二，农民工和农民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进城了，那么就必须改变生产结构，这就是两个最基本的增长动力的改变。
具体说来，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将会有三个新增长点：
第一个是消费。从2007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每年上升1%，官方统计是38%。但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消费占GDP的46%，而且每年上升，到2020年消费一定能够占据GDP的半壁江山。
现在所有和生产相关的产业，你看水泥、钢铁、炼油，都不太乐观；但和居民消费相关的行业，一般利益都会增多，比如旅游、餐饮、酒店、养老、医疗都还有增长空间，这是第一个新增长点。
第二个是产业的升级改造。过去是在内地炼钢铁，现在都在沿海；过去是到内地挖煤，以后都是进口煤。假如每年改造一个亿的钢铁生产能力，就能拉动约11.8%的GDP。
短期内，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消灭过剩产能，把钢铁价格抬上来，政府加强环保要求，就自然有人到沿海投资。
第三个是城镇化带来的基础建设投资。我有一个观察，我们的大部分百姓家里条件不错了，住房面积也不小了，私家车也挺好了，但是出门环境脏兮兮的，空气质量也不好，这说明公共设施建设还比较差，还有优化的空间。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三大风险
以上讲了中国未来十年经济的新格局的改变，那么有没有风险呢？就像人随时随地都面临各种病菌入侵的风险一样，中国经济也会有风险。有什么风险？
第一大风险是金融危机的风险。
中国经济现在是高储蓄的国家，我们的储蓄占GDP的38%。过去20年、30年中，储蓄靠什么转到投资领域呢？
靠老百姓之间的非正规借贷，我称之为国内非中介的非正式投资。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要通过中介机构来进行，比如说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交易所，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这么多储蓄要经过中介渠道进入投资者，中间就容易发生很多判断失误，比如说这个钱借错了，借给了不好的项目。
判断失误往往是系统性的，但是每个人投资的决策都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影响，在相同的环境下，错误的投资可能会产生共鸣，这种情况一旦在短期内集中发生就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反过来影响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
通过中介机构的投资，和传统的、我称之为通过非中介机构的投资完全不一样。非中介机构投资是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而现在是全经济范围内的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
这个风险通过什么放大呢？通过国际放大。中国的货币存量远远是世界第一，我们货币存量是20万亿美元，如果我们自己对未来的形势有憧憬的话，这20万亿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想出国。
由于金融风险始终存在，未来二十年我不期待我们的资本账户会完全打开。未来十年，我们恰恰需要出国投资，但是这个出国投资一定会在仔细掌控全局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大风险是来自国际的风险。
具体说来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国际上有一个老大，有一个警察，他来维持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好是坏。这个老大累了，力不从心了，这一轮的竞选非常明显，美国百姓已经厌恶了到国际上到处干预。
美国军费现在大幅度下降，只占美国GDP的4%，这说明美国人不想出去干预了，想积极工作了。人家说了TPP会对中国产生新的压迫、新的压制，TPP不太可能搞成了。
TPP包括大负债的资产，这个资产不可能出现了，国会现在最大的结果是不可能投票通过TPP，一旦这个国会通过TPP的话，在其他时代不可能过去。
所以未来若干年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中国人必须在中东、必须在非洲、必须在拉美自己去“讨债”。我们借给别人四千亿美元的债，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政府比我们跑得快，四千亿美元。所以美国人不管了，靠我们讨债。局部发生一些通缩的反馈，反馈到国内会产生影响。这个也是国际风险。
所以想提醒决策者们，提醒百姓，国际问题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过分担心美国在南海挑衅――那是他最后的挣扎，就是逗你玩，已经没有什么实力，不可能再在国际上搞什么事情了。
我们要担心的是不要操之过急，而是要等一个地方投资成熟以后再投资另一个地方，不要全面开花。
这是第二个国际风险，国际格局产生变化，美国人可能休息几年，整理内务，我们千万不要过早地去把它腾空。
第三个风险是我们的改革和调整说得比较多，做得还不够。
具体说来，现在在调杠杆，但现在我们的杠杆率，企业太高，政府还不够，去产能力度不够，改革调整不到位。
今天中国经济所碰到的一些困难，包括产能过剩，包括企业的债务过高，银行的呆坏帐，真正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看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根据IMF最新报告，我们银行的呆坏帐占GDP的7%。银行的拨备大概也是这个数，就算拨备不够，银行里再拿出点资产往里砸。中国居民储蓄率38%，消化一点呆坏帐怕什么。
现在下岗工人有人说180万，那算什么？我们一年新创造的就业率1300万，而且今年的180万就算全部下岗了，这180万比起1999年的2000万还是小数字，何况今天的180万下岗工人和当年所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的所有职工是大学教授、终身教授，那是有终身的权利的，今天的180万下岗工人是合同工，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困难不多，关键是怎么能落地。这方面我也呼吁，有些政策可能要简单一点，明确一点，不能既讲甲方又讲乙方。
刚才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工资也很重要。现在很多政策太复杂，面面俱到，但想要抓重点，就抓一件事。去杠杆，价格问题，给钱就完了。
180万下岗工人，每个月补1万块钱，就是1800亿，比起我们14万亿的财政收入来说，算不上多少钱。这个经济账可以算出来，关键是要下政治决心。
说说改革调整不到位。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来争论去，我看方向很明确了。十八大报告明确管资产不管经营，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市场聘用，这多好。现在缺的就是像邓小平说的，就是要Just do it。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三个机遇
最后，对企业而言有什么机遇呢？三个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抓机会。
在这一点上马云是对的，不过马云现在干的活儿，一半是经济专家该干的。马云的意思我理解就是：不管经济好坏，经济结构在变化，变化过程中企业家就有机遇，比如刚才说的金融服务。
通过经济攻坚，我们老百姓至少有3亿多人跨入了中高收入阶层，这3亿多人口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资产能不能保值、增值，退休养老以后有没有保证。所以第一个是结构变化中抓机遇。
第二个机遇是，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一定要抓机遇。
现在我们赶上了新一轮技术变迁，自动驾驶恐怕还得十年，我们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互联网。我讲一个例子，比如保险公司，可以搞一个APP，给大客户们提供所需的服务和信息，比如保险、遗产或者养老地产等等。
用互联网技术能够大大提高沟通的效率，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互联网技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一轮中国经济必须抓住当前新的技术革命（主要是信息革命）的机遇。
第三个机遇是国际化。
金融有风险，资本账户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一定要知道那是宏观层面来说的，微观层面上讲，我们的资产就是应该布局到全球各地去。
道理很简单，我们未来的消费，我们未来的生活，大量是来自于国际其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我们的煤、铁矿石、高端消费品等来自于德国，高科技产品研发来自于美国，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是被我们的消费拉动的。
怎样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个道理，你买第一辆宝马车之前，先去买宝马的股票，宝马股票平均升值200%，原来是80块钱，现在都超过100块钱了，怎么来的？不都是中国人拉起来的。
苹果股票也是一样的，苹果世界第一大市值，不都是中国人搞起来的，我们又给它生产又给它升值，所以不买宝马股票、不买苹果股票也亏。
资产必须配置到全世界各地，才能达到肥水不落外人田，同时也对冲我们的风险。国际化这门功课，我们未来一定要做好。
我给大家讲一个体会，很多国家对受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地区。此时此刻，哈萨克斯坦正在搞一个阿斯卡拉论坛，本来我是要去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去，请了我很多年了，我不太重视他们，他们却对我依赖很多，为什么？
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者，而且这个地位还在往上升。美国人、欧洲人抱怨我们在非洲、在拉丁美洲有很多影响，其实说白了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没那个投资链。反过来看，这也说明我们国际化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未来十年应该是充满了期待的十年，也是充满挑战的十年。作为企业家，作为我们大客户，建议大家不断地把握时代的变化。要感恩时代、认识时代，还要在时代变化过程中抓住机遇，让我们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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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到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风险
这段时间的实地走访调查，对目前中国改革局势的总体感觉是：两头着急，中间不给力---中央最高决策层辛苦而努力的运筹和决策，急于推进改革发展进程；绝大多数基层民众对&习李改革新政&寄予很大期望，急于看到成效；而处于中间阶段的体制内多数干部依然是&不慌不忙应付工作、不出问题保全自我&的心态。总之，中国触及深层矛盾的改革的确很不容易，单靠改革派的决心和基层民众的期望，是远远不够的。改革不仅要烘人气，还要凝人心，如果人心散，就很难做成事。应当认识到，要消解几十年积淀的权钱交织的人际关系网和极度扭曲的利益矛盾，需要消耗的能量是巨大而持久的。
海内外多数华人都明白：对于执政党来说，中国这一轮改革没有退却的余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既是&救国&也是&救党&的改革，一旦失败，无论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都可能会出现不可想象的糟糕局面。因此，当下要理性分析国际国内局势，把握难得发展良机，策略化解风险要素，大胆摘除历史积瘤。
总体来看，中国改革现阶段面临两大机遇和三大风险。
两大机遇：一个是全球化利益格局大调整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化步伐加快而推动全球利益格局大调整的重要信号，现在仍处于大调整时期，跨国财团纷纷面向未来做全球资本、人才及新型产业布局，产业形态创新的步伐和节奏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主权国家政府在很多方面处于被动局面，政治家及政治集团对本国及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趋减弱，而国际财团对全球市场及政治集团的影响力在快速上升。在这种态势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可以策略地&甩到&国际社会和全球市场去&策略性&化解。比如，本土新型公司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巧用&进口与出口置换策略&，实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优势互补和能量互换，等等。
另一个机遇是，中国社会每年会&升级&并分离出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群体，逐渐强化购买力，这对于推进和优化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来说，大有文章可做。要看到，日趋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资本为王、人才为王、权力为王、政策为王的时代，正在无情地被&消费为王&、&体验为王&所代替，一个&消费者体验为王&的大时代，必将风卷残云全球市场。很显然，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这方面最具优势条件，这恰好是中国创新产业政策、布局未来消费市场的大好时机。但是，陈旧的体制及政策产出机制，已经明显不适应目前的发展局势。
三大风险：一是政治及体制风险。这是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大风险，&习李&正在加力修缮&中国体制&这架旧机器，试图使之能够肩负起伟大使命。可是，现行体制是一架根植于计划经济和集权决策思维的破旧的机器，连中央好的决策都很难传导落实下去，更谈不上创新和肩负时代使命。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体制内公务员不作为或者不愿作为，而是不知道如何作为，特别是在现有权力结构下，各级公务员对于很多新政策，既没有实施细则有没有风险边际。政体构架及体制层面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加剧，必须策略而有效地予以破除，这好比在黑夜中激流勇进，要戴上夜规避险滩，既需要胆识和勇气，也需要策略和技能。
二是民众缺乏切身参与改革的路径和机会。现在有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各阶层民众虽然对于新一轮改革充满热情和寄予期望，但是缺乏切身参与改革的途径和机会，甚至在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连知情权和监督权都没有；具体的改革权力，仍然由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封闭或半封闭运行。如此演绎下去，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场面：民众对&习李新政&的热情支持只能表现为&袖手旁观&地叫好，甚至是&看热闹&。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其危险之处在于：改革派遭遇巨大阻力时，民众实在是无能为力；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当改革面临危情时，民众的情绪会被一些人利用而倒戈。因此，目前局势下，至少要打通民众的知情权和改革监督权渠道，让民众的正能量及时&传送&给改革派，然后再从长计议如何打破体制僵局，引入各阶层民众参与改革的合法渠道。少数人所谓的&担心民众给改革添乱&的心态，实质上一种品质很坏的思想毒素。
三是不确定的失业问题。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难题，越是深化是改革、优化结构，也会释放体内&毒素&。日前李克强总理公开号召，要激发全民创业激情，其根本目的还是要缓解就业压力。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现在的经济运行，在很多方面处于病态和无效，不仅浪费资源，还会为以后制造麻烦。比如：大量的银行资本支撑起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国有垄断承载的低效的国民经济循环问题、看似有顽强的大量民营企业缺乏良好公平的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等等，诸多不好的经济循环承载着很大的就业负担，在大的市场环境不好和持续加力优化结构的改革趋势下，很多就业岗位会自然消失。因此，持久的经济低迷和深化改革，到底会在什么时候释放出剩余劳动力，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引发共振效应，实在不好说。这种不确定性，实质上包含着极大的风险。
总之，中国改革已经开始触及深层矛盾，需要各阶层人士群策群智、齐心协力地作为。现在机遇与风险共存，如何把握机遇、缓解和排除风险，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智慧和策略。在这里，我想说的一个意思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地位高低、无论你有多大名利，面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局势，不要只顾从自己眼前的名利出发、思考和作为，也不要发泄太多的牢骚和怨气，而要多从子孙后代的立场去思考和作为；为了能够使子孙后代体面地生存、开心地生活、公平地发展，我们这几代人吃点亏算什么。
本文作者：
（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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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型老年人的生活能够自理，因此住房面积不必太大，可开辟...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三大危险和三大机会
　　未来5年，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经济很多人觉得复杂，其实简单来看无非三个维度的考量：维度一：资源配置的维度，政府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维度二：短期和中长期维度，短期增长靠需求，中长期是靠供给，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制度、企业家精神等。维度三：新旧的维度。新旧是按照需求和供给的匹配程度划分，供给不应求的属于朝阳，属于新经济；供过于求的属于旧经济。
　　均衡的状态就是各种资源都达到最有效的使用，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政府和市场的均衡，短期和中长期的均衡。通俗的说就是说企业家敢投资，因为投资可以赚钱；(行情603883,)敢，消费完了以后还有钱赚。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是旧的经济均衡已经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旧的均衡来自全球的纵向分工，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资源国提供要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次贷危机把这样一个循环给逆转了，各国都在寻找自己的增长点，因为经济要崩塌时救命最要紧。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是最有效的，政府花钱立竿见影，所以各国都采取了包括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包括政策制订者都清醒的认识到这只是个权宜之计，旨在为寻找将来的经济增长点争取时间。有些人认为，既然知道这些政策有副作用，为什么还要去做？我要说的是，没有这些政策，经济体就崩溃了。要知道，宏观调控没有最优级，任何情况下都是有诸多约束条件的次优级，并且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次优级往往不同。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不是否定需求侧管理，而是因为需求侧管理目前已解决不了我们经济的核心问题。
　　第一，需求基本都已归位，再刺激作用不大。次贷危机以来，出口从30%降到负增长，投资从30%降到10%，消费增长从20%下降到只有10%左右，经济增长从14%跌到7%，最惨烈的下跌过去了。即使再刺激，可能也很难有太大的效用，这叫边际效用递减，所以我们要转向。
　　第二，一方面需求不足，一方面医疗、教育、娱乐等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制造”满足不了国内需求，中国人到美国买的衬衣是中国制造的，到日本买的马桶盖也是中国制造的，这是有效供给不足，能通过需求去解决这个问题吗？显然不能，那么要靠供给。
　　第三，我们正处在第三次革命的浪潮中，中国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这叫创新驱动，显然靠需求也没办法实现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才会看到供给管理被放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希望它能解决中长期靠什么增长的问题。
　　再进一步看，需要明确中国式的供给侧管理，跟西方讲的供给经济学有何异同。在我看来相同点是都希望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同点更值得关注。
　　首先是优势，相对发达经济体，中国的制度更不完善。这意味着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的空间更大，比如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空间非常大，这一点是我们的优势。
　　但还有一个劣势，中国式的供给侧管理并不是完全让市场决定，原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意味着在加强供给管理的同时还要守住经济的底线，意味着不光2016年，未来5年或者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权衡。但如何让实体经济自我出清的同时又不触及经济增长不低于6.5%这个底线，在金融市场出清的同时也不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个两难问题。既要避免走老路，又要避免市场风险，谁都没有经验，这是宏观调控者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挑战，也有可能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一大风险。
　　旧经济有三大交易性机会
　　新旧经济不同，供求矛盾不同，供给侧管理的重点也存在显著差异。供给革命革的主要是旧经济和旧体制的命，因为它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旧经济来讲我们怎样做好供给侧改革？我认为主要靠“盘活和消化”。我们要盘活两个东西，第一是盘活国企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低，我们希望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第二个要盘活的是资产。我们大概有90万亿的信贷资产，假如说信贷资产不盘活，那银行的经营就容易出问题。
　　消化什么？一是库存，尤其是销售不好，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二是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什么时候盘活和消化任务完成了，中国经济也就差不多可以告别最差。
　　旧经济总体比较差，但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带来三大交易性机会，值得关注。
　　第一类机会是房地产。经过15个月的去库存，房地产现在的去化速度大概是11个月，接近2013年的水平。为什么房地产去化速度比预期的要好，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年销售好，一直靠消化库存来满足了需求。这使得房地产总体形势在传统行业里面相对较好，如果国家再有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有望进一步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可能触底回升，房地产行业有可能率先正常化。当然一定要注意，这是在大的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后的一次回归，很难回到过去那样的高增长。
　　第二类机会是国企改革。在我们看来，有两个因素可能使得国企改革在2016年能够有实质性的推进，第一个因素是财政压力的倒逼。大家知道财政收入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急需盘活国有资产充实财政资金尤其是社保，这是等不及的，越快越好，2016年要做。
　　第二个因素，2017年10月份左右要召开十九大，按照惯例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在此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要完成要换届，过去出政绩是靠保增长，现在显然行不通，那靠什么？一是靠创新，二是靠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我个人认为会有一些地方愿意去推动国企改革。具体会有哪些地区呢？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重庆这些地方市场基础比较好，国资改革体量也比较大，有代表性，值得重点关注。
　　第三类机会是银行。假如说有一个制度安排，能通过类似98年剥离不良资产的方式，把政府应该承担的坏账剥离出去，或者通过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方式实现资产证券化，把90万亿的信贷资产盘活，那么银行就获得了再次发展的动力，它的效益肯定也会比预期的要好。
　　再讲一讲我们不看好什么，仍然不看好传统制造业和大宗商品。按照我们目前了解的产能去化的节奏，传统制造业去产能现在可能还是在中期，还没有到尾声。大宗商品产业链之间的传导路径往往是从需求端到加工端，到精炼端，再到上游的采矿。去化同样是这样一个逻辑，需求萎缩最先重创的是直接的制成品，其次是加工和精炼，最后是采矿。产能过剩没有实质改变的话，大宗商品价格很难有趋势性的机会。
　　新经济风口在哪里
　　新经济的供给革命主要体现为如何创造有效供给，来匹配没有很好被满足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政府最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打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的创业友好型的环境。比如说简政放权，更多的财税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轻商重政”的理念需要改变。
　　其次是做一些国家该承担的基础性的研究。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欧洲的国家实验室取得的成绩都是非常显著的，中国也需要加快这样一个实验室的建立，习近平主席专门提到一些新的科技创新领域，包括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行情300024,)、深空深海探测、重点、脑科学、健康保障等。这些代表着国家的科技实力，代表了国家的未来，单靠民营企业是不行的，只能靠国家做科技攻关。
　　再次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便新经济投融资以及企业家分散风险。资本市场有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可以给资源、企业和企业家定价，这就有了示范效应，一批成功的企业家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财富的积累，实现自己事业的蓬勃发展，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创业队伍，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两三年尤其是十八大之后那么多人创业。政府做好这三点足够了。
　　新经济风口在哪里？我认为有三个，第一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养老等服务型消费的机会。这个方面中国依然非常短缺，未来空间很大。
　　第二是智能制造和。中国制造从大到强最核心的是智能化，而智能化的核心是数据化，因此我们非常看好智能制造和大数据。
　　第三，我们看好泛资产管理，包括在座的各位需求也印证了我们这个判断。
　　和养老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两个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需要理财，资产管理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而关于养老，国家给了一句话：家庭养老为主，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为辅，我们赚钱后除了消费，还要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务必密切防范三个风险
　　最后讲一下有哪些风险。
　　我们认为，有三种风险尽管出现的概率比较小，但一旦出现的话，对中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的冲击会非常大，需要及时防范。
　　首先是资金外流、超预期贬值带来的风险。2016年需要高度关注美联储加息。这两天、汇率波动比较大，罪魁祸首就是非均衡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欧洲、日本央行在扩大量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率先复苏，要提前退出。从过往经验看，一旦美国启动加息周期，尤其是持续加息，会导致美元进入上升周期，过去5次大的美元升值周期，美元升值对新兴市场都是一场灾难。
　　其次是阶段性流动性冲击的风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钱这么多，还在闹资产荒，为什么还有流动性危机呢？这就要看流动性的广义和狭义定义了。广义的流动性是潜在和现实的购买力，而狭义的流动性是手上的当期现金，如果1亿资产里9500万都是固定资产，只有500万是现金，你的流动性其实只有500万。
　　大家还记得2013年出现的“620钱荒”吗？就是在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的，股市被砸到1849点，都是因为恐慌，无论我手握多少现金，你给多高的利息，我都不借。如果要打破刚兑的话，这种情况（钱荒）很有可能在2016年再次出现。
　　第三个风险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极端事件，比如ISIS这种地缘政治危机的全面扩大。我在思考这个报告的时候，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球其他地方又发生了一系列毫无规则、超乎意料的事件，远远不是常人所能思维到的，你不招惹它它也可能招惹你，这种危险有没有可能扩大？有没有可能不是只限于中东、欧洲这些范围？如果（波及到）全球的话，新兴市场也肯定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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