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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综合指标课件.ppt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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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综合指标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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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标 第四章 综合指标 第一节
总量指标 一、总量指标的意义 1.总量指标的含义：
2.总量指标的作用
总量指标是对社会经济现象总体认识的起点。
总量指标是国家编制发展规划、实施宏观经济 调控，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
总量指标是用来计算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的基础。 二、总量指标的种类 （一）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
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举例:
（二）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 时期指标指反映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在一段时间内连续 变动结果的总量指标，时期指标是一个流量。
时期指标的特点：
时期指标可以累计； 时期指标数值大小与时期长短有直接关系； 时期指标的数值一般为连续登记。 2. 时点指标 时点指标又叫存量指标，是指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在某 一时点上的总量指标，时点指标是一个存量。
时点指标的特点： 不同时点指标数值是不能累加； 时点指标数值大小与时点间隔长短无直接关系； 时点指标只能间断计数。 如何判断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
（三）实物指标、价值指标和劳动量指标 实物单位是根据客观现象的属性而采用的计量单位。
实物单位的种类：有自然单位、度量衡单位、复合单 位、双重单位和标准实物单位等。
实物指标的特点：能直接反映产品的使用价值或现象 的具体内容。 自然单位如1台冰箱、5辆轿车等。
度量衡单位如10吨钢铁、1 000克大米等，我国从1991 年起统一使用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
双重单位如发电机用台/千瓦表示，即用两个计量单位 来表示具有多少千瓦的多少台发电机。
复合单位如货运量的吨公里、发电量的千瓦小时等。
标准实物单位如标准煤，我国把每千克含热量7 000大 卡的煤炭定为标准煤。
2．价值指标 价值指标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
价值指标的优点在于它的综合性。
价值指标的局限性：
它脱离了物质内容，具有抽象性；
价值指标也容易受价格的影响。 三、计算和应用总量指标的注意点 （一）要明确指标涵义，界定统计范围 （二）要注意现象的同质性，正确使用计量单位
第二节 相对指标 一、相对指标的意义 2.运用相对指标的基本要求 运用相对指标的基本要求是：对比的两个指标要有 可比性。
指标的可比性就是两个对比的指标具有相同的类型或 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对比的结果要满足统计分析的 要求。
相对指标是一个抽象化的指标，它可以使我们加深认 识现象之间的固有联系。借助于相对指标对现象进行 对比分析，是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 3.相对指标的作用
第一，相对指标为人们深入认识事物发展的质量与状况提供了客观依据。
社会经济现象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我们要分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必须运用包含相对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来认识现象的本质特征。
第二，运用相对指标可以使不能直接对比的现象找到对比的基础。在社会经济的很多现象中，我们常常要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企业单位之间的横向对比，而用相对指标对比，能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现象之间的关系。 二、相对指标的表现形式 相对指标的表现形式有：无名数和有名数。
无名数：多以系数、倍数、成数、百分数和千分数等表示；
有名数：如公斤/人，元/人，人/平方公里等。
若计算相对指标的分子与分母的计量单位相同，就形成无名数；
若计算相对指标的分子与分母的计量单位不同，就形成有名数。
有名数主要是相对强度指标。 注意点
如果相对指标的名称中保留了一个计量单位，如百万吨煤炭死亡人数、百元固定资产利税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那么，在指标数值的后面只需用另一个计量单位表示了。如某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 000元。
由无名数转化来的有名数常常是单名数，如商品周转率本来是无名数，但人们常用“次”作为计量名称。而由计算形成的有名数通常是复名数，因此有名数又包括单名数和复名数两种。
三、相对指标的种类及计算方法 1．结构相对指标 结构相对指标表明总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总体中 占的比重。俗称比重 。
计算公式： 结构相对指标举例 2．比例相对指标 比例相对指标，简称比例，是总体中不同部分数量对比计算的相对 数，用以分析总体内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协调平衡状况。
比例相对指标可以用绝对数对比，也可以用相对数、平均数对比。
计算公式：
比例相对指标应用举例 结构相对指标与比例相对指标的相互转换 3．比较相对指标 比较相对指标是两个同类总体的同类指标在不同地区、部门、单 位之间的对比。
4．强度相对指标 强度相对指标是同一总体中两个性质不同但有一定联系的总量指标 对比计算的相对数，用来表明一种现象在另一种现象中的发展强度、 密度和普遍程度。 强度相对指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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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柜台 任务指标
一个普通的银行柜台工作人员每月的任务指标都有哪些？
我有更好的答案
基金，保险。这也没有硬性指标，只不过有时候会通知一个网点需要在一周或者一个月内完成多少个网银，或者多少个U盾，多少个手机wap之类的。所以也并不非常关注。另外还有些理财产品的营销和当时的活动也是有指标的，但是为了业绩好看点的话就不要空白就行，我说的卡类不是一般借记卡，而是信用卡，要是玩不成的话下个月也就补不了了，也就拿不到奖励。这个指标的话一般是10~50万，要看市场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而定。保险的话也不是一个固定值，信使，这些服务性的业务，重点基金是每个月的重任，不过保险只要是入驻工行的公司产品一般都能一直做，直到分配到每个网点，网点再按人数平均分配，这个指标一般是30~60万，有时也有重点保险，卡类，零售业务，因为在每个月都会有新的重点基金，不过这些还是较容易的，工行去年年底就有月月好礼活动让客户参加抽奖，也是有相对应的指标。一般来说保险和基金是2大重点指标，如果完不成的话下个月还可以再多做。卡类的话其实是个软指标，就是说不一定要做？我来叹叹我的苦经吧，每个月会有全行的指标，然后一级一级分配下来，这个的话反正做一张是一张，哪一张奖励，一般一年30张即可。零售业务的话就是网银。我是工行现金柜的，就说这一项，也就是最低标准。指标每月不是固定的，基本有这几样。基金的话包括重点基金和一般基金你是不是刚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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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厂为了节约用电，规定每天的用电量指标为1 000度，按照上个月的用电记录，30天中有12天的用电量超过指标，若第二个月仍没有具体的节电措施，则该月的第一天用电量超过指标的概率是______________.
解析：第一天用电量超过指标的概率=0.4.答案: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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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学坛》第一届编委会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社长：包松副社长：胡昱东总编辑：王同益编辑：王同益编审：刘志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刘朝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讲师李咏霞李莎林方超林腾徐晓梅章贝贝卓亨逵&&&&&&&&苏振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副教授苗顾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副教授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讲师&&&&&&&&曹正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韩福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讲师评审专家：包迪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教授冯叶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郎友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教授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教授赖金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戴志敏：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公共学坛》&&&&征稿启事&&&&《公共学坛》杂志是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非正式出版学术刊物。本刊以“培养科研学术兴趣，提高实际分析能力，实现学术交流共享”为宗旨，每年四期，面向高校师生，刊登经济、管理、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性文章。本刊已与《价值工程》、《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人力资源》、《德州学院学报》等核心或正式刊物建立了合作关系，本刊推荐的稿件将享受优先录取发表以及版面费优惠的待遇。&&&&&&&&一、栏目设置及征稿范围&&&&特别策划：杂志社每期会选一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主题，接收不同研究角度的稿件。学术论文：本栏目刊登经济、政治、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正规格式论文。学术动态：本栏目刊登文献综述、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最新经典著作评介等文章。心得感悟：本栏目刊登各类社会现象评论、读书报告、理论思考等随笔类文章。针锋相对：本栏目刊登与本刊前几期所刊登稿件内容探讨争鸣的稿件。&&&&&&&&二、来稿要求&&&&1．来稿内容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3-5个）、正文、参考文献（非论文稿件可以舍去摘要和关键词）。为保证稿件评审客观公正，保证本刊的质量，我刊采用匿名评审制度，请将文章的标题、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姓名、单位、联系电话、E-MAIL等个人信息全部放在首页，个人信息务必完整、准确，以便编辑部及时与作者联系。2．来稿要求论据可靠，论证周密，语言通顺，文字简练。来稿字数一般以字为宜，学术论文字数。投稿要求为WORD电子版，具体格式请参照杂志官方网站（/）上的《稿件格式模板》。来稿请将电子稿发至编辑部邮箱，邮件主题为“【栏目名】文章题目”，我们收到后会向您确认。&&&&&&&&三、特别说明&&&&1．编辑部每年将在四期入选稿件中评出九篇“年度最佳稿件”，并在下一年度第一期杂志中公布。编辑部将给予“年度最佳稿件”的作者额外奖励。2．部分优秀稿件，可由杂志社和评审专家向正式学术刊物推荐。3．入选稿件及年度最佳稿件将与保研及评奖评优相结合（该条仅适用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a)“年度最佳稿件”视同在正式核心期刊上发表。b)其他入选稿件有资格直接参加学院论文报告会决赛答辩（即至少二等奖）。4．《公共学坛》2011年第1期征稿截止时间：日。如有任何疑问，可通过邮件联系编辑部，编辑部邮箱。&&&&&&&&欢迎您不吝赐稿！&&&&&&&&&&&&公共学坛&&&&2010年第2期（总第2期）&&&&&&&&目录&&&&【特别策划——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三农问题=改变扭曲的城市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抓手流动儿童的择校问题探究——以浙江某镇为例朱昉晟10陆铭168&&&&&&&&王小广金三林&&&&&&&&【百优论文】百&&&&政治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兼论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问题美国公民社团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湿地景观遥感分类研究——以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莫利江17何芬15&&&&&&&&郁靖子16&&&&&&&&【学术论文】学&&&&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落脚点：公平、均衡与效率姚先国王同益18魏戈29&&&&&&&&&&&&关系研究述评警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陷阱从青年人的观点看诚信价值观的重要性&&&&&&&&鲁良明35卓亨逵39李吉双43&&&&&&&&【心得感悟】&&&&“政企合谋”为何牢不可破水乳交融与此消彼长——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廖澄澄48孙琪51谷溪47&&&&&&&&【名家名作】&&&&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资本主义的救星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经济学奠基人545658&&&&&&&&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编辑：《公共学坛》杂志编辑部总编辑：王同益封面设计：林方超邮编：310027网址：/邮箱：&&&&&&&&&&&&【特别策划】解决三农问题=改变扭曲的城市&&&&&&&&解决三农问题=改变扭曲的城市&&&&陆铭?&&&&&&&&一、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农民为什么要进城？我认为其基本原因在于提高收入。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那么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伴随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的现象？因为农业部门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而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拓荒或者填海对土地数量的增加影响并不大）。在土地给定的情况，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在城市经济中，土地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且其供给可以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通过结构转换进入城市并以此提高自己收入的唯一途径。现在很多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仍然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有整个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尽管我们现在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对三农重视不够，所以要反哺，要重视三农，这是对的。但加强投入并不意味着这是农业劳动力致富的根本出路。农民进城能够提高收入的另一个原因，除了既有的发展经济中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只有城市才能提高收入这一基本道理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即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根据新经济地理学（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的总结，城市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有三：即分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学习（learning）。分享，指经济发展中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发展中总是存在固定的投资，如果规模越大，那么初始的固定投资就越被平摊。在城市发展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有这样的性质。从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来讲，上海地铁线路不断增加，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地铁总长度最长的城市。为什么我们建这么多地铁？其一是因为十多年前我们没有钱，另一原因在于现在上海的人口规模，分摊了地铁的建设成本。当地铁达到这样的密度(城市市中心500米内必有地铁站)，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人们很少开车，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发展也更加便利。匹配，既出现在生产部门，也出现在消费部门。从消费部门来说，生活在上海，只要你有钱，天南海北的菜，都能吃到。比如复旦周围就存在墨西哥菜。但如果生活在中小城市，就不一定能吃到墨西哥菜，即使有开墨西哥菜餐馆的老板，也不敢单一做墨西哥菜，而选择做些混合的东西，这样就会导致不专业。因此最高品质的服务，一定在最大规模的城市，因为每个生产者可以专业化，可以与消费者品味的多样性匹配。而且，人还有一个天性，就是喜新厌旧。天天吃同一种菜，你肯定会吃腻的。但是生活在大城市里面，你可以去换着吃，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有这样的便利！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大量的公司，比如，我们现在大城市所提的所谓总部经济，为什么要把总部放到上海啊？因为它能找到最专业的人才，当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力供给就会体现出多样性和专业化。所以，公司在开总部的时候，尽管上海地价高，劳动力成本也高，你还会把总部放在上海。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的企业，它是小企业的时候，在浙江，等企业长大了，总部就搬到上海来了。&&&&&&&&?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学习，主要指“干中学”。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很难，但是大部分毕业生还是想找到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几个少数大城市。为什么？你甚至告诉他（她），“你毕业后在大城市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块（元），房租都要花掉一千块（元）”，他（她）还是要留在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在大城市，他（她）预期到自己的收入增长的很快。所以，他（她）的决策从整个一生的收入来考虑的。那么，为什么大城市收入增长会比较快呢？“因为机会多”。什么叫机会多啊？因为在大城市中，可以找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可以找不同的学习机会，可以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和技能，所以，收入增长的就快！这在经济学中，就称之为“干中学”。因为市场规模大了以后呢，做业务的机会就增加了。所以，由于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越是大城市，人们的收入越高，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可能越快。所以，对农民来讲，他进城的出路，首先也是考虑要进大城市。因为这里收入更高，机会更多。那么，与此同时，当他们离开农村，离开农业，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时候，大家知道，对农村部门也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农业发展受制于的一个最重要生产要素——瓶颈要素——实际上就是土地。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出，人均土地的拥有量就会增加，农业就会走向规模经济。当我们讲到规模经济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批评：你们讲的这个规模经济啊，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很多都是丘陵地带、山区，所以，大型的收割机、播种机没法开的，所以，哪有规模经济啊！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只能是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这个不对的！我们不要把规模经济简简单单的理解为大型收割机、大型播种机的使用。重庆是全世界范围内——它的土壤最适合种柑橘的地方之一。我发现，它也在搞规模经济啊！它的规模经济不是体现在大型的农机械，而是体现在种子、管理、服务、桔子橘园里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就是这些方面也会有规模经济。只有当农民转出的时候，剩余的农民才可以在拥有更多的人均资源——特别是土地——的情况下，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收入。农民要进城的第二个原因是为公共服务。中国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是在地方财政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财政对地方公共品的投入比重实际上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在发达的地方，因为财政是可以自给的，所以，公共品的提供是以地方财政为主。这就造成中国的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均等。到了大城市以后，农民工可以分享这种服务。现在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部分还是与户籍挂钩的，比如说，教育和医疗，但是，仍然有很多公共服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说，地铁、城市的绿地、绿化。所以呢，在大城市里，由于公共服务的分享，也可以提高生活的质量。&&&&&&&&二、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这一点就像我刚才最后讲到的，你从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就知道了。农民工进城首先考虑的是大城市，不是说中小城市他们不考虑，但是从份额上来看，往大城市去的人多。那么，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在哪里？现在很多人抱有这样的思维，只要加大对中小城镇的投资，机会就来了。这是错误的。越是要发展中小城镇，越是要先把大城市发展好，中小城镇才能有机会发展。如果大城市不发展好，中小城镇是没机会发展的。企业投资考虑要接近消费市场。虽然在地理上，它会要把厂安排在中小城镇。那是因为它看到，在要落户的小城镇的边上，有一个大城镇。所以在地理上，可以足够靠近它的消费品市场，从而节省运输和物流的成本。同时，中小城镇用地和劳动力价格又会偏低。只有在这时候，企业会把厂安在中小城镇。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律就&&&&-2-&&&&&&&&&&&&【特别策划】解决三农问题=改变扭曲的城市&&&&&&&&是如此。以纽约为例，纽约以前也搞制造业，后来制造业成本增高，劳动力成本增高，土地也越来越贵。所以纽约开始把产业往外迁，但是都没有迁很远。直到现在，在纽约周围的一些中小城镇，还有服装业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纽约是全世界的时装之都。所以在它周围制造的一些服装的销售、发布，都在纽约。纽约的产业就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即设计，营销等现代服务业的这些环节在纽约，但是制造业，特别是有品牌的制造业，是在纽约周围的中小城镇。另外，中小城镇还有居住的功能。但是当一个中小城镇提供居住功能的时候，它可能离大城市很远吗？不可能的。东京今天白天的人口，和晚上的人口相比，要相差几十万。差在哪里？差在住在东京以外的中小城镇，而上班在东京的人。所以中小城镇提供居住功能的时候，离大城市近也是非常重要的。小城镇基础设施，比如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一旦发达，它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然后这个小城镇配套设施、房价、服务业等就随之发展起来了。中小城镇的活力在哪里呀？就是连接农村与大城市，为农村和农业提供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大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国际群。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发展中小城镇，把中小城镇的投资加大就解决了，越要发展中小城镇，就越要把大城镇的集聚效应发挥出来。这就决定了农民进城的时候，主要未来趋势也是往大城市，但同时也有一部分是进中小城市。接下来我们讨论进什么样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东部还是内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整个经济和人口都在向东部沿海集聚，因为政策原因，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政策优惠于东部发展，但今天2010年经济到了一个拐点，经济中心往内地转移。我不相信，为什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制造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金融危机过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和分工链条、中国至今处的加工制造业的阶段、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展阶段、国际分工体系的基本格局等都不会发生改变。只要有一条不发生改变，你从厂商的角度去考虑，你在选址的时候，一定是选址在靠近国际大港口的周围，而这几个大港口实际上在中国就是香港、宁波、上海、天津。未来制造业的中心一定就是在以这几个大港口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里面。道理很简单，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你如果把制造业放到内地去，只要他是出口导向型的，他就是成本上升，那他还不如跑到越南去。当然，不是说内地不要发展制造业。因为我刚一直强调之所以制造业向沿海集聚是为了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但由于今天中西部的需求也在起来，所以一些服务于内需的制造业有可能往内地搬迁。特别是当东部的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与此同时即便是在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里面也有少数部门他不太依赖于船运，而可以用飞机运，比如说典型的制造业就是芯片，它体积很小，附加值很高，它可以用飞机运，可以不依赖港口，所以为什么中国Inter生产基地从上海外高桥搬到成都去了。最近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中国要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了，所以地理位置是否接近于东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这一论点我也不同意。提高内需关键在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怎样有利于提高大家的收入水平，怎样内需就更高，所以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集聚效应的道理，越是要发展内需，越是要集聚。此外，服务业怎么发展起来的呀?对于消费性服务业来说，收入越高的地方，服务业需求越高，收入越高的地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所以越要发展服务业，越要让人到收入高的地方去。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来说，其服务于制造业，所以制造业如果跟着港口，跟着地理走，生产性服务业也一定跟着它走。所以未来的中国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一定在东部更加有活力。&&&&&&&&-3-&&&&&&&&&&&&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三、农民工怎样进城？&&&&再下来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怎样进城，或说如何让农民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讲两个故事。一是我们沿海有些地方给当地农民的征地赔偿。我们过去讲失地农民都是不好的词，因为失地让我们想起贫困，但是沿海有些地方都争盼自己成为失地农民。如果一家有六层房子，拆掉后就可以在城市中补偿到六栋楼房（在发达地区）。但是，补偿完后，大块的收入到哪里去了？是被土地的使用者和政府拿走了。而沿海地区的地价之所以涨价这么快，离不开外来劳动力。没有经济发展，地价怎么会涨这么快？现在政府大都是把土地租金拿过来，只给了自己本地的政府，还有开发商，再给了一部分给当地农民。但是实际上土地租金的创造，其中有一大块贡献是外来劳动者带来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分享到这块沿海地区土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福利。这在理论上是必须澄清的，我们不是随便提出应该让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和廉租房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参与了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和土地租金的提高。另一个故事就是农民工进城的困惑。这是来自苏北城市的政府的看法。地方市长讲我们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按照未来的城市化目标，平均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城市居民需投入15-20万，包括公共和个人投入。沿海开发规划确定到2020年城市化要达到65%，而目前是45%，今后10年需要转移160万农民进城。这样算起来需要投入亿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财力无法支撑。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刚说农民工进城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钱根本上来自于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化成工商业当中的土地增值收益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土地增值收益或土地使用权配置到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去呢？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沿海那些大中城市。我们为何不让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带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换取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可事实上我们把这个东西限制住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地你们是不能卖的，你要卖也在本市的市域范围内。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征用，国家征用完后再把这土地招挂牌卖出去，然后再补偿农民一点。不管怎样，市场运作是在本地范围之内的。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制造业、服务业缺乏空间的情况下，土地的增值收益当然小，进城当然就会受到制约。沿海地区经济不断往前跑，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却没有同步推进城市化，这就是因为我们土地的使用规划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完全是脱节的。所以，需要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和土地使用权的配置方向统一起来。根据2006年的研究数据，我们发现，如果用每平方公里上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的生产规模来看土地的平均使用效益的话，从像上海这样大港口往内地走500公里，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就下降50%，每一年是一平方公里3.5个亿。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让非农业建设土地的使用权能够跨省再配置呢？多将土地使用权转移到沿海地区一点，沿海地区就更加有空间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以它就能够有更多的GDP和就业岗位，当然人也就跟着过来了。只要我们思想上解放一下，不要老觉得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太大了，就可以容纳这些人的就业和产出，为什么不呢？我们还比较了中国的两个指标，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城区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前一个是在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后一个是在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我们比较的结果是，从全国来看，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平均每年是7.77%，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4.56%。也就是说，我们建城区土地面积扩张了，非农业人口却没有相应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其实是在下降的。&&&&-4-&&&&&&&&&&&&【特别策划】解决三农问题=改变扭曲的城市&&&&&&&&我们再把这些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来分析：东部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平均每年只有1.8%，到了中部，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就达到了2.9%，而在西部，两者的差额居然达到了每年5.23%。这说明，越往内地，城市化进程其实只是土地使用面积在扩张，非农业人口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又和我们的土地规划有关系。虽然在总量上，中央尽量考虑到了东部的发展情况，多给了一些土地。但是，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看，这个“多”与“少”不能看绝对数量的。这要把供给和需求比较起来看才行。以西部目前的状况，规划给它的土地看似不多，但其实已经是太多了。所以，这里面有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土地再配置效率提高的可能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大量农民进城就业之后，让他们的宅基地的指标所对应的非农业用地的使用权，跟着他们“走”。如果我们可以让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等这样一些用地需求比较高的地区能够得到这样的用地指标，一来可以缓解沿海地区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二来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缓解我们今天城市内出现的所谓的“民工荒”，三来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提高收入和就业的机会。此外，还可以用来为他们在城市里面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样的一个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下面，我就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何乐而不为”。这其实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今天，地方官员追求本地GDP规模的增长，都想把自己的地方做成“上海”。所以，你如果问他要人，他会说，这些剩余劳动力你统统拿去，我不想要的；但是你如果问他要地，他是不愿意给的。因为我们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否，都是基于其所在地经济增长的绩效来判定的。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方案，就难以实现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产生的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想解决，最终还是要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不要简简单单的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考核他们。特别是，不要考核在发展服务业和工业方面以及地理位置本来就处于劣势的那些地方的GDP。越考核它们，资源跨省的配置就越难实现。这种考核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地方为了发展GDP，要招商引资。但是由于他们在地理上没有优势，就只好压低地价，或者就是把那些沿海地区不愿意发展的有重大污染的企业招过来了。在这个基础让，我认为，还要进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大量的农民转移到沿海大城市——少部分也转移到中小城市——之后，接下来，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以及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更多依赖中央财政的补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补贴，是基于“蛋糕”已经做大的前提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有更多的资源来承担这些财政补贴。而今天，我们在做的财政补贴，是在没有把蛋糕做大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只是在简简单单地进行这种均等化。如果我们今天有两个政策，一个是把蛋糕做大之后，再做均等化。另一个是在做均等化的时候，我们的蛋糕就没法做大了。那么，我们应该选哪个政策？显然是前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实现多方利益主体共赢的。首先，对于新移民来讲，进城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我们今天都在批评说，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需要提高，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培训。为什么？首先，农民不愿意去参加培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参加完培训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而且这些培训对他们也没用。城镇政府不愿意投入培训，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培训的这些对象，不是我这个地方的人。如果解决了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样，也可以给农民工进城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们觉得，我进了城了，我这一辈子就在城市里面呆下来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也是获益的，因为经济增长了，服务也发展了。（下转第7页）&&&&-5-&&&&&&&&&&&&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让农民工市民化&&&&王小广?&&&&与快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比，农民身份转换一直不彻底或严重滞后，这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并越来越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性举措，同时，也是加快社会体制全面转型的主要着力点，由此可从根本上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首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将提高城市化率、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1.5亿农民工如果转为城市市民，估计有1亿个家庭、3亿人口变成新的城市居民，将大大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社会素质明显提高，并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中国城市化最本质的部分是人口城市化，而不是城市地域的扩张及房地产的发展，过去以房地产发展和城市地域为主的城市化是一种畸形城市化。未来城市化的核心是要推进农民工从劳动力的城市化向家庭的城市化转变，亦即从半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的转变。其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加快社会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滞后正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社会体制改革滞后既表现在总体上教育、医疗改革不到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更表现为以城乡户籍分割的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里关键是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消除城乡户籍分割的社会制度阻碍，促进城乡一体化和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三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促进分享社会的形成，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稳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保障是近期中国必须着力解决的五大民生问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主要症结正是与户口相挂钩的五大民生权利在制度安排上严重不平等。完全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五大民生与原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农民由此将会获得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收入分配将会趋于合理，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四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大规模的农民工转换身份变成市民，可以为农村土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可以较快地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如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呢？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分省内和跨省两种类型采取有别的户籍改革措施。二是主要依托流出地中小城市（包括县城）推进身份转换。农民工大量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而沿海大城市房价高、产业升级迫切、社会福利成本高等，难以成为农民工转换身份的主要承载地。从经济和社会成本角度看，最经济的途径是依托流出地中小城市（包括县城）来推进农民工身份转换。这里关键是要将农民市民化过程与产业的区域转移相结合。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关键中的关键，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可能面临就业不足问题而难以推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且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将明显减弱，因此，必须加快向中西部转移才能保持这一传统产业的国际优势。这一转移的过程恰好是增加流出地城市就业机会的过程。为此，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同时中西部&&&&?王小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6-&&&&&&&&&&&&【特别策划】让农民工市民化&&&&&&&&地区各级政府也应制定相应的承接产业转移的鼓励政策。这是加快以流出地为主要依托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重要条件。三是建立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在内的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是关键。农民转换身份不仅是取消农民工的称呼或户籍登记制度一元化（统一都叫居民）这么简单。它涉及一系列为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地位平等所需各种权力的调整和再分配，即农民工转换身份需要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人口自由迁移制度。农民工身份转换所需成本可按以下方式分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以国家负担为主，住房方面以城市政府负担为主，其他以农民负担为主。国家和地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订不仅要考虑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也应把亟待转换身份的农民工纳入进去。（责任编校：林腾）（上接第5页）从而，原有城市居民中那部分对于公共服务需求比较大的那部分群体，也能得到更好的服务了。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可以得到缓解。因为移民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轻，健康水平平均也相对比较好。所以，移民的增加，是可以缓解原有城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的，尤其是上海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趋势比较明显的一个城市。第三方面，农村居民也得益了。因为一旦制度得到变革，未来中国农民工进城的模式就会发生变化。今天我们模式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妇女，老人和儿童，即所谓“386100部队”，都留守在农村。于是给农村造成大量的问题，比如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如果迁移模式发生变化，那么以后的模式就是举家进城。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进城的农民，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就可以被放弃。在农村的农民，就可以对这些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有人可能会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养老问题怎么办。收入提高了之后，蛋糕做大之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就会有大量的汇款到农村。这样，比把大量富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收入提高不了，要好的多。最近又有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放开，在这么大的范围下，就会造成农民的失地。如果有一天，那些进城的农民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他们想回去，但是农村没地了，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关键的问题在于今天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流转，是不是有市场价的？如果有市场价，以后我有钱了我就可以用钱把它买回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是有没有市场，有没有机制，有没有承认这种资产的性质。第四方面，政府也得益了。政府无非就是为了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蛋糕做大了，就业增长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第五方面，企业也得益了。今天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很多企业都在内迁。好像我们区域间平衡发展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沿海城市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现象，有我们的扭曲的政策的原因，比如我刚才说到的土地供给。如果土地供给增加的话，沿海地区企业成本的增长不会那么快的。所以现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有空间的，只是我们人为地错误地把这个空间给挤压掉了。所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最最重要的受益者，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在经济持续的增长，把整个社会的和谐问题，也都给解决掉了。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未来根本的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和城市化进程的方向。（责任编校：林腾）&&&&&&&&-7-&&&&&&&&&&&&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抓手&&&&金三林?&&&&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在新形势下，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体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抓手。&&&&&&&&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内需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目前，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接近1.5亿人，大部分在城镇就业。未来20年我国还将有4亿左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农民工，会有上亿个家庭在城市居住。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实现稳定生活，满足这些人的消费、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巨大的内需。据研究，如果每年有1000万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实现市民化，完整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工市民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人口的集聚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是提高我国服务业比重的重要手段。我国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将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计入城镇人口。按照这一口径计算，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46.6%，在我国统计为6.2亿的城镇人口中，有1.23亿是农业户籍人口，占到了城镇人口的20%。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主要来源于农民工进城。如果赋予这些进城农民工以真正的市民待遇，释放其消费潜力，必将大大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目前，农民工已经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占据了我国建筑业劳动力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以及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其中的大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将大大提高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促进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随着经济大发展和社会大开放，农民工流动的稳定性不断增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性趋势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赚钱不再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的唯一目的，在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同时，农民工开始并日益注重家庭成员的团聚、子女的教育以及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从以前男劳动力外出“独闯”逐渐演变成现在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以及携子女外出流动的形式，农民工家庭化的趋势明显。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民工已经占到一定比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占全部外出就业农民工（14533万人）的20.4%。据浙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单位内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86.37%。&&&&?金三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博士。-8-&&&&&&&&&&&&【特别策划】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抓手&&&&&&&&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趋于长期化。人口流动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务农为主、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季节性流动，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动，乃至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返回户籍地老家的次数减少，融入现居住地的趋势比较明显。相关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城市沉淀的程度和长期居留倾向增加，正在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农民工的“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调查数据，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子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户籍上还是归属于农民，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实际上从离开学校后就进城务工了，很少参加农业劳动，不具有农业生产的基本经验和技能，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技能较高，市民化能力和意愿都非常强烈。&&&&&&&&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加快深层次的改革&&&&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市民化还存在着很多的制度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在就业促进、权益保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设计，重点是住房和户籍制度，并提高城镇对农民工定居的承载能力。（一）完善农民工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居住保障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对于在城市稳定就业一定年限、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工，在保障性住房上应给予市民待遇，比照城市居民收入标准，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鼓励各地比照廉租房政策，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城中村改造、城乡结合部建设相对集中的农民工公寓，以及其他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经济租用房。逐步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市场的调节功能，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建设适合农民工租赁的社会化公寓，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允许各地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农民工公寓。取消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的政策限制，鼓励农民工在家乡城镇购房。逐步建立起“以低端市场租赁房为重点，以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为补充”的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完善农民工住房支持政策。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应适应农民工的意愿，以劳动合同约定的形式，逐步建立适宜的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建立农民工城市公共住房专项资金，使农民工住房保障资金来源制度化、规范化。完善土地供应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都要为农民工住房预留空间。逐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规划保障制度相互补充”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顺应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提高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应优先准予落户。（下转第14页）&&&&-9-&&&&&&&&&&&&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流动儿童的择校问题探究&&&&——以浙江某镇为例&&&&朱昉晟?&&&&&&&&一、研究背景&&&&在对流动儿童教育情况的调研中，以北京为调研地的尤多，上海次之，鲜见杭州等其他城市，对中小城市的研究稀少。本次研究选择的w镇，处于浙江的一个中等城市（以下简称w市）；w镇则是该市一个较为普通、典型的镇，处于w市的城郊结合部，工业发达，外来人口众多。依据当地政策，拥有该镇户口的居民可以进入该镇的一所中心小学（免学费）；居住在该街道的民工子弟也可以进入这所中心小学，除此之外还可以进入该镇的三所民工子弟小学（一所公立，二所民办，民办收学费）。已有的民工子弟学校调研中，极少有研究引入公立学校作为参照；这部分是因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民工子弟学校众多，本已经构成足够复杂的调研对象。在本次调研的w镇中，除了一些正在消失的村庄小学，主要的四所小学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必要简单描述一下这四所学校的基本状况。中心小学校园优美大气、设施齐全，学生免学费，但需要缴纳500元/学期伙食费，非本学区人口缴纳1000元/学期借读费。据校长介绍，该校的借读生基本上来自外市或外省（以下简称“外来人口”，占1/4左右。w镇的公立民工子弟小学只有一）幢教学楼，每年级只招一个班，设备简陋；教师为中心小学教师编制，免学费、借读费。这两所学校均表示，当报名的外来学生超过容量时，考试遴选是唯一的办法。另两所学校是民办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往往无资格证，工资相对很低，设备简陋，开课不全，学生需缴纳800元/学期的学费、300元/学期的伙食费，相当一部分学生还缴纳300元/学期的接送费。在上述四所小学中，中心小学、公立民工子弟小学、民办民工子弟小学教育质量递减。尽管政策上民工子弟均可进入公立小学，公立小学的名额毕竟有限；这便导致了小学择校上的竞争，竞争意味着具备不同等级“择校资本”的孩子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择校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公立民工子弟小学中成绩较好的学生常会转学到更好的小学（如中心小学），民办民工子弟小学的招生更是每学期进行一次的。本研究的目标之一，便是揭示w镇中“择校资本”的具体内容。&&&&&&&&二、研究方法&&&&本研究采取访谈法和问卷法。研究者走访了w镇的一所中心小学（以下称A校）、一所公立民工子弟学校（以下称B校）和一所民办民工子弟学校（以下称C校），在三所学校各抽取一个六年级班，对三个班全体学生进行当场问卷调查。在三个班级共发放问卷157份（三个班级人数分别为：53、35、71；以下简称A班、B班、C班），回收有效问卷156份。访谈对象主要是各学校老师、教育部门相关人员。&&&&&&&&?朱昉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本科生。-10-&&&&&&&&&&&&【特别策划】流动儿童的择校问题探析&&&&&&&&三、描述与分析&&&&（一）三校学生基本情况的简要描述对三所学校学生的地域来源做描述分析，可以发现A班的外来人口有13人（占有效填答人数50人的26%）班的本地人口（w市）有10人（占有效填答人数33人的30%）校则全部为外，B，C来人口。可见，尽管外来人口在择校上有明显劣势，但本地-外来的优劣并非绝对的。有部分本地学生在公立民工子弟学校（B校）就读，部分外来人口在中心小学（A校）就读。三所学校的性别比亦有显著不同，A班男生占60%，B班男生占45%，C班男生高达63%。在整个样本中的外来人口中，男生比例为60%（高于本地人口的53%）。这很容易解释，即女性适龄儿童更可能被当作留守儿童。观察家庭收入与学校、性别的关系可以发现，在本市男生中，家庭收入对择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A班、B班男生家庭收入中位值分别为）；在本市女生中，家庭收入对择校影响不大（A班、B班女生家庭收入中位值分别为）。这可能说明对于不同性别，择校行为不同：若是男孩，则收入高的家庭尽己所能择校，家庭收入低的家庭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未进入A校；若是女孩，则家庭收入对择校影响不大。这可能说明w镇的本地家庭不倾向于动用资源为女孩择校。其他一些统计描述特征符合人们对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一贯认识。如，C班学生的平均年龄比A班学生大0.85岁，说明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上学普遍较晚；C班学生平均转学次数为2.27，B班学生平均转学次数1.49，A班学生平均转学次数0.31，说明民工子弟学校孩子流动性更强。令人欣慰的是，A、B、C班学生中断学业的平均年数均在0.06左右，说明虽然民工学校的孩子转学较多，总的来说并未因此中断学业。（二）三校学生理想和期望的统计描述1.自己的和父母提出的榜样如图1所示，从A班、B班到C班，“榜样”是“同学”的逐级减少，是“明星”的逐级增加；如图2所示，在“父母（和其他长辈）提出的榜样”中，A班、B班、C班回答“没有提出”的比例逐级增加。&&&&&&&&图1榜样是同学的频数2.教育、收入的愿望和期望&&&&&&&&图2榜样由父母提出的频数&&&&&&&&本次问卷调查中，将“愿望”与“期望”分开测量。教育愿望上，A、B、C三个班级的中位值分别为“大学”、“硕士”、“大学”外来人口的教育愿望并不明显较本地孩子低，，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家庭收入、出生地对“教育愿望”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显示了中国人“不论家境如何，普遍重&&&&-11-&&&&&&&&&&&&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视教育”的常识，且与从前对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相一致。在“教育期望”上，A、B、C三个班级的中位值则分别为“大学”“大学”“高中”、、（若以均值计算，则呈递减）在这里，。出生地对“教育期望”表现出显著影响（前者可解释后者变异的30%）。在“收入愿望”上，A、B、C三个班级的中位值分别为：、5625（元/月）。在“收入期望”上，三个班级中位值的差距更为显著，分别为：、2318（元/月）。值得注意的是，A班学生的“教育愿望”与“教育期望”之间的一致性是最高的，B班、C班学生总体上有一个明显的愿望与期望之间的落差。“收入愿望”与“收入期望”的情况也类似：A班体现出了较好的一致性，B、C班则表现出了明显落差。（三）外来儿童的择校资本在w镇的外来人口子女中，为什么少部分能够进入A校，一部分进入B校，大多数进入了C校？与预想的不同，家庭收入与学校选择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上文所提到的，A班、B班、C班中外来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值分别为、4150（元/月）；考虑到家庭收入的巨大标准差（A班、B班、C班中外来人口家庭收入标准差分别为、8304），家庭收入对择校几乎没有解释力①。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否影响了择校？本调查中用“父母为你提出的榜样”来粗略衡量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如附图3所示，在A班、B班、C班的外来人口中，回答“不知道/没有”的分别占7/14、9/24、39/61，回答“同学”的分别占5/14、10/24、4/61。可以看到，不同学校的学生家长对孩子的期望确有不同，但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区别。②“父母的职业”应是择校资本的重要部分。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项，受访者的填答比例低、填答模糊，难以进行有效的分析。这里只能援引A校校长的话：“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读的外地人都是外地人中的精英”。据他介绍，A校外地学生中，一部分来自于w镇某大厂的技术工人和中层管理者家庭，此厂负责人曾出面与A校就核心外地员工就学事宜进行过沟通；另有一部分“递条子”进入A校；其余部分通过考试选拔进入。由上述解释可见，要想进入A校，须具备三种资本的一种：(1)家长的技术资本；(2)家长的社会资本；(3)孩子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就此，便容易解释为什么部分高收入外来人口的子女无法进入A校：这些家长虽然在w镇获得相当高的经济回报（往往从事经商），却缺乏进入A校所需要的技术资本与社会资本，其子女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接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以上择校机制还可以解释另两个相关现象。另一个与“择校”呈现出显著相关性的因素是“来到w市的时间长短”班外来人口子女中，只有一名来w市的时间短于5年，平均时间为7.5年；。AC班75%以上的学生来w市的时间短于5年，平均时间为2年；B班则介于二者之间。另一个因素是外来学生的出生地。省内的外来人口进入A校、B校的比例约为40%、30%，来自其他省份的外来人口进入A校、B校的比例则约为9%、23%；依据常识，来到w市的时间越长的学生家长更可能拥有技术资本和社会资本（孩子也能在更稳定的环境下接受教育），浙江省内的外来人口更可能拥有社会资本，于是便更可能进入A校、B校。&&&&&&&&①外来人口平均收入分化，这或许是浙江省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特殊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一些外来人口在w市取得高经济回报，却仍无法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②另外，若要衡量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单单对学生的调查是不够的。-12-&&&&&&&&&&&&【特别策划】流动儿童的择校问题探析&&&&&&&&（四）“职业期望--教育期望--择校”假设笔者实行此调查的动机之一是检验如下假设①：父母对子女的职业期望?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父母为子女选择的就学地和学校这一假设的提出背景如下：尽管民工子弟在教育之路遇到了重重困难，仍有小部分民工子弟进入较好的学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取得相对的教育成功的原因，应归功于他们父母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和相应的教育期望。而对于没有进入较好学校、学习成绩较差的民工子弟，他们的教育失败应归结于：他们及其父母没有将“需要高教育水准的职业”视为宝贵的上升途径。②如（三）中所讨论到的，A、B、C校的外来人口中，“父母给孩子提出的榜样”并没有显著差别：约一半“没有”，有的主要是“同学”或“亲戚”。榜样是“同学”，则说明父母对孩子并没有明确的职业期望，仅对孩子有教育期望。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学生，只能通过学生的“职业愿望”“职业期望”和来推测家长对孩子的职业期望，从而侧面检验假设。若A校学生的所愿望和期望的职业比C校学生的要求更高教育，则符合假设；反之则不利于该假设。统计得到下图：图3显示了A、B、C三个学校外来学生的“职业愿望”校、B校、C校外来学生的“职业愿望”；A中，要求高教育的职业③分别占了约46%、43%、10%。（“职业期望”图从略）校B校、C校外来学生的，A“职业期望”要求高教育的职业④分别占了约38%、中，图3三校外来学生的职业愿望26%、10%。这一结果符合假设⑤；或者说，希望从事“要求高教育的职业”的学生，较希望从事“不要求搞教育的职业”的学生，进入A校（B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四、结论和讨论&&&&本研究仅限于w镇的三所学校，样本小，难以推论到更大总体，但仍可以针对w镇的一镇三校，得出几点有限的结论：1.小学阶段，无论是本地儿童还是外来儿童，都已经经过“择校”，分化到不同水平的教育平台（这里的“教育平台”指特定类别的小学）上⑥。不同的教育平台中，同一年级的学生组成在性别、年龄、户籍上是相当不同的；不同教育平台上的学生拥有相当不同的榜样、职业理想和期望、收入理想和期望。可以认为，这种分化带有明显的阶层属性。2.“择校”需要“择校资本”；对外来人口而言，这一资本可以是这三种的一种：(1)家长的技术资本；(2)家长的社会资本；(3)孩子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家庭收入并不能给外来人口子女带来关键性&&&&&&&&①有获益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二代”研究工作坊中的启发。②这是受到谢宇《美国亚裔人口的社会流动和教育选择》中模型的启发。③此处指需要教育进行技能训练的职业，如医生、教师、科学家、工程师。“不需要高教育的职业”则主要包括：开店、打工、在公司上班等。④此处指需要教育进行技能训练的职业，如医生、教师、科学家、工程师。“不需要高教育的职业”则主要包括：开店、打工、在公司上班等。⑤实际上，对本地学生的分析也显示出了类似结果。⑥若考虑w市中心的几所“城区中心小学”，则本地儿童的择校分化将更为明显。-13-&&&&&&&&&&&&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的择校资本①。3.相比于流动儿童总体，处于较好学校的少部分流动儿童更希望从事需要高教育的职业，从而有更多学习的动力。相反，择校资本的稀缺，加上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对未来职业的低期望和不确定性感，导致许多流动儿童既无条件、又无动力取得较好成绩。期望的降低和学习状况的恶化循环作用，导致教育愿望和教育期望、收入愿望和收入期望的距离逐渐拉大。本研究有许多不足之处。研究的最初目标是建立模型来解释流动儿童的教育成就，并在收集数据前提出了（四）中的假设；在分析数据时发现现有数据不足以证明或推翻（四）中的假设。若要对它作出检验，除了需要搜集来自父母、学校的数据之外，还需要跟踪调查，来观察职业期望与专业选择（或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不过，由于发现儿童及其家长对于职业的期望并不清晰，这个假设的逻辑前提（职业期望是影响教育成就中的重要因素）也就不太符合实际了。需要提出新的假设，此研究才能继续深入。（责任编校：林腾）（上接第9页）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实行以具有稳定就业或生活来源、固定住所（包括租房）和居住期限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鼓励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出台专项政策，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加强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进一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为落户农民提供均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社保的续接制度。将落户农民工统一纳入本地各项社会管理，使落户农民工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三）加快城镇化进程，增强城镇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加强区域发展规划对城镇空间布局的合理引导，形成小城镇和各类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推进都市圈、城市群整体发展。进一步突出县域作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地位，把发展小城镇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加大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力度，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要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下放管理权限，探索发展镇级市。（责任编校：林腾）&&&&&&&&①在公立学校免收学费、借读费与民办学校学费相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14-&&&&&&&&&&&&【百优论文】政治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兼论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问题何芬指导教师：郁建兴?&&&&第三波民主化的强大政治潮流，席卷了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的许多国家，民主化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转型方向。于是本文以政治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为线索，在研究分析了大量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民主化转型两者之间关系的新的分析框架，并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转型问题。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事实上，关于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这个议题的辩论仍没有达成最终一致的结论。不过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建立在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条件上的。在亚洲国家中，菲律宾遭遇民主橱窗的失败、泰国陷入政治循环怪圈等诸多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危机并不代表民主本身的危机，民主在扩展过程中由于产生、发展路径和支持条件的差异会出现很多问题，但较之其它的政治制度，民主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本文认为，在短期之内，经济发展对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作用也许并不大，还极有可能是不利的，因为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创造各种错误的动机让统治者不实施民主。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对民主转型是有利的，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关联。经济发展不是民主转型的唯一要素，更不是充分条件，但确是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对于民主的这种催化作用并不完全是直接的，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因果链来实现，它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积极因素，也是巩固的民主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经济基础、政绩合法性及其困局、社会结构与社会抗争、社会文化、外部力量和政治领导等方面具体阐述了这条经济发展所催生的民主转型因果链。在第三波浪潮中，中国仿佛置身事外，其政治制度变迁成了一个“谜”。中国的经济力量已为世人所瞩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也开始面临政绩合法性困境。因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成功，如果社会公众并不能公平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社会陷入一个不平等陷阱，这样的经济并不能说是成功的。而不平等在民主政权下能够不断得到降低，在威权政权下却会变成颠覆政权的一个动力。针对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本文具体探讨了当前政党国家所面临的基于“效率”的政绩合法性困局，社会群体性事件是否足以挑战党的权力，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新的阶层、新的秩序、新的意识的挑战，以及政党的抉择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政治制度的调适性极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适应性和政治纳新能力，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重新定义其合法性基础，推动党自身的改革。虽然稳定的政治秩序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显然的意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也是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逻辑都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又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新型政治文化冲击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应对治理变革的挑战。当前中国具备了民主转型的经济条件，但其社会力量和政治领导方面却表现出了较大的局限性。比如，来自社会的抗议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已经引起高度关注，但近期发生的社会动乱始终缺乏其政治目标以及组织强度，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类似于具有协调能力的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去挑战党的权力。中国的民主转型仍将艰难前行，尽管它是一种大趋势。（责任编校：李咏霞）&&&&?何芬：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0届毕业生；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该文系浙江大学2010届百篇特优本科毕业论文摘要。-15-&&&&&&&&&&&&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美国公民社团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郁靖子指导教师：高力克?&&&&“公民社会”的概念经历了从传统国家—社会二分法到当代国家—社会—经济三分法的分析框架发展，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这一概念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洛克式观点认为，社会具有先于且外在于国家的生命，这从根本上构成了对国家侵吞社会之可能性的抵抗。黑格尔第一次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进行区分，透过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市场体系来界定社会，进而强调社会与国家之间，即关注特殊利益的非政治化私域与关注普遍利益的政治化公域之间的区别，而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则是同业公会这一公民团体。托克维尔认为，公民社团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多元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引入公民社会，科恩与阿雷托则在此基础上坚持明确三分法。三分法在继承二分法“分权”核心的同时关注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和改善，且多通过社会和国家在治理领域内的互动而进行。在“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公民社团已成为其中的核心主体，其之存在与成长的关键在于其如何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塑造二者的关系；公民社团已成为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缩影。当代美国是典型的“社团国家”。由于经历先产生社会后诞生国家的历史进程，又受到潘恩和托克维尔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对公民社会持以一种原教旨主义观点，认为民主的规范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因此始终对国家权力扩张或滥用保持警惕，注重维护公民权利。由于现实需求的多样化，公民社会的工具性意义日益突显。公民社团不仅充当于政府之后完成“拾遗补缺”任务的角色，还与政府开展许多合作。在美国政府鼓励各种公民社团合法活动的前提下，社团活动反映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至少对立、补充、合作三类关系并存的局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类活动偏向政治领域的社团带有浓厚的“公民性”，其与政府的关系便以对立为主。福特等大型私人基金会注重社会改良，偏重于公民社团的“中间性”，其为政府之不能的补充作用甚为明显。美国社区学院协会等倡导性社团的“中间性”更为突出，其利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提升工作效率，政府则通过社团工作扩大自身行动范围，双方在互补中实现合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补充、合作关系并非线性发展，亦无分孰优孰劣，而是交织并存，各自拥有所适合的范围。对立关系体现了社会限制国家权力的传统思想，补充与合作关系则是对公共需求多样化而未能得到有效满足的现实问题之回应。在补充关系中，公民社团并未进入政府主动与之分享权威的过程；这一关系反映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之对立的传统思维被应用到了公共治理当中，公民社团试图在治理中也努力保持二者界限的明晰化。合作关系则体现了“善治”之本质，这一关系在使社会分担国家责任的同时，也使权力从国家回归到社会，可谓是寄传统分权思想核心于满足现实需求过程，尽管在实践中它还面临着许多问题。然而，以合作实现的“分权”仅仅限于公共治理领域。当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内的负担减轻之时，其于其他关键领域内的权力便获得了集中，因而，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总是必要的。（责任编校：李咏霞）&&&&&&&&?郁靖子：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0届毕业生；高力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思想研究所所长。该文系浙江大学2010届百篇特优本科毕业论文摘要。-16-&&&&&&&&&&&&【百优论文】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湿地景观遥感分类研究&&&&&&&&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湿地景观遥感分类研究&&&&——以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莫利江指导教师：曹宇?&&&&湿地景观遥感分类是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直接影响湿地研究结果的精度与有效性。而如何减小“同物异谱，同谱异物”“椒盐”等现象对影像分类的影响，并不断提高分类的精度与自、动化水平，一直是该项研究的重点与难点。相比于仅根据地物光谱特征进行分类的传统遥感影像分类方法，面相对象方法则综合考虑了景观的光谱、纹理、形状、色彩等多种属性特征，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同物异谱，同谱异物”“椒、盐”等现象对分类的干扰，从而有效提高分类精度。但目前面向对象方法在遥感影像分类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且已有的案例多是基于高分辨率、高光谱影像进行研究，将该方法应用于中低分辨率影像的湿地景观遥感分类则鲜有报道。本文选取我国典型的滨海湿地——杭州湾地区湿地景观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引起研究区景观类型分异与变化的地形地貌、水文、植被、人类活动干扰等诸多因素的系统分析和参考Ramsar、NWI、中国湿地调查等国内外主要湿地分类体系，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滨海湿地景观生态分类体系；然后在利用ENVI4.6软件完成几何校正、影像配准、波段选取、研究区界定与裁剪等数据预处理工作的基础上，基于该软件的FetureExtraction模块，通过影像分割、计算对象属性和特征提取等步骤，尝试运用面向对象方法对研究区1990年和2005年两期30m分辨率的LandsatTM影像进行遥感分类；最后选取最小距离、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波谱角制图等其他典型方法对研究区2005年的TM影像进行分类，并将结果与面向对象方法相应的分类结果做比较，评价各种方法在湿地景观遥感分类中的优缺点。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索完善湿地景观生态分类体系，验证面向对象方法在中低分辨率影像遥感分类中的有效性，并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找到一种相对能有效运用于湿地景观遥感分类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1990年和2005年TM影像面向对象方法分类的结果，总体分类精度分别达到86.2885%和88.0740%，Kappa系数分别为0.6，证明该方法仍可较有效应用于中低分辨率影像的湿地景观遥感分类，且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2）由于能在一定减小―同物异谱，同谱异物‖、―椒盐‖等现象对影像分类的干扰，特别是对各种水体景观具有较好的区分度，且受光照、阴影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面向对象方法与最小距离、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波谱角制图等其他典型分类方法相比，在湿地景观遥感分类的精度与有效性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3）尺度分割在运用面向对象方法进行遥感分类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经过反复试验，认为60%左右的分割尺度较有利于中尺度研究区、中低分辨率影像的遥感分类。（4）TM5、4、3波段的RGB假彩色合成影像，信息量较丰富，色彩反差明显，层次清晰，能最大程度反映湿地景观信息，较有利于湿地景观的目视解译和训练样本提取。（5）k近邻算法在区分具有相似光谱特征的景观类型时较支持向量机法（SVM）有一定优势，在面向对象方法中采用k近邻算法的分类器可以达到较好的分类效果。（责任编校：李咏霞）&&&&?莫利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2010届毕业生；曹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该文系浙江大学2010届百篇特优本科毕业论文摘要。-17-&&&&&&&&&&&&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研究&&&&姚先国王同益?&&&&摘要：本文利用年的CHIPs数据，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来考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2002年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主要在教育和经验的回报率上有显著差异：①虽然两类企业的工资-教育曲线均呈开口向上的二次型，但非国有企业的曲线更加陡峭，而国有企业的曲线相对较为平缓，两条曲线在受教育年数约为12年时相交；②非国有企业的工资-经验曲线接近于直线，而国有企业的曲线呈现出明显的二次型，后者的总体经验回报率要高于前者。另外，比较2002年与1995年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我们发现：①2002年非国有企业中的性别歧视程度较1995年略有下降，而国有企业中几乎不变；②从1995年到2002年，非国有企业中教育回报率和培训回报率的提高幅度大于国有企业，前者经验回报率的下降幅度也大于后者。关键词：市场分割所有制工资决定机制&&&&&&&&一、引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比如由于不同部门改革进展的不一致，地区之间改革进展的不平衡，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仍存在各种刚性和流动上的障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城镇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流动受到很大的束缚（KnightSong,1995；Zhao，2002；Chenetal.，2005）。虽然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分割性仍是显而易见的。而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中国城镇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根源（KnightSong，2003）。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通过考察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来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各种因素，如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工资收入差异的分析（Knightetal.，1999；MengZhang，2001；Maurer-FazioDinh，2004；姚先国赖普清，2004；王美艳，2005；严善平，2007），城镇地区男女职工工资收入差别的分析（GustafssonLi，2000；HughesMaurerFazio，2002；MaurerFazioHughes，2002；Liuetal.，2004；Dongetal.，2004；Bishopetal.，2005；Démurgeretal.，2005；李利英董晓媛，2008；ZhangDong，2008），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差距的分析（Zhao，；DongBowles，2002；Chenetal.，2005；张车伟薛欣欣，2008；SylvieDémurgeretal.，2009）。然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只关注了这些因素对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而对这些因素与其他收入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注不足。本文以所有制分割为着眼点，重点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的差异。与现有的研究相比较，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一是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教育和经验对收入的影响，而且基本上都停留在研究这些因素对收入的直接作用上。而本文着眼于所有制分割，重点分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的差异。二是本文使用的是两个年度的数&&&&?&&&&&&&&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王同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本文得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06JZD0014）“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机理与实现机制研究”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本文原为英文版本，曾在第三届GEPChinaConference上报告。-18-&&&&&&&&&&&&【学术论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研究&&&&&&&&据，而不是单一年度的数据，由此可以动态地对一段时期内各种收入决定因素作用效应的变化方向和幅度加以分析，得出一个变化趋势的判断。三是现有研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行业汇总的数据，而不是通过住户调查收集到的个人数据。本文使用的是后者，它包含了更多个人信息，而且信息相对来说更加可靠，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各种因素的作用效应。最后是本文在计量模型上有所突破。本文从Mincer方程入手，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放松了教育边际收益率不变的假设，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教育的平方项。而实证结果也支持了本文在模型上的大胆突破。&&&&&&&&二、数据来源及指标取值&&&&（一）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两期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联合开展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第一期的家庭收入调查在1996年的1至3月份进行，。第二期在2003年春季完成。两次城镇调查的样本省份和城市基本相同，样本数也大致相等。它覆盖了11个省份：安徽、北京、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山西、四川和云南。尽管各省份的样本量并不与实际人口成比例，但两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即人口多的省份抽取的样本也相应较多。1995年数据包括6931个住户样本和21694个人样本，2002年数据则包括6835个住户样本和20632个人样本。由于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具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企业在职职工①，所以先以本地非农业户口、在职人员、在企业就业三个约束条件对样本进行筛选，筛选后1995年和2002年数据分别包括个有效个人样本。（二）指标取值&&&&&&&&Wage：由第一职业年收入除以年实际工作小时数得到。第一职业年收入中不包括第二职业或&&&&者兼职的收入，也不包括下岗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金、单位发放的困难补助，但包括第一职业实物收入的货币折算额。2002年的年实际工作小时数=年实际工作月数*每月平均工作天数*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1995年的年实际工作小时数=年工作周数（本文统一取50周）*每周平均工作天数*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另外考虑到我国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来自于不同地区生活费用的差异。为了剔除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利用BrandtHolz（2005）②估算出来的不同省份的城镇价格平减指数（基数为2002年全国城镇价格指数），将收入进行了省际购买力差异的调整。我们认为，这一调整是必要的，它使得我们的数据比现有文献使用的未经调整的数据更反映了地区实际收入的差异。运用购买力平价对不同地区的收入进行调整具有多种影响，其中之一是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直辖市与其他省份之间差距，因为直辖市的生活费用要比其他城市高得多。将调整后的小时工资率取对数，就得到本文被解释变量的值（Ln?Ad?Wage?）。&&&&&&&&Gender：男性记为0，女性记为1。绝大多数研究证明了性别歧视的存在。比如，ShuBian&&&&（2003）控制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职业特征和家庭结构后研究中国城镇男女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发现无论在纵向还是在横向上差距都持续存在且都没有显著变化。可以预测，女性性别对收入有显著的负效应。&&&&&&&&Education：被调查时所受教育年限（年），由调查直接得到。Training：被调查时所受职业培训的时间（年），由调查直接得到。&&&&①是否本地人、是否具有城镇户籍也会对工资收入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外部因素的影响，集中研究感兴趣的因素，本文将非本地或不具有城镇户籍的样本剔除在外。另外，鉴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等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以及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就业的人员，其收入决定机制有别于正规企业，本文的样本限定为正规企业的在职职工。②该数据的详细信息参见BrandtandHolz(2005),SpatialPriceDifferencesinChina:EstimatesandImplications.http://ihome.ust.hk/~socholz/SpatialDeflators.html.-19-&&&&&&&&&&&&2010年第2期&&&&&&&&公共学坛&&&&&&&&总第2期&&&&&&&&Experience：被调查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时间（年），由调查直接得到。&&&&受教育年限、受培训程度、工作经验是三种典型的人力资本。系统化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教育的经济价值为基础，由芝加哥学派在二十世纪中叶首创。舒尔茨（1961）被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他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培训、移民和信息获得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Beker，1962）可以推测，。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Tenure：被调查时已经在现单位工作的时间（年），由调查直接得到。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来看，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时，一般会将报酬与任职年限挂钩，报酬随着任职年限的增加而增加，这主要是为了降低优秀员工外流的概率从而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因此，笔者猜测任职年限跟职工工资是正相关的。&&&&&&&&Performance：所在企业该年有“较多盈利”记为1，否则记为0。Oswald（1996）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会出现利润分享，高利润企业与低利润企业为同样的工人支付同样的工资。但是，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利润与工资正相关的状况：一是谈判模型，即市场长期均衡的特点是工资与利润正相关、与失业率负相关；二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并非是完全有弹性的，而是向右上倾斜，这样一来，短期需求冲击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从而使利润与工资在短期内正相关；三是存在风险分担的劳动合同，如果雇主和雇员都是风险规避型的，他们就会共同承担风险，因而利润与工资正相关。其中，第三种情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所以，可以预期得到经营业绩与职工的工资是正相关的。&&&&&&&&ContractTerm：固定职工和长期合同记为1，否则记为0。①Ownership：(中央、省)国有独资、(地方)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记Own?1，否则Own?0②&&&&&&&&三、描述性统计结果&&&&表1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职工的小时工资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而且该差异从1995年到2002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平均受培训量、平均工作经验、平均资历以及盈利企业的比率也要高于后者。所以至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推断出国有企业存在―过度支付‖现象的结论。通过比较两类企业中男女职工的小时工资，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男性职工的工资都要高于女性，而且该差异在非国有企业中要更大一些。再对比2002年与1995的结果，我们发现非国有企业中男女职工工资的差异有所减小，而国有企业中没有出现该现象。从收入影响因素来看，可以发现1995年非国有企业中男女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差异、平均受培训量差异以及平均工作经验差异都要比国有企业来得大；而2002年与1995年相比，这些差异又有所缩小。所以，非国有企业中男女职工工资差异更大很可能是由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有着更大的差异导致的；而从1995年到2002年，男女工资更加接近也很可能是由于他们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缩小。因此，我们也无法断言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性别歧视程度存在差异。表2展示了分合同期限的统计结果。结果表明，长期合同工的小时工资要高于短期合同工。这种差异在1995年的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在1995年的国有企业以及2002年的企业中非常突出。虽然并不充分，但我们有理由猜测，在后三种情形下，合同期限对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对&&&&&&&&①为了方便，下文中固定职工和长期合同统称为长期合同，其他的统称为短期合同。②为了方便，下文中(中央、省)国有独资、(地方)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统称为国有企业，其他企业统称为非国有企业。-20-&&&&&&&&&&&&【学术论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差异研究&&&&&&&&于合同期限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是否有差异，正如前一部分分析的，我们尚不能得出肯定的推论。&&&&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一）（按性别分组）国有企业均值(a)数据描述，1995年Obs.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平均值10.402.720.300.6.188.960.670.97男10.572.810.320.7.089.570.680.98女10.182.580.270.5.027.950.660.97均值9.382.620.210.4.358.510.590.89非国有企业男.652.700.260.5.279.180.600.89女.182.550.180.3.707.950.590.89&&&&&&&&接着，笔者利用SPSS绘制了如图1和图2所示的交互圆点图。首先来看小时工资与受教育年数的交互图（如图1(a)和图2(a)所示）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工资-教育曲线均呈凸向原点的二次型，而且前者相对于后者的凸性更强。这初步表明，小时工资对数是受教育年限的二次函数。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中，二次项的系数似乎要更大一些。另外，小时工资与受培训量的交互图（如图1(b)和图2(b)所示）表明小时工资对数与受培训量存在着线性关系。特别的，非国有企业面临的曲线似乎更陡峭一些。再来看小时工资与工作经验的交互图。图1(c)表明1995年时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小时工资对数均是工作经验的二次函数（二次项系数小于0）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函。数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