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马列主义义是邪教吗?

社会主义,原来是没有底线的邪教
与马列历史划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人权断言,鼓动人类社会自相残杀的历史观相比;该分类
没有考虑“进步与落后”的因素。仅仅是此最大适应性角度出发,发掘历史上所有制度存在的原因,即合理性(reasonable)。除了剔除没有形成稳定社
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原始氏族阶段,以及明显忽悠人的,除了吹牛皮没有任何理论性证明的共产主义无私社会外,这六种社会形态,是与马列的中间四种社会过程相当
的另一种完全独立的解释体系。显然,如果是从笔者体系出发,(注意是从笔者体系出发),在证明无私就是极端自私以后,共产主义的无私社会就成了极端自私的
社会,连乌托邦都不是了。
&因而基本建立在无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这样,整个马列大厦就完全崩溃了。这是从马列体系外对马列理论体系的批判。而从马列体系内的批
判,笔者已经针对“价值”和“资本”的定义的模糊性,进行了批驳。从笔者的标准看,当其基本定义已经有着显著错误后,后续社会逻辑,也就不必继续讨论了。
如果是从马列毛的社会发展史观点出发,那么笔者一般性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位置要换一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层次,相当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
本社会时期;或者说,都是前工业社会的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今天欧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是,这样的形态解读,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因为,因为,“奴
隶”,即没有权力拥有自已劳动价值的劳动者,广泛地合法存在于除现代欧美社会以外的任何社会形态中。(中国不是?不争不辩! However,
I do think so)。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指欧洲的贵族采邑;而到了中国,仅仅是国学郭大师沫若大笔一挥,就用皇权专治社会取而代之。马列毛郭的“科学社会发
展史”,成了科学的吹牛皮历史。既可以因为西周也是封建,就说是领先欧洲一千年;也可以把辉煌的前工业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罗马,贬低为落后的奴隶社
会。反过来,欧洲如果也有一个吹牛皮的宣传部郭大师,同样可以说,中国值到21世纪,还是上埃及的皇权法老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专治制度官僚社会。这不是
吹的,埃及社会一直认为只有法老才能带来尼罗河的洪水泛滥,灌满生死悠关的储水坝。而在罗马帝国,早就存在着庞大的资本运作体系。马列的社会发展划分,从
逻辑上看,也是错误的。“奴隶”,“资本”,“社会”……,这几个标志词语,并没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关系。
这个学说真的错误太多了。不接受它的国家,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过得都挺不错,迷信马列的中国俄国这些国家,灰头土脸。运气差点的象柬埔寨,一百年不用计划
生育!如果不是使用皇颁真理标准,真的是放在垃圾堆里还嫌臭。相信,这不是少数中国人的结论。不算共产社会部分,仅仅是奴隶到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预言性
还是实证性,都是错得一塌糊涂。
最不好的地方,是马列政治经济理论体系,不能象亚当斯密那样逻辑自洽,温和诱导,将《道德情操论》置于《国富论》之前。马列是通过道德君权手段,意识形态
裁决:人家的都是不好的,自已的才是最好的;————这是需要君权才能拥有的道德标准。否则,拥有君权或独立人权的他方,同样可以把你的说成是最不好的。
这样,马列主义也就必然地反对人权维护皇权,也就“被迫”成了暴民混动的经典,欺骗没脑子的自私暴民送死,为少数政治野心家踩着人民的鲜血登上无限吹牛的
君权宝座出力,把一个个互助互爱的民族社会,变成了同胞相残的“永远有一部分人屠杀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本来动机是不是要美好得多,是不必再争论的。不是因为已知,而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马克思进行审判,他的原意是善是恶,我们一
点不需要关心。我们只需要知道,马列理论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用途就是成功地用于暴民政治,成功地摧毁了不止一个民族社会,————这就足够了!我们不是君
主,不必去裁决马列的善恶,只需要知道,马列不适合未来中国,————这就足够了!
马列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其“科学”,其实是一个与科学三要素“重复性,实证性,他证性”无关的形容词。“科学”在
马列理论里,其实是一个依靠君权解释的形容词。无论是从其理论体系内定义缺陷,还是从理论体系外的客方论证,或者是社会实践体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体系,
和科学之三要素没有任何关。马列理论用四个字来形容:一塌糊涂!如果它不是对得一塌糊涂,令全世界不采用它的社会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话,就是错得一塌糊
涂,谁迷信,谁倒霉!
原来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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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这个邪教教主竟然是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可怕的人民圣殿教主竟是个毛粉(组图)
作者: 张赞宁
“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在谋杀议员事败后,唆使教众集体自杀,现场惨不忍睹。(网络图片)
核心提示:有意思的是“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他信仰的根本不是什么宗教,他自称是个唯物论者、是个无神论者,他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并自称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琼斯读过《资本论》,他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197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在传教过程中,声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从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声言他传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
根据邪教的要素和特征,法国将邪教定义为:“邪教是一个极权制性质的社团,申明或者不申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均表现侵犯人权和危害社会平衡。”(引《“维维安报告”出台法国继续加大打击邪教力度》,日文汇报)。日,‘人民日报’曾将“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大卫教”教主考雷甚三大邪教教主并列。为了加强人们对邪教的认识,提高对邪教的识别能力,现不妨在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人民圣殿教”:
恐怖乌托邦——人民圣殿教
有意思的是“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他信仰的根本不是什么宗教,他自称是个唯物论者、是个无神论者,他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并自称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琼斯读过《资本论》,他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197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在传教过程中,声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从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声言他传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
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出身低微。1931年出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一个小镇林恩。父亲詹姆斯&琼斯是个铁路工人,曾是当地三K党骨干分子。父亲因身体不好很早去世,留下母亲莉娜塔带着他艰苦度日。母子俩生活在一间只有薄薄一层锡制顶棚的小屋里,母亲经常一清早就要赶20英里外的工厂打短工,工作时有时无,孩子只好托付邻居照管。贫穷加没文化常常使农村妇女笃信宗教。吉姆&琼斯的母亲就坚信灵魂转世,常给儿子讲述自己“前世”的故事。琼斯与他母亲感情深厚,常以父亲的三K党背景为耻,称父亲是“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
琼斯于195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创立人民圣殿。初时只是一个以主张平等、消灭阶级差别、维护穷人利益、反对宗族歧视、倡导博爱为宗旨的独立宗教团体,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变质。日,琼斯在枪杀了因为接到投诉而前来调查事实的美国议员之后,命令900多公社成员集体去“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而献身(自杀),有拒绝自杀者均被他下令实施枪杀或刺杀而死。这件惨案震动了科学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美社会。
琼斯的太太玛瑟琳(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琼斯18岁时的偶像就是毛泽东,琼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导,一位曾跟随琼斯的前教徒万达&约翰逊(Wanda
Johnson)夫人说,“琼斯在很多场合都说他是列宁转世。他说这一次他将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州”。
洛杉矶时报()报导,记者提问“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琼斯认为哪个更优先”时,自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斯里巫(Silver)说,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琼斯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是一个无神论者)。
琼斯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他强烈的反对美国的所谓的“压迫制度”,立志要建立一个“正义之国”。他的观点吸引了一些生活在底层的黑人和少数涉世不深比较孤僻的白人妇女,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核战争恐惧异常。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成员许诺在那里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于是,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他们建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琼斯敦镇。
在与世隔绝的琼斯敦,教徒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住宿分成孩子们的房子、单身男人的房子、单身女人的房子、结了婚的人的房子。上下铺,家具简单粗糙。每对夫妇之间仅简单地隔一块不大的薄布。一日三餐很少有荤菜。
教徒们还必须给琼斯写一些“感谢信”、“效忠信”、“悔过书”等等。71岁的路瑟&凯顿写道:“谢谢你为我们这个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家园的所有人提供的这些美好的机会……我们将敬爱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父亲。……我绝不背叛您和您创造的事业。我只会为这个事业而献身……”
然而,在这个独立王国中,琼斯却享有至高无尚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独占了三间卧室,冰箱、彩电、小轿车样样不少。伙食是“特供”的。他有权自由地选择女性做爱,而别人要想相互建立性关系,不经他的批准是绝对不行的。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女信徒们开会,交流与他做爱的体会。会上女信徒们不得不说:“我曾与吉姆&琼斯做爱……,姐妹们,请相信我,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棒的体验。”
在这个叫“琼斯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第一是“人民公社”,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人们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联系。
第二是“高音喇叭”,琼斯还特别采用了中国毛式共产主义最常用的高音喇叭技术,天天给公社成员洗脑。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可怕(很像中国那时宣称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宣称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从而让人们感到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琼斯还在喇叭里威胁“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there
is only one punishment for treason:death)。
第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公社成员白天工作12小时,晚上围着篝火进行互相批判。《洛杉矶时报》()还提到,一位叫金&布朗(Jean
Brown)的幸存者说,“圣殿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即白天劳动,晚上围着篝火进行互相批判和揭发,一种被毛泽东提倡的技术来来给人洗脑,增强纪律的自觉性。”谁要是没有完成任务,或者对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怀疑,就要受到惩罚。或者被剃头,被戴黄帽子游街,用车轮战、疲劳战给异议人士洗脑,甚至几天不许说话。殴打、虐待和处死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同中国的文革如出一辙。
为了控制信徒,琼斯大呼世界末日来临。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告密,还成立了所谓“革命保卫委员会”,结果把对“外面敌人”的警惕,变成了人们彼此间的警惕。
在圭亚那,他还多次组织过“集体自杀演习”。琼斯告诉他的社员,搞自身演习的目的是为了考验公社成员的忠诚。琼斯让人们喝了(假)毒药以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回答“为社会主义而死是自豪而荣幸的”。一名公社成员在给美国政府的调查证词中说,琼斯在自杀演习时告诉他们“集体自杀是唯一的出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
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瑞安(Leo
Ryan)他原是支持琼斯的,当他接到琼斯镇农村公社社员的匿名信,指控教主琼斯对他们“施加种种强制他们放弃财产,强迫他们参加稀奇古怪的性仪式……”的投诉后,才感到问题严重。但瑞安仍以一种怀疑的心态,于日,带领一些新闻记者和部份公社成员的亲属来到琼斯镇,打算作一次非正式的调查。
到达农村公社,琼斯敦为瑞安议员一行举办了欢迎会,表演文艺节目。调查中,被调查对象都发表了对公社的赞美之词。第二天,记者强行闯入一间老年妇女宿舍,引起争执。在争执中,记者们看到了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有一些人要求离开公社时,琼斯沮丧地说:“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议员瑞安还安慰琼斯道:“这么大个公社,走20来人,没什么。”
四天后,议员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回美国。临行时,突然有位琼斯的年轻助手用刀逼住议员,被律师等人拉开。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敢于要求离开的人,乘车奔往凯图马港。在他们等待和登机的时候,琼斯敦开来一台拖拉机冲上飞机跑道,车上的六名枪手向议员和判逃者猛烈开火,而在要求离开的人当中竟然还有一个是奸细。瑞安和三位最出色的记者及一名叛教者等5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美国驻圭亚那使馆官员。
当琼斯得知,瑞安等人虽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可能报告当局时,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开始着手他的为革命献身的计划,胁迫914名追随者,其中包括276名儿童与他一起为“社会主义的荣耀”自杀。
《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由查理斯&伽瑞(Charles
Garry,“人民圣殿教”的律师)写的文章中提到,死亡前的人们嘴里喃喃自语,“让我们为革命而死。用我们的死去曝光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并很豪迈地高呼:“在这种伟大的革命牺牲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现场惨不忍睹。
恐怖乌托邦——人民圣殿的轰然倒塌,无疑是给美国的一些对社会主义尚抱有幻想的国会议员送上了一付清醒剂。
看完上面的故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认识邪教的基本知识:
什么是邪教?
简言之,邪教是一个极权制性质的社团,申明或者不申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均表现侵犯人权和危害社会平衡。有的在宗教教义中就规定:必须以生命来维护教义、捍卫其组织或者它们的教主。这是邪教的最极端的表现。
“邪教”——构成四要素
尽管根据不同人士所持的不同价值观,会对邪教有不同的认定,但是从下面的案例不难看出,邪教不同于普通宗教的特点和构成“邪教”所必须具备的的基本要素。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构成“邪教”的基本要素主要有四个:
一是行为控制。例如主要决定不能自主,必先取得批准;须要汇报思想,感受与行动予教长;存在行为责罚制度;团体思维高于个人;强硬的规条;须要依赖和服从,如不允许退出邪教组织等等。
二是信息控制。使用谎言,包括不发放消息,歪曲信息;做成教“内”和教“外”对垒的局面,由教主决定谁人可知什么,谁人不可知道什么;鼓励教徒互相举报;成立“伙伴”制度(buddy
system);以过犯作为控制手段,不随便宽恕等等。
三是思维控制。将教义定为“真理”——黑白分明的思维;善对恶的思维;教内对垒教外的思维;使用特殊语言代替正常的思想表达;只容许“好”及“正确”的想法;压制思考——只许“好”的思想,否定批判、理性想法以及建设性的批评;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不容纳别的信仰等等。
四是情绪控制。使人的感受受控制;相信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错而永不是领导的错;过度夸大罪恶感;过度夸大恐惧——怕自主;怕“外”界;怕敌人;怕失去救赎;怕离开教派;怕遭否定等等。(引《邪教》,来源:)
邪教教主多有共同的特点:
一是他们多出身低寒,早年志向远大,却不得志。像希特勒、。。。一类野心勃勃、才智过人,甚至可说“雄才大略”却又久居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的“通径”。
二是都宣称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暴发,将发生核战争,人类将毁灭。如。。。就多次声言:“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打核战争”;“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国人。”(。。。,1957年,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1958的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三是都自诩为“救世主”,只有教主我才能拯救人类,拯救世界。如有歌唱道:“东方红,太阳升,。国出了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派别疯狂屠杀群众。(图为:文革中一个屠杀场面)
四是教主永远正确,声称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误永远是他人的,那怕由于瞎指挥,造成4千万人因饥饿而死,其错误也是他人的。
五是对教义和教主是不可以怀疑的,故对教徒们的洗脑是教主的最为重视的日常工作。教徒必须对教主表示效忠,教徒对教主如有不忠或怀疑,轻则关集中营和肉体惩罚,重则被处死。
六是普通宗教与邪教还有个重要分水岭是:所有的邪教的教义(道德与法律),都是针对别人的,像斗私批修,性禁锢等,而对自己却穷奢极欲(如。。在全国到处都有他的行宫,御用文工团等以供其享用)。相反,普通教,像基督教、佛教等,其教义是要求自己的;而对别人,则采取爱和慈悲的态度去包容。
还有许多,如都崇尚武力与暴力,视生命如草芥,都有偏执、多疑、好走极端等病态心理……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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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法轮功的邪教真面目
日发生了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信众聚集中南海静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的普遍关注,尤其引起了党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7月份,党中央终于决定将法轮功定性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政府有关部门对法轮功组织采取了各种果断而严厉的取缔措施,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体自7月22日开始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行动,这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然而当我们看到新闻媒体披露的“李洪志其人其事”、“法轮功歪理邪说评析”以及法轮功大量的人民的违法犯罪事实时,心情却难于平静,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义国家,李洪志极端荒谬绝伦、充满迷信的歪理邪说能迷惑那么多的人乃至一些党员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法轮功却能一度畅行无阻,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发展得如此迅速,直到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引起江泽民总书记的高度重视才被取缔并披露其真象?广大法轮功信众一夜之间发现受到愚弄,难免身心受到重创,如何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法轮功这一梦魇?党政有关部门和界、气功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应从中汲取哪些教训?应该说法轮功事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除“六四事件”以外最为震撼人心的大事,而其蕴含的深层次的问题和教训要大得多,值得理论工作者和党政有关部门的深思!
我接触法轮功是从1994年在哈尔滨听李洪志讲法传功开始的。当时他在新落成的冰球馆面对4000多听众毫无忌讳地大谈“佛法”和各种神学问题,并不时赢得近于狂热的喝彩。可是我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原因有四:一是他标榜法轮功是“最高佛法”,暗示自己胜过佛祖,然而却连的基本常识都弄错。如将佛和如来当作两种不同的觉悟层次;将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说成是天界、地界、人界(萨满教的说法);妄称自己有无数的法身(佛教中法身无多少之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二是他狂言信法轮功的没有病,然而当时就有一位专门从辽宁锦州赶来听法的约50多岁的练功者因听信其说带病听课,后竟死在会场外。临死前其女儿请李洪志给治疗,李洪志却说自己一般不治病,何况送来晚了。当时我目睹这位女同志手拿原拟送给李大师的锦旗要进会场,被挡在门外,而李洪志却匆匆从边门溜走。他口出狂言,实在是对信众的极不负责任。三是当时一位迷信法轮功的朋友说三年内将发生大劫难,只有练法轮功的可以幸免。他劝我学法轮功,否则三年后大家就见不着了。李洪志强化劫难意识,对信众的身心及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是不利的。四是李洪志胡砍乱吹十场次,收门票每张达53元,实有骗钱敛财之嫌。当时法轮功刚刚传入哈尔滨,我想这样的伪气功伪佛法迟早会受到人们的揭露而遭唾弃,因而未予重视。到了1996年,我发现法轮功发展得越来越大,竟有许多居士也练起了法轮功,并将经书佛像纷纷送回寺院。有的法轮功练习者竟来说服我加入法轮功。这使我感到事态严重,于是买了一套李洪志的书籍进行研究,越读越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进行揭露批判,因而撰写了长篇批判文章《还法轮功本来面目--一种新型的民间》,在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上发表;此后经过若干修改,该文复以《法轮功--一种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为题连载于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1998年第3、4期上,在佛教界深受欢迎,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许多佛教刊物予以转载。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法轮功是一种新型的民间宗教、附佛外道或的主张,并希望引起佛教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时我主要从佛教角度和理论角度分析它是,而随着法轮功的恶性发展,其邪恶本质日益暴露,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从政治上法律上揭开其邪教的真面目。目前党中央从思想、政治的高度将法轮功定性为非法组织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法轮功是一个具有邪教性质的非法组织。
与传统宗教相比,世界上各种邪教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教主个人崇拜为中心,宣扬神秘主义和反社会的一套说教,一般是背离主流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有较严格的和秘密的组织体系,易走极端。他们一旦遭到社会的批判,便可能煽动信徒反抗社会、反抗政府乃至集体殉教,通常伴随有反动的政治图谋和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例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天堂之门教派,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我国解放前的反动会道门等无不具有这些特征。那么法轮功符合这些特征吗?我看是符合的,理由如下:
(一)法轮功虽然以气功的面目出现,但李洪志一再否定法轮功是气功,而号称是最高佛法,是修炼大法。在李洪志十多种着述以及大量的录音带、录像带中,涉及的绝大部分是有关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内容。他大肆歪曲、贬低佛教等各种宗教,同时又偷梁换柱地运用佛教、道教的许多名称、概念加以包装,塞进了自己大量的巫术或旁门左道的思想内容。不仅如此,他将自己凌驾于世界各大宗教教主之上,将法轮功凌驾于一切宗教和各种气功功法之上,以救世主或教主的面貌出现,大肆神化个人及其教法,在内部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宣传末劫说,妄图利用乃至取代佛教等宗教,由此欺骗、误导了广大群众。大批信众将他的照片当作偶像顶礼膜拜,将他的着述奉若“圣经”,背诵弘扬。他不断在世界各地散布妖言邪说,或发布新指示,致使其国内外信徒在短短的七年之内发展至数千万之众。仅从法轮功信众的狂热、盲信及恶性发展的情况也不难看出其民间邪教的性质。
(二)法轮功具有较严密的组织和帮会性质。法轮功虽然希望得到政府的承认,但不愿挂靠任何政府部门接受领导或监督。李洪志自己创立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系统。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总部为法轮功研究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39个辅导总站,总站下又分设了1900多个辅导站和28000个练功点。李洪志直接领导法轮功研究会,在各地辅导总站、各级分站及活动点,分别任命有站长、副站长、点长、组长、辅导员等,名称虽然普通,但丝毫不影响其宗教性职能的发挥。至于其内部核心成员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情况不详。这些人从思想上说,对李洪志《转法轮》等着述或指示只能读诵、遵行,不许有自己的解释发挥;从经济上说,各级站点不许存钱物,如有一律上交。如有违反李洪志“大法”的则予以撤职等处罚。各级头头多实行直线或单线联系,其联络方式也采用了现代化通讯手段,如利用电话、传真、国际互联网等。因此许多信众并不清楚谁是主要领导,从而给人一种松散管理的假象。从四·二五等事件中看,法轮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灵活,很难让人相信它没有什么组织。由于它既非气功,又不属于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其说教和传法活动与国家主导意识及主流文化相背离,也没有在任何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注册登记,其非法的秘密结社性质也就十分明显了。
(三)李洪志有着很大的宗教野心和政治图谋,有着强烈的反科学、反文明、反社会的倾向,这从他大量的着述和演讲中都不难看出。虽然大多数信众是善良的,其中也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但由于他们依据所谓的“不二法门”之说,轻信盲从,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产生了身心依赖,看不到这些,从而被李洪志等作为其政治筹码或工具加以利用。因此随着法轮功的畸形发展,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进行了许多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宣传地球爆炸和末劫理论,扰乱人心;胡说练法轮功者不需看病吃药等,致使不少炼法轮功者或走火入魔,或得神经病,或自杀,或有病不治而病情加重乃至死亡,据全国30个省市不完全统计,因练法轮功致死者已多达700多人;违反政府有关部门的禁令大量非法出版流通法轮功图书和音像制品,严重扰乱了出版市场;李洪志骗钱敛财,大量偷税逃税;容不得他人和新闻媒体的批评,肆意鼓动广大练功者冲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乃至聚集中南海要挟党中央,严重干扰了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等等。
从以上三方面不难看出,法轮功组织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具有祸国殃民的邪教性质。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缺乏足够斩认识。因此,认清法轮功的邪教面目,有利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科学、文化上对其进行彻底的清算,消除其恶劣影响,有利于我们从中汲取教训,防止类似法轮功的邪教再度蔓延,扰乱社会,毒害人民。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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