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红军大姐励志故事――蔡畅
长征途中的红军大姐励志故事――蔡畅
　　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当数蔡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资格最老，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大姐。邓颖超、金维映、周越华、刘英、危拱之、钱希均等，都比她的年龄要小。资历也没法跟她相比。包括周恩来、聂荣臻在内，不少红军高层领导同志，都习惯地尊称蔡畅为“蔡大姐”。　　并非朝圣的“红色圣徒”　　“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DD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第八章的末尾一句，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被称为“圣徒”的蔡畅，原名蔡成熙，日出生，湖南双峰县永丰镇人。1915年初，蔡畅为逃婚来到长沙，在哥哥蔡和森的支持下，考入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音乐体育专修科。毕业之后，校长朱剑凡决定将这位高才生留校，担任附小的体育教员，月薪为8块银圆。　　日，蔡畅跟随母亲葛健豪和向警予等6名湖南女生，还有蔡和森等30余人，由上海乘邮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来到法国不久，蔡畅就正式加入了新民学会。1922年6月，蔡畅参加了由周恩来等人发起组织的旅欧少年共产党。1923年初。蔡畅和李富春结为终身伴侣。同年，蔡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底，蔡畅经柏林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继续深造。1925年8月初，蔡畅回国抵达上海。8月20日。蔡畅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兼任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1931年11月后，蔡畅在地下交通人员护送下，取道香港、汕头，经闽西到达瑞金，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后任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省苏维埃政府监察委员会主席，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她亲身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宗教行为的朝圣，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一场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蔡畅这个红透了的“红色圣徒”，她是在和她的同代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沿着雪山草地的坎坷征途，在继续寻找和探索新的落脚点DD红色圣地，奠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长征，这被迫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在经由大西南转向大西北的胜利进军途中，也在孕育着中国革命的新版“圣经”DD毛泽东思想!　　长征路上，康克清把蔡畅等人讲的故事，说的笑话，唱的《马赛曲》、《国际歌》，都称为活跃情绪、鼓动士气的“精神食粮”。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女红军们，都把各种式样的“精神食粮”，归结为革命的乐观主义，并看做长征精神的一个方面。　　蔡畅、邓颖超等这些见过大千世界的时尚女性。跻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列之中，犹如一点点闪烁的星火，一滴滴鲜红涌动的热血，她们与众多农妇、童养媳、包身工出身的女红军。构成一道极其壮丽的长征风景线。　　康克清在谈到自己的切身感受时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行军途中，蔡畅每隔一段时间就让丈夫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长征出发时，蔡畅被编在中央工作团。随同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行动，在纵队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进入贵州黎平后，她又被分配到中央机关梯队政治部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上级给蔡畅配备了一头骡子，还派有饲养员和勤务员，但她一路上很少骑。骡子不是用来驮载行李和粮食，就是给病号骑上一程。对此，勤务员小曹和饲养员老肖，都多次向她提过意见，可她只是表示接受而不加改正。　　“骡子比老公还亲!”这句流传很广的口头语，也是女红军相互开玩笑的话题之一。30名女红军中，已婚者占2/3以上，由于沿途战事紧张繁忙，夫妻大都不在一起，更不能相互照顾，一路上就只能依靠骡马驮载行李，走累了或有病时还可骑上赶路，较之忙于战事而不顾妻子的男人，当然还是身边的骡马亲近，使唤起来也很管用。　　长征到达陕北后，蔡畅仍念念不忘她的骡子，感慨地说：“雪山、草地很难走啊!过草地，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人就出不来了。我就靠一匹骡子走过雪山、草地。我很喜欢我的骡子。现在它在饲养班饲养着，我还常去看它哩!”由此可见，她跟那头骡子在长征中相依为命的感情。　　李富春长征开始前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重伤后躺在了担架上，李富春事实上则代理主任职务。初上征途，蔡畅自己照顾自己，以免让丈夫操心惦念，她尽量不给丈夫增添什么麻烦。为了保证李富春集中心思搞好工作，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琐碎事务，她将丈夫平常使用的一些衣物，都跟自己的东西保管在一起。　　蔡畅在生活方面干净利落，穿着整洁，即使是衣裤上的补丁。也缝得整齐得体，这在女红军中是出了名的。行军途中，每隔一段时间，蔡畅就让丈夫换上一身干净衣服。蔡畅的这种做法，在已婚的女红军中实属少见。大家都把这件事加以渲染，说她以此为由好跟丈夫经常见面。每当夫妻二人聚在一起时，女红军就会逗乐取笑：“哟，李主任又来换衣服了!，'蔡畅总是嘻嘻一笑：“我们老夫老妻的了，哪里比得你们年轻人，别大惊小怪!”　　夫妻二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常跟大家在一起说个笑话，逗个乐。因此，有不少女红军总是缠着蔡畅，让她讲讲外国的奇闻怪事。蔡畅则以她的亲身经历，不厌其烦地讲她在法国里昂、巴黎等地如何勤工俭学，在电灯厂、皮鞋厂、印刷厂、毛巾厂的做工情景，以及苏联妇女的生活、工作和劳动建设热情。可她们听了总感到不满足，时不时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法国姑娘怎样恋爱和举办婚礼呀，苏联妇女生几个孩子呀，还有面包、牛奶、咖啡是什么滋味，好不好吃呀，以及吃西餐使用的刀子、叉子、勺子怎样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等等。　　大渡河边的《马赛曲》、《国际歌》　　日早晨，红一师第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等17名勇士，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由安顺场乘一只小船，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搏斗，终于击溃守敌，占领了滩头阵地，控制住对岸渡口。17名勇士的英勇战斗精神，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大家纷纷表示要向勇士们看齐、致敬!为鼓舞士气，保证后续部队继续渡过大渡河，蔡畅挺立在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扎过营寨的安顺场渡口，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唱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前进!法兰西勇敢的男儿，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渴望宝贵的自由，决心为它而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光!　　一位亲历者回忆说：蔡畅“穿着戎装麻鞋。腰佩手枪，站立于队伍丛中，若不熟悉容貌者，当不知其为一　　女子也。因为她法文很好，又善于歌唱，因此所有队伍都在河岸集结等候着过河之际，战士们都一起叫起来：‘欢迎大姐唱法国《马赛曲》!’于是，她就笑嘻嘻地站起来对战士们说：‘好!不要闹，我唱!’此时，嘈杂的声音肃静了，她即用法语唱《马赛曲》。虽然我不懂法文，但听她音韵的抑扬，歌声的慷慨，确足以鼓励士气。战士们虽然饥寒交迫和跋涉困难。在寂静中闻歌起舞，不但减少了疲劳和寂寞，而且越发精神抖擞，振作起为国为民的勇气来”。　　唱过《马赛曲》，蔡畅又呼喊口号，鼓动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指战员相继乘木船渡过了大渡河。　　红军虽然在安顺场渡河成功。但此处水深流急，河面又宽，不能架设浮桥。当时只找到四条小船(其中有三条还需要修理)，每船只可容纳40人，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小时。按照这个渡法，大部队仅靠几只小船要在短时间内渡过河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此时，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昼夜进逼，情势十分严峻。　　紧急关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研究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过河去，沿大渡河东岸朝北前进;林彪率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疾进。两岸部队夹河而上，相互策应，协同夺取泸定桥。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举动，只有抢先夺取泸定桥，中央红军才能避免石达开数万兵马在此覆灭的命运。　　泸定桥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咆哮如雷的大渡河上。桥长100多米，宽近3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做桥面;左右两边各有两根铁链，作为扶手。铁链高悬于河面上空数丈，人畜行走在桥上，上下左右都在摇晃，令人头晕目眩，心惊胆战。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链，空荡荡悬于激流之上。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将十分艰难而又惊险!　　当蔡畅随同军委纵队昼夜兼程，经过340里急行军，于5月29日抵达泸定桥时，夺桥战斗早已打响。红四团二连的22名突击队员，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着一根根悬空的铁链，奋不顾身地向对岸桥头爬去勇士们面对熊熊燃烧的烈火，毫不畏惧，勇往直前，胜利地抢占了泸定桥，并掩护后续部队占领泸定县城。　　蔡畅被22名勇士攀登铁索、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所激励所震撼。李富春要她向后续部队介绍和宣传22名突击队员的英勇事迹，借以鼓舞士气。蔡畅心情激动地说：“我要为勇士们歌唱!”说着。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泸定桥头，面对着过桥的红军队伍，尽情地唱起了《马赛曲》，接着又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不少红军指战员都会哼唱，在蔡畅等人的领唱下，大家都跟着同声合唱起来。那庄严雄伟、气势磅礴的旋律，唱出了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的心声，也激发出无敌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蔡畅以《马赛曲》、《国际歌》在大渡河边大显风采。广大红军战士就这样在安顺场、在泸定桥认识了蔡畅。等到过草地的时候，不少战士一见到蔡畅就大声呼喊：“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能听到蔡畅的法语歌声，的确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女共产党员的领队　　“我一到延安，蔡畅就来看我，一见这位三十七岁的老革命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她身材瘦小，仪容优雅，而女性气味十足。说法语时口音柔和，略带咬舌音，这尤其使人感觉她具有女性的风度。她容貌出众，长着一副瓜子脸，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颏，脸上常带着动人的笑容，露出一排健康的牙齿：尽管因为久经风霜，脸上已有皱纹，但想来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举止温柔娴静，可是很容易觉察到她是位有个性和毅力的妇女;刚一见面，我就很喜欢她。”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延安与蔡畅初次相见时，就写下这样一段赞美的文字。在尼姆・威尔斯的笔下，蔡畅不只是“容貌出众”，而且还是一位“和蔼可亲、富有感情、头脑冷静的‘党的干部’，总是那么沉着冷静”，“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有两件事曾使尼姆・威尔斯感动：　　一是“鲜花在延安是非常珍贵的。蔡畅曾几次赠我以花束;这纯粹是出自她待人宽厚体恤的天性”。　　二是“蔡畅在讲到1927年的惨事和她兄嫂遭害的，情景时，好几次悲痛失声。这种强为克制的感情动人至深，连我也哭了”。　　尼姆・威尔斯对蔡畅冠以“女共产党员的领队蔡畅”的节题，将其家庭身世、生平经历写进了《续西行漫记》。长达1.35万字的采访内容，可称之为长征过来的“红色圣徒”，向外界口述而成的一篇“自传”。　　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先后采访了刘英、危秀英、李伯钊、康克清等几位长征过来的红军女战士。她们在叙述长征时，都曾提到蔡畅的名字及其在长征中的二三事。日，李伯钊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蔡畅。李伯钊说：“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毛毯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　　日，年已94岁的危秀英老人在南昌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念念不忘长征中准备过草地时的两件事：一是蔡畅送给她的一袋干粮，二是朱德给了她一根木棍。有这一袋干粮，她心中不慌。过草地亦有了可靠保障。朱德给的一根木棍，比她的个头还要高出一截，也是过草地不可缺少的护身之物。红军过草地，老人、妇女和伤病员们，大都备有一根木棍，一因水草垛子又光又滑，拄根木棍可防止滑倒、摔跤;二是遇到河沟、水坑、沼泽，可先用棍子探路，防，止陷入泥潭。　　危秀英把蔡畅看做她人生征途的第一位“政治教官”。1933年初，蔡畅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时，危秀英就在她的领导下当于事，两人在一起相处过一年之久，彼此间都很了解，也很亲热。在那难忘的岁月，蔡畅一方面指导她怎样从事和开展妇女工作，一方面手把手教她识字学文化，掌握基本的政治常识，总是把她当做学生一样看待、关怀和培育，指望她为党和革命肩挑重担。危秀英说：“蔡大姐心里只有同志，没有自己，她在过草地时宁肯自己少吃，也要留给同志!”　　长征前夕，蔡畅就患有胃病，时常吐两受水，胃痛难忍。她是带着胃病参加长征的，一路上在饮食方面格外注意，尽量少吃，防止过饱。她的干粮袋子里面，时常备有一些碱性较大的干馍片，胃痛时嚼上几口，也很见效。过草地的时候，由于粮食奇缺，每个人的口粮分配，都有一定限量，不可多吃多占。蔡畅尽量少吃，把节余的口粮送给其他同志，让同志们多吃一些。　　8月22日，蔡畅由毛尔盖地区出发，跟随右路军主力部队，开始穿越水草地。她除了身上的衣裳，别的行装就一袋干粮，一块雨布，半条毛毯。干粮袋子里面，那些抑制胃病的干馍片早已吃光了，过草地时得不到补充，也只能装点青稞炒面和青稞麦粒。雨布有两种用途：风雨中可用来遮风挡雨，天晴时可铺在地上防止潮湿。至于那半条毛毯，长征路上每到一地，蔡畅都是“连铺带盖就地一滚”，别有一番感受。　　右路军过草地，先遣队和主力部队走了5至7天，后续部队也不过10天，至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一路上，蔡畅有几次跟刘英、危秀英等人中途相遇，她们聚在一起，第二天又结伴而行。　　长征中，危秀英最初是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到达毛尔盖以后，她义被调到红军总供给部，与毛泽民、钱希均等人一同早出晚归，为过草地筹集粮食和物资。危秀英很能吃苦，也很能忍受，筹粮中不管是收割藏民的青稞，还是到喇嘛寺里搜寻米面、酥油和肉类，她都干得相当出色。在过草地时，她身上的干粮袋子看起来鼓鼓囊囊的，蔡畅不由得伸手捏了一下，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野菜。于是，蔡畅匀出一袋青稞麦粒、使她得以充饥果腹　　危秀英跟蔡畅的革命感情非吲一般。她们过草地能在一块儿共宿一两次，说起来实属不易，也是红军姐妹之间的缘分。宿营时。她们各自携带的半条黑格子厚毛毯，义结合在一起。　　黑格子毛毯本是蔡畅在法国拗工俭学时的心爱之物，回国后一直带在身边。1934年夏天，危秀英去瑞金沙洲坝中央党校学习时、蔡畅把这条毛毯剪成两块。一块自己留下，一块送给了危秀英。蔡畅说：“这半块毛毯，送给你留个纪念!”危秀英说：“大姐，我从党校学习回米，还要跟着你工作哩!”蔡畅说：“你不能老跟着我，你以后还要独立自主挑担子，搞革命工作、这半块毛毯，你以后风坐来雨里去的，能铺也能盖，大有用处哩!”长征路上，危秀英也跟蔡畅一样，就靠这半块毛毯“连铺带盖就地一滚”。　　过草地时，有一次，危秀英和蔡畅、刘英聚在一起宿营，天空中飘着细雨，绿绒毯似的草地成了一片泽国，蔡畅、刘英都有雨布、雨衣，却难以打地铺入睡。说来也巧，朱德送给危秀英的一根木棍。这一晚恰好派上了用场，为宿营挑起了“大梁”。她们在一处灌木地带扎下营地，把那五六尺长的木棍架在几株灌木顶端，然后把雨衣、雨布搭在上面，搭成一顶三角形状的窝棚，借以遮风挡雨。危秀英高兴地说：“今晚多亏了朱老总给的这根木棍，实在管用哩!我只知道有个木棍过草地走路得劲，可用来探路，防止发生意外，想不到还可以用来搭个窝棚好呀，好呀，蔡大姐的两块毛毯，今晚上又会合了，就铺在地上等待天亮吧!”　　将骡子让给勤务员　　过草地的日日夜夜，蔡畅也曾采取同样的宿营方式，跟她的勤务员小曹和饲养员老肖共同躲在一块雨布底下，背靠背坐在毛毯上，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过草地时，三人总是一齐动手，于沿途捡点干枯的草根、树枝或牛粪。就便放在骡子背上，到了宿营地燃起一堆篝火，大家都把饭碗、茶缸煨在火堆里烧开水喝，趁热吃点干粮。由于捡到的燃料有限，无法烧水洗脚烫脚，以缓解和消除疲劳。　　勤务员小曹因饥饿和疲劳，行军中老是昏昏欲睡，边走路边打瞌睡，有几次险些陷入泥潭。若陷落下去，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鉴于此，蔡畅可没少为这个红小鬼操心，并随时随地加以照应。每当发现小曹打盹欲睡时，她就大声叫几声，提醒他不要睡觉，当心摔跤;要不就拉着小曹的手，一边讲着笑话或唱着歌，肩并肩手拉手朝前走去。实在走不动时，就将小曹扶到骡子背上，让其摇摇晃晃睡上一会儿。疲弱不堪的小曹，一跌倒在地就呼呼睡去，喊都喊不醒。　　突破天险腊子口以后，在由腊子沟翻越铁尺梁将要抵达哈达铺的途中，小曹突然病了，走不动路，于沿途休息了几回，没有及时跟上队伍，掉队了。蔡畅得知后非常焦急，生怕小曹半路上死睡不醒，有被敌人俘虏的危险，不巧的是，蔡畅在走出草地后也身患重病，一连数日不思饮食，浑身疲弱无力，不得不骑着骡子坚持赶队。可她硬是不顾白个的病体。也不听别人的劝阻，当即从骡子背上下来，让饲养员老肖牵着骡子掉回头去接应小曹。老肖辛苦一趟，终于与小曹接应上了，让其骑了两天骡子，及时赶上队伍，跟蔡畅会合。　　在哈达铺休整时，小曹出于对骡子的报答之情，有几次帮着给骡子喂料时，总是先敬上一个军礼。口口声声地说：“骡子，骡子，你帮了我的忙，我沾了你的光!”有一次，饲养员老肖见状，不由嘲弄地说：“你磕头找不着寺庙，烧香也认不准菩萨。你的这条小命，是蔡大姐一路上拾回来的，你应当好好感谢蔡大姐!”更多相关文章推荐：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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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老照片揭秘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组图）
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贺子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编者按：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下。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像男人一样战斗，为部队筹来一担担粮食，救助一位位伤员，唱响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身体过硬、会做群众工作，才可能随部队转移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条件恶劣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有些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余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至少有18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25军参加长征的是７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综合《党史博览》、海南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报道整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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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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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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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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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谢飞，1934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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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长征中的女战士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第一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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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部分长征女杰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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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王泉媛，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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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王定国，193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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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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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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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六金，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负责管理民夫、担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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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月林，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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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琮英，1934年为了追随丈夫任弼时参加战略转移，曾同四方面军指挥部“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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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琴，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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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似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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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厚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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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坚真，1934年初，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第二野战纵队司令部民运科任科长，1935年2月调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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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秀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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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先，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总工会女工部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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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彩香，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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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同年7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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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仲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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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华，1931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员，1935年秋，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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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富莲，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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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一涵，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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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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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维映，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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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越华，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南下川康边，任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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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希均，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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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图为谢小梅与丈夫罗明在一起，摄于当年工作过的地下交通站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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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儒，1934年参加长征，不久因病又返回苏区中央分局。（图为彭儒与爱人陈正人及子女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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