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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经济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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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末兴盛的对外贸易，以及因之流入的大量白银，对产生了一些重要，例如明政府在16世纪中期后税收的货币化、政府支出的大幅成长、东南沿海之更繁荣等。另一方面，西欧和中国的贸易，对推动西方朝向资本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底有多少白银在明季流入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记录。虽然过去许多学者做了估计，国内一些从事明季中国海外贸易主题的学者，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一些白银输入量的估计数据来佐证当时贸易的盛况，但欠缺全面而有系统地与推演，并从未与中国自产白银进行数量上的对比，因此无法得知海外流入白银占当时整体白银流通量的比重，更难推估出对当时经济等层面的影响。本论文首先尽可能搜集国内外学者有关明季流入中国的白银之研究成果，再以归纳与平均的方式，估计出最可能的数量。另外，笔者也估计了中国自产的白银数量，以资对照。研究发现，明亡前的百年期间，国外流入白银是中国自产白银的近10倍，不难理解这对中国经济、、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6—18世纪，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16世纪时，秘鲁的银产量占全世界银产量的61．1％、墨西哥占12．1％，合计73．2％；17世纪时，秘鲁占63％、墨西哥占24．1％，合计占87．1％；18世纪时，秘鲁占32．5％、墨西哥占57％，合计89．5％①。西属美洲生产的白银有很多最后都输进了中国。&&& 西属美洲的白银经由三条路径运往中国，这三条路径依其重要性依次为：& (1)西属美洲→菲律宾马尼拉→中国(1570年代以后)；(2)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葡萄牙→中国(1570年代以后)；& (3)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荷兰、英国→中国(17世纪初以后)②。&&& 明后期，世界另一个白银的重要产地为日本(约占世界银产的15％)，日本生产的白银，绝大部份都输进中国。1540年以后，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日本，1550年后，葡萄牙人每年定期前往日本贸易③，大约在这段期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中、日贸易。1602年，日本派出朱印船前往海外贸易，最迟在1610年已有大量华船前往日本，1609年荷兰在平户开商馆，1624年，荷兰占据，荷兰经营的中、日转口贸易取得重大进展④。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货币存量对物价和利率有直接影响，进而与国民所得和经济成长发生关联。一些学者认为，白银存量而非流量是探讨明末中国曾否经历货币危机的关键，许多学者认为此一危机(“17世纪危机”)对明朝的灭亡可能有显著影响⑤。本研究大略估计了明季海外输入中国白银的数量，以及唐、宋、元、明四朝中国国内的产量，用以推估明末中国的白银存量。二、1530年以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整体估计&&&& 庄国土指出：明朝前期的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金银的流进与流出，在赏赐与贸易相抵下，其净额都很小。另外，他估计明季从海外流入的白银总数当在三亿五千万披索(28，000万两)以上⑥。因此，年这段期间，平均每年流入约240万两。庄国土关于明季海外贸易的其它估计如下：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7，500万两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澳门流入中国⑦；又根据全汉升的研究，估计出明季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为7，500万披索，相当于6，000万两。在年期间，葡萄牙平均每年从欧洲运来100万披索到东方来，假设其中的一半用于购买中国商品，则这段时间，葡萄牙就从欧洲输入中国3，400万披索，相当2，720万两⑧。&&& Von Glahn对年进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按来源和载体做了整理，明季中国从海外共进口约19，336万两白银，见表一。& Yamamura和Kamiki估计流入中国的白银，年计1，770-2，370公吨、年计6，900-8，400公吨，年共计8，670-10，780公吨，亦即23，120-28，747万两。另外，年这段期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350-9，450公吨，亦即19，600-25，200万两；从西属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1，320公吨的白银，亦即3，280万两⑨。&&三、西属美洲→&&&& 在1540年代，西属美洲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银矿，1554年，出了一种便宜、简单使用水银和盐以提炼低含银量矿石的炼银法—汞齐化法(amalgamation)，自此，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才开始大量增加⑩。Bra- ding和Cross对年的西属白银产量做了相当保守的估计，年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为63，700万两，详见表二。& Gernet认为在年期间，美洲所产的白银，至少有一半流向中国， Chaunu则认为有三分之一强的美洲白银流向亚洲，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全汉升认为 Chaunu的估计较接近实际情况⑾。Barrett估计，17世纪西属美洲所生产的白银，74％输往欧洲。输往欧洲的白银，至少有40％流向亚洲⑿，根据弗兰克的意见，其余留在美洲当地的白银，约有生产总量的4-12％流向亚洲⒀，也就是说在17世纪最少有34％的白银流向亚洲，其中的绝大部份，最后流向中国。因此，若以西属美洲总产量的30％来推估，则明季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约在19，300万两。&&&&& 王士鹤估计年间，马尼拉运入澳门2，025万披索(1，620万两)，运入中国2，560万披索(2，048万两)，合计3，700万两⒁。&&&& 四、日本→中国&&& 年，日本平均每年生产50公吨的白银(133万两)，年每年生产约为150-190公吨(400-507万两)的白银，因此，可以推估年期间，日本生产了约25，429万两的白银⒂。& Kobata根据一位英国商人Ralph Fitch在1580年代的一份报告、Padre Sebastilo ConCalves的陈述、Alessandro Valignano的著作，认为在1580年，葡萄牙从日本大概运走50-60万两银。另外，他根据日本银矿产量和缴交给当局的贡税，推测整个17世纪，每年日本可能输出达530万两的白银⒃。日本输出白银大约始自1540年，则16世纪的后60年可能共输出330，000万两，17世纪的前44年，共输出23，320万两，整个明季，日本共输出26，620万两。&&& 根据上述对日本银产量和流出白银的估计值，另外已知日本生产和输出的白银，大部分都流向中国，若以70％计，则明季流向中国的白银约为18，000余万两。&&& 其它有关的估计如下：全汉升估计在年期间，葡萄牙自日本共运出5，800万两银，这些银子多经澳门流入中国⒄。Souza指出，在年期间，葡萄牙从日本输入中国3，660-4，110万两的白银⒅。& 澳门议会(Senate of Macao)于1639年写给教宗的信中提到：在16世纪末，葡萄牙每年约将100万克鲁赛罗运出日本，到了1630年代，每年超过300万克鲁赛罗⒆(1克鲁赛罗约等于1两)。Diogo do Couto估计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每年葡萄牙从日本运出约100万两的白银。一些与Diogo do Couto同活在16世纪末的人估计每年葡萄牙从日本运出18，000-20，000公斤的白银，也就是约50万两的白银⒇。据此可推估年期间，葡萄牙约从日本运出约7，000余万两的白银。&五、小结：海外流入之白银&&&& 前述明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小结于表三。&&& 根据表三，不难看出每位学者的估计结果都不相同，且差异颇大，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00万两，合计2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0，000万两，集中在明中叶(1530)以后流入，其中日本银占了5成多。& 六、唐、宋、元银课与银产量&& 白银的流通自唐代开始，当时白银主要产在中国南方的饶州、宣州、润州、信州等地，总产量并不多，唐代中叶德宗元和年间(806-820)，每年银课约在1．2-1．5万两间[21]。假设此数字为年均银课收入，则整个唐朝(618-907)的银课收入约为392万两。&&& 若以表四北宋4个皇帝的银课收入的平均值作为整个朝代的年均银课收入，则整个宋朝(960-1279)的银课收入约为7，163万两。若以元朝天历元年的银课作为年均银课，则整个元朝()的银课收入约为710万两。唐、宋、元三朝合计的银课总收入约为8，265万两。此三朝的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因此三朝的白银总产量约为41，325万两[22]霍有光认为唐代全国白银年产量约为36万两，宋代则介于105-205万两[23]，据他的数字，唐、宋两朝的白银总产量为60，040万两；作者的估计是37，775万两。考虑数据的缺乏，这两个数字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七、明代银课与银产量&&&& 明代政府由开采银矿而来的收入，称为银课。对于产量大的银矿，政府多派官经营，至于那些不好的银矿，民间商人在得到政府的特许后，可进行开采。银课的税率大概为30％。《明实录》自洪武23年(1390)起，到正德15年(1520)为止，除少数几年外，在每年终了的地方，都有银课的记载。全汉升根据《明实录》的银课数据，了明代历朝每年平均银课[24]。表五中的历朝全部银课、累计银课、累计产出为作者依据全汉升的历朝年均银课计算而来，由于未计入采矿官员可能的高采低报和私采，由表五所估得的银产量，应为当时银产量的下限值。年累计产银3，947万两，平均每年产银30万两。&&王士性著《广志缢》提到在万历八年(1580)，云南银课5-6万两，云南银课收人大约占全国银课总额的一半以上，若以60％计，则1580年全国银课收入约为91，667两，该年银产额约为31万两[25]。前述，明代前期(1520年以前)，平均每年的银产量为30万两。因此，对照1580年推估的数字，作者假设明代后期()，白银年均产量为30万两，应该不致太离谱。&八、结语&&&& 作者估计，唐、宋、元3朝的白银产量约在37，775万两左右，明朝平均年产量为30万两，所以整个明朝()共出产了8，310万两白银，因此到了明末中国共生产了约46，000万两白银。加上前述明中叶后海外流人中国的白银29，500万两，两者合计为75，500万两。若不考虑再次鎔铸的损耗和转而铸造银器的部分，这个数字可作为明末的白银(货币)存量。另外，若考虑有些白银被窖藏起来，流通在市面的白银数量当显著小于这个数字。虽然明季国外输入了大约29，500万两的白银，只有中国唐、宋、元、明四朝国内产量的6成左右，似乎不是很多，但考虑这个数量仅仅是在明亡前一百年的时间内所流入，是同一时期国内产量的近10倍[26]，就不难理解它对中国的重大了。&&& 注释：&&& ①全汉升：《美洲白银与明清间海外贸易的关系》，《新亚学报》，1983年第16卷(上)，第1-22页。② W.& S.& A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 - 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1982), 68 -90.③ A. Kobata,& '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enth -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Ja- pan'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 :& 2 ( 1965 ),245 - 266.&&&& ④全汉升：& 《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84年，第635-649页。&&&& ⑤ R. von Glahn, '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 century monetary crisis'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2 ( 1996), 429 -454.&&&& ⑥⑧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 《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第3-10页。&&& ⑦庄国土：《论明季海外丝绸贸易》，《联合国教科文海上丝路与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转引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 《文化杂志》，1994年第18期，第4-8页。&&& ⑨ K. Yamamura and T. Kamiki, ' Silver mines and Sung coins: a monetary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J.&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 329 - 326, Durham :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⑩ D.& A.& Brading and H.& E.& Cross, 'Colonial silver mining: Mexico and Peru' , The Hispanic Ameri- can Historical Review 52:4 (1972), 545 -579.&&& ⑾全汉升：& 《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史论丛》，台北：稻禾，1996年，第435-450页。&&& ⑿ W.& Barrett,& 'World Bullion flows, ,' in J.& D.& Tracy ed.& The 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 224 -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⒀弗兰克：& 《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2001年，第204页。&&& ⒁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地理集刊》，1964年第7期。转引自黄启臣、邓开颂：《明代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文化杂志》，1987年第5期，第107-112页。&&& ⒂ W. S. Atwell, '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 - 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1982 ) , 68 - 90 ; A.& Reid, ' The seven- teenth - centur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 Modern AsiaStudies 24:4 (1990) , 639 -659.&&& ⒃ A. Kobata, '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 : 2 ( 1965 ), 245 -266.&&& ⒄全汉升：& 《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国文化所学报》，1973年第5卷第1期。&&& ⒅ G. B. Souza,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 1630 - 175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1, pp. 158- 159, 165- 168. 转引自 G. B. Souza,'Portuguese country trader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 1600' , European Commercial Expansion in Early Modern Asia, Aldershot: VARIO- RUM, 1997, p. 72.&&& ⒆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p. 169 -170.&&& ⒇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7.&&& [21]陈鸿琦：《白银在中国的流通》，《国立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69期，第58-63页。&&& [22]“关于明代以前政府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量中所占的比率，日本加藤繁教授在40年前已经加以研究。他征引……。由此可知，唐宋的银课，约为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二十。其后到了元代，银课所占比率，大约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有只占产额的百分之十的，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参见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量》，《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新亚，1991年，第601-623页．&&& [23]霍有光：《宋代的银矿开发冶炼成就》，《技术与辩证法》，1994年第5期，第28-34页。&&& [24]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量》，《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新亚，1991年，第601-623页。&&& [25]全汉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学报》，1967年第9期，第61-88页。&&& [26]万明认为明后期，每年的银课收入已不足10万两，再考虑陪纳现象，平均每年的银产量绝不到30万两。参见万明：& 《明代白银货币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第145-154页。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明末百年，中国自产白银，相较海外流入的数量，差距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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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经济史坛推祭酒 全汉升与中国经济史
　　□梁 捷
　　近日追随老师研读中国经济史，渐渐熟悉了一个少有人提到的名字―――全汉升。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北平史学界有好几个极为活跃的圈子。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授课，办了份《禹贡》杂志，研讨历史地理；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专研经济史和社会史。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这两份杂志对学生影响极大。他当时多讲制度史，于是也有学生撺掇他办份《通典》杂志与前两者抗衡，后来终于没有办起来。抗战爆发，那两本刊物也不得不停顿下来。
　　《食货》杂志后来出过影印本，三年功夫即有厚厚几册。翻阅过程中，时不时会看到周一良、杨联升、何兹全等日后极有成就的史学大师的名字，但全汉升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讨论的“寺院制度”、“行会制度”显然都是主编陶希圣竭力倡导的研究题目。
　　当时我对全汉升还一无所知，后来在图书馆里读到他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才知道实在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最最重要的人物。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曾赠他一首诗，概括他一生成就颇为精准：“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
　　先说“妙年唐宋追中古”。我查阅全汉升晚年的论文集，发现他一辈子都没怎么谈论过先秦两汉经济史，只是写过一篇《中古自然经济》长文评述，表明他放弃这个时段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在30年代开始全面翻译，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随之达到高潮。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诸如“上古井田制是否存在”、“中国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全汉升的史观不尽相同。他赞同日本学者的研判，即唐宋以前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完全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自由流动和贸易的市场。
　　而且上古资料多不齐备，到唐宋时期，经济史料才略略翔实可靠。陶希圣在《食货》中多次发出倡议，鼓励年轻人多做一些经济制度的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免得流于空发议论。全汉升另一位恩师，史语所的傅斯年亦倡导“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两位恩师的教导基本奠定全汉升一生的治学进路。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关于经济、社会的史料散布各处，耙梳整理的工作不仅需要史学和理论素养，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全汉升做了一辈子，又把这种学风传给学生王业键。王业键这些年来精心建设“清代粮价数据库”，未来“计量史学”籍此必有大的发展。
　　后来我才知道，全汉升家境不好，在北大求学期间时时有辍学之虞。陶希圣爱才心切，鼓励他多为《食货》写稿，然后为他开支稿费。1934年，22岁的全汉升完成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立即推荐新生命书局出版，这才保证他在北大本科后两年的学费。全汉升很快成为陶希圣的得力助手，我们从陶希圣那个时期的《唐代经济史》等著作中不难看出全汉升的贡献。
　　北大毕业以后，全汉升进了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任助理员。不久抗战爆发，全汉升随史语所辗转长沙、昆明和四川李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深化原来的唐宋史研究，著成《唐宋帝国与运河》等书，一边把研究重点从制度转向物价和货币。唐宋以后，商品市场逐渐形成，货币作用也日趋显著。全汉升观察到宋代物价有几次大波动，从而影响到政治局势的变化。或许加上抗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身体验，使得全汉升决意从价格史入手，对中国经济史做一全面梳理。这样，他慢慢进入了明清史的领域，而且“壮岁明清迈等伦”，很快做出一番成就。
　　上世纪40年代，全汉升获得机会赴美访学。他在哈佛、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各待了一段时间，从游于厄什(Usher)、纳夫(Nef)等大师，又读到55巨册的《年的菲律宾群岛》一书，眼界顿时开阔。
　　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哈密尔顿(Earl J.Hamilton)1934年出版论著《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让全汉升深受启发，他由此也提出一项观察，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后，在秘鲁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可秘鲁产出的白银绝大多数运到菲律宾，并且通过贸易输入了中国，使得中国银价大跌，粮价及其他物价大涨，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几十年后，德国学者弗兰克以全汉升的这个观点推至极致，写成《白银资本》一书，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的核心，这一“后殖民主义”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在明清史领域，全汉升另一项开创性工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全汉升一直关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是其中的关键。1908年，盛宣怀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工业史上里程碑。大陆的盛宣怀档案迟迟不能解封，全氏颇不甘心，苦心搜集资料三十余年，1972年出版专著《汉冶萍公司史略》。近日，“能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的盛档虽已解封，但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
　　最后需得提一下全汉升的事功，即杨联升所谓“雄才硕学两超群”中的“雄才”。全汉升于上世纪60年代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开始像陶、傅两位师长一样致力中国经济史的基础研究。1975年担任新亚书院院长，1983年又担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凡11年。这些年来，港台地区既有国学基础，又有实证方法，更有全球视野的经济史研究人才辈出，其中不能不说大有全汉升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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