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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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2:39 &&&
一：宣传主旋律与新闻造假之间有没有关系？
　　什么是主旋律？简言之主旋律就是符合主子意愿的旋律。主子意愿的旋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子认为能使他们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旋律。哪些是常见的主旋律呢？比如号召你学雷锋，学方永刚，学林强。比如林强到麻疯院去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之事，就拿来大肆宣扬，因为很多共产党员已不做人事，只知贪污，因此只要还有一个共产党还在做一点人事亦即他拿纳税人钱的份内事，就极尽宣传鼓动之能势，以为天下贪渎的许多共产党员遮丑，同时给民众一个错觉，你看我们共产党员还是好人多，还是清廉的人多。没有我们共产党，哪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你真正幸福与否他们是不管的，只管开动宣传机器，只管用军队作后盾，逼着你承认你“生的屈辱，死的冤枉”的一生，是你真正想过的幸福生活。幸福云乎哉，幸福就是在你作为一介平民，在枪口的逼迫下不得不承认的屈辱生活。
　　本来作为自由民，是没有什么主子的，但我们不是自由民，因为我们作为人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所以你得承认一个逼迫与压榨你的主子。这些主子是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满足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的人。宣传这个词已经成了骗局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常说你被“宣传”了，我们的宣传亦即撒谎与造假功夫，让戈倍尔望此兴叹。一个社会每天发生什么事，有些是可控的，有些不可控。即有些新闻是突发的，不可能按照既定思路发生，如很大程度上可控的人为灾难――频发之矿难，如猪之蓝耳病等，如不可控之天灾（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控的）等发生了就不要用“主子的旋律”去遮掩这一切，而让其透明公开，这就是应该有的态度。可惜的是，“主子的旋律”究竟不是奴仆的旋律，究竟不是民众的旋律更不是公民的旋律，所以主子的旋律就是造假、撒谎，撒第一千零一个谎把前一千个盖掉。
　　一句话，宣传主旋律就是造假新闻。但没有谁为这样的“公开的谣言”负个责，也没有谁为此进个监狱。
　　二：当局为什么喜欢开奥运，而又不允许批评？
　　奥运会如果不能传达人类和平、自由、公平的普世价值，只制造一些所谓奖牌，毫无价值。要锻炼身体也犯不着在大庭广众之下来表演，让人们知道你跑得快有什么意思呢？你永远过跑不过羚羊；你玩爆发力，猎豹会嘲笑你；你力气大，比不过野牛；你玩马拉松以显示你的耐力，你永远不是骆驼的对手。如果单纯的胜负较量，还不如看中央台曾经的“动物世界”。人之所以叫高等动物，就是因为其社会属性需要在生理之外展示其一套人类理念。就像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食物链一样，即任何一种动物都不能有免于受制约的豁免权，大如大象，小如老鼠都不能，即生物界不能给任何物种以特权。至于何种动物适应环境之能力，那是动物自身的演化，而非大自然给予的特权。一套人类普世价值理念是什么？就是从大自然的造化，从生物界那里学来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没有谁不受制约，即便总统也不能。换言之，人类目前比较好的制度亦即民主自由制度，就是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就是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设计。
　　体育比赛，和人类的任何游戏一样，都有其不可更易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开、理性和平的规则。没有这些体育比赛除了“吃饱了撑的”之外，不能提供别的意义。所以像奥运会这种比赛从本质上讲，和邻居间搞的吞稀饭大赛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在规则公平的情形下，“重在参与”，带着一点游戏精神而来，因此四川叫“重在掺和”。但一些当政者者对待奥运会对待体育比赛有一套他们与众不同的思路，他们的思路是将体育比赛当作他们宣扬极端民族主义、转移艰难的民生视线、遮掩其残酷统治、欺骗国人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一场“充满血泪的政治盛宴”，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莫不如此，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有免受批评的权利，即便你用再高尚的言辞来包装也不行，以为奥运会便有免于批评的权利，那是自欺欺人。民主自由国家开奥运会，不敢不计成本，不敢不以民生为念，不敢不听取民意，如果不能给民众带来真正的好处，是断然不敢承接奥运会的。这种“量中华之物力，结奥运之欢心”，让老百姓生活不得安宁，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的无耻举动，只有不民主的国家才能做到。他们的口号是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不管这大事是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只要强加在老百姓身上就是大事。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哪怕一块金牌耗费七亿，也要强撑面子，愚弄世界上包括本国老百姓，你看我们是一个体育强国！而体育强国的面子，就是帮助他政权统治合法性添砖加瓦。如此“量中华之物力，结奥运之欢心”的劳民伤财的举动，当然不允许大家公开在传媒上批评。
　　三：政府退休官员为什么喜欢到处发挥余热，而不像卡特总统退休后去当他的木匠呢？
　　中国的政府官员退休后，由于人走茶凉，他们一般都死得比较快，因为他们既无情趣，又无度余岁之方法，他们已被当官异化成为吹牛拍马、搞比傻表演的高手。他们只差在做爱时发号施令了，因为许多官员跟自己的子女都没有真心话可聊，在家中他们还在拿在单位那一套表演自己。所以许多官员在退下来之前，必使劲裁植自己的党羽，为将来失势后能找个买单的人而努力以权谋私，因此才有五十九岁现象频繁发生。一个昨天还在位置上容光焕发的官员，退下来后，尽管他可以做高干病房，不用自己花钱医病，但过不了多久就一命呜乎，也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
　　也就是说，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不仅害了老百姓，也使官员在位时与退休后都成为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生态灾难。因为他们能上不能下，退休之前不会有任何娱闲来发展自己的特长，连打麻将都是公关麻将，喝点酒不是培养朋友感情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钓鱼最终不是钓鱼，而是钓利。不能发挥余热的很快死掉，不可能像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休了可以去做自己的木匠，也许他并不懂多少“营造则例”，但不可能剥夺他作木匠的快乐。中国的官员退休了不能发挥余热的话，就很快死掉。继续发挥余热的，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直接地腐败了，不像原来那么门庭若市了，当然再臭的一块腐肉，也还有几个秃鹫来围绕。如退休的文化部长刘忠德，退休了继续发挥余热，就是当某协会会长，继续害民，生产一大堆垃圾，如“党的知识”幼儿版，免费发一万套给北京的幼儿园，将愚民从幼儿抓起。不用着急，他这钱的来路他的党是不准人去调查的，他不会是傻瓜，不会因免费发放而亏本的，如拿到现在最高当轴的推广文告及号召学习的文件，那他这个创意不就大发特发了吗？退而求其次，刘退休前还是提有自己的党羽嘛，变向地让他来做点这样的事，也好让洗钱与受贿变得看上去高尚一点嘛。当然也有打歪主意的商人用这些事攀他，以便通过他的关系在其他方面捞利也未可知。总之，像刘忠德这样退休了发挥余热的各级官员不在少数吧。
　　四：你知道你作为一个纳税人的负担是多少么？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与个人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现在已有国外的机构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国民的负税之重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负税比例高达25%，即你所挣钱的四分之一成为了税收。但国外权威机构却还没有算出来我们这么高的负税，享受的却是世界最低的福利之一这样一个现实，即负税与福利之比，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我们不自救，我们不自行研究，我们不做真实的记录，当然人家国外机构没有为你服务的义务。
　　负很高的税，享受很低的福利，甚至没有福利，这就是贴上“为人民服务”标签的非民选政府之所作所为。缴了很多税，不能享受福利，就是说你本该花一元钱的办的事，却花了二元钱乃至更多的钱。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你纳了税，所以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养老与生病、住房政府在其间负主要之责，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双重剥夺。缴了税上学还要自己缴费，生病养老住房等等全是花自己所挣的钱，那么你上缴的那百分之二十五，不就是白给土匪抢劫了吗？没有代表不纳税，纳了税不能享受应得之权利，可视为抢劫。
　　每个人都是天然的纳税人，只要你活着的一天，你没有不纳税的，消费税及流转税就是与你息息相关的最为普遍的形式，何况还有其它繁多的税种等待着你呢？
　　五：迁徙自由中当然包括移民自由，为什么在没有移民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移民出去的多，而他国有移民自由而移民中国的人很少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当然你可以回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都向往自由与富裕，即便中国出国再麻烦，但移民国外的人依然很多，而国外移民非常自由也很少有人移民中国，这便是其间原因。不能移民便偷渡，这也是非民主国家的人民潜往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种景观，而自由民主国家却没有人偷渡到非民主国家来的，除非脑子出了问题，一般没有后一种情形。民主自由国家的人如果发高烧想到非民主国家定居，你也用不着偷渡，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地办理手续前往受苦。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样的自然流动情形，已然判定社会主义优越性、资本主义垂死挣扎这样的命题是个伪命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没什么优越性，资本主义不是在垂死挣扎。既然你自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优越的，但为什么害怕民众的自由选择呢？恐怕你怕的是真正的现实对比而不是理论上的说辞吧。理论上的撒谎与夸大，是非民主国家的强项，而在现实上与自由民主国家相比的孱弱，却使其不堪一比。自由迁徙自由移民自由出入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权力的干扰与拒绝。
　　六：美国为什么没有流亡人士呢？
　　提出这个问题后，我的朋友甘兄告知，美国也曾经有过“流亡人士”，那就越战时逃避服兵役而到海外如墨西哥的人。但他们如今回美国或者到美国访问，却没有什么限制，不会受到特别的歧视。而美国这样的“流亡人士”可谓极端的特例，可谓真正的“一小撮”，也就是美国的极个别现象。而且严格意义上看来，这些逃离者还说不上是流亡者，而是像偷渡者一样的人。所以这个标题应该修正为“民主自由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
　　但世界上流亡者最集中的，与偷渡者、避难者一样，都大规模发生在非民主国家，流亡人士有相对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人。主动者，便是不认同非民主政权，要离开这个地方；被动选择的，便是非民主政权因打压异己人士，而驱赶其流亡。你不逃跑便会把你抓进监狱中。制造流亡人士，便是剥夺别人自由移民的权利，将外力强加于人，是对人之选择权亦即人权的侵犯。以致许多流亡人士至死不能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土，如刘宾雁先生人死不能回归故土，如高文谦先生不能回国奔母丧，这完全是反人性的行为。
　　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弄清楚没有？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的“经典语录”。越经典的所谓语录，越充斥着不可言说的混账意味。一个世界不可能非黑即白，除非你是色盲；一个世界不可能非此即彼，除非你看不见第三者；一个世界也不可能非敌即友，除非你不见许多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人之存在。毛泽东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就是他斗争哲学的扩张，他把人当作小老鼠一样的实验品，为随便整治乃至搞死人作好理论铺垫。只要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他就该死，他就该地球上消失，这便是毛泽东的逻辑，也是独裁者顺我者昌，逆我则亡的逻辑。
　　曾有人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从实用层面来讲，有几分可信度。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一味地用朋友与敌人来进行无谓的划分，任何人的角色都在转换，即我们的利益有重合之处有分歧之处，重合之处我们是合作者，分歧之处我们竞争者，不管怎样大家都遵守一定的合作与竞争原则。而这些原则则是在合与竞争的双方都共同制定与遵守的，并不是谁单方面的强加。像毛泽东这样的逻辑，便是一种单方面的强加，只要你顺着他，彻底驯服于他，那么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会变成敌人。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这样的“朋友”最后都变成了他的“敌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一点普世价值的观念，只有毫无原则的赢家通吃。
　　八：西方真的有那么多“中国威胁论”吗？
　　中国在四九年后至八十年代初之期，像苏联一样，到处输出社会主义革命，危害与荼毒当地为民，给他们带来不小的灾难。我从小被学校教唱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竟是受中国之害最深的国家。中国的外援援的是一些国家的非民主政府，而非彼地之人民。援了彼地的非民选政府，那么非民选政府害起老百姓来，就更加得心应手。波尔布特这样的杀人恶魔是怎样炼成的？一九九八年印尼的反华浪潮，固有印尼人的许多不是，但中国政府曾经带给他们的灾难，他们怎能轻易平复？印尼共产党的领导艾礼前脚还在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教导，回国不久就发动政变，造成印尼至今不能平复的大规模内乱，这些难道不是印尼反华的一点远因么？对于中国周边这些小国家来说，虽然四九年前历史上的一些扩张，但总不如四九年后至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革命输出”之害。对这些国家来说，共产党中国实在是有威胁的。西方稍微批评这个政府的不民主，批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便被国内的媒体放大为煽动“中国威胁论”，其实他们并不觉得中国有何威胁，只是共产党中国因其不民主，才是人类民主平等自由制度的威胁。所以准确的说法，共产中国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威胁，而不是简化的中国威胁论，就像批评中国政府与辱华是两个概念一样。
　　九：欧美国家要学习总统讲话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所以作为政府的最高首脑比如总统，在民主自由国家，他的讲话不被民众看作是在放屁，是在胡说八道，已经算幸运了，哪来的号召全国人民又掀起了什么学习高潮？总统如果发高烧，某天突发奇想要号召别人学他的讲话，那么他的职员一定会率先制止他这样的疯狂行为，如果没有制止住，只要这种讲话出来，即会遭各传媒各人士的猛烈抨击，被国会弹劾。民主自由国家一般说来是没有官方报纸的，他们的报纸是民办的，根本就不可能有像“人民日报”这样拿纳税人的钱所办的无耻扯谎报，来号召大家学习江三表胡八耻。相反，政府的政策出笼，领导的讲话出笼，各个报纸竞相报道与评论，批评与赞同的声音可能都不会少，但这些声音不是受政府控制的。作为政府，你的观点被人民赞同与反对，都属正常，但你的政策与法令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出笼必须有相关论证，不能想当然，不能以压服为目的。民众有不听你讲话的权利，更有不学习你讲话的权利，不接受你号召的权利，正所谓公民不服从。
　　十：抵制日货是爱国吗？
　　八五年我在上大学时参加抵制日货的游行，我认为这是我此生的污点之一。这样热血沸腾的事，我后来又看到不少，当然是拜官方愚民教育的结果，也是中共打激进民族主义牌的结果。事实上，我出了社会，买了不少日货，日货的品质不少比国货好，到此我才知道我是个消费者。消费与爱国，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即便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关于此点，我改日会谈。今天当我们看到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的诸多现实时，你就会知道用抵制一国之商品来爱国，实足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蠢事。日本这个国家有他的问题，但不是官方所宣传的日本那样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政府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依靠日本的侵略起家，他们靠损害民族利益（想想抗日战争中他们的表现吧）起家，所以注定了他们与日本之间的外交政策的交易性与实用性。当需要日本时，便主导友好，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的话，不要日本赔款；不需要日本时，便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反日，来转移国内民生的视线。总之，对于日本，我们要有理性的态度与反省，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有竞争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只知发泄。发泄除了汾泌一点肾上激素外，没有什么作用。
　　每周十道常识题（第六期）
　　一：集中一切力量办的是什么大事？
　　二：你说你优越得不得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中国不能和平演变美国？
　　三：为什么我们国家曾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
　　四：国民对社会制度有没有选择的权利？
　　五：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吗？
　　六：中国的贪污腐败为何无法制止？
　　七：中国政府为什么对一些非洲国家那般慷慨？而对自己的民众却如此吝啬？
　　八：政府为什么喜欢强调其统治的“中国特色”？
　　九：中国人多，实行民主就一定动乱吗？
　　十：为什么说民主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训练和学习过程？
　　日9：50于成都
日 23:19 &&&
1、匹夫兴亡，国家有责。
2、要警惕没有人的概念的国家。
3、国家这种形态，实在是人类社会中不得不选择的最坏的形态之一。
4、我看中国文化――一个字，黑！好比两个男女，跑到一个黑屋子里，呆了30分钟出来了，结果女的面色桃红。于是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精彩故事了，其实，不过是女的放了一屁，自己不好意思而已。可就是因为在黑屋子，旁人不知道，于是才有了博大精深的种种！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真理”，放在哪里哪里就饿死人，就不自由，有人却说，那是因为实践出了问题，而不是“真理”出了问题。
6、中国历史无人权，去看看四大名著就知道了――写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店小二酒保丫环等永远是挨打受骂一刀做掉做一个注脚的份儿。
7、黄钟大吕、气势磅礴算个P，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才是最神圣最庄严的。
8、一百个绵羊也不敢进攻一头雄狮，聚在一起只能是虚张声势，碰到困难就做鸟兽散。
9、每一个人都强大，这个国家才会强大，靠国家强大才感觉自己强大的人越多，这个国家越难以强大。
10、罗斯福丘吉尔死了这么多年，对他们的非议很少，另外一些人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被骂了多少次，这样的对比，可真说明一些问题。
11、越是拿人多吓唬人的人，越是心里发虚――不要总拿13亿说事儿了，永远没有人有资格开口就说13亿――你代表不了！
12、万众一心的后果，就是一盘散沙。
13、美从丑中来，完美中一定要有不完美才算完美，花瓶打碎了一点点，看着那丝裂纹，你会觉得更心疼，觉得它更美――美得让你伤感！
14、科学和民主，是一为二，二为一的，只讲民主，不讲科学，不是真民主。
15、什么是科学？就是允许别人说它不科学，允许别人从任何方面批评它，驳斥它，推翻它，它兀自巍然不动，这就是科学。不过科学不会永远地巍然不动，它一定会变，会发展，不会自以为是科学就僵化在那里。
16、真理越辩越明？不，辩论就是辩论，和真理无关。辩论只是一种言论表达方式。不要以为辩论就能得到所谓的真理。
17、个体的偏激不客观，经过自由表达后，才能体现整体的客观。受到控制的个体的客观，表达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太全面太辩证的话没有什么意义。
18、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吗？不一定，有人饿死有人饱死，其实各不相干。
19、几十年如一日？如果某人得到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是褒是贬。至少我觉得，几十年如一日代表着不思进取，没有变化，固定呆板僵化，少来点才好！
20、国家的脊梁？其实哪里有什么国家的脊梁！如果有，谁来做国家的肛门？是不是13亿人，有些是脊梁？有些是肛门？独裁文化下的思维，总是喜欢吹捧极少数而忽略大多数！
21、一个没有公开讲黄色笑话的电视台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22、每每想起那些所谓伟人也要如你我老百姓一样嘿咻嘿咻做活塞运动，我就觉得他们不过如此――性，真的是打破一且所谓的神圣庄严的利器啊！
23、究竟谁是台独？那些喊打喊杀的“爱国”分子，不断地把台湾民众推到台独一边，他们也是台独的一丘之貉啊！如果有人拿着大棒让我和他在一起，一点不考虑我的愿望，那我绝对不会加入他――我宁可自己好好活！
24、有人总说五、六十年代社会风气多么好，如今贪污腐败如何多，念念不忘回到那个时代。可那个时代，眼耳口鼻都被封被堵，有多少特权有多少专制有多少压迫不为当时的一般人所见，说句话都要坐牢甚至惹上杀身之祸，那样的社会风气好，有个鸟用？
25、这个国家的可悲之处，是你根本没有一个能够相信的渠道去分析它，进而改进它，它什么都给你藏起来躲起来黑起来，你说它坏你说它好，你都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
26、应该用张志新的肖像取代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人――生前得到的痛苦有多大，身后就要用多大的荣光去补偿！我相信，比起那个人，张志新毫不逊色！不光不逊色，而且二者不可比拟――张志新远远将之比下去了！
27、有几颗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自己的电影电视这些软性的东东能让别国老百姓看得要死要活哭哭啼啼，自己的明星能在世界各地引起一片尖叫，那才了不起！
28、我对文革的评价：丧尽天良，惨无人道，罄竹难书，史无前例。德国法西斯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南京大屠杀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29、国家，国家，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30、不要给希望工程捐款――本来应该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老百姓做？希望工程这么多年下来，不过得到十几亿而已，少几个贪官这笔钱就出来了，况且，纳税人的税款中，本来就包含用于教育的费用，为什么还要老百姓省吃俭用捐款。
31、不要笑台湾议院打打闹闹搞民主，至少，这可以让人看到搞政治的人的丑恶嘴脸，不像有些地方，表面上团结一致一团和气，骨子里争权夺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虚伪着呢！
32、把目的当成果――本来伟大光荣正确是一种追求一个目的，可是某些人总把这种追求当作自己的形容词，真是恬不知耻！
33、三令五申的一定是????――每每看到性闻联播里播音员严肃正经的腔调说道“XXX三令五申……”，我就在想，又在放P了――毫无效果不起任何作用的话，不是P又是什么？如果真起作用，又何必三令五申呢？
34、我喜欢那样的一种社会，即使问题再多苦难再多，但是它不遮掩不避讳，它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进。我讨厌那样的一种社会，除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掩着盖着捂着，生怕说出来丢了自己面子――其实它的问题越积越多。
35、为自己，就是为国家！自己多赚点钱，就是为这个国家多创造一点财富！
36、在最近国台办的讲话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的政治智慧，看不到一点点的高超手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正告，一次又一次地亮出底牌，一次又一次地往死路上走！唉！唉！唉！
37、我看到所谓的慷慨激昂义正言辞心里就打问号――真正的道理，哪里需要这么激烈的言论？情绪激昂的时候，是最不理性的时候。
38、你看朝鲜阅兵式和机会，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机械的木偶，人，被搞成那样，真是天作孽啊！
39、言论自由是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个人思想的自由表达，哪里知道一个决定一项政策一项制度究竟是好是坏？靠宣传吗？靠自以为吗？
40、我知道我所在地方的那些官老爷到底有多富有吗？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整天在干什么吗？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的老婆孩子是否有违法行为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知情权在哪里？
41、为什么不可以把姚文元王洪文的文章放到小学课本里去？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不是很好吗？
42、作家协会，这里面养着一帮吃软饭的奴才！如果这里面有所谓的知识分子，我只能说，他们给知识分子这个名字蒙羞！
43、其实我反对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分子沾边的，都是如此货色，分子明明是一种贬义词嘛！也只有某国的“知识分子”，才心甘情愿让别人叫自己知识分子叫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这些软蛋啊！
44、哲学繁荣能靠推动吗？试问康德、马克思、孟德斯鸠、卢梭之流，他们是靠哪个政府的力量推动出来的？
45、当一种思想只能容忍自己时，当一种思想只以自己为标杆时，当一种思想只在自己的框框里打转时，它就死了，彻底地死了！
46、小孩子的世界是纯净的，但那毕竟是小孩子的世界，如果要把一个社会搞得很纯净，那只能说，某些人一直没有长大，想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成人社会，本来就不会纯净，也不应该纯净，它应该博杂，应该丰富，应该有不适和不安。
47、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军45万人――活卖45万人啊！可是，“名将白起在这场战争中，以自己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秦军给赵军以毁灭性打击，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战先例”，这就是这场战役的结论――这个吃人的残暴的文化！
48、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不是痛恨腐败，而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49、谁告诉你电视上不能吵架打架骂人？电视只是一种表达的手段，而不是掩盖事实的工具。某些电视台的一本正经堂而皇之，只能说明一个字――假！
50、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会拉帮结派，他们不会团结一致，他们深知，把他们凝结在一起的，是那不会随岁月消失的神圣自由的理念！
51、我相信，思想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需要维护和保护的，它已经连续存在了几千年。那些喊着要维护要保护的人，只能证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底气，他们心虚！
52、反而地，物质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书籍、古董、胡同、建筑……），才需要一个不缺地维护、保护，这些东西，少了一样就永远消失了。可惜的是，文革中破四旧破了多少啊！
53、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我绝对不会去看它是否船坚炮利，我只看它的电视剧和流行歌曲能否影响到其它国家的老百姓以及影响的程度。哈韩、哈日之后，如果哪一天“哈中”出来了，这才算是真正强大！现在么，……
54、让历史告诉未来？――被阉割的历史除外，只有帝王将相的历史除外。
55、什么是言论自由？就是我可以说任何话，你高兴听不高兴听我都可以说出来，我说话的权利不以任何个人、组织、政党的意志为转移，这才叫言论自由！
56、报纸可以用开天窗的方式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这种行动，似乎是解放前的事了。
57、市场化在深入进行，各行业在破除垄断，什么时候轮到中央电视台？央视的垄断，是精神层面的垄断，危害尤其不小，应该早早纳入市场化的竞争中。
58、饮食之中见民主：帝王们的宫廷佳肴再好，和我老百姓有个P关系？倒是科技发展后带来的罐头，才人人得而食之。专制制度下的文化固然灿烂辉煌，真正关乎小老百姓生活的，又有几希？
59、我们常自以为文字精妙博大精深，可是连这几个单词(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至今还实现不了，博大精深又有什么用？
60、我不管你当官的月收入几万应不应该，我不管你当官的办公室富丽堂皇对不对，我不管你当官的子女经商是否正确，我只要我能知道当官的月收入是多少，办公室如何装修，子女有几个在经商，我只想了解这些情况，行不行？
61、对一个所谓伟大的领袖人物的吹捧，就是对数以千万计的百姓的忽视――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的历史，往往留下的是“一将”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而这万骨枯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记得？我鄙视这样的历史！
62、我不会替希望工程捐款，有人义正词严地责问，你难道不同情那些无助的孩子吗？我说，你为什么不问那些当官的？你为什么不问问这个国家？要老百姓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我认为是一种愚民。
63、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要看它对国内所谓少数人（也就是一小撮人）的保护程度，对和主流思想不相同的边缘思想是否容忍，对自身缺点和不足的坦诚公布。那种常常以主流自居，以代表自居，以掩盖为首选的行为，比较地落后。
64、最近广电总局频频发力，又是对主持人讲普通话作规定，又是对DV做申报要求――你以为你真的很吊？市场经济了，把这些让市场去检验好不好？我只看到一个垂死的机构的回光返照。
65、看报纸采访韩国一著名导演，听到他说韩国对电影的拍摄发行完全没有限制，真的，一点限制没有，完全靠市场去做主――韩国电影的繁荣，可能和这一点有些关系吧？这也是韩国一个小国家的气魄！比起某些所谓的大国来，真是天上人间啊！
66、权力是什么？是约束吗？是管制吗？是高高在上吗？不是，权力是认同，是我认同你我才赋予你权力，得不到我的认同的权力，不会稳固也不会长久。
67、明明说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可以报纸上黑底白字“要一管到底”，唉，你叫人怎么相信你，尊敬的官老爷？
68、十年文革，归咎为四人帮！教科书里至今对此一笔带过――小日本，你比起你“师傅”来，真的还是差很远啊！
69、一方面鼓吹自己五千年文化灿烂辉煌，一方面又苦口婆心地说“唉，不要急，改革开放后我们才发展了几十年，怎么能和别人比呢？别人都发展了几百年了”――那么我只能说，前面的几千年，都算个P了!
70、以前我不懂阿诚为什么感叹文明和文化还真不是一回事儿，现在我懂了，文化么，谁都可以有，无所谓好坏，无所谓先进――吃人族还有吃人族的文化呢。文明程度的高低，才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
诚信只是小圈子里的道德规范。一个健康的国家应以法律为最高原则。道德规范为辅导引导精神领域。作为道德规范。只是属于分配利益的原始状态。属于小圈子里的社交公则。
国家应完备法律而不是在那里干号。哭起来和乡下婆哭唱一样抑扬顿挫。
71、开放社会，唯恐哪怕一点点新思想火花被掩盖被压制，封闭社会，唯恐哪怕一点点旧思想旧观念被触动被挑战。
72、天天喊着解放思想喊得越凶，只能说明思想被压抑得越厉害。其实哪里需要解放思想，你不堵不封不压抑不给思想加框框，思想自然就蓬勃发展了。
7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一个类似于 1+1=2 的简单命题，都需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来证明，都好像获得了什么多了不起的真理一样，这样一个社会，保守封闭得真够可以的。
74、很多人说老外不了解中国，其实他们只想别人了解自己灿烂辉煌的一面，肮脏丑陋的一面，他们是绝对要掩要盖的。我觉得，让别人了解自己，目的不是让别人吹捧自己――自己吹捧自己还嫌少么――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指出自己的不足，以利于提升自己得到进步。
75、要了解我国的伟大，请看《参考消息》，里面年复一年告诉大家，我国在不断进步不断强大――引自△△社报道。要了解美国的伟大，请看《参考消息》，里面年复一年告诉大家，美国有多少丑陋多少落后――引自△△社报道。
76、不要说什么穷得有骨气，贫穷总不是一件好事儿，实际上，贫困让人没有尊严。
77、我讨厌贫穷，不讨厌穷人，我喜欢财富，不羡慕富人，这是我的贫富观。
78、“现在的娃娃真不能吃苦，居然还有受不了高考压力而自杀的，想当初我们上山下乡……”――我只能说，这样的知青白吃苦了，而且，他们还有些受虐狂的味道。
79、钱钟书的管锥篇，全中国有几人看得懂？这样的文化昆仑，除了让人高山仰止之外，对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实际用处？
80、很多家长望子成龙，其实是自己不行，才把愿望强加于孩子，说起来冠冕堂皇是为了孩子好，无非是为了给自己面子上贴金――这些不自信的可怜虫啊，可苦了那些天真的孩子！
80、很多家长望子成龙，其实是自己不行，才把愿望强加于孩子，说起来冠冕堂皇是为了孩子好，无非是为了给自己面子上贴金――这些不自信的可怜虫啊，可苦了那些天真的孩子！
81、罗莎?帕克斯，那个50年代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妇女，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伟人！很平凡，但是伟大！
82、两本书，一本《黑镜头》，一本《红镜头》，阅读前者，看到的是广阔生活画卷中的人间苦难以及在这苦难中个人的勇气和希望，让人唏嘘感动。而在后者，只看到大量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珍贵历史镜头”，简直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
83、今年报道河南小麦高产，明年报道辽宁高粱丰收，反正一年换一个地方，中国那么大，于是你一辈子看到的总是这也好那也好――这就是我国的新闻联播。
84、“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我不知道那些在文革时期把这首歌唱得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国人，到底有没有想过这几句话的意思？――集体无意识。
85、多一个人的无私奉献，就多一份不公平――付出应当得到回报，压抑私心的社会，比较虚伪。
86、要当官的为人民服务，不如老百姓要当官的“为我服务”，不然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句空话。
87、中国营养协会公然推出商业产品脑白金，公然号称裁判也上场踢球――这种不守规矩，监守自“盗”的行为，让人叹气！
88、国足的阳痿，中国足协要负首要责任――别把焦点集中到球员身上。足协出台这个措施那个措施，它就是不会出台把自己先解散的措施！
89、不要以为带国字头国字号的就有多了不起，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国字头国字号在给这个国家抹黑，丢脸！
90、为什么一个皇帝几个奸臣就会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动乱不堪？因为老百姓太弱――老百姓自己，也要为自己的懦弱付出代价。
91、每次看到新闻联播中两会代表在领导发言时开心鼓掌的镜头，我就会问，要这些只会鼓掌的代表干什么？作为纳税人，我希望你多提意见多改进――虽然你不是我选出来的，我也只能默认你的代表权了。
92、代表，代表，你到底能代表谁？对于我而言，没有任何人能代表我！
93、某些人总以为自己才是同情劳苦大众，才是忧国忧民――那些以劳苦大众起家的人，号称最了解农民的人，把他们害得最苦！
94、别以为自己同情农民就有好了不起似的，别以为自己多爱国有好了不起似的――同情心爱国心，不是你凌驾于别人的理由。
95、当一个小姐一天接客十几个直到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当一个流浪汉双手冻裂无处落脚的时候，当我们为买一套房子押上毕生积蓄的时候，国家，你在哪里？
96、在我心目中，从来没有抽象的国家，只有具体而微的人。
97、这个社会大部分的电视、报纸、书刊、电影都是经过审查过滤后才出台的，一想到这，我就不寒而栗，我就不相信这些经过不知道是哪些人过滤后的产物――既然你不相信我是一个成熟的公民，那我也没法信任你。
98、一方面号召老百姓“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吹嘘自己开启中美建交大门――玩弄人民于股掌之中者，有如是乎？
日 15:07 &&&
冉按：这是我所辑录的《大师们谈常识》一部分，前两辑共38条已登敝博，大家可以在“贡献常识”一栏里查看。我准备慢慢地将这几百则常识加简短而扼要的注，同时每个人以英文和拚音字母的顺序做成字典形式，并且加一个短的简介，以便读者容易理解其说话的知识背景和时空背景，做成一本书的规模，不知能否出版。如不能出版，则自费印刷一些类同于胖子他们曾经弄的“黑皮书”，以作为朋友们之间传播之用。我想这样温和地传播常识，应该是有眼力的人所乐于见到的吧。
所谓大师，当然绝大部分是一些领域内的人物，但也不一定如此。有的人未必成就多大，但他关于常识的见解，一定是不俗的，也姑且称之为“大师”，希望大家不要拘泥。在我这样想弄清真相、还原常态的人看来，常识之重要，不亚于一些重大的研究。我深信观念改变世界，所以常识之传播，可谓善莫大焉的事。有什么样的观念根植于人心，对人的行为影响甚巨。我们这个社会仇恨、报复、没有是非、为恶者得势的观念非常盛行，这是一种不幸，对受害者和迫害者来说，都是一种不幸。我说过，不幸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从来都是多方面的。因此我这一生哪怕还要做其它许多事，但一定以传播各种常识为要务、为职志，让我们明白人性的基本需求，以及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让我们每个人多说真话、说出真相、传播常识，让这样的观念得着出笼的机会，假以时日，这样的观念必然改变我们的世界与处境。日7：56于成都反动居
39：王国维的遗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最要紧是“义无再辱”这句话，现在知识分子不会讲这句话了，接受侮辱、习惯侮辱、自取其辱，早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娴熟得很。――陈丹青（木叶木叶访谈陈丹青《我说的连常识都算不上》）
40：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
41：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应该是法治――冉注），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
42：良心是腼腆的，它喜欢幽静，世人一吵闹就会使它害怕。――卢 梭
43：死，不过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吓唬吓唬你，谁想它想得发抖了，谁就输了；谁想它想到坦然镇定了，谁就赢了。――史铁生
44：不能与人性为敌。人性非但不可革，事实上也无以革，因为，既然是人性，想革也革不掉，除非连同脑袋一起去革。――邵建《胡适〈政治概论〉序》
45：“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胡适
46：“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哈耶克
47：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早就有，最早从南宋开始就有。宋朝人跟金人打，打不过也不能和。和就是汉奸。实际上“和”是常态。列宁跟德国攻击俄国的人订立和平条约，俄国并没有人说他是“俄奸”。但是在中国，只要你一求和，就是汉奸。不顾一切就是要打。――余英时
48：“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周作人
49：“历史的主要功能在于使我们认同我们所来自的世界，而有一种知道身世后的归属感。没有归属感的心灵，不能延续文化的薪传，而成为太空中的浮漂物”――柏杨
50：“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曼德拉
日 15:06 &&&
冉按：今天所写博文《向成都晚报致敬》被屏蔽，虽然被屏蔽了，但常来此读敝博的人，都知道怎么读到它。既如此，那我又来篇新的吧，这是《大师们谈常识》后的第二篇。现将第一篇的按语直接发上来，以让大家看看前后之接续：“我读书常碰着些醍醐灌顶的醒脑之语，看后便辑录下来，日积月累，寸累铢积，竟渐渐有二、三百则之多。同时，准备给每一则写个一两百字或笺或释的读后感，以作为自己思想更新与进展之汇报。现选小部分尚未有读后感的出来以公诸朋友们，将来之排列则以说常识者的学科身份和生卒年限来加以分类和区别，如文艺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以便读者检索。”
30：自由不是一种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阿克顿
31：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正是为了维护人性尊严而选择死亡的历史。我想，被列入我面前的这份死亡名单中的很多人，在他们面对着装备精良的杀人机器时，面对着喷射着火焰的机枪和疯狂地碾压过来的坦克时，他们同样是作出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所能拥有的，除了人性不可能再有别的了。――丁子霖
32：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朋霍费尔
33：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了吗？――朋霍费尔
34：我们不必害怕各种意见的不同，而是相反地应该鼓励它；人道的整体就是需要有千百万只眼睛和千百万只耳朵――居友
35：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何兆武
36：我一直就不赞成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所谓“代表”是法律意义上的东西。比如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为代表，这个是法律上的意义，但是他是不是就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想法？我看也不一定。我不赞成什么儒家就是中国思想的代表，为什么不说阿Q是中国思想的代表？我看阿Q也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思想。我觉得“以什么为代表”这个是封建正统观念的谬见。――何兆武
37：任何一种单纯以强力镇压手段的大一统，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统一，而只能是专制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综合各种不同的个性（多样性）在内的统一，才是名副其实的辩证统一。统一性就寓于多样性之中，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其上，正有如多样性是构成统一性的成分，而不是孤立或游离于其外。任何一种文化的繁荣都有恃于其政治社会体制的包容性。历史上凡是推行文化的专制主义的，还不曾有过成功的先例。民主精神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这首先要求需以多数尊重少数为其前提。否则的话，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转化为形式上的“众暴寡”而实质上的“强凌弱”。那就不会有民主精神可言，最后总会是走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于是就从根本上扼杀了一切文明的活泼生机。――何兆武
38：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蒋廷黻
日 15:04 &&&
冉按：我读书常碰着些醍醐灌顶的醒脑之语，看后便辑录下来，日积月累，寸累铢积，竟渐渐有二、三百则之多。同时，准备给每一则写个一两百字或笺或释的读后感，以作为自己思想更新与进展之汇报。现选小部分尚未有读后感的出来以公诸朋友们，将来之排列则以说常识者的学科身份和生卒年限来加以分类和区别，如文艺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以便读者检索。日7：30分
冉云飞辑录
1：面对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弗里德曼给予了彻底的改造：“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而应该问，什么可以交给政府，什么不可以交给政府，如何防止我们建立的政府来侵害我们的自由？”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对自由的最大伤害来自于权力的集中。
2：弗里德曼说，“纯粹的经济学研究绝不会让一个经济学家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思想是建立在确实数据之上的理性思考，当然更能垂诸久远。
3：“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弗里德曼
4：哈耶克如是说：“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对人的选择自由的高度尊重，是我们的福音。
5：维特根斯坦如是说：“强迫自己按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哲学家是那种在达到常识性的观念之前必须在自身纠正许多理智错误的人”。
6：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7：民国时，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8：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9：约翰．伯格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10：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陈丹青
11：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陈丹青
12：“贫穷才是最糟糕的暴力”――甘地
13：“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甘地
14：“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甘地
15：“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这听上去很难接受，只有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才能理解。” ――法斯宾德
16：“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而其他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许倬云
17：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
18：“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钱钟书《围城》
19：“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富兰克林
20：“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伯尔曼
21： “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 ――奥古斯丁
22：个人是关于自身事务的最好的裁判者。――托克维尔
23：启蒙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身的理性。――康德
24：“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恰达耶夫
25：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你可以在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在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亚伯拉罕．林肯
26：大学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社会的灯塔，大学的独特职责在于帮助我们的国家建立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有效模式。我们必须达到一个新境界，使校园内外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自由价值。――密歇根大学校校长詹姆斯．杜德斯
27“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
28：“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作者希尔斯曼
29：“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日 16:18 &&&
所有愤怒的话似乎都已说尽，所有谴责都好像也精疲力竭，稍有人性的中外人士都震惊伤心，还是无解脱所有窑奴的苦命，也无法抵挡他们再次陷于悲苦的深渊。在一个制度为恶的社会里，于幼军们既不会引咎辞职，胡温也不会公开发表致歉，对死难者下半旗致哀。不重视普通人生命的所谓五星红旗，其神圣性何在？别人为何要聚在你那个漠视生命的旗帜下，为你卖命，而你却视天下人为刍狗。
没有对人权的真正重视，没有对每个人生命的不可替代性之真正认知，没有良好的制度之真正保证，黑暗不会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光明也永远遥遥无期。当雷声大雨点小的寻找黑窑奴工“做秀”过去后，那些重为黑窑奴工的人，注定因新闻关注的疲惫，人们逐渐的漠然，黑窑奴工的悲苦命运便会在中国这个黑暗此起彼伏的国家里消失，而不被人提及与注意。当我在牛博网首页看到黑窑奴工冯建伟、史国强再度失踪的消息后，内心悲伤到半晌无语。正如一位寻找黑窑奴工的网友所说：“如果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四处躲藏的人；那么为了爱，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一个希望我们找到他的人？”
牛博网及众多网友希望大家能转发此帖，因此我特将《重寻再度失踪的窑工》(看相关信息请点此文标题）一文及图片转此于此，请大家互相转帖与转告，以达成寻人之目的，以表达大家对此事的一点关注。
日 16:08 &&&
这是一篇以家庭的视角回顾土改、反思历史的文章。反思过去，吸取教训，为的是建设，避免悲剧重演。――编者题记
地主之殇（转）
----土改与毁家纪事
作者：野夫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镇压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D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D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D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D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D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D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D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D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D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D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地下D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D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D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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