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微博，记录点滴，分享感动，握手明星
抗战时杀死一个日本士兵有多难
近日，抗战期间中、日士兵战斗力比较，成了网友讨论的一个热点。此前也有读者给我们写信，希望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本期专题，我们就谈一谈抗战期间中国士兵对抗、杀死一名侵华日军，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以湖南会战为例，中、日军队伤亡比超过3:1
据日军统计，湖南会战中国方面死、伤、俘、病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
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1:4到1:2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比1到2比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资料来源：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下一些抗战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后人恐怕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您喜欢看目前的抗日电视剧吗？
将投票分享到: 微博
专题评价：
还可输入140字
:抱歉，这颗珠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缺乏史料，无法说清楚。这不是我的疏漏，整个史学界也无能为力。&||& (@xubinchen) 你的文章有一个重要疏漏，夜明珠的类型。夜明珠有两个类型，储光型和发光型。储光型夜明珠无法长明，发光型夜明珠才能长明。最关键的是，所谓的发光型夜明珠，实际上是放射性矿石，拥有较强的放射性，对身体非常有害，价格也不高，不值钱。
:潘金莲是虚构人物 || (@HH): 王宝强的离婚案件闹的沸沸扬扬，许多人都把他们称作是现代版的潘金莲武大郎，也有称宋江与阎婆惜的，但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个人认为潘金莲是有很多值得同情的地方的，是个不幸的人，编辑怎么不做一期扒扒潘金莲的前世今生呢&||& (@xubinchen) 请问 《被彻底遗忘的“中国父亲节》一文的作者是谁？有原始出处吗？
某门户对专题颇多批评，但手段并不高明
若该作文改由历史教员阅评，恐怕是要得零分的>
中国革命的种种苦果说是知识分子的误入歧途所致
专题搜索：
版权声明：腾讯网原创策划，欢迎转载或报道，但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来信时#改为@) ，010― 出品：
扫描二维码，用微信看今日话题杭报集团主办
B07：档案时空
本版主要新闻
技术支持 ：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浙江土地上的抗战到底有多惨烈？（上）
浙赣战役应变工作报告书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杭州，钱塘江大桥被炸断。
淞沪会战 战火烧向浙江 杭州沦陷 余杭大火连烧3个昼夜 档案索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将举行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 八年抗战，浙江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战祸波及范围最广、损失最惨重的省份之一。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大量日军侵浙暴行档案及照片。这些档案照片中，日军官兵或洋洋得意地看着战利品，或麻木地经过身边的残垣断壁，或惨无人道地屠杀平民。一幅幅惨烈的画面让后来者内心无比沉痛。 但是，当外侮的灾难降临之际，浙江便显露出“胆剑”本色。在连天烽火中，浙江人民表现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集体自觉，用忠魂血泪丰富着民族精神的巨大内存。 记者 杨毅 淞沪会战 战火烧向浙江 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军民进入全面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统帅部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决定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 8月13日，张治中将军指挥第9集团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攻击，试图赶敌下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由此爆发。此后中日双方不断向战场增加兵力，总计达80万（注：中方约60万，日方约20万）。 当年11月初，日军第10军约10万人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到了中国军队侧翼。在面临主力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战场，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历时近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 这场会战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军队的伤亡高达30万。 几乎就在这场会战接近尾声时，日军开始把战火烧向邻近上海的浙江。 日军最早在嘉兴等地登陆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记载，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10集团军发出平嘉之役战斗要报：“自八月十三日沪战爆发后，敌因遭我正面之强韧抵抗，无法进展，亟思另辟战场，于浙西海岸地区登陆，威胁我上海作战军之侧背，事先不断以舰艇游弋，到处炮击试探虚实，但均因我守备坚强迄未得逞。十一月三日，我全公亭至柘林之线守军奉令换防，讵为敌侦悉，以兵舰、运输船等十余艘，载其新由敌国内抽调之第十八师团全部秘密运集全公亭洋面，随于志晚乘大雾弥漫之际，以小艇偷登沿岸沙滩，藉飞机大炮之掩护将我阵地摧毁，伺我守兵伤亡枕藉，敌即向我猛犯，经我官兵奋勇抵抗，战斗遂以开始。” 根据第10集团军的战报，当年11月3日，日军第18师团、第6师团等部在全公亭登陆后，自东向西迅猛推进。 11月8日，日本空军开始在王店、嘉善、嘉兴、临平、桐乡等地狂轰滥炸。 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主力大部分在上海地区，浙江的防卫极其薄弱，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 11月9日，枫径陷落。 11月16日，嘉善陷落。 11月18日，平湖陷落。 11月19日，嘉兴陷落。 11月20日，海盐陷落…… 杭州沦陷：余杭大火连烧3个昼夜 12月18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日军再度集结，发起杭州战役。 根据中国军方战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敌援兵激增，复向我一二八师猛攻，并以汽艇运兵由吴家地卧王河基河港登陆，对杨山阵地侧击，九凤山旋即陷落……总和情况，敌人窥我杭州益形积极。本军为确保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地区，俾便尔后作战，以达长期抵抗之目的，奉令转移于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地区，以阻敌之继续侵犯，遂于二十二日下达各部转进。二十三及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各部先后渡过钱江南岸，我余杭、杭州、富阳相继放弃，从此敌我隔江对峙入于胶着状态”。 日军入侵杭州地区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余杭城区大火连烧3个昼夜。杭州南星桥至闸口一带民房连烧两昼夜，沿江一带全城焦土。富阳县城四处起火，整整烧毁大半座县城。各地居民死伤及无家可归者不可胜计。 日军还强抓挑夫，随带麻袋，挨户抢粮，居民食粮被搜刮殆尽。大批难民因此冻饿而死。各商家店铺、各种珍贵文物亦被洗劫一空。仅杭州一地，日军每日以船艇四五十艘，装载抢劫物资运往上海。 从1937年11月至当年年底，这50多天的时间里，日军的铁蹄踏遍了浙西17县一市，其疯狂的气焰达到极点。 抗战相持阶段的三大战役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作战——武汉会战结束。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中国方面囿于国力虚弱，同时也未获得国际上政治与经济的有力支持而无力反攻。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浙江，日军并未停止主动进攻。从1939年3月至1942年年中，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发起了三次主要战役： 一是东沙洲战役。发生在1939年3月下旬。这是浙江省抗战八年中富春江上有名的战役。 参加作战的是被人们称为“戚家军”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的第一支队。司令是义乌籍的爱国抗日将领赵龙文。 在这支部队中，中共浙江地方组织派了一批中共党员充当大队、中队的领导与骨干，还组织了一支60余人的战时政治工作队，协助赵龙文抓政治思想教育。这次战役重创了富杭线的日军，得到周恩来的亲临关怀。 二是宁绍战役。1941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日军5000余人集结于萧山、西兴、长河一带，在杭州七堡也集结了2万余人，企图侵占绍兴、诸暨县城，窜扰义乌东北和东阳上卢、怀鲁一线。根据敌情判断，中国军队调整部署积极准备迎击。 日军于4月17日黎明侵占绍兴县城，随后战事转向诸暨。日至20日，风车口（今丽水市境内）成为会战的主战场。中国军队被日军重兵包围，数十架日本飞机对中国军队驻地狂轰滥炸。会聚在风车口一带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最惨烈的浙赣战役 在浙江爆发的最著名的战役，当数浙赣战役。 根据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所述，发生在1942年5月至6月的浙赣战役是日军在浙江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后果最为惨重的战役。寇蹄所至，国土沦丧，生灵涂炭。 日，美国为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出动16架轰炸机空袭日本，这就是著名的“东京上空30秒”。美机完成任务后，没有返回航母，而是顺风直飞中国，其中5架美机安全降落在中国第三战区辖内的浙江机场。 美机对东京等地的轰炸，造成了日本国内的民心恐慌、社会骚动，使日本军方感到忧虑和难堪。为了安定人心，摒除继续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日本当局除以轰炸民间目标罪处决3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外，遂决定采取两项重大对策：一是进行中途岛战役，以求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二是发起以摧毁供美机使用的浙江衙州等机场和打通浙赣线为目标的“浙赣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计接近50万，其规模之大，在整个浙江近代史上都是空前的。浙赣战役历时3个半月，日军打通了长达573公里的铁道线，攻占县城48座，“其中浙江省遭沦陷的县城28座”，侵扰浙赣两省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战略要地衢州，城市建筑被毁十之八九。整个战役期间，日军飞机先后空袭各城市600次以上，中国军民死亡25万人，其中，中国军队官兵阵亡4万余人。日军被击毙1620人，伤28627人。（下转B08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