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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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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疯狂扩张
文章提交者：茶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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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于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活动和意义,国内很多学者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而,对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之间的联系,目前见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当然,这与涉及这一问题的史料较少有很大关系。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与郑和的航行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今天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时候,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问题的提出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传播路线和时间大致是这样的:自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始传后,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伊斯兰教便很快传播到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这些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接着,伊斯兰教又迅速在西班牙(8-10世纪)、中亚(9-11世纪)、南亚(10-13世纪)普遍传播,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不像有的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剑,一手持着《古兰经》”,靠军事征服完成的。在有的地方它确实是伴随着军事征服而传播的,但在大多数地区,它的传播是以非暴力的传教方式完成的。伊斯兰教的主要传播者也并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例如,伊斯兰教向西发展先是从阿拉伯人到埃及人,再由埃及人到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成为穆斯林后,再把伊斯兰教带到北非和西班牙的其他民族中去。向东也是先由阿拉伯人传到西亚的波斯人中,再由波斯人传到中亚的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中,这些民族又把伊斯兰教向东带到中国,向南带到印度等地[1]。这种“接力”式的传播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伊斯兰教15世纪才开始普遍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等地)传播,但传播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到16世纪初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便基本完成了,整个过程不到100年。今天,东南亚海岛地区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约有1.8亿穆斯林人口,占全世界穆斯林近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亚是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其国民90%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穆斯林也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另外在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也有着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但伊斯兰教是怎样进入东南亚的?它又是如何在东南亚传播的?至今仍是学术界悬而未决、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澳大利亚著名的东南亚学者尼古拉斯?塔林在他的著作《东南亚简明史》中写道:“伊斯兰教从东南亚以外的传入提出了一个文化帝国主义问题:它是如何来的?它又是如何传播的?虽然阿拉伯人早就在商路上建立了殖民点,早在674年前后苏门答腊西岸就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直到郑和的海军远征东南亚后它才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2](Ｐ29)中国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在年间,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七次远航,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郑和的远航与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探险活动相比,不仅规模大、人数多,而且时间也早了近百年。郑和航海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活动和意义,早已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否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有关呢?如果我们从伊斯兰教在全世界传播的路线、时间、方式来进行宏观的考察,再从中国文献记载的郑和家世、生平和一些有关活动,以及从郑和航线沿途的许多遗迹和民间传说来进行微观的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重要和有趣的联系,也自然会提出一些问题。问题一:据记载,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在从红海到中国的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地[5](Ｐ257)。公元8世纪后,更是有大量的穆斯林从海路到中国来经商传教。按理说,伊斯兰教应先在沿途各地广泛传播,然后才到达中国。但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规模迅速传播却是在15世纪以后,也就是说,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才开始的。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时间上来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全面传播与郑和航海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问题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区正是郑和航行中活动最频繁的满剌加、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在郑和舰队的活动难以抵达的东南亚半岛内陆地区(今天的缅、泰、老、柬、越),伊斯兰教基本就没有传入。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当然,有人会说,东南亚海岛地区也正是阿拉伯人东来的必经之路,所以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该主要是阿拉伯人。从逻辑上来说确实应该如此。但我又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同样是阿拉伯人活动范围内、而且比东南亚各国距阿拉伯半岛更近的锡兰、印度南部等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反而却远没有在东南亚海岛地区普遍呢?问题三:郑和本人是穆斯林,但从有关的史料来看,他前几次的航行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并不多。但他后期的几次航行却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如第三次航行归来后到故乡云南昆阳上坟,参加伊斯兰斋月活动,从第四次航行起带上了马欢、哈三等穆斯林随员,第五次出访前到泉州拜谒伊斯兰先贤墓,后来又帮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第七次远航时派洪保、马欢等人出访伊斯兰圣地麦加,等等。郑和后期航海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为什么会增多?这是否与他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需要有关呢?如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确实有重要联系。二、15世纪时中国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的情况如果要作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郑和有联系的推论,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必须具备向东南亚传播的条件。伊斯兰教始传后不久就通过著名的陆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据记载,唐代在中国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来华不归的使臣、士兵、学者。伊斯兰教也随他们来到了中国。宋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到中国来的西亚穆斯林更多,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还出现一些规模壮观的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等。到了元朝时,中国与西亚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国中,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大批中亚、西亚的各族穆斯林迁入中国,被统称为“回回”。另外,在元朝实行的等级统治制度中,回回属于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在元朝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之多,以致于《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以汉语为其语言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比较集中地聚居在甘肃、陕西、宁夏、云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两岸也有许多穆斯林聚居区。当时,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协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蓝玉、冯胜、沐英、丁德兴等一批重要将领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见一斑。郑和的家乡、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元代因来自西域的赛典赤?赡思丁主政多年,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较多、伊斯兰宗教文化较发达的一个省份。除了人数众多外,更重要的是,元明时期中国穆斯林严格地遵守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点的宗教礼仪、习俗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制度,开展了传抄和背诵《古兰经》、用汉文碑刻记载伊斯兰教义等宗教学术活动,还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规模宏伟、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清真寺。这一切都说明,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已完全具备了向外发展和传播的条件。而当时东南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东南亚海岛地区长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虽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国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至少到13世纪末,伊斯兰教在绝大部分地区仍没有多少影响。现在惟一能说明当时东南亚已传入伊斯兰教的根据(也是西方学者认为东南亚伊斯兰教是由印度传入的依据),是在苏门答腊北端发现的一块穆斯林苏丹墓碑。这块碑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时间是1297年。但仅此而已。英国东南亚史学者霍尔认为,除苏门答腊北端外,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纪以后才传入伊斯兰教的。马可?波罗父子13世纪末从中国返回欧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4世纪中期往返中国的途中都曾经过苏门答腊等地。据他们记载,当地人多为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刚刚才开始传播,信奉者很少[5](Ｐ258)。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中也记载了当时爪哇等地除外来移民外,当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这里说的“鬼教”很可能是当地的原始宗教。郑和的另一重要随员费信在谈到彭国(今马来西亚的彭州)时也写道,“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6]。沿海交通要途的情况尚且如此,在其他遥远偏僻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更罕见了。而从另一方面来看,14世纪后期,在中亚的帖木儿率领下,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西南亚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伊斯兰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和打击,西亚、波斯、印度等地呈现一片破败衰落的景象,昔日繁荣的印度洋海上商路也日趋萧条。因此,此时伊斯兰教已很难再经海路从西面向东南亚海岛地区发展。综上所述,在14-15世纪之交,中国的伊斯兰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达到其鼎盛时期。而东南亚虽然早已从其西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但信仰者人数一直很少。而且由于当时西南亚的衰落,传入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已成了无源之水。于是,中国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就如同两处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样,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只要有一条能连通两边的渠道,高处的水就会流向低处。这条连接15世纪中国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三、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郑和在海外确实进行过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综合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发表的论著以及笔者粗浅的研究,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旧港、爪哇和马六甲等地。(一)旧港 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巨港)是南洋重镇。明朝统一中国后,一些不服从洪武三年颁布的禁海令的不法商人流亡到南洋诸岛,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有的沦为海盗,掠夺过往商旅。当时占踞旧港的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常以船队入寇福建浙江”[7]。明初还不断有违反禁海令的商人从广东、福建等地逃居旧港。[7]。因此,清除海上交通障碍,重新确立中国对南洋的控制和影响,是郑和航行的主要任务之一。郑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旧港铲除海盗陈祖义,提拔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忠于明朝王室的穆斯林社区。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穆斯林社区。”[3]这样,郑和便通过华人和伊斯兰教这两重关系确保旧港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郑和不仅每次出航都要到旧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间)又专程去旧港解决大阿訇施进卿死后的继承问题,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旧港宣慰使,可见他对旧港地位的重视。关于依靠华人穆斯林的问题,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中国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国的穆斯林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在上述冒险事业中都是先驱者,他们既是穆斯林,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尔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兰社区,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兰教的工作。”据陈育崧先生考证,后来在东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3]。(二)爪哇 郑和下西洋时,爪哇各地也已有华人。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道:“满者伯夷国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佛门受戒持斋者。”郑和在爪哇也是采取依靠当地华人穆斯林的做法,并鼓励当地华人“爪哇化”,如采用爪哇人的名字、与当地人通婚等,这样就打下了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的基础。郑和曾任命彭德文为当地华人社团领导人,彭的孙子彭瑞和后来成了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贤”之一,被尊称为“苏南岸倍尔”(苏南即贤人)。据说爪哇“九贤”中就有5人是华裔。郑和访问爪哇之后,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了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淡目王国(Ｄｅｍａｋ)消灭了佛教王国满者伯夷(Ｍａｉａ ｐａｈｉｔ),标志着爪哇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据一些东南亚学者考证,淡目王国的创立者罗登?巴达也是一位华裔,而且是彭瑞和的弟子。正是由于郑和有远见地帮助建立起华人穆斯林社区,最后通过他们使伊斯兰教传到爪哇各地。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外国史略》中写道:“众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8]马礼逊曾长期在南洋活动,搜集了不少材料,他的记述肯定是有一定依据的。《剑桥伊斯兰史》也说:“中国穆斯林给东爪哇的伊斯兰教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至今他们的后裔在外表上仍有别于当地的穆斯林。”[4](Ｐ130)爪哇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一些郑和在这里传教的传说。三宝垄、井里汶等地的清真寺在建筑风格上与中国南方的清真寺十分相似,都说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三)马六甲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地处东西海路交通的要冲,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满剌加。满剌加的伊斯兰化是与该国的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苏剌(Ｐａｒａ ｍｅｓｊｗａｒａ)改宗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据《明史》载,拜里迷苏剌建立满剌加国后,受暹罗欺压,求助于中国。明帝同意给予帮助,1405年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并赐予诰印、袭衣等。但暹罗仍没有停止对满剌加的欺凌。于是,1409年郑和第三次航行时奉命来到暹罗和满剌加,一方面对暹罗提出警告,一方面正式为拜里迷苏剌举行命名封王仪式,赐银印、冠带袍服,“是后暹罗莫敢侵扰”[7]。满剌加此后便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并迅速强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拜里迷苏剌此时并不是穆斯林。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拜里迷苏剌1411年亲自率领一个540多人的庞大使团随郑和船队来中国,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接待。正是在这次中国之行后,72岁的拜里迷苏剌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一个穆斯林,并把自己的称号也改为伊斯坎达尔?沙[9](Ｐ236-264)。国王的改宗使满剌加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伊斯坎达尔?沙于1412年和1413年又分别派他的两个侄子访问中国。1414年伊斯坎达尔?沙去世,其子即位后即到北京朝贡,以后于1419年又再次访问中国。他们从满剌加到中国的往返多是搭乘郑和船队。不少人根据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曾记述满剌加“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就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满剌加已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其实,马欢从1413年(即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才开始参加郑和船队活动,而《瀛涯胜览》成书的时间更是在20多年之后,此时拜里迷苏剌已改信了伊斯兰教,满剌加的伊斯兰化已基本完成,所以马欢看到的自然就是“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了。郑和在旧港、爪哇等地主要是靠在当地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扶植土著穆斯林势力来达到传播伊斯兰教的目的。马六甲的伊斯兰化则是通过该国统治者改宗而完成的,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郑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满剌加的伊斯兰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强大的满剌加穆斯林王国兴起后,加速了整个东南亚的伊斯兰化。(四)文莱和加里曼丹 文莱古称婆罗,当时也有很多华人移民。文莱的伊斯兰化是在郑和对这里的访问之后,而且与当地华人也有密切关系。《明史?婆罗传》载:“永乐三年十月遣使(即郑和)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竟据其国而王之。”[10]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访问了加里曼丹北部的另一个国家渤泥。后该国国王率150多人随第二次航海的郑和前来中国,后国王在中国病逝。与满剌加一样,渤泥的伊斯兰化也是在15世纪后期完成的。印尼学者斯拉默穆利亚纳说:“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三发(位于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乃斐派的教义和义务传播伊斯兰教。”另一位著名的印尼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在1961年写道:“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中文名字叫郑和的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将军。”[11](Ｐ113)西方学者也承认,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人通过海上航行无可争辩地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传入和大发展时期,这并不是一种巧合[2](Ｐ32)。郑和与随他航行的马欢、郭崇礼、哈三、蒲和日等人都是穆斯林,据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伊斯兰教仪式并宣传教义[11](Ｐ111)。郑和第七次远航时,派出马欢等7人从古里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天方国)和麦地那,摹绘了麦加大清真寺图,后与麦加、麦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国。这些也都是郑和在海外开展的重要伊斯兰活动。四、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虽然从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来看,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在一般中国史料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对于这一点,我想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明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二是郑和的家世。明王朝建立后,总的来说,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是比较宽容的政策,任用他们中一些有才干者为朝廷官员。但由于穆斯林在元朝属于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在明朝统治者眼中仍是“外夷异类之人”[12]。明朝当局对色目人怀有一定戒心,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大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本类自相嫁娶”,禁止他们穿胡服、讲胡语、用胡人姓氏,目的是促使他们汉化。正是在这种同化政策的压力下,一些不愿同化的穆斯林便把发展的眼光投向海外,因此明初有不少穆斯林漂洋过海,移居南洋。明成祖选择郑和作为明朝正使远航,肯定考虑过他的穆斯林身份。中国当时已知道西域诸国信仰伊斯兰教,派一位穆斯林去与这些国家打交道,自然是要方便得多。虽然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义务,但他的航海毕竟是作为中国使臣进行的外交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3],为大明帝国控制南洋诸国,并联络更远的伊斯兰国家。因此,他的伊斯兰教活动必须与他身负的使命一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郑和是做得非常圆满的。从上面我们看到,他通过伊斯兰教,不但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和控制。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佛教。尽管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外交使命服务的,但由于伊斯兰教始终被视为“外夷异类”所信仰的宗教,郑和的伊斯兰教活动没有被记入正史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有些情况被记录了下来,它们也很难在国内保存和流传。而且,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在当时正统史家眼中的地位是较低下的,他们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则更不以为然。至于说到郑和的家世,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到过麦加朝觐的“哈只(Hajji)”,无疑是当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有的学者认为,郑和是元末云南穆斯林望族之后,甚至认为他是赛典赤的六世孙,并说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滇阳侯[14](Ｐ24-25)。郑和的父亲1382年在明军征服云南时死去,当时只有39岁,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郑和年仅11岁便被掳入宫中,沦为太监。有这样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郑和,尽管后来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仍然会有许多忌讳。这在一些史料中都有所反映,如在第一次下西洋前为其父立的《故马公墓志铭》中,郑和只称其父和祖父为“马哈只”,而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在第三次远航后,郑和奉命回故乡上坟,本来此事应该立碑纪念,但他也只在碑阴右上角作了简单的记录。这都说明郑和在关于其家世和宗教信仰上有难言之隐。那么,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郑和一定也不愿在中国宣传张扬。一方面正统史学家不屑记载,另一方面郑和出于顾忌而不愿记载,结果就是这一重要的历史活动在中国史书中没有反映,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我国学者许友年先生1983年在《思想战线》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线索:印尼学者一直坚称爪哇等地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却都是在爪哇三宝垄的郑和庙中发现的中文资料。据说一位荷兰殖民官员1925年在三宝垄郑和庙中发现了大量中文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关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区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况[3]。或许,正如许先生在文章中说的,事隔500多年之后,要揭开爪哇等地伊斯兰教传播之谜,还离不开这些中文资料呢!五、分析与结论尽管一方面学术界至今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由来和发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未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也很少有人注意到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联系。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不具备向外传播伊斯兰教的条件和能力,而东南亚海岛地区正处于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从逻辑上来看,这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只可能是由其西面的阿拉伯穆斯林传入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特殊性。由于中国是有绝对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其古老的文明在世界上影响巨大,伊斯兰教始传人穆罕默德就曾对其弟子们说过,“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也当往而求之”。因此,东来的阿拉伯穆斯林从一开始就把活动(传教、经商)的主要目标放在遥远的中国,而不是来华途中的东南亚。因此,虽然他们早就在沿途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始终没有开展广泛和深入的活动。而作为海陆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到15世纪时伊斯兰教已发展成熟,并以元明改朝换代和郑和下西洋为契机,传向东南亚。就算说郑和不是最早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的人,但他确立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统治地位并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伊斯兰教是郑和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但其实际的效果是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出问题,根据一些基本材料进行分析和推断。郑和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仍需具体的材料来支持。我希望,随着郑和研究和东南亚史研究的深入,今后能发掘出更详尽和具体的史料,学者们能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断。参考文献:[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尼古拉斯?塔林.东南亚简明史(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Ｔａｒｌｉｎｇ: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Ｍ].美国普里泽公司,1966.[3]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Ｊ].思想战线,1983,(6).[4]Ｐ?Ｍ?霍尔特,等.剑桥伊斯兰史(Ｐ.Ｍ.Ｈｏｌｔ,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ｌａｍ):第二卷[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5]Ｄ?Ｃ?Ｅ?霍尔.东南亚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费信.星槎胜览?彭亨国[Ｍ].冯承钧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7]马欢.瀛涯胜览[Ｍ].冯承钧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8]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帖?外国史略?六[Ｚ].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Ａ].[9]霍尔.东南亚史[Ｍ].关于拜里迷苏剌改宗、改名的问题,还可参见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10]明史?外国传:卷323[Ｚ].北京:中华书局,1974.[11]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Ａ].郑和论丛第一集[Ｃ].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12]明太祖实录:卷134[Ｚ].[13]明史?郑和传:卷304[Ｚ].北京:中华书局,1974.[14]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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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问题是作为回族郑和信仰的却是佛教上文是国内外绿猪们的意淫 为此证明绿教在中国的正统性 甚至说明朝是绿教国家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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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428360 头衔：大明永历皇帝元年 工分:64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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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中国信道教 这才是我们的国教中国人多数不信教，天生没有膜拜神灵的传统与习惯，无论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不占主导地位，始终入不了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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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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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最大规模还是在元代，在元代我们众所周知，蒙古军队是有史以来宗教成分最复杂的军队，有相当一部分西域的穆斯林被带到了中原，其中有相当多的蒙古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些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后，曾经要求他们治下的汉人也改信伊斯兰教，这使中国又产生了大量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受到更大的抵触情绪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伊斯兰教中多数教义和当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所以传播伊斯兰教阻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就楼主所说的三宝太监发展了南洋伊斯兰教，的确还有待于考证。大部分回民其实就是元朝信了绿教的汉民，所以无论摸样语言都与汉族无二至，这些人应该不能称为民族，叫伊斯兰聚合体最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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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郑和的祖先都是信奉伊斯兰教，郑和的祖，父也是伊斯兰教。只能说明郑和有浓厚的伊斯兰情结，但郑和本人不是伊斯兰。郑和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京师当太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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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就有回教徒在广州等地，黄巢去广州砍了十来万，肃清绿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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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祖先都是信奉伊斯兰教，郑和的祖，父也是伊斯兰教。只能说明郑和有浓厚的伊斯兰情结，但郑和本人不是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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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郑和是回族佛教徒，而不是回族穆斯林。21楼&他是穆斯林，而且他的心愿是去朝拜郑和20代孙郑宽涛证实郑和是佛教徒[网友别误解，一个太监怎么有后代呢？过继，由郑和兄弟辈过继给郑和，或家族指定某人在郑和去世后延续香火]。[龙虎网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郑和的南京家谱已经遗失了近半个世纪。南京的郑氏子孙近年来一直在搜集有关资料重修族谱，今年终于汇编出一本200多页图文结合的《郑氏家谱》，作为献给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大礼。郑和第20代孙郑宽涛称，家谱由传统各支系人名和资料汇编组成，并有两大历史新说法。七下西洋前曾立有遗嘱南京碧峰寺曾是郑和晚年生活过的地方，在1340年左右，郑和一度居住在那里，直到皇帝下令60岁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郑和接到圣旨后，认为自己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有可能会一去难返，于是，在亲友的见证下起草了一份遗嘱。谁料，他的预感竟成为现实，郑和在第七次航海时果真因病去世，享年62岁。郑和的遗嘱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呢？郑宽涛告诉记者，郑和是个信佛之人，一生捐建了不少佛教雕像，他在遗嘱中表示等他回来后将把所有佛教器物捐给碧峰寺。郑和病倒在海上后，他的后代和朋友帮其实现了愿望。记者获悉，家谱上的这个内容主要出处来自《非幻庵香火记》，书上用了几百个字描述这件事。郑宽涛综合各方面考证提出，牛首山弘觉寺出土的喇嘛塔里面的骨灰当为郑和的骨灰。在此处安放郑和骨灰，建成隐形墓地，一来符合郑和生前身份地位；二来满足生前战友同僚共事友谊；三来尊重郑和佛教信仰。汉式佛塔内藏有藏式喇嘛塔，符合郑和对汉传和藏传佛教同时信仰的特点。郑和墓与弘觉寺塔形成一条中轴线，也应是郑和生前好友的精心安排。李童与爱戴郑和的一批太监修建弘觉寺塔后，还将自己姓名刻于由他奉施的鎏金喇嘛塔下永远陪伴郑和骨灰，更是人之常情。郑和是典型的显密双修，他所信奉的天妃即是佛母。观世音菩萨所化现的佛母是；绿度母等度母是；大吉祥天女等空行母是。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的史源问题明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曾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与当地统治者发生冲突。明水师奔袭锡兰山国首都，擒获其国主。此事在明代各种史料中均有略约记录，唯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记载特详，其文如下：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昔释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罗，诸德兼备，国人推尊为王，故国亦以僧伽罗为号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拯恤危难。于是建都筑邑，化导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兹土。金刚坚固，历劫不坏，宝光遥烛，如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凡有祷禳，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意恳祈，灵禅随至。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晖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礼不衰。今国王阿烈苦柰儿，锁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奉香华经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后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阻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灵验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訇延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怡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师。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1]宋伯胤先生在其论文《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一文中，曾著录明成祖致吐蕃黄教喇嘛哈立麻敕书数则，其中有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初十日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书。此敕书为纸质，墨书，原件藏布达拉宫。其文曰：[2]“大明皇帝致书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朕尝静夜端坐宫殿，见圆光数枚，如虚空月，如大明镜，朗然洞澈。内一大圆光，现菩提宝树，种种妙花，枝柯交映，中现释迦牟尼佛像，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瞻视逾时，愈加显耀心生，欢佛法兴隆，阴诩皇度，贶兹灵异，亦如来摄取受功至，有是嘉徽。乃命工用黄金范为所见之像，灌顶大国师班月藏卜等公布祝庆赞。朕襄闻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今之锡兰山是也。其地有佛牙，累世敬祀不衰。前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供养。其国王阿烈苦奈儿，锁里人也。崇礼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谩佛牙。太监郑和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谋害。使臣郑和知其谋，遂去。后复遣郑和往次诸番，并赐锡兰山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发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泄其机，和等觉。亟日舟路已厄绝，囗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返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夷异非常，宝光遥烛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訇延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狩龙恶鱼，纷出乎前，怡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九日至京，考求礼请佛牙之日，正朕所见圆光佛像之日也。遂命工庄严旃檀金刚宝座，以贮佛牙。于是城内式修供养，囗囗囗囗，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今特遣内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以此无量之因，用作众生之果，吉祥如意，如其亮之。永乐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对比上述两文，可以发现，明成祖敕书第14行以下内容基本同于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的文字。由此可以大致推定，其资料源出于永乐十一年敕书，或者两者有共同的史源。[1]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中册，海洋出版社，2005年，北京，页931。[2]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此研究资料系骆爱丽博士提供，仅此志谢。《梵网经》菩萨戒：“佛子谛听：若受佛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庶民，黄门，淫男，淫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解法师语，尽受淂戒，皆名第一清净者。回复2楼 18:00举报 |ooo灰机ooo拓定边方7学术论坛上郑和研究专家一一揭开“郑和之谜”日06:29 南京报业网-南京日报[新闻背景]昨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进行了分组交流，来自国内外的郑和研究专家们分成5个组，对郑和下西洋伟大意义、郑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郑和下西洋动因、过程等9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个过程中，专家们纷纷拿出支持自己观点的新证据、新实物。整个会场高潮迭起，异彩纷呈，令记者目不暇接。[场景一]首次公布重大发现：找到郑和信奉佛教的唯一文物“真是太重要了！我负责任地讲，这是此次论坛上披露的最重大新发现！”著名明史专家季士家先生一看到记者就激动地说。好不容易等季老平静下来，记者才了解到季老指的是浙江平湖市博物馆在论坛上首次披露的一件为郑和祈福写经卷。在第3组会场上，记者“逮到”了浙江平湖博物馆馆长程杰先生。他向记者介绍，2002年他们对市内的省保文物平湖报本塔进行维修，在拆卸塔刹时，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个木匣。木匣中装的是用金粉写就的40米长的《妙法莲华经》。而在经卷末尾竟赫然写着：“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时间是“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经考证，现在已经可以确认，这个经卷是宣德年间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高僧圆为郑和祈福而抄写的。此时郑和正在第七次下西洋的旅程中。这是证明郑和信奉佛教的唯一文物，为郑和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程馆长告诉记者，发现后他们从未公布，直到今年有了确凿的成果才在论坛上首次发表。如今这件祈福写经卷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刚刚被国家博物馆征调到北京，很快就会公开展览。[场景二]南京藏家拿出青花“宝船画”昨天下午2点，分组讨论的专家们陆续进入会场。在人群中，记者突然看到熟悉的文博爱好者、熊猫集团职工杨明生正抱着一个用胶带密密缠绕的大鞋盒匆匆走进第5组会场。记者连忙追上前去。经不住记者“纠缠”，老杨终于打开了鞋盒，原来是一盒青花瓷片。“看，这是什么！”老杨举起一个残缺一角的青花瓷碗让记者细看。好家伙，瓷碗外壁上竟绘着一只乘风破浪的五桅船，线条流畅、一气呵成。老杨昨天就是围绕着这只船在论坛上发言。他告诉记者，这是2001年7月在明故宫光禄寺遗址上出土的，经过专家鉴定是永乐年间的青花，并且是介于官瓷和民瓷之间的特殊青花器，除南京外极为罕见。永乐时正值郑和下西洋的高峰，当时青花瓷上多有海涛祥云的图案。而这只碗上不但有海涛祥云，还绘有一条五桅船，更可见航海对那个时代影响之深。经过和古船图的比较，老杨发现这只五桅船是非常适合下海航行的“福船”。而刚刚探明长宽深的宝船厂6作塘，完全有空间制造这种五桅船。老杨坚信，瓷碗上的五桅船完全是按照宝船厂所造的下西洋宝船的样子绘的。[场景三]台湾美食家带来郑和所吃“西餐”在昨天的讨论中，第5组下午的讨论话题无疑是最有趣的。发言专家们一一分析了郑和船队的吃喝住用行，会场上一片生趣盎然。记者“串进”会场时，发现专家们正在传阅两只塑料袋。于是，连忙紧赶几步，悄悄坐到专家中间。很快塑料袋传到记者手上。细细一看，一只塑料袋里放的是米，不过是红色的。而另一只塑料带里放的是两个巴掌大小的圆东西，黑黑的，从来没见过。好不容易等到中场休息，记者连忙向两个袋子的主人——台湾中华膳食营养学会理事长章乐绮女士请教。“这是越南的红米和泰国的椰子糖呀。”章女士说。原来当年郑和船队中有个船员叫马欢，他曾跟随郑和下西洋，回国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瀛涯胜览》。在书中，马欢记载了郑和船队的饮食，许多是中国没有的异域食品。这些食品引起了美食家章女士的兴趣。她带着书，花了数年时间，在当年郑和所到之处寻找这些食品。在越南她找到了红米。“这种米成分和国产大米差不多，但吃起来很有韧劲，而且适合煮粥。”而在泰国的海滨，她发现了马欢提到的椰子糖，当地人至今保留着把椰汁煮沸后放入竹筒，冷凝后就成了块状，要吃就切一片的传统工艺。说得高兴，章女士还当场邀请记者品尝这种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吃的“西餐”。这次来南京，一直积在章女士心中的一个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马欢在书中多次抱怨，下西洋所到这些国家，连鸭和鹅都没有。“我就纳闷，马欢怎么总是和鸭、鹅过不去啊。”[场景四]英国探险家现身会场一天的采访收获颇丰，记者打道回府，走到会场门口，忽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擦肩而过：1米8的大高个，金色微卷的头发，高鼻深目大方脸。思忖了半天，这不是5年前驾着一艘无动力的中国式木质小帆船“宝龙号”重走了郑和航路的英国探险家雷克斯·瓦纳吗？当年他正是从南京出发开始了这一伟大航程的。记者连忙回追过去。不错，正是瓦纳。他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受邀参会的探险家。“大家的发言让我更全面了解了郑和”，瓦纳说，“但我要澄清一点，当年我们重走郑和海上之路的一共有5个。后来大家不知怎么都说我一人了。”瓦纳向记者透露，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把郑和的航线定成国际帆船比赛的线路。用现代体育的形式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中国人。南京日报记者李冀肖姗浙江平湖发现郑和遗物金粉手书《妙法连华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人民网杭州８月２日电 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馆馆藏的一部手书长卷佛经《妙法连华经》，近日经文物专家考证为明朝杰出航海家郑和的遗物，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已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部手书《妙法连华经》经卷长达４０．３米，宽１０．１厘米，全文６万多字均用金粉写成，据专家推测，成书于明宣德七年（１４３２年）。经书“跋”中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郑和在最后一次航海前，发起募捐刻经，刊印《妙法连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当时的名僧圆瀞对郑和的壮举十分赞叹，受郑和委托，用赤金书写下这部经卷。据文物专家介绍，由于明朝中后期开始重农抑商、闭关锁国，郑和下西洋的许多史料都被烧毁，国内的碑刻遗迹也仅存几处。浙江平湖发现的这部经卷对于研究郑和生平有重要参考价值。２００２年９月，平湖市对位于市区的报本塔进行维修，工人在拆下第二节葫芦顶时，发现一个木罐，里面藏有《妙法连华经》经卷。当时经卷已朽，互相粘连，平湖博物馆请来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对其进行修复，基本恢复原貌。经卷写成于１４３２年，而平湖报本塔始建年代是明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前后相距１３０多年，而且报本塔是一座风水塔而非佛塔，考古人员据此判断，经卷不是专为平湖报本塔而写，估计是造塔人收集而来的。据史料记载，平湖乍浦早在宋朝淳佑六年（１２４６年）开港，元朝至元年间（１２７６—１２８９）设乍浦市舶司，宋、元、明前期开辟有多条通往东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国际航线，这不由使人对郑和下西洋产生许多联想。（江南 曹亮）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杨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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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郑和是回族佛教徒，而不是回族穆斯林。他是穆斯林，而且他的心愿是去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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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中国信道教 这才是我们的国教中国人多数不信教，天生没有膜拜神灵的传统与习惯，无论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不占主导地位，始终入不了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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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播广在于一人信教，全家都得信。我是听马来的同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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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道教 这才是我们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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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内向性，以及封建王朝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以及明朝在永乐以后国力的衰退，共同终结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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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远布国威，历国数十，将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推向了最高潮，却没有打开近代中国向世界开拓的脚步，意外地成为了近代中国远洋航海的绝响，把新航路开辟的历史性创举，拱手送给了欧洲人，这，真是历史的无奈，也是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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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是回族佛教徒，而不是回族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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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还是佛教好些，平和些，比较适合我们中国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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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问题是作为回族郑和信仰的却是佛教9楼&上文是国内外绿猪们的意淫 为此证明绿教在中国的正统性 甚至说明朝是绿教国家 我呸国内很多少数民族专家一生都至力于自己民族的伟大，信仰正当。政府又不能代表一家人，肯定不会管。责任在于汉人现在历史观非常错乱，并且主体都是农村，过于质朴和无知。容易接受结合自己在社会受排挤程度，使自己听起来很爽的话。本身对上进心只满足于饭饱睡好玩好，国家责任方面则继承传统的文盲农民，只会在危难时刻交代自己性命以卫家园。却不习惯去靠知识维护。而随着网络和移动设备发展，这种习俗正向全国蔓延。中国政府的反对派亦将在网络上出现。何时对未成年或学生网络发言进行标注或控制，中国文化思想上才真的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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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问题是作为回族郑和信仰的却是佛教上文是国内外绿猪们的意淫 为此证明绿教在中国的正统性 甚至说明朝是绿教国家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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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最大规模还是在元代，在元代我们众所周知，蒙古军队是有史以来宗教成分最复杂的军队，有相当一部分西域的穆斯林被带到了中原，其中有相当多的蒙古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些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后，曾经要求他们治下的汉人也改信伊斯兰教，这使中国又产生了大量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受到更大的抵触情绪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伊斯兰教中多数教义和当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所以传播伊斯兰教阻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就楼主所说的三宝太监发展了南洋伊斯兰教，的确还有待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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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是环球航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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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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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作为回族郑和信仰的却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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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和下西洋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疯狂扩张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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