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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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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
作者：崔志海
文章来源：本站
更新时间：日
主讲：（政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年的清末新政是晚清历史上的第三场改革运动，也是清政府的最后一场自救运动。日，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5个月之后，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在陕西西安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启动新政改革，以挽救清朝统治。然而，这场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化改革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清政府的初衷，反而因新政筹款激化官民矛盾、政治改革引发内讧、政策失误而得罪民间立宪派以及新政具有颠覆专制统治的内在动力，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视频将于近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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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预备立宪为何匆匆落幕？立宪实际是一场骗局
　　晚清时期，迫于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清廷突然宣布“预备立宪”。一时间，国人失望已久的晦暗情绪霎那间被希望点燃。大家翘首以盼，热切关注着这场关乎国家未来乃至个人命运的不同寻常的改革。　　为表诚意，清廷把欲行改良的事体按先后列出一份清单，重点有中央与地方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比如中央成立资政院，地方成立咨议局，议员由民众投票产生，允许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地方实行自治，司法独立等等，按年以及先后秩序逐步推行。清政府这次“”虽有外力逼迫的因素，但其自身亦不乏诚意，可以说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与汹涌民意，抑或是借改良自救之举。令人的是，“立宪”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犹如《传》中 “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被洪太尉一起释放了出来，局面竟至无法收拾。事情完全朝着朝廷意愿与大众希翼相反的方向走去，“预备立宪”竟然预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立宪”比“庚子新政”走得更远，是一场要动真格、力度更大、更为迅猛的改革的伊始。其实，翻阅各种史料后获知清廷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有极其深刻的内因与外因，可谓内外一起发力倒逼庙堂自我革新产生的难得向好局面。从外部环境看，东西列强强烈要求清廷改革，在《辛亥条约》签署前的谈判中，各国公使都表达了这种意愿，希望清政府励精图治，自内而外进行一场彻底改革，回归到人类文明的轨迹中来。此刻，清廷早已被洋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多次交锋，文的武的都不是对手，比枪炮比民主比仁义比道德全不是个。只能俯首帖耳，唯洋人马首是瞻。已沦为“洋人朝廷” 的大清，只能看洋人脸色行事，洋大人发话只能照办。不过，站在千千万万大清草根百其是知识精英们的角度看，“预备立宪”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们热切期待改革，其迫切之情可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戴鸿慈,端方在美国考察宪政时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1904年在东三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日俄战争，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强盗居然在别国的地盘上大打出手，目的是抢夺东北的实际控制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力干预，竟无耻宣布中立，悠然作壁上观。此战以日胜俄败告终，东邻岛国日本，一直被泱泱大清视作“蕞尔小邦” 、弹丸之地，此战居然以弱胜强击败强大的沙皇俄国，东北因此易主。当年甲午惨败，早已引发大野震动;如今这弹丸之国再次击败地跨欧亚的“熊霸”俄国，清廷不得不惊叹日本经“民治维新”后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并艳羡“立宪”之魅力与奇效，由此自上而下反思自身腐朽落后的专制体制积弊。一些位高权重的开明官员认为，日本完胜沙俄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机制改良的胜利，简而言之就是“宪政”战胜了专制。以此类推，大清长期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自身老朽的封建专制，沿袭数千年之久的 “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万千权贵为一人所豢养，万般利益都在其中，“天下为家”早成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除旧布新、学习近邻日本成了朝野大多数人的共识。朝廷广大中高级官吏、各驻外使节纷纷上书要求掌握实权的太后效法日本，力倡新政。　　与朝廷自我改良的迫切形成鲜明地比的是，以为首的革命党人，则极力鼓吹排满革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在粤桂等省沿海、沿边各地频频发动武装暴动。这些满脑子革命狂热、只相用武力推翻满清的人士出发点是好的，却从未或根本不屑于反思日本“立宪”后所带来的社会活力与民众焕发出的生命张力，或许也未想过中国长期落后挨打也是因循守旧、官本位、崇拜威权、愚弄、禁锢民间思想所致，机制不改，用暴力把满人赶走又怎样?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偏激，加上清廷“预备立宪”，总之，历史没有给大清这座庞大的破船漏屋一次自我改良、自我救赎的绝佳机会。　　三十年(公元1905年)清廷派遣思想比较开明的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别国的先进政治。第二年六月，五大臣归国。载泽、端方在呈上的考察报告中力主推行立宪，说立宪有“皇位永固、 外患渐清、内乱可弭”等三大好处，慈禧阅后颇为心动，不禁“ 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并与载泽等彻夜长谈。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七月，清廷正式对外宣布“预备立宪，” 上谕云：“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中国“政令积久相沿，日处阽危(危险)，受患迫切，” “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上谕还给出效法西洋、东洋宪政的底线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似乎与日本民治维新后的权力格局有几分类似，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皇权是虚，而大清是为皇位永固。回望的中国历史，清廷“预备立宪”或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无疑是古往今来唯一一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举措，值得点赞。回望历史，西门豹、、、发起的历次“变法，” 哪一次不是为了加强皇权，哪一次又和民众有一丝一毫关系?只有这次“立宪”和普罗大众利益息息相关，中国首次和“选票制”如此接近。”改革愿景很好，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天意民心，但具体实施时间，怎么改，从哪里入手，上谕里没有宣布。这只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可早可迟，可疾可缓，主动权全操纵在朝廷抑或是一人之手。　　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灾难深重的广袤土地上，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曾说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可见改革之难。围绕着“立宪”与否，大清官员立刻分出两个的阵营，一派力挺，一派反对。改革，说白了就是一次权力以及利益的再分配。俗话说“在权力与金钱上，没有人是君子，”官员们在现实利益面前再也无法保持淡定心理与中庸之道，更无法保持沉默而不全力相争。新晋权贵紧抓“立宪”这面大旗，公开表示“ 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 为行新法“当以死力相争”。貌似开明的袁世凯开出的具体改革方案是“裁撤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归并其他政府机关，成立责任内阁。设立总理大臣一名，协理大臣两名。”袁世凯自荐求协理大臣一席，总理大臣则非实权派奕劻莫属。袁世凯的提议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已具现代政治之雏形，但提议一出，立马招致满蒙亲贵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一贯排斥歧视汉人的铁良与袁世凯在朝堂上激烈争吵，声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非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铁良的盟友为数不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铁杆粉丝有保守愚昧的荣庆等，这些人，力阻新政。这些因循守旧、闭目塞听之人认为“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极力抗拒新政。载泽奏铁良有意阻挠立宪，在慈禧的呵责下，铁良才有所收敛。庙堂之上訾议汹汹：有保守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全面更张，宜缓不宜急;有人议论道，内阁不如军机处，容易滋生、唯我独尊的权臣;有的干脆反对立宪，甚至，对朝廷正式颁布的“预备立宪”给予公开抵制。一时间，双方唇枪舌战不休，吵吵嚷嚷不止，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弄得庙堂之上人心惶惶，各类或真或假、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宗室王公听说立宪后不准他们参政，于是结伙成天到慈禧面前哭诉，这些平素养尊处优的皇亲贵戚们如苍蝇般整日嗡嗡聒噪个不停，被弄得、寝食难安、烦躁难忍的慈禧说：“让我如此为难，还不如跳湖去死。”　　经过一段时间明里暗里的激烈博弈与相互妥协，差点夭折的立宪改革终于磕磕绊绊的定案：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保留。共设十一个部：吏部、度支(财政)、陆军部、法务部、学政部、民政部、外务部、礼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理藩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清廷宣布，满汉不分畛域，不问出身，能者上，庸者下，其实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明显满人占优。文献记载，11个部尚书中，7个满人，5位汉人，一位蒙人。外交、度支(财政)、陆军等要害部门均由满族人全权掌控。这次改革，在机构设置上有很大进步，职能部门几乎减少了一半，机构瘦身，能防止衙门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政府机关责任渐重，效率有望提高;各职能部门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更精更专，行政与司法开始渐渐分离，相互之间可以制约、监督。但许多人认为，清政府不愿做虚君，换个名目继续大权独揽，如此立宪步子还是小了，而且朝廷有厚此薄彼、借机敛权之嫌，立即引起舆论的激烈批评。有报刊社论写道：“唯汲汲于中央集权为秘计，且各部集权皆可从缓，独兵政与财政两部一若唯恐稍纵即逝者。”上海《申报》更是地指责官制改革乃“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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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关注迟云飞：晚清三次改革为什么没能挽救清王朝
腾讯思享会迟云飞
[摘要]自1860年代起，晚清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即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三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若以富国强兵的目标衡量，可以说都以失败告终，也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精彩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清廷本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仿效西方的改革。而洋务运动是1860年代也即第一次鸦片战争20年后才开始，改革已丧失了最佳时机。时至今日，我们完全可以理性、冷静地思考：在当时条件下，要求李鸿章等改革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无异要求工业时代以前的人造出航天飞机，是根本不可能的。甲午战争之时，清军的武器与日军差距并不大，官兵作战也不是完全不勇敢，之所以一败涂地，主要问题是军队的体制、战略战术远不如人。务运动办了不少民用企业，但总企图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民营是正宗，企业官营走不通。尤其在那个腐败的官僚体制下，企业官营是死路。洋务运动之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学西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传统的经世观念有一定关系。以下是正文内容：自1860年代起，晚清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即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三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若以富国强兵的目标衡量，可以说都以失败告终，也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三次改革失败的原因，已有多人论述，但笔者近几年思考晚清改革，主要是从改革者主观得失的角度，还是有一些心得，愿得指教。洋务运动：片面改革需要指出的是，清廷本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仿效西方的改革。而洋务运动是1860年代也即第一次鸦片战争20年后才开始，改革已丧失了最佳时机。上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曾是史学界讨论的热门，当时无论批评者还是赞许者，多认为洋务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时至今日，我们完全可以理性、冷静地思考：在当时条件下，要求李鸿章等改革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无异要求工业时代以前的人造出航天飞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即便政府机构和人事的改革，也困难重重。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做超出他们时代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洋务运动才刚刚开始就进行政治改革，会引起混乱，无异拔苗助长，而那个时代，中国也不具备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的条件。清光绪八年(1882)直隶总督李鸿章乘“龙号”机车视察唐胥铁路问题不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洋务运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当然不是，洋务运动还是片面改革。下面从几个方面探讨。第一，军事改革偏重武器。军事改革是李鸿章等人首先做也是一直努力做的，他们觉得西洋人之所以打败我们，就在于他们的洋枪洋炮，以为我们有了同样的武器就可以战胜或至少有能力抵抗侵略者。但是，其基本缺点是重武器装备，轻人、轻制度体制。运用新式武器的同时，应该有新的战略战术，有新的军队体制，有熟悉新的战略战术的军官和士兵。新式枪炮的作战方法，与冷兵器时代有很大区别，相应的体制也要有变化，军官士兵素质的变化，尤其懂得近代战争的军官更为关键。但李鸿章等重视的是装备洋枪洋炮，淮军、湘军武器大大改善了，但体制仍基本沿袭湘、淮军的营制，军官也基本是行伍出身。军事学堂培养了一些新人才，但只能做教官，不能直接带兵。军队没有近代完善的指挥系统，没有完备的后勤保障系统；没有参谋部门，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作战时大多凭指挥员拍脑袋；没有预备役制度，战争时兵员不足，便临时招募，临时招募未经训练的士兵根本不符合作战需要。而同时期日本军队实行师团制，军官大多从新式军官学校产生，或者到欧洲考察过军事，作战思想完全更新，也就是全面近代化。中国军队相比之下，不能不显得逊色。甲午战争之时，清军的武器与日军差距并不大，官兵作战也不是完全不勇敢，之所以一败涂地，主要问题是军队的体制、战略战术远不如人。第二，经济改革偏重官办。洋务派看到西洋人船坚炮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模仿制造，却没有深入探寻其根源，实际上，先进的军事技术背后是先进的工业体系，更不用说工业体系背后还有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支撑。所以，洋务运动先是“求强”，与军队应用新式武器的同时，就是官办军工企业，干了十年之后，又提出“求富”，即办民用企业。但是如何能强，如何能富，却大有文章。洋务运动办了不少民用企业，但总企图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民营是正宗，企业官营走不通。尤其在那个腐败的官僚体制下，企业官营是死路。那个年代的官营企业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给社会提供许多新的东西，可以培养技术人才，但是，大多官僚化管理的民用企业效益不佳，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能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要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的时候就放手让私人办企业，显然不现实。但是办了十几年以后，应该醒悟。然而清政府明白这点是在甲午战败以后，办企业已经30年了，真正大力鼓励私营企业则是在1901年新政开始以后，可惜衰弱的清政府那时已力不从心了。第三，教育改革未建体系。李鸿章等人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并派了至少两批学生到海外留学（留美幼童和留英法海军学生），但基本是专科技术教育、外语教育、军事教育，而就长远来讲，更应该注重的是两点：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建立新教育体系。太平天国灭亡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财政上还允许清政府做些事情，清政府却没有这样做，使得新教育零星、随意、不系统，新人才不足用，不能支撑现代化建设。洋务运动中第一批留学幼童洋务运动之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学西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传统的经世观念有一定关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经世致用理念使部分官员较快突破不能用夷变夏的思想樊篱，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开启学西方大门的内在动力，但是经世致用理念却也容易使洋务派官员和他们的理论家们过于急功近利，洋枪洋炮厉害便学洋枪洋炮，却不愿深究优良武器和强大军事力量背后的东西；而且其学西洋的动力一般只限于强国御侮，如果没有强国御侮的需求，那么学洋枪洋炮、机器制造等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不必要的了。维新变法：急于求成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从前自己视为“蕞尔岛国”的日本，又割台湾，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可谓奇耻大辱。甲午战后，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形势危急。民族危机促使康有为等知识人，联合光绪帝和部分官员，发起了维新变法。如果说洋务运动的不成功是失之于缓、失之于片面的话，那么维新运动的失败则是急于求成和策略的失误。因为急于求成，维新人士没有努力去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19世纪末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掌控朝政30多年，大权独揽，根深蒂固，无人能与之抗衡。维新派应努力争取慈禧太后对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侵害她的利益和权力。但是维新派只争取了光绪帝的支持，而光绪帝没有实权，也没有雄才大略，所以改革很难顺利推行。不仅慈禧太后，对其他官员和社会势力，也应该尽量减少阻力和打击面，争取更多的人对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认。但是维新派和光绪帝都缺少政治经验，打击面大，引起的震动大，致使保守派集结到一起。而对潜在的政治盟友，比如洋务运动期间改革的推进者李鸿章，维新派不但没有尽力争取，反而予以排斥，他们以为抓住了皇帝，就可以推行自己的理想。所以当保守派反击的时候，维新派得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毫无还手之力。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唯一成果，图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教师在藏书楼前合影。因为急于求成，光绪帝和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改革诏令，却不管能否真正实行。比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在没有做好宣传，也没有对只懂传统学问只会八股的读书人出路做适当安排的情况下，就贸然推行，结果引起绝大多数士人的反对，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阻力。改革必须有先有后，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权力阶层的反弹。改革措施不能太急，不能在短时间什么都做。维新派急于求成，他们设想改革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十年之后便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这都是书生的主观想象。维新党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远远不足，措施太急，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引起太大的反作用力。清末新政：双重失误经过庚子事变的打击，1901年以后清政府决心推行新政。这一次改革的力度、范围、深度，远超洋务运动，也超过了戊戌变法。新政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改革的好时机已经错过。因为多次战败，赔款压得财政处于崩溃境地；对外战争一败再败，政府已经威信扫地，社会不满在蔓延。所以，新政是失却机会后的最后努力。正是因为好的时机已经错过，能够延续统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而此时进行改革，难度比前两次更要大得多。改革的再次失误加速了大清朝的灭亡。第一，改革措施无主次。新政开始以后，清廷把设学堂、派游学、废科举、练新军、设商部、振兴实业、警察制度、新刑律等一股脑推出。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以后，又有地方自治、设审判厅、调查户口、设简易识字学塾等。这自然是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反应，但今天回过头来思考，改革必须有先后、有主次。改革是为了救亡图存，提高国力是关键，而提高国力的关键则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而军事现代化还是要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因此，发展经济应该是改革的核心和首要目标，并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是清政府在经济还没有显著发展、国家财力尚十分薄弱的时候，不分主次推出了那么多的措施，其结果是欲速而不达，甚至起到了相反效果。不仅如此，在腐败官僚的操控下，有的措施实际是翻花样，做姿态，或新瓶装旧酒，效果就更是难言了。第二，负担加重导致民众不满。各种新政措施不分轻重缓急一概推出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重了人民负担。甲午战败、庚子战败，合计赔款白银近七亿两，清政府的财政实已濒临崩溃。而大力推行新政，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办新军等各项新政措施无一不需要增加开支，再加上赔款负担，可以说财政问题是清政府无法解开的死结。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想了很多办法，增盐税、增杂税、增摊派。但杂税的增加和各种摊派，却招致从一般民众到新兴商人的广泛不满。太平天国和捻军被镇压以后，各地的骚乱、造反和公开反抗官府的行动本已大为减少，但是晚清最后十年又呈大大增加之势，大小规模的抗粮、抗捐风潮遍地都是，湖南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抗捐风潮，更是震动全国。这些风潮预示着更大规模反抗的来临，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清末社会正是如此。一个专制政权的存在，虽然很难获得人民的支持，但起码需要人民的默认和容忍，当多数人民不能容忍它的统治时，这个专制政府的末路也就来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女囚犯第三，改革缺乏坚强领导，可以说是由最不适合主持改革的人主持改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有高超的权力控驭能力，却对世界的状况缺少起码的了解，也缺乏她的满族祖先那样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她的改革，只是在形势压力下不得已的行为，并且绝对不能损害她的权力。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后，摄政王载沣不能很好控御局势，清廷内部矛盾重重，缺乏稳固的权力核心。这都使改革很难顺利有效推行，也使清廷很难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应付日益变化的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清廷推行新政的时候，腐败也如同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偌大官场，能够廉洁自律的寥寥可数。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降低了清政府的统治效能，也使新政改革的成就被大大抵消。第四，不懂妥协，不懂得调整关系。政治是争斗的学问，这容易理解，但政治也是妥协的学问，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晚清最后阶段的清政府便是如此。新政是在清政权已大大衰落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条件限定政府必须随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对新兴势力须做必要的妥协，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新政的过程中培育了新绅士即立宪派，也培育了革命党。革命党坚决反清不必说，而立宪派人虽有不满情绪，但不到不得已，不会揭竿造反。在这个时候，需要改革的领导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明察社会，该妥协的时候要妥协，该让出权力就要让出一些权力。然而到1911年，清政府不仅拒绝了立宪派立即召开国会参与政权的要求，而且出台了皇族内阁，令所有人失望甚至绝望，成了压倒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假使清政府能取消对维新变法获罪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通缉，让梁启超、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三四位立宪派人士入阁，哪怕是暂时不给他们军队、财政等要害部门，哪怕只是装点一下门面，社会上的不满也会小很多，清廷的危险也就小一些，历史有可能会重写。遗憾的是，最后几年掌权的少壮亲贵缺少社会阅历，更缺少政治智慧，他们根本不懂得与社会各方调整关系，以缓和社会矛盾，以为只要抓住军队，就可以稳坐江山，结果是社会的不满汇成洪水，一朝决堤。一方面改革急迫，不分主次，一方面不会调整各方关系，所以，取得很大成就的清末新政反倒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授权，其它媒体不得转载。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关注我们，可在微信里搜索ThinkerBig添加公众号，或长按下方二维码识别添加订阅。微信公众号已开放置顶功能，欢迎您在本号设置页面里打开置顶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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