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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基伟（1914年11月－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区秦罗庄。1927年加入“义勇队”，参加了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14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区秦罗庄。秦罗庄全村人家都姓秦，故名秦罗庄。秦基伟8岁丧父，10岁丧兄，从小做苦工。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秦基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连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后任方面军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长征。
红军时期，与红军女战士吴仙碧（音）同志结婚，后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两人分离（并未离婚）。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11年拍摄的电影“惊沙”曾隐喻的反应了这段历史。子女不详。红军西路军西征期间，在西路军任总部四局长。1937年1月，率少数作战部队掩护西路军总后勤部，被敌骑兵分割包围于甘肃临泽。率部坚守，苦战数日，终于突出重围。西路军失利后，经历九死一生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秦赖支队）司令员。1939年起担任晋冀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1940年6月，调任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担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太行一地委书记。 1943年经当时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介绍与晋察冀边区的知识分子女干部赵菊香同志结婚，作为革命伴侣，两人一起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后离婚。两人子女不详（一说一子一女，一说无子女）
解放战争时期，秦基伟出任太行军区司令员。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河南博爱王卜昌地区成立，秦基伟任司令员。尔后第九纵队编入“陈谢集团”，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2月，秦基伟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军长，参加了渡江、两广、解放大西南战役。
1951年3月，秦基伟率领被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三兵团十五军参加朝鲜战争。日，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立下赫赫战功直接决定日后的军旅生涯。
1955年以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9月至1971年6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73年至1975年10月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10月调入北京军区，先后任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
1981年，受中央军委委托，秦基伟成功地组织了著名的华北实兵实弹战役大演习。日国庆35周年，秦基伟担任了阅兵总指挥，陪同邓小平检阅受阅部队。1988年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同年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两枚）
秦基伟夫人唐贤美，夫妇共养育子女三人：
女儿秦畹江，1958年生。硕士学历。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光大集团贸易部经理，香港天玮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大鹏房地产公司副董事长，广州隆怡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丈夫是杨成武之子空军副司令员杨东明中将。
儿子秦卫江中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儿子秦天少将，又名秦兵江，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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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个老牌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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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26 发布在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班长，北京中学红卫兵领袖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六中的董良翮（天津天信鼎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将），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空军副司令员，中将），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成员有秦晓（现任招商集团董事长）、李三友（上海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马凯（国家副总理）、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公安部副部长）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上将，后勤部政委）。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402董事长），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国家发改委主任），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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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25 &&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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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1 &&
张渤海 博达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洋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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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07 &&
历史终于保存下来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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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06 &&
薄希永、光大金融控股公司董事薄希来, 重庆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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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24 &&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班长，北京中学红卫兵领袖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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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44 &&
ding有时间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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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05 &&
看了 相信基本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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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19 &&
这么好的历史资料怎么没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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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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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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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历史资料怎么没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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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出了个赵作海，山东出了个邱照轩。”中国首例绑票判决书案！烟台民营企业家邱照轩因其名下汇和公司及关联企业因地处闹市不利于长远发展而搬迁，卖掉厂房后后换来的是，一审被判决有罪，诈骗1700万，判刑15年。在承诺放弃4600万后，被取保候审，结束了近两年的牢狱生涯。二审被无罪释放。此前这起被南方.周末以《“被有罪”、“被无罪”：钱说了算》为题报道过的官商勾结的“绑票判决案”，曾震惊国内外，引发国内《中国.青年.报》、香港《文.汇报》、《法治.大观》、美国《世界.日报》等国内外媒体大量报道转载！邱照轩案被称为“中国首例绑票判决拆迁案”。“河南出了个赵作海，山东出了个邱照轩。”<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5135.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图为《邱照轩与赵作海》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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