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孙立平：为何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之快？
在当今的世界，贫富悬殊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不仅中国是这样，许多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正在牵引着许多国家社会政治的走向。在西方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就是一个例证。&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在本学期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社会》课程中，我先是和学生一起阅读了几篇文献，然后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阅读的第一篇是水木然先生的《中国进入“强者通吃”的局面，我们已别无选择》。水木然先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属原创，但有意思的是他把不同历史阶段的贫富差距划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并做成了三幅一目了然的图。&这种贫富或财富分布之所以是直线的，是因为人们的收益或财富形成是建立在直接劳动基础上的。你能力差种一亩地收获100斤粮食，他能力强种三亩地收获300斤粮食。由于人们劳动能力的差异是有限的，贫富差距不可能过于悬殊。&曲线分布形成的基础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出现，使得雇主可以雇佣多个劳动力，可以将多个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叠加在一起。这时的贫富差异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加法关系，而变成了一种乘法的关系。由此形成的财富曲线也就更加陡峭。&&所谓指数增长是指一个变量在一个时期内以固定比率增长。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财富分布会呈现一种指数分布？水木然认为，关键是链接变了。在现代社会中，链接无所不在，渠道的畅通可以使资源和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这里让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上面的这几张图，是把收入与财富混在一起来说了。当然在笼统的意义上讨论贫富问题，这样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深入一点分析，应当把财富与收入区分开。这对于思考这三十年间中国贫富差距的变化更是一个现实的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是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富的。那时的贫富主要指的是收入的差距。改革开放30年，私人财富开始出现，并在迅速增长。由于财富是积累性的，一个社会财富的差距往往要大于收入的差距。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财富基尼系数往往要大于收入基尼系数。而且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由于财富的迅速升值，财富的变化已经成为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更重要因素】&【二是，在不同历史时代，社会应对贫富差距机制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那时的贫富差距是线性的，差距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应对的机制主要是亲戚邻里之间的互助。在曲线分布阶段，贫富差距拉大了，仅仅靠上述的互助就不行了，于是，形成了国家层面的再分配机制。但最近这些年西方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的种种问题表明，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已经使得再分配机制不堪重负。这也许就是西方福利国家近年来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根源。这也许意味着需要一次新的体制创新，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创新的方向是在哪里】&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现代社会中，特别是最近若干年，贫富差距为什么拉大得这么快？于是，我们阅读的第二篇文章是陈志武教授的《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收入差距恶化的现象是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财富的数量级上。“十八、十九世纪时，中国富豪的财富以万两银子作为基本计算单位；英国商人把百万英镑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数字；而1800年前后，如果一个美国人的个人财富能达百万美元，他毫无疑问能进入当时的首富榜。如今，中国首富的计算单位不再是‘万元户’级，而是数百亿级。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个社会都有赤贫阶层，他们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层，收入和财富几乎一直为零”。所以人们看到，贫富成为距离越来越大的两个不同的世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陈志武教授认为，不能将其归结为“资本的贪婪”或“道德的沦丧”。关键的因素是如下两点，一是现代技术所导致的商业模式的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的机会差距的变化。&首先，技术进步使得新型的商业模式得以形成，而新的商业模式与旧的商业模式的差别在于产出函数的不同。传统商业模式的特点，是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如果种一亩地需要花100小时劳动、200元种子和肥料成本，最终产出100公斤粮食，那么，要生产1000公斤粮食，就需要种10亩地，投入1000小时劳动、2000元种子和肥料钱。&而现代商业模式的特点则是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他举例说，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就是在生产实物产品的制造业中，技术因素的作用也在打破其收入和投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产规模优势迫使其供应商降低价格，这些都能降低产出跟投入间的直接关系、帮助提高制造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最终逃不开每件产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实。以汽车制造为例，虽然制造商可以压低发动机、车身、刹车、轮胎等部件的进货价格，但毕竟每生产一辆汽车都必须用上这些部件，每生产一辆汽车的边际成本不可能降到零。每辆汽车的边际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后，制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依然会趋向于一种线性关系，增长就受到新的约束”。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社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其次，技术的进步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和限制，大大提升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比如，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和消耗的能量力气应该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不会是数量级意义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原因即在于，70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200美元一张，有1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200万美元的收入；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在现场的观众打的，还不如说是给场外数量达到数亿人的观众打的。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和体育打破了国界，带来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使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价值。与此同时，不同的人的机会差距进一步增大了。在过去的时代，一个小地方可能都有自己的球星，但在今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明星身上了。&【用技术进步条件下新商业模式的形成，来解释当今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如何看待和概括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志武教授强调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线性关系的打破，以至于后期的产出或收益与投入的关系完全消失。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商业模式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和链条构成的。我们可以把逻辑倒过来说。由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线性关系的打破甚至后期会完全消失，这就展示出未来几乎“无限”盈利前景。这种前景，则使得预先的大倍数估值成为可能。比如京东，可以在若干年不盈利的情况下在资本市场中获得大倍数的估值。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融资、“烧钱”成为可能，于是有了各种投资基金的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而融资和烧钱，实际上也是在构筑资金或资本的门槛。这样，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会具有一种比此前的商业模式更强的垄断性，最后是赢者通吃】&【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把贫富差距问题的讨论，置于中国社会这个背景之下，除了商业模式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近些年来新崛起的资本市场或金融的机制。新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安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这个贫富差距拉得非常之快。二是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无论是从基尼系数来看，还是从不同收入组别的差距来看，都是如此。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经常苦于没有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对此作出解释。尽管对其中某些方面或环节的分析，有很多不错的研究，但却难以给人们一个整体性的图景。这些年来，我试图形成两个分析的框架。一个是共时性的静态框架。这个框架必须得能够说明，这一年我们总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都是经过哪些渠道和环节，最终到了哪些人的手里。一个是历时性的动态框架。这个框架必须得能够解释，这些年贫富差距为什么拉得这么快，而且是越来越快。老实说，这两个框架，无论哪个，做出来都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试一下。其中，第一个共时性的静态框架，我们另文讨论，这里先讨论第二个历时性的动态框架。我的最基本假定有两个。第一，任何社会中贫富差距都是由特定的机制生产出来的。第二，这些机制是可以叠加的。将这两个基本假设整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些年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而且拉得越来越快，是造就贫富差距的那些机制不断叠加的结果。我们可以看看在过去30多年中，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和演进的。中国改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学者一般都承认，在改革初期，曾经有一段短暂的平等化趋势。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首先，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粮价价格的提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城乡差距在一段时间里有所缩小。其次，最初的那些改革措施，为城市中的社会底层提供了一些机会，如最初的个体户很多就是过去处于底层的人们。但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其后，拉大贫富差距的机制开始出现，并且开始叠加。1、基于个人能力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实际上是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共存的社会。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将其笼统称之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不确切的。如果说是大锅饭，也不是一锅而是几锅，锅内平均主义，锅际不平等，大锅之外还有小锅。这个话题另说。在最初的改革过程中，强调打破大锅饭，拉开工资差距，恢复奖金制，有的地方实行计件工资。这些措施在原来平均主义主导的领域中，开始拉开收入的差距。这对于形成工作的激励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2、国有资产流失或瓜分导致的个别人暴富。其实，我们知道，基于个人能力基础上拉开的贫富差距是有限的。更加显著贫富差距的形成与国有资产这个重要因素有关。有人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计划经济，是不确切的。那时的经济应该叫再分配经济，即国家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资源全部垄断起来，再按照某种原则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这样，凡是在转型国家，都有一个如何处理这些资产的问题。而对这些资产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由这个因素形成的贫富差距，在中国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双轨制及由此形成的官倒。此后，在国企改制、矿山私有化、土地出让等环节，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虽然对其结果众说不一，但就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而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这个量太大。而这个过程到现在实际上也没有结束。3、资本因素的介入与作用。在课堂上，我们重点阅读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于这本书，学术界争议很大。在这本书中，皮凯蒂利用300多年的跨国历史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证明了在长时段中贫富差距加剧的趋势，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他的研究表明，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资本收益率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资本收入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不错，资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促进贫富差距扩大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资本的形成是一个多元的过程。80年代出现的个体户，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初的微型资本，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后来并没有成长起来，我过去将其称之为“长不大的个体户”；80年代官倒中的获利，有的成为一些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桶金；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制和集体乡镇企业改制造就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此后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其间，权力的作用是明显的。4、个人或群体间的财富掠夺。我们知道，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有首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别，但在中国，除了这两个分配过程之外，似乎还有一个分配过程，我将其称之为第三次分配。也就说，在经由首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之后，分到了具体个人腰包里的财富，还有一个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掏腰包的过程。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行贿受贿，就是典型的掏腰包过程。在一些地方，以人情往来为名，一般干部和职工逢年过节或利用婚丧嫁娶的机会，向领导干部“进贡”（据我所知，在一些地方，普通干部职工在一年中甚至要将一个月左右的工资用在这上面）。而在以****著名的中国股市中，实现的个人或群体间的财富转移更是一个巨大的数量。此外，还有以价格等形式实现的隐形财富转移。5、金融和资本运作的新手段。金融与资本市场于财富转移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划账。记得多少年前，我去某市，当地朋友指着一幢高大的建筑告诉我，这是某某公子的项目。他在这个项目中赚了一两个亿。一两个亿，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仔细想想，为了这一两个亿，从批地，到建设，再到把房子卖出去，这得经过多少复杂的环节，得需要多长的时间？而现代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去掉了这种复杂性，去掉了这些繁杂的过程。一次资本运作，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财富可以转移过去。6、财富增值。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过去的十年间，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由此实现的财富升值是相当可观的。我在2009年就曾提出过在我国存在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重大影响。这表明，财富的因素开始成为形塑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是一个基本无产的社会，贫富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收入上。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以城乡差距为例，尽管近些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不大，个别年份甚至还可能有所缩小，但实际上财富的差距是大大拉大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产价值的变动。在地区之间，在家庭或个人之间，这个因素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年贫富差距机制的叠加过程，概括如下：11+11+1+11+1+1+11+1+1+1+1.....（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滦河之晨，2017。（文章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开放型财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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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原因导致中国贫富差别拉大的危险更大
订阅“周说”更多精彩哦！关于贫富差别的几个思索 昨天，一位年轻的日本一个县的议员到北京和我聊天，说起了贫富差别这个话题。他说，其实日本的贫富差别问题也很严重。他问我，你觉得中国和日本比，哪个国家这方面问题更严重？贫富差别拉大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全球化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学，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就向我说了他的这个观点。因为从这次美国大选中，可以看到，围绕两个候选人，选民们分为两个阵营，而这种划分，很大程度是由选民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前年三月份，台湾发生了以“反服贸”为中心的“太阳花”运动，我在现场观察了这次运动，在我看来，台湾GDP20多年来上涨了不少，而台湾青年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部分的分配出现了问题。我倒没觉得日本的问题有多么突出。但是，尽管我近年来每年去三次日本，但也都是蜻蜓点水，没有什么发言权，也许，那位年轻议员身在其中，感受更清楚些。有一点我是明确回答的，贫富差别是全球性存在的问题，但是，因为各国情况不同，对于这种贫富差别的认识也不同，忍受能力也不同。在我看来，中日相比，中国的贫富差别问题显然更严重一些。我不说数据，这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事情，我只说一般分析。首先，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着“均贫富”的理论和实践。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传统的解释，这两句话是说不担心分的少，而是担心分配的不均匀，不担心人民生活贫穷，而担心生活不安定。孔夫子的这句话，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但是，一般人都会从中读出一些均贫富的意思来。更不用说从学者到农民起义者，都有均贫富的理念，春秋时代就有人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概念，《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是用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来发动广大群众的加入的。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从供给制到工资制，制度有所变化，但是，贫富差别不大。生活在新中国的人，逐渐习惯于大家都领差不多的工资，住差不多的房子，甚至穿差不多的衣服。实际上，均贫富已经成为融化在很多中国人心中的东西了。推广施耐德电气智造未来·一触即发欢迎扫一扫关注第二，中国缺少一定的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宗教。经过近百年的动荡和改革，文化和宗教也受到了极大地冲击，尤其是没有一个可以抚慰人们心灵的宗教覆盖绝大多数的人群。而有的时候，宗教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列宁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这是从贬义上说的，实际上，鸦片也是药，可以起到麻醉和镇痛的作用。例如印度，这个国家的贫富差别比中国大，但是，由于宗教的力量，基本上每个人，特别是穷人，都会受到心灵抚慰而容易接受现实。当然我不是说贫富差别的现实就是应该被接受而且应该不被改变的，但是，如果缺少了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信仰时，这种贫富差别的加大就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从而使得历史前进走上弯路。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现象正在日趋严重。处于财富顶端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第三、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很多富人的财富来源不被民众接受。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迅猛发展，在特殊的发展阶段，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些官员和一些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的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垄断地位大发其财，他们很快就从一个和周围的人毫无二致的普通人，成为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怎么能不让其他人侧目呢？简而言之，因为中国有着“均贫富”的理论和长期实践，因为中国缺少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百姓的信仰，因为中国有些富人的财富得来非法，所以，低收入的人群中，很多人在仰视高收入富人时，眼睛里肯定不会是一团和气。如果严重下去，眼睛里冒出杀气来，那就真的有点悬！***“周说”商务合作请发邮件至 juin.***（点击“阅读全文”，了解更多关于施耐德电气）回到常识，让思想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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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导致中国社会收入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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