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马姓高级领导人、革命英烈简介二
中国国民党马姓高级领导人、革命英烈简介
马宗汉（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马宗汉（），原名马纯昌，字子畦，别号宗汉子，浙江省慈溪县柯东乡（今宗汉街道宗汉村）人。自幼就读于余姚达善学堂，与具民族气节者相交往，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己任。1906年加入光复会。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开始接触革命思潮，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1903年4月因参加学生罢课而退学回家。1904年勉强依从祖父和父亲之命，考取甲辰年秀才，但无意仕进，回到浒山在三山蒙学堂任教。在此期间除常以民主革命思想督教学生外，还多次从外地求购革命书刊，散发乡里，为扩大革命影响、播撒革命火种做了不少工作。1905年10月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遂前往求学。1906年1月为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又随徐锡麟、陈伯平等东渡日本，进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同年夏与徐、陈一同回国，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并结识秋瑾。1907年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得安徽道员，打入清政府内部，来函邀其共同参加安庆起义。6月10日毅然向学生告别说：“吾此行不能灭虏，终不返矣！”即与在上海的陈伯平同赴安庆。这时徐锡麟已升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并已和秋瑾约定于7月8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皖浙两地同时行动。到达后即投入察看地形、熟悉人事等准备工作。6月22日与陈伯平两人奉徐之命，同返上海与秋瑾作最后磋商并采购武器。7月5日与陈伯平赶回安庆，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改在6日举行，起义时间被迫提前。当晚3人紧急密议，决定次日先刺杀巡抚恩铭，再将其余头目一网打尽，然后率巡警生占领军械所。7月6日上午10时，毕业典礼开始，徐锡麟大声宣布：“今有革命党起事！”并随即双枪齐发，向恩铭连击。便与陈伯平冲入堂内，开枪猛射。恩铭于当日毙命。接着占领军械所，后被清军包围。战至下午4时，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因奉徐之命越墙潜出，半途为不使无辜群众遭殃，挺身而出，亮明身份而被捕。在狱中备受毒刑，坚不吐实。
　　日被惨杀在安庆狱前，牺牲时年仅23岁。
　　当地群众偷偷将遗体收殓，并千里迢迢送灵柩回到故里，草葬于施家山。蔡元培、陶成章等反清斗士都撰文以示悼念。辛亥革命成功后，遗骸送往杭州，与徐、陈并葬于孤山南麓，称为“三烈士墓”。家乡柯东乡改名为宗汉乡，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深切怀念。烈士旧居已被列为文保单位，每逢节日，都有人前去凭吊，以缅怀烈士的功绩。1981年“三烈士墓”迁到杭州南天竺，受万众瞻仰。
　　马绍武（中国国民政府新疆省著名政要）
　　马绍武（——-1940），回族，又名马世英，俗称马道台，祖籍甘肃武都县人，祖上迁籍于云南省河西县（今通海县）。出身宗教书香世家（为著名回族学者、阿訇、回族哲合林耶教派创始人马明心的第五世孙，马元章的堂侄），少年到贵州三家寨求学，后在青山教书。能文能武，其汉文和经文都有较深造诣，是个博学多才的宗教上层人士。此外还多次在吐鲁番、喀什等地修建清真寺及其它宗教建筑，主持翻新过闻名西北的今乌鲁木齐南大寺。由于多方广行宗教善事，在穆斯林中颇有声望，是新疆回族哲合林耶派的著名人物之一。一个时期里集喀什军、政、教三权于一身，成了新疆风云一时的重要人物。
　　民主革命时期，1915年任疏附县知事。由于宗教教派矛盾，深受喀什提督马福兴的打击和排挤，最终被赶出喀什而改任乌什县知事。由于在政界的重要地位，哲合忍耶教派在新疆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回族、维吾尔族中威望很高，对杨增新十分忠实，又熟悉杨增新的民族地方政策，在喀什道内，许多汉族官吏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则得心应手，顺利解决。久历南疆官场的满族人桂芬曾说过：“杨将军把马道台安置在喀什，胜于在那里驻扎10万大军”。
　　大革命时期，1924年新疆省省长杨增新决意翦除马福兴。几经斟酌，选中与马福兴矛盾极深的马绍武担任军事指挥（马绍武与马福兴2人的祖上就有夙怨）。马绍武又难忘喀什被逐之仇，受命之后，自然竭力尽心。利用其宗教影响，立即在吐鲁番、托克逊、鄯善等回民集聚地区招兵买马，很快招募了1000余名青壮年回族哲合林耶教民，组建为回队。这支回队由杨增新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过短期训练之后，作为主力投入了喀什讨伐马福兴的军事行动。在另外几支部队的协同下，偷袭喀什一举成功。未做任何抵抗的马福兴被生擒后，亲手把他打死在疏勒北门外。此后杨增新论功行赏，先被任命为和田道尹，不久即改任喀什道尹。金树仁上台后，又出任了喀什区行政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3年初，反（树仁）暴动遍及天山南麓，整个南疆战火纷飞。正任喀什行政长，陷人战乱之中。3月喀什驻军师长金树智暴病身亡之后，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电令为喀什区行政长兼任南疆“剿匪司令”，出面收拾残局。遂派部下金绳武率部前往和田征讨穆罕默德·伊敏和他拼凑的分裂主义政权“伊斯兰救国”，不想全军覆没，竟无一人生还。又派团长杨庆明率部在巴楚县的图木休克堵截铁（木尔）、马（占仓）联军。经大战月余，不仅未能奏效，反而饬亡甚大。两次失利，使兵员锐减，元气大伤。后撤出疏附，与马占仓合兵据守在疏勒。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喀什成立了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主义政权。1934年1月自阿克苏开到喀什，也参加了对疏勒县城的围攻。麻木提师长的参战，使疏勒城内外力量众寡悬殊。二马（绍武、占仓）虽然死力抵抗，但重兵压境，伤亡日增，粮弹将尽，形势万分危急。1934年初，第二次入新疆的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大吃败仗，不得不败退南疆。即派马世明率马福元、鲜福海二团约6000人挥戈南下，疾驰喀什，增援马绍武、马占仓。日从伽师猛攻疏勒外围，二马“困守危城13个月”的局面才告结束。一天在返40里栏杆途中，突然遭到武装人员的伏击，虽然侥幸逃脱，但被伤及手腿。在喀什10余年来，东征西战，几上几下，辗转坎坷，原已十分厌倦。负伤后更感觉到马福兴的残余杀他之心不死，处处虎视眈眈，自己处境艰险。于是决心离开喀什。经盛世才的批准和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出面联系，1935年去苏联治病。1936年回国后，在新疆省城出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被被蒋介石授意新疆省省长盛世才以“投俄亲共，阴谋暴动”的名义逮捕入狱。
　　1940年亡于盛世才的冤狱中。
　　马相伯（中国国民政府委员）
　　马相伯（-），原名马志德，又名马建常，改名马良，以号行，晚号华封先生，江苏省丹徒县人。1862年加入耶稣会。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是近代中国镇江籍著名乡贤，学贯中西，才智过人，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国民政府委员。
　　晚清时期，1848年入家塾读书。1851年赴上海，入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1861年入耶稣会初学院学习。1864年入修道院研修哲学。1869年升神父。1872年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1881年任清政府驻日本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长崎领事等职，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的认识。后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僚，协办外交、洋务。1882年奉李鸿章之命，赴朝鲜办理新政。
　　民主革命和大革命时期，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其意为中国之曙光，亲自出任院监。震旦学院以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为办学方针，并亲自授课。于右任、邵力子、马君武等人都是该院学生。1905年天主教耶稣会篡改震旦的办学方针，学生大哗，纷纷离校，遂召集离校学生，与严复等另再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该校后来发展成为复旦大学。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08年震旦学院拟在法租界建设新校舍，为震旦购买了卢家湾基地100亩共捐现金40000元，又捐英、法租界地基8处，约值现金10余万元，将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震旦。还将自己历年所积薪金10000元捐献给启明女中，晚年一度靠翻译为生，后来在震旦领取生活费。1912年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坚持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号召团结抗日，呼吁人民自救，因而被尊称为爱国老人。日，上海文化界组织救国会，由于马相伯的社会地位和救国热情，被公认为救国领袖，一切通电、文件均由他领衔。后来组织的全国各界救援会一切文件也均由马相伯领衔。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后撤退至昆明途中因病滞留越南凉山。
　　日因病在越南凉山逝世，享年99岁。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传世。
　　马相伯逝世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都发表了悼念唁电。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悼念文章。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将马相伯灵柩从越南凉山护送回沪，择地安葬。1984年迁墓于宋庆龄陵园。
　　马超俊（中国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高级官员）
　　马超俊（-），字星樵，广东省台山县人。少年失怙，奋发努力，1889年赴香港工作于船坞，晚间补习英文。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投靠蒋介石，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历任广州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国民政府劳工局长，广东农工厅厅长兼建设厅长，先后三次出任南京市市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整理委员，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民运部长，中央训练部民众训练处处长，国民党华北党务特派员、中央训练部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等职。中国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高级官员。
　　民主革命时期，1900年赴美国，后转赴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攻占总督署，湖广总督瑞和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狼狈逃窜。出任广东籍华侨敢死队（近100人）队长奔赴武汉，在黄兴的指挥下，守卫汉阳兵工厂，反击清兵，表现出“革命热诚”和“牺牲勇气”。直到11月20日，北洋军冯国璋部猛攻汉阳，广东籍华侨敢死队才奉命撤离。后奉国父命回国领导工运，奔走於粤、汉、沪各地区，组织工人运动。1920年领导香港机器工人罢工，及香港海员大罢工，对抗英帝国主义及剥削工人的英商。
　　大革命时期，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鉴于劳工立法的重要性，成立了劳工法起草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9月成立的劳工局，由马超俊先生担任局长，兼劳工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劳工法的立法事宜。1928年2月调任广东农工厅厅长。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历经11个月的时间起草完成《劳动法典草案》，包括《劳动契约法》、《劳动协约法》、《劳动组织法》、《劳动诉讼法》、《劳动救济法》、《劳动保险法》共7篇、21章、863条。此一法典草案完成后，即转送中央交新成立之立法院审议，遭立法院决议将该草案留备参考，而未能见诸实施。然此后立法院所研拟之劳工立法，其内容大多取材于此，可谓中国最早的完整劳工法案版本。1931年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6次常务会议决议“暨南大学成立新的校董会”，为常务校董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日，日寇的膏药旗插在了南京西南城墙的一角。南面各门被攻破是在12日清晨。此前，南京市长马超俊在12月1日命令全体市民，带着寝具和餐具移居到设立在市中心官厅街的“南京国际安全区”。这个南京安全区是由15名第三国人（7名美国人、4名英国人、3名德国人、1名丹麦人）管理的避难地。这里面还有金陵大学，美国的大医院和高等法院。由于日本的领事馆以及其它政府建筑物林立于此，所以市长命令市民移入该区。
　　解放战争时期，日夜，何应钦将军在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有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祟六、南京宪兵司令部张镇等人参加的一次会议。把卖国贼汪精卫的墓焚掉，保持南京中山陵的神圣和庄严。1949年去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与陆京士发起一次洪门恳亲大会。结果国民党不允许青洪帮公开开山堂收徒弟。青洪帮只有秘密地进行，成为台湾的黑社会组织。1960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日80寿辰时，在中国文化大学（当时称学院）成立劳工研究所，出任理事长。10多年来造就了近100位劳工管理专业人才，服务社会。1969年退职转任“总统府资政”。后任《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第一届“国大代表”和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日因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2岁。著有《三民主义劳工政策》、《比较劳工政策》、《中国劳工问题》、《中国劳工运动史》（四册）、《马超俊先生言论集》（四册）等。
　　马戢武（辛亥革命义士，国民党新野县参议会参议长，民主革命教育家）
　　马戢武（），原名马碧瑞，河南新野县上港乡岗北村人。出生于书香人家，读过四书、五经。青年时期就有民主革命思想。清宣统元年（1909年）到武汉武备堂当新兵，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北京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化学科毕业。
　　民主革命时期至大革命时期，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2日在汉阳参加了新军起义。1912年1月和马云卿一道组织河南旅鄂奋勇军，任运粮官，越荆襄，抵新野。1912年民国建立后，以为革命胜利，该转向实业救国了，故改碧瑞为戢武（弃武修文的意思）。是年春离开军队回到家乡。在南阳中学复习一年功课，考入北京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化学科，1917年毕业后任开封甲种工业学校学监。1918年任校长。鼓励新野的青年到开封上工业、农业学校，学习纺织、制革、印刷、农业、园艺等。与友人合办过制革厂、印刷厂、养蜂场。提倡用水车，种刺槐，养长毛兔，还作过沙地植树和沙地耕种试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任私立北仓女子中学校长。当时北仓仅有3班初中，100余名学生，设备简陋，经费较少。为了办好北仓女中，聘请一些品学兼优的教师，如楚图南、罗绳武、谢瑞阶等；向社会劝募经费，扩大校舍；制订3种奖励制度，即品德笃行奖、学习勤勉奖、成绩卓越奖；举行作文，演讲比赛，并亲自审听评比；开设家事课，教学生学习烹调、缝纫、编织等技术；重视体育。1931年其父去世，让妻子回家管事，郑重地给妻子说：“中国世道要变，我说不准共产党能不能成事，你在家要“一不购置地产，二不放债，三不刻簿佃户”。每次回家都要查问这三条。拒绝国民党向北仓女中派训育主任和党议教员。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北仓女中获7项冠军。由于艰苦努力，使北仓女中由初中发展到完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妇女人才。1935年“
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热情支持在开封火车站卧轨的同学。1937年2月支持儿子黎元投奔革命，参加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北仓女中校长时兼任河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北仓女中迁到镇平县，学校经费困难，他每月工资只拿60元，相当于小学校长的工资，甚至把家里钱拿到学校里。还经常组织学生深入街头、农村，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使80余名学生奔赴陕北，参加革命。日兼任新野县临时参议会的参议长。虽在国民党任职，但思想比较进步，倾向共产党。在学校里，多次冒着“通匪”、杀头的危险，保护、营救师生中的共产党员。在河南省政府和国民党31集团军联席会议上，当众指责集团军司令汤恩伯消极抗日，是酿成“中原事件”的罪魁，并说“如有不实，愿兑上首级”。
　　解放战争时期，日新野县参议会成立，兼任参议长，至新野解放。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加深，说解放军是王者之师；在他亲自经历了开封第—次解放后，则说解放军是圣人之师。他的教员中有共产党员和著名民主人士；他的学生中有近100名共产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封解放后，进驻开封的解放军、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对其十分关怀，让其继续担任北仓女中校长。1951年离职到北京其儿子处养病，到逝世前仍保留为北仓女中名誉校长。
　　195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北仓女中校友写了一些回忆文章，由作家曾克主编成回忆录，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题写书名《春华秋实》，以彰其功德。
　　马福禄（抗八国联军民族英烈，战殁后被清廷追封为振威将军，谥忠烈）
　　马福禄（），回族，字寿三，甘肃省河州（今临夏市）韩家集镇阳洼山村人，祖父马泰，马千龄之次子，马鸿宾之父。幼年人私塾就读，读书过目成诵。后弃文习武，投师于靖远大芦唐门下，专习弓箭刀石之术。清末安宁营管带、简练军记名总兵，名震西北“三马”（与三弟马福寿、四弟马福祥并称。其长兄马福财早故）之一的晚清民族爱国名将。
　　光绪二年（1876年）中武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赴京会试中武进士，留京侍卫，后以双亲无人赡养乞请归家，务农习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河州（今临夏）、循化一带回族、撒拉族举事反清，河州镇总兵汤彦和兵败于双城，清政府令固原提督雷正绾率兵往剿，奉命募兵成立安宁营，任管带。随兰州道尹黄云等从北路进兵，河湟地区反清斗争遂被镇压。后升任记名总兵，“安宁军”编入“简练军”，调其进卫京师，率部驻防正定（今河北定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调马福禄驻防山海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随董福祥入卫京师。是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侵略军2000余人从天津进犯北京，遂率部急行军，午时赶至廊坊设伏。交战后骑兵正面冲击，步兵两翼包抄，挥军闯入敌阵，喋血相搏，激战两小时，敌军死伤惨重，仓惶乘火车逃跑，铁轨内外，伤亡无数。西摩尔逃到天津后仍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地哀叹说：“中国军民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这场战斗史称“庚子之役第一恶战”。8月初帝国主义列强又集结2万重兵，向北京进攻。奉命守正阳门，向其四弟马福祥和官兵们慷慨表示：“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国。”侵略军集中炮火，向城楼猛轰，东便门、东直门、朝阳门等先后失陷，但仍坚守死战不退。敌军集中炮火向城楼轰击，四层的箭楼削为两层，人员大部伤亡。所部多河湟子弟，此役殉国的还有从弟福恒、福宣、福贵，侄子跃图、兆图及从军亲戚等100余人。据《甘肃人物志》载：“福禄武人也，殉国不敢爱其死，岂非吾陇民族之光乎。”
　　日正阳门失守，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召集余部，要夺回城楼。当时侵略军从城周围到城上设了十道栅卡阻止清军反攻。13日夜大雨，率精兵乘雨夜黑，大呼跃栅，而忽飞弹人口，殁于阵上，时年46岁。敌军退后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三里河，清廷追封他为振威将军，谥忠烈。
　　1950年北京扩修飞机场，位于三里河的马福禄墓地也在征用之列，周恩来总理为此把马鸿宾（马福禄之子）找去说明情况，征求意见，由马鸿宾将其遗骨运回家乡安葬。
　　马鹤凌（中国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
　　马鹤凌（），湖南省湘潭县天马乡寺门前村人（父亲马立安，一生经营铸造、粮食、屠宰、南杂，雇请了管家数人，有工人40余人；中国国民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马英九之父）。早年在湖南私立岳云中学从初中到高中肄业。政治大学第11期法政系毕业。
　　新中国成立前，在湖南省衡阳岳云中学读书时，深受校体育主任杨一南老师的教诲，一年之后在长沙市一次比赛中获得800米田径赛第2名。两年后成为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的成绩最好的10000米长跑选手。3年之后，在母校校庆运动会的一天之内，又获400米、800米、1500米和10000米4项第一。5年和7年之后，再在湖南全省运动会和“政大”运动会中获得4个第一。是湖南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选手，多数都是岳云中学的学生，而赢得“北南开，南岳云”的美誉。自此以后养成了持续不断的晨跑习惯，几十年都是如此，到了晚年仍然爱好体育运动。学业上原偏向数理化，决心学工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孙中山理论体系专著，对政治有了浓厚的兴趣，出任蒋介石侍卫官。1948年阔别家乡，旅居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台湾历任中国国民党阴明山党部书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第2组、第3组组长，国民党公路党部设计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位。1981年5月至1986年4月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86年任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台湾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主席，“中国三民主义协进会理事长”，台湾马氏宗亲总会总会长等职。1993年7月在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1998年获悉大陆遭受到严重水灾的消息后，立即召集身边的至亲好友，捐赠了新台币100万元给湖南省，以表深切的慰问。在台湾政界任职40余年，1992年退休。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中华四海同心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人在台湾，思念着家乡，挂念着亲人，十分关注和支持中国的统一。总想有一天回到故乡再见到亲人，亲自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祭扫陵墓，以表达其孝顺之心。2004年3月初台湾举行大选前夕，便电告在湘潭的家属：为了反对陈水扁的“公投”和“台独”，在月初向全台湾岛的马姓族人发出了呼吁信，号召所有的马姓同胞联合起来，投好关键的一票，选举出有利于台湾和平与稳定的领导人，此举得到了旅台马姓人士的大力响应与支持。表达了大多数老一代国民党元老的心声：反对台独，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同年8月第三届世界华人马氏宗亲恳亲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即率团参加大会。会上知道汉人马氏祖源地在河北省邯郸时，马上表态，要组团到马氏祖源地河北省邯郸寻根祭祖。在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汤锦程、马善田、蔺朝国等有关人士努力下，2005年清明节前后，终于梦想成真。此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生为人精勤奋进，刚直不阿，善于演讲，口若悬河。又是一位诗人，喜爱撰写旧体诗词和联语。
　　日因病在台北市逝世，享年85岁。
　　夫人：秦厚修，育有1子4女。儿子马英九，女儿马以南、马乃西、马冰如和马莉君。子女们留学美国多年，都恪守家规，以孝友贤良互勉。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非常重视对后代的中文教育，以中华儿女享有的中华文化为荣。女儿们一直担任中文学校的义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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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有哪些变化
[导读]与抗战开始时相比较，中共对国民党和民国政府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1937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只有3个师，3万多人。抗战结束时，有100万以上正规部队，220多万民兵，解放区有1亿多人口。
作者单位：中共宣恩县委党校1936年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10年内战的结束。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 “庐山谈话会”，发表《抗战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抗战。日，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中共在日提交的宣言。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有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宣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文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原文如下（日，中央通讯社）：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表明了自己对中国国民党和民国政府的态度，即“一个主义，三个取消”：其一，承认三民主义是中国之必需，并愿为之而奋斗。其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对民国政府的称呼，由“国民党政权”改变为“国民政府”。其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实现全国政权统一。其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日和9日，两颗原子弹分别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日凌晨，苏联180万高度机械化的苏联远征军，进攻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两个国家，向中、苏、英、美等同盟国明确地表达，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背景下，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这份电报公开发表在号的重庆《中央日报》上登出，电报原文如下：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注1）毛泽东8月16日给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中心内容是让蒋介石先看朱德总司令的说帖。然后再谈见面的事。这份电报公开发表在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电报原文如下 ：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铣（注2）毛泽东“铣电”中所说的朱德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朱德总司令8月15日给英、美、苏三国的说帖。这份说帖公开发表在日的《解放日报》上。朱德总司令的说帖原文如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日）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顿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220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19省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东北四省不在内）和伪军的95%。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94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我们中国解放区的全体军民，虽然受尽了日顽两方面长期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我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拒绝。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一）中国国民党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所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工作。（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抗战结束时朱德总司令对英、美、苏三国的说贴，清楚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国民党、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沦陷区人民的诉求。与抗战开始时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和民国政府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了。1937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只有3个师，3万多人。抗战结束时，有100万以上正规部队，220多万民兵，解放区有1亿多人口。其二、不称“民国政府”为“民国政府”了，而是称其为“国民党政府”。意为“民国政府”只是国民党的政府，不代表中国人民，更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其三、朱德总司令的说帖不是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名义发出，而是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言下之意，八路军脱离国民革命军序列，不受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委约束了。其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范围，不局限于解放区，还包括沦陷区。解放区1亿以上人口，沦陷区1.6亿人口，总共2.6亿以上的人口，占当时中国4.5亿人口的一多半。其五、中国国民党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其六、解放区和沦陷区，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所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其七、警告美国，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不要援助国民党政府。注：注1：“未寒”， 是国民时期通用的在电报中的表示时间的方法。“未”表示8月，“寒”表示14日。注2：“未铣”， 是国民时期通用的在电报中的表示时间的方法。“未”表示8月，“铣”表示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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