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祖国的政治流亡者十四世达赖喇嘛（资料整理）
注：并非原创，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供形势教育参考
上世纪三十年代，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经存在数百年了。僧侣官吏集团在这里占有绝对和至高无上的地位。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圆寂一度打破了这种表面的平静。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最初，这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尊号世世相袭直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晋见了清朝顺治皇帝，并得到了一个确认他的政治宗教地位的正式册封以后，达赖喇嘛开始了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即将开始。1939年，寻访灵童的人在青海找到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五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青海省政府主席是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芳认为拉木登珠是他管辖的属民，寻访队不能随便从青海带走他。直到西藏嘎厦政府请中央政府协调并私下给了这个军阀四十万元银币的赎身钱之后，拉木登珠才在马步芳军队的护送下踏上去拉萨的行程。
1939年10月，拉木登珠坐在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子里进入拉萨。在此之前，西藏噶厦政府已经电告民国中央政府&#年2月5日，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特准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于是噶厦政府决定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
西方人对西藏的兴趣很早就有了，只是到了近一百年，他们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去开辟新的教区了。帝国主义的英国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殖民地印度的统治者有一项极为明确、坚定的政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英属印度边界在任何时候都不受威胁。基于这样的原则，就要在印度周边组成一个受英国支配、控制的缓冲区。因此，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对英属印度是友好的和受英国政府控制的。
为了打开西藏地方政权对英国关闭的大门&#年，荣赫鹏上校带领一支远征军翻过乃堆拉山口开始了对西藏的入侵。侵略者经亚东、江孜最后直到拉萨。
愤怒的西藏人决心抵抗。他们利用江孜宗山上的城堡与侵略者大打了一场，然而不幸失败了。
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朝中央政府和媚外的驻藏大臣有泰不给予西藏地方任何援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只能逃离西藏。倾心和遵从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在１９３４年成为摄政。正是热振活佛主持了寻访已故的达赖喇嘛灵童的工作。然而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弱点逼他下台，先是请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批准由老谋深算的达扎.阿旺松绕接替热振活佛的经师和摄政职位；然后以热振请中央政府帮他复位的罪名逮捕了他。热振活佛被囚禁并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个地方。从此，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经师，他的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丹增嘉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1月下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即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时地做出了解放西藏的决策。1950年初，中共中央又进行了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因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这一英明决策一经公布，即刻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及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和其他藏区爱国人士的积极影响，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示拥护和赞成。可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他们在英、美、印等帝国主义及地区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与唆使下，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决定于不顾，招募军队,调集了当时９０％的藏军，前往西藏东部，部署在金沙江沿岸，以图阻挡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开始向西藏前进。
1950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昌都战役，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和锐不可挡之威，一举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噶厦政府赖以抵制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信心和资本。同时，昌都战役的进行也加速了西藏上层的分化，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给内向、进步、爱国的力量鼓了劲、壮了胆。反动至极的摄政达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日（藏历铁虎年10月8日），年龄不足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
1950年底，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达赖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一批上层高官出走亚东，并将亚东的临时机构称为“亚东噶厦”，试图伺机逃往国外，以求得到英、美及印度的支持。而这些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便公开出面支持达赖的分裂行为而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在这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绝望情况下，达赖一行才不得不决定暂时安身亚东，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要求，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月27日，《人民日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全文公布了《十七条协议》，并同时配发了《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藏各阶层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欢迎和拥护。但西藏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在美帝国主义等反华势力的唆使和鼓动下，煽动达赖不要承认《十七条协议》，此时的达赖处于犹豫和无主见状态，迟迟不对《十七条协议》表态。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经过张经武与达赖及其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等一个星期的多次交谈、沟通和耐心解释，基本消除了他们的误解，打击和扼制了分裂主义分子的气焰。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才决定离开亚东返回拉萨。10月29日，达赖喇嘛正式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这项协议。电报说，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打破了西藏社会的凝滞气氛。多年羁留在祖国内地的班禅喇嘛回到了西藏，与达赖喇嘛握手言欢。
人们喜悦的高潮无疑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4年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众多的工匠为他们赶制精美的礼物。成千上万的人到拉萨河边欢送达赖启程到北京。
达赖喇嘛第一次在西藏的公路上坐上了汽车旅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乘坐了飞机和火车之后，终于到达了北京。他们在车站上受到了规格很高、隆重热烈的欢迎。
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铭文写着&#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幅金轮。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亲切交换意见，他们像是很亲密的老朋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分别发言，达赖喇嘛讲述了西藏工作情况，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在结束了这次令人兴奋的会议之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参观&#年，为了表达他的心情&
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主席比做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的领袖象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1956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即将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期间，推选达赖喇嘛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班禅喇嘛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1956年冬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纪念活动，而这里有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也在这里，从一开始他们就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又开始动摇了，有了不回西藏的打算。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先后三次和他谈了话，谆谆告诫他认清形势，早日返回拉萨。又同他的随行官员中的负责人都分别见了面。达赖喇嘛又一次决定返回拉萨，但是他很犹豫，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印度走回拉萨。
正式叛乱的导火索是因为达赖喇嘛提出观看演出的事情引起的。1959年２月，达赖喇嘛提出要去西藏军区俱乐部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新节目。军区领导人表示欢迎并请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３月８日，达赖喇嘛确定３月10日下午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但是，３月９日晚，当时的拉萨市长却煽动市民说：去军区看戏是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要每户市民都必须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去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去看戏。
３月10日晨，叛乱分子数千人武装包围了拉萨市，并打死打伤一些开明的西藏人士，叛乱头目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武装叛乱。
由于人民解放军不想挑起冲突，一直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以至于叛乱分子常组织在解放军兵营门前的武装游行。他们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名义在罗布林卡周围修了工事，并把罗布林卡变成了叛乱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日，局势极其严峻。３月16日他却为是否逃走打了卦，神断指示说：“快走、今晚”。
于是３月１７日零点，他化装成一名普通的武装叛乱分子，同一些叛乱头目一起从纳马岗的渡口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达赖出走后，叛乱分子调集约七千人于３月２０日凌晨向在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藏族爱国僧俗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３月２６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就在这个寺庙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他们逃往印度。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后成立“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公开主张西藏“完全独立”上世纪90年代进入达赖集团权力核心，北京申奥成功后，达赖集团提出“决战奥运”，实施一系列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破坏活动。日，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在拉萨制造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烧死或杀死18名无辜同胞。之后，达赖集团歪曲事实，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和平抗议”、是境内藏人“自发行为”，企图掩盖分裂事实，并决定于2008年4月开展从达兰萨拉到新德里的“死亡火炬”传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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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五世达赖喇嘛将出生在藏南
08:33:07 发表
随着十四世达赖喇嘛年龄的日益增大，其死后的接班人问题将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根据实行了200多年的金瓶掣签制度，转世灵童一般由前任达赖临终前的遗嘱作出指引，根据指引方向等相关条件，寻找下一任达赖喇嘛。而目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无法回国。为了死后跟随自己的达赖集团成员的生存空间，其临终遗嘱定然是有利于达赖集团的地区方位（就算达赖本人的遗族符合佛家的基本道义，也不排除其身边人进行篡改），有人说，十五世转世灵童很可能是出生在国外，是一个外国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作为200多年来每一个转世灵童都为藏人的这一事实，藏人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外国人的事实，这一点达赖本人也很明白。
根据本人的预测，十五世达赖喇嘛很可能出现在藏南，因为藏南是目前中国和印度两国富有争议的一块区域，印度人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地方既符合转世灵童作为藏人的事实，也符合流亡印度的达赖集团利益空间的争取，从某种程度上将，可以说藏南是天生为十五世达赖转世灵童准备的地方。所以我预测，十四世达赖死后，转世灵童将出现在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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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批改｜Teacher annotate“达赖宣称不再转世是双重背叛”_网易政务
“达赖宣称不再转世是双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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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五位嘉宾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京华时报记者王海欣摄
昨天，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朱维群、黄洁夫和全国政协委员胡晓义、李彦宏、俞敏洪等谈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稳定。在回答如何看待达赖宣称将终结转世制度的问题时,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表示，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缺乏对藏传佛教和达赖世系的起码尊重，这个举动实际上也是一场阴谋。他同时表示，中国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正确、成功的，还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京华时报记者张灵朱维群
达赖喇嘛此举是场阴谋
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看待“达赖喇嘛宣称他将不再转世且将终结转世制度”的问题时，朱维群表示，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缺乏对藏传佛教和达赖世系的起码尊重，这个举动实际上也是一场阴谋。
朱维群说，最近达赖喇嘛高调宣称他不再转世，还宣称达赖喇嘛世系要停止，实际这是一种双重背叛。第一种，他在政治上是对祖国的背叛，达赖喇嘛的转世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定制、宗教仪轨，而这个历史定制、宗教仪轨每一个环节都包括了必须向当时的中央政府报告，得到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没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和承认，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由此产生的所谓的达赖喇嘛也是非法的。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第二种背叛，是宗教上对藏传佛教达赖喇嘛世系的背叛。达赖喇嘛这个世系存在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当中，在信众当中有很广泛和很崇高的威信。十四世达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非常不严肃的、非常不尊重的态度，这些年来他一会儿要转世为外国人，一会儿说要转世为女人，甚至人家给了他一瓶子蜂蜜，他马上又高兴地说下一辈子要转世为蜜蜂。现在又高调地说不转世了，这个世系要停止。“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传承采取这样一种不严肃态度的人吗？只有他做得出来。”
朱维群认为，这说明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缺乏对藏传佛教和达赖世系的起码尊重。在他的眼里这个称号仅仅是他搞分裂主义的一个杠杆、一个工具。达赖喇嘛这个举动实际上也是一场阴谋，在他本人高调宣布他不再转世以后，他所谓的流亡政府的头头却高调宣称，达赖世系还要继续存在，还要继续转世。但是十四世达赖对此并没有任何批驳，说明两个人在演一场双簧，用这个话题欺骗中央、欺骗世人，最后为他们这个集团将来继续掌控达赖喇嘛的名号，为他们分裂主义的政治图谋服务。
朱维群说，拉萨的“3&14”事件发生以后，西藏的局面持续保持稳定，十四世达赖和达赖分裂集团的破坏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失败，再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可唱了，以至达赖喇嘛把自己的宗教封号拿出来炒作，以吸引世人的眼球，说明这个集团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与达赖见面吃饭会掉分
朱维群介绍，最近几年，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窜访，拜见他的人以及和他见面的外国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少，国际新闻界对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
“有些人不知好歹，在这种情况下还和达赖喇嘛见面、吃饭，实际上他们是掉分的，尤其是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朱维群分析，全国人民对西藏的支持，各项政策措施实施，使西藏局面越来越好，这是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身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走不动的根本原因。
朱维群表示，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放弃欺骗人的所谓“中间道路”，放弃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煽动自焚、搞破坏的活动，认真和中央有关部门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但中央不会和他讨论所谓的“大藏区”问题和所谓的高度自治问题。
民族政策还会坚持下去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否会调整”的问题时，朱维群回应称，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民族政策总体上是正确、成功的。它既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保护民族文化特色的愿望，同时又体现和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朱维群坦言，现在民族工作大背景，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应对变化和趋势，民族工作在侧重点上可能要有变化。对过去好的传统应继续坚持，在今后民族工作中要更多地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强调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并更加强调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2020年实现全民参保
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介绍，去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总收入，不包括城乡居民（即非就业群体）为25300亿元，支出21700亿元，总体情况收大于支。目前已有3个省份出现了养老保险收支不平衡，动用了历史结余基金的情况。
胡晓义介绍，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是全国收支平衡，但有地区收不抵支。第二个原因是老龄化速度。2013年全国老龄化率是14.9%，2014年的初步数据是已经到了15.5%。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到2050年时可能会面临1.3个职工要养1个退休人员的结构，挑战非常严峻。第三个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阶段，养老保险的福利刚性始终存在，这之间的差异也会造成一些地区收支不平衡。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胡晓义委员表示，必须多措并举。总的来讲是5条：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改善扶养比。为此，我国已推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将在2020年前基本实现。二是提高统筹层次。职工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正在制定，将通过更大面积、更大范围的资金调剂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均衡地区负担。三是用积累的资金投资运营。四是拓宽资金渠道。五是渐进式推迟退休年龄。
医患双方都不应任性
2013年是医患关系特别紧张的一年，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卫计委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卫计委和公安部等五个部门对犯法的行为，对医暴、医闹这样违法的行为采取了严肃的惩处。2014年仍有在医院里伤人的事件，但已经降低了10%。另一方面是针对医患关系采取了很多措施，简单地说，用了“三调解、一保险”，即医院内部的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及由国家制定政策，通过多方支付来解决医疗纠纷中的经费问题。经过这些综合性的措施，去年医疗纠纷下降了8%。
黄洁夫说：“医生和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都不要任性，而是要转过来，要信任。医生要信任病人，病人找你看病是把生命交到你的手上，要把他当做亲人；病人也要信任医生，因为你去找这个医生就是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是战胜疾病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如果大家都信任了，不是随意任性了，那医疗纠纷就会少了。”
农村教师薪酬应超城市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回答记者如何解决教育公平的提问时表示，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薪酬体系上应该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上升。
俞洪敏表示，近年来，国家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而教育的公平问题首先应是中国城乡教育的公平问题，现在城市孩子所接触到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质量比农村孩子丰富很多；其次是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公平问题，体现在名牌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的教育差距上。
他认为，解决城乡教育公平应该在薪酬体系上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有所倾斜，如农村教师工资比城市教师高出20%—30%，通过激励机制提升农村教师质量。同时，借助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农村，让农村孩子也听到城市优秀老师的课程。
现场使用热词“duang”
“过去一两年互联网和很多产业一旦结合的话，duang！就变成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昨天，全国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在谈到互联网对未
来生活的影响时，用上了时下热词“duang”，他风趣而生动的表述顿时引来现场一片笑声。
李彦宏认为，“互联网+”是一种互联网和其他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模式。这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的增加，互联网的渗透率已经接近50%。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互联网能够在其他产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以“3&7女生节”的电影院上座率同比增长了3.5倍为例，认为“互联网+”不仅刺激了消费，实际上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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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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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十四世达赖其人其事
内容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根本原则，以大量客观翔实的史料对十四世达赖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半个世纪里，企图继续维持封建农奴制、在国际上充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与治湾国民党及后来的民进党狼狈为奸企图分裂中国，以及唆使西藏区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择手段地制造骚乱等不安定因素，进行了揭露和剖析，勾勒出了达赖其人的反动面目。
　　十四世达赖（以下简称达赖）从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从西藏的和平解放到叛乱出逃，既受到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既受到国内各方面积极健康因素的影响和推动，更在各个方面受来自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领主上层代表中消极因素的强烈薰染和深刻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达赖本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着他最终必然走上背叛中华民族、企图借洋人之力以武力分裂祖国进而实现西藏独立的罪恶歧途。
　　一、达赖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企图永远维持黑暗、反动、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继续保持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群众的统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1月下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即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时地作出了解放西藏的决策。1950年初，中共中央又进行了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因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这一英明决策一经公布，即刻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及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和其他藏区爱国人士的积极影响，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示拥护和赞成。可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他们在英、美、印等帝国主义及地区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与唆使下，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决定于不顾，招募军队，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和平解放西藏进而统一祖国的大业。
　　在这种不打不足以促和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被迫命令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昌都战役，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和锐不可挡之威，一举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噶厦政府赖以抵制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信心和资本。同时，昌都战役的进行也加速了西藏上层的分化，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给内向、进步、爱国的力量鼓了劲、壮了胆。反动至极的摄政达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日（藏历铁虎年10月8日），年龄不足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
　　十四世达赖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和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权力的最高执行者。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从小就生活在被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即使是在亲政之后，在印度居留的他的兄长们及孜本夏格巴、身边的经师和大多数噶伦等，仍然把持着西藏的权力机关，左右着西藏的政局，他们不断给未成年的达赖灌输分裂主义思想。这种恶劣的污秽环境，在客观上就奠定了达赖必然走向与祖国和人民离心离德的歧途。
　　1950年底，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达赖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一批上层高官出走亚东，并将亚东的临时机构称为“亚东噶厦”，试图伺机逃往国外，以求得到英、美及印度的支持。而这些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便公开出面支持达赖的分裂行为而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在这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绝望情况下，达赖一行才不得不决定暂时安身亚东，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要求，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月27日，《人民日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全文公布了《十七条协议》，并同时配发了《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藏各阶层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欢迎和拥护。但西藏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在美帝国主义等反华势力的唆使和鼓动下，煽动达赖不要承认《十七条协议》，此时的达赖处于犹豫和无主见状态，迟迟不对《十七条协议》表态。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经过张经武与达赖及其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等一个星期的多次交谈、沟通和耐心解释，基本消除了他们的误解，打击和扼制了分裂主义分子的气焰。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才决定离开亚东返回拉萨。直到10月24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的五个之后，达赖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
　　1951年11月下旬，达赖的副经师赤江及森本堪布、经师林仓等经过密谋后，向达赖建议由加央达瓦、丹曲索纳和若着平措三人出面组织所谓的“人民会议”，并当即得到达赖的面谕：“现在没有赶走共产党的机会与可能，极需要组织更多的人民卷入对共产党的仇恨中，因此你们今天来我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在得到达赖的授意后，丹曲索纳与司曹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等纠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个所谓的《请愿书》，编造事实，颠倒黑白，恶意攻击进藏的人民解放军，进而调集藏军密布于拉萨的主要道口，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企图煽动不明真象的普通群众逼迫进藏不久的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张经武和西藏工委的领导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斗争策略，对达赖和噶厦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达赖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使达赖的企图未能得逞。
　　月份，张经武奉中央指示会约达赖，向他转告了将于当年底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及西藏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九人名单，其中就有达赖本人，他虽然表示赞同，但同时又称将根据打卦的情况决定是否去北京。围绕这一问题，噶厦经过了三天的激烈争斗，以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为首的分裂势力以种种借口妄图阻止达赖赴京，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图影响和左右达赖，他们的行为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在达赖的思想上却留下了不断加深的分裂主义思想的影响。
　　1954年7月，达赖在已决定赴京的情况下，公然接受了以阿乐群则、阿南拉等为首的伪人民会议分子的献礼。这些人在达赖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支持和怂恿下，煽动拉萨三大寺喇嘛及少数不明真象的群众一直尾随达赖到康定。这实际上是为达赖壮胆。
　　达赖从成都经西安到北京，受到了沿途各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在北京火车站又受了朱德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迎接。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达赖和班禅，在交谈中当毛泽东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时，达赖当即表示拥护。日，达赖、班禅在北京举行藏历木羊年新年庆祝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向达赖、班禅祝贺，向西藏人民祝贺。当毛泽东向达赖、班禅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工作方针时，达赖当即向毛泽东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3月8日，达赖离京返藏前，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住处去看望他，与达赖及其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再次宣示中央在西藏的工作方针。当时达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毛主席的突然到来，我象是在做梦。经过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帮互助，共同努力工作。”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达赖、班禅举行送行宴会，宴会上达赖再次表示：“通过（在京期间）这一切事实，不仅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祖国，是有强有力、热爱和平、不怕任何侵略的，同时体验到祖国各兄弟民族间，特别是汉藏民族间及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更加热爱祖国。”中央主要领导亲自看望、关怀一个地区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亲临一个地区领导人下榻之处去看望，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地区领导人的特别关心和对西藏工作的特别关注。
　　然而，达赖在返藏途中却违背诺言，出尔反尔，将其在北京的一切承诺抛在了脑后，肆无忌惮地从事煽动闹事及图谋“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他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理塘寺、大金寺等寺庙和甘、川等省藏区及西藏一些地区，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信口雌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以更大范围的骚乱抵制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如达赖在拉卜楞寺违背事实及用心极其险恶地说到：“从各方面看，（解放后）年轻喇嘛减少了，政府对宗教保护是表面的，在塔尔寺已反对宗教，今后在牧区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把军队开来，强迫不叫念经信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改造，从思想上取掉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共产党，就是死也不动摇；”“我是宗教最高喇嘛，下了命令你们要积极地宣传。希望你们按自己的意愿一样地来完成我寄托的任务。给群众宣传时就说：达赖喇嘛给你们念经了。……把宣传工作搞好后，就到西藏来我们一起研究办法。”就这样，他们一伙不遗余力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制造事端。阿乐群则等数名伪人民会议分子，则又借势重来，急忙窜到康定听从达赖的吩咐。此后不久，他们就向达赖呈送了一份“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地位等，希望能继续得到达赖的关怀和支持。以上情况表明达赖是个言而无信的伪君子，并快步走上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相背离的危险歧途。
　　1955年前后，西藏周边其他省的藏区相继进行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江东地区（金沙江以东）民主改革的进行，引起了西藏农奴主阶级、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西藏地方政府中以达赖为首的一些人的极大不安与恐慌，惧怕他们赖以剥削、压榨农奴的基础和手段被剥夺。这样，一部分农奴主们便借题发挥，在昌都的宁静宗就发生了叛乱武装杀害21名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血案，以及其他一些暴力案件，试图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进而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1956年4月间，达赖的三哥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对江东藏区的武装叛乱表示支持，并对江达宗大头人、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公布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地区以武装叛乱反对和破坏民主改革），还解释说：“这是达赖的指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日作出“六年不改”的方针后，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却以为他们获得了胜利，把中央的“六年不改”政策和西藏工委的收缩方针错误地看成是软弱可欺，他们甚至公开叫嚣：“我们的目的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不改。”一语道破了达赖及其部分上层这些三大领主的代表们企图永远维持封建农奴制的梦想。为了实现这种梦想，噶厦政府在达赖的援意和支持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一是大量印发藏钞，以便为巩固其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其二是于1957年12月违背自治区筹委会的人事制度，想方设法安插分裂主义分子进筹委会等机构（仅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调换了16人，企图将筹委会也改造成“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机关）。同时还委任了一大批分裂主义分子任宗本、基巧等职务；其三是扩充藏军，增补武器弹药，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基四是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排外情绪，挑拨汉藏干部协商共事的关系等等。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动。达赖刚一跨过中国边境的乃堆拉山口，便与从印度赶来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聚集在一块，在达赖滞留印度的近三个月里，他们一伙行影不离。达赖不仅从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分裂祖国、投靠外敌、“西藏独立”等反动思想和观念，他们也从达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和授意，使他们在尔后的活动中有了方向和动力。达赖到在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接受他们的煽动与教唆，如印度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同达赖的私下密谈时，就给达赖许若：“自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措施超出协议范围后使西藏感到困难时，印度政府愿意给西藏提供帮助。”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达赖接触，共谋“西藏独立”进而分裂中国的伎俩，甚至是公然喊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去”的反动口号。所有这一切，使达赖在印度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激动和鼓舞，以致滞留印度迟迟不归，要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三次同达赖谈话，晓以大理、动以挚诚、再三敦促，达赖很可能在那时就留居印度了，从而提早两年走上背叛祖国的流亡生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达赖印度之行，实质上是在“佛事”活动幌子掩盖之下的政治旅行，是了解国外“政治气候”和传播其分裂祖国思想的政治外交活动。达赖在印度的近三个月时间里，也是大有“收获”，离心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强化，同中央对着干的“胆子”越来越大。
　　1957年4月初，达赖经日喀则、羊八井回到拉萨，沿途到过14个大小寺庙，他以宗教活动为遮羞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旨在维持“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鼓动和宣传，片面夸大西藏工委某些作法上的缺陷，有意寻找汉族干部工作中的“缺点”，极力散布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袒护其内部的亲帝分裂分子。这段时间里，达赖有意封其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弟弟为仁希（四品官），索康·旺清格勒等人随即表示“祝贺”。达赖的这一行为实际是上为分裂主义分子帕拉·土登为登等人打气和撑腰，壮大和发展分裂主义队伍。
　　1957年初，以鲁康娃、嘉乐顿珠、三大寺头目为首的叛国分子纠集在印度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以与西藏境内的反动组织进行呼应。随同达赖回到西藏的三大寺堪布，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反动传单，在达赖的默许下肆无忌惮地向寺庙散发，为其尔后进行全面武装叛乱制造舆论和做思想准备。
　　1957年5月，从四川藏区窜到拉萨的反动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甲马·桑培与伪公民会议分子紧密勾结在一起，并在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和帕拉·土登为登等人的支持和唆使下，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指西藏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所有藏族聚居区，即分裂主义分子所称的“大西藏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是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同时呈送给达赖一份报告，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室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这样，达赖就将西藏和其他省藏区的反动武装连结了起来，并统一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从此，西藏境内及其周边的其他省藏区的局部叛乱就此起彼伏，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给驻藏人民解放军及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失和威胁。有鉴于此，张经武、张国华于
日约见达赖，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及部分地区武装叛乱等问题的既定方针，要求噶厦政府纠正对叛乱采取纵容态度的错误做法，切实担负起维持西藏社会治安的责任。达赖在表面上予以搪塞应付。
　　1959年3月初，达赖对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提出想到军区去看戏的要求，后来经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和噶厦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等人的多次协商，确定了看戏的具体日期和时间（（3月10日下午3时）。西藏军区为了迎接达赖看戏而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准备。然而，等到原先双方商定的日期到来时，达赖及噶厦却在玩弄花招，一方面索康、柳霞等噶伦到西藏军区向谭冠三将军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此事。而达赖却躲在罗布林卡不露面。一时间，整个拉萨市被反动武装搅得天昏地暗。至此，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在达赖及其集团的策划下已全面爆发。现在看来，看戏之事是达赖这位阴谋家与其幕僚有预谋导演的一出闹剧。
　　为了表示中央对达赖始终如一的诚意及了解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从3月10日到3月15日，谭冠三将军曾托人给达赖转去三封信，达赖也给谭冠三回了三封信。达赖在信中极尽欺骗之能事，骗取了中央和西藏工委的信任，赢得了进行武装叛乱及叛逃国外的时间。3月16日，在索康·旺清格勒、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指使下，叛乱头目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噶伦堡的原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一密电，声称藏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大家宣布。这一情况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与达赖“看戏”日期的巧合。3月17日凌晨，达赖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率噶厦大部官员及亲信向山南方逃去。达赖逃跑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公开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并指定了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堪穷达热瓦·多阿塔青、堪穷格桑阿旺、仁希夏格巴、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等人为叛乱武装的总领导。
　　达赖及期随行的一伙于3月24日逃到山南后，他立即接见了盘踞在该地的叛乱武装，临走时还带走了在此地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报务员和电台，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无线电保持密切的联系。3月26日，达赖在山南隆子宗公开宣布西藏已经“独立”，并在此地成立了“临时政府”，决定隆子宗为“临时国都”，任命1952年被撤职的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妄图继续维持三大领主对西藏的统治权。3月31日，达赖一伙经错那、沙则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控区，走上了投敌卖国的流亡生涯。
　　4月18日，达赖一到印度的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立即向在此的一百多名记者散发早已准备好的“达赖喇嘛声明”，该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露骨地鼓吹“西藏独立”，并“断然声明”达赖的叛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劫持”。4月22日，达赖在印度的穆索里跳出来通过媒体声嘶力竭地狂叫：“我希望说清楚，早些时候的声明是在我授权下发表的，它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坚持这篇声明”。6月20日，达赖在穆索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他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的情况时说：“是在危急时刻写的”。这一语道破了达赖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阴险嘴脸。
　　对于在此之后的多年中达赖所作所为，中共中央一直采取的是争取、忍让、宽容的态度。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达赖出逃一事指示西藏工委对其不要阻截，网开一面，同时决定暂不把达赖放在叛乱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集团挟持达赖”。这样就给达赖本人留下了充分的回头醒悟余地，并且还在一段时间里给他保留着其原先担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从以上可以看出，真正背叛公理、背信弃义、玩弄阴谋手段的正是达赖其人，是他把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希望和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寄托在了不堪一击的叛乱武装和存心想搞乱中国的国际反华势力的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永远会证明：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二、达赖甘愿充当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企图借洋人之力实现其“西藏独立”的梦想
　　日，达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交谈时奴颜媚骨地说：“藏人把剩下的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身上，愿意寄居印度”。达赖的这一心愿正中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者的下怀，它不仅希望能给“藏人”以帮助，更希望全面恢复其在西藏失去的利益，进而把西藏变成它的殖民地。为此，印度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拉拢、鼓动与教唆，此外，在印度活动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也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特殊关照和支持。
　　是年4月25日，在达赖的策划和授意下，由其二哥嘉乐顿珠及鲁康娃等与噶伦堡的“西藏自由同盟”的成员在印度的穆索里组成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并设有内政、外交、宗教、财政及文教等部门。这标志着以达赖为核心的、以分裂主义顽固分子和外逃叛匪为支柱的、并在国反华势力支持下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集团已初步形成。9月，达赖在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栖身地——喜马偕尔邦的达兰萨拉召开了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所谓的“西藏噶厦政府”，进一步健全了其内部机构。至此，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在境外基本组成。
　　达赖叛国分裂集团的大本营和总部虽然设在印度，但达赖却把实现其梦想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身上；美国政府为了借达赖之名图自身之利进行了长时间不遗余力的努力。
　　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就在英帝国主义蛊惑下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这个完全出于英帝国主义企图将我国西藏变为其独占的殖民的阴谋，却被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亲帝分裂势力和一些反动上层人物当作圣旨去为之摇旗呐喊、疯狂地卖命争取，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十四世达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中成长并执政的，他的最后投敌叛国，是这一客观历史环境氛围的必然产物。达赖一伙逃到印度后，印度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和“善意”：又是给达赖集团划出土地以供其“安居”，又是给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帮助和武器装备，以使其“乐业”，同时，印度政府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交涉和国际法准则，别有用心地给达赖及其集团提供和创造大放厥词、混淆视听的机会、场所。如，印度政府不仅给了达赖“政治避难权”，并给其“尊敬待遇”。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多次接见达赖，实质上是与达赖共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勾当。一时间，印度的各党派及新闻舆论工具，掀起了一股支持达赖、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浊浪，喊出了“印度不应对西藏问题沉默”等口号，甚至要把所谓的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叛逃到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则厚颜无耻地狂叫印度政府应当基于“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而“允许西藏人民表达争取自由的要求”等，这就充分地暴露了达赖及其追随者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的可耻嘴脸。就这样，两个同床异梦者纠合在一起，不断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尊严，反对解放西藏受奴役、受压榨的百万穷苦农奴的正义行为，以至发展到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者于1962年公然武装侵略我国的事件。虽然印度侵略者以失败告终，但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印度政府不仅继续对达赖集团在物质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经常给其提供散布谣言的场所、机会，甚至是亲自出面，为达赖分裂中国的阴谋鼓励、打气和作舆论宣传，把印度变成了达赖及其追随者实现“西藏独立”的基地。
　　达赖及其追随者，除了与印度政府相互勾结外，还与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相互利用。实际上，达赖积极谋求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由于帝国主义本质的驱使，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抗日为幌子，实谋独霸中国的目的，随后又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未曾想到它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但它并未就此收场，而是采取了其他方式，一是在台湾继续支持蒋介石国民党，随后又发动了侵朝战争；一是与达赖及其追随者加紧勾结。这样就从东西两侧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麻烦，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公开支持西藏地方政府以“独立国”的身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会议，随后又策动西藏地方政府在西藏制造了臭名昭著的“驱汉事件”。1943年下半年，美中央情报局还奉美政府之命派人给西藏地方政府送去一套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同时还空投了一批军用物资。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达赖及其上层分裂主义分子试图借美国的力量阻止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及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但均遭到西藏上层中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和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而未能得逞。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驻藏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及十八军高层领导对达赖及其上层追随者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工作，做到了大仁大德，达赖也曾在一些场合下表示了进步的愿望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意愿，但他却阳奉阴违，从未停止过与美帝国主义的肮脏交易。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给达赖以各种帮助，以支持“四水六岗卫教军”在西藏的破坏行为。1956年，达赖私下与美中央情报局人员秘密商谈，希望能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这一事实可从美国人迈林达于日在美《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1959年3月的西藏武装叛乱和达赖的出逃，并对藏人进行了武装训练，实际上在西藏策划的秘密战争开始于1956年”。［1］1957年，第一批在美国受训的武装分子被空投到西藏。1958年，美中央情报局又为达赖在美的科罗拉多州哈尔基地为达赖训练了约300人的叛乱分子。与此同时，美中情局还经常给达赖集团空投各类军需物资、装备，据有关资料介绍，仅在年间，美国就给达赖集团及武装叛乱分子空投了400多吨物资。正是有了洋人极力煽动、怂恿和大量的武器与物资支持，达赖其人才敢肆无忌惮地鼓动、唆使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胡作非为、不停地挑起事端，达赖其人才敢厚颜无耻地昧着良心对中央人民政府耍两面派手段、以至于最后公然叛国投敌，公开走上了与中华民族为敌的不归路。
　　达赖及其一伙叛国分子逃到印度后，加快了与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节奏，并得了美国主子的继续大力支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达赖叛逃后的最初几年中，每年都能得到美国50万美元的“资助”。一批批美制先进武器在不断地装备着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如仅1962年7月的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十余个连中已有半数以上的连完成了由美国等进行准军事化装备，计有迫击炮6门，无后坐力炮6门，轻机枪50挺，冲锋枪50支，其他各种枪支360支，地雷、手榴弹、电台等若干。除此之外，美国还向达赖集团叛乱武装派遣军事教官，为其进行军事技术指导和帮助训练等。正是有了这样的装备和训练，达赖才敢猖狂的在西藏边境地带长期地进行武装回窜和骚扰。但是，令达赖及其美国主子沮丧的是，他们的企图、梦想从未得到实现、也将永远不会实现。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巨变，达赖其人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与国际反华势力（尤其是与美国）纠合在一起，兴风作浪，不停地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浊流。如，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达赖先后23次到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政要频繁接触，他们以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国的一些传媒积极地充当达赖集团的喉舌，歪曲事实，为其摇旗呐喊。美国为充分地打起达赖这张牌、以充分利用达赖这个“反华”的马前卒，而尽可能地满足达赖的要求，给其提供充分的“支援”。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4年的6月，美政府以各种名义向达赖集团提供了约875万美元。另据美联社日报道：“近年来，美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克林顿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此外，达赖每年还得到了美国一些所谓“民间团体”的大量资助。正是有了主子的“慷慨”解囊，达赖这位活佛也就甘愿丢掉子‘神圣”尊严，甘愿充当主子的忠实反华工具。
　　199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极力操纵挪威诺贝尔奖的评选活动，竟然将一个长期制造民族分裂活动的叛国者评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不仅是该奖项评选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而且也给达赖这位祖国与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披上了一层“和平”的色彩，使他从此之后更肆无忌惮地东跳西窜，四处进行所谓的演讲，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在国际上笼络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力量，妄图借洋人之力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和实现其永也实现不了的梦想。香港《镜报》上的一篇文章将达赖与西藏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实质分析得入木三分：“这几年来，达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受奖、或被召见，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重要的原因是，达赖代表了一股可用来和中国对抗的势力，‘西藏牌’是用以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如果没有这点价值，达赖今天便不会如此风光。”三、达赖与国民党蒋介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和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退到台湾后，仍然念念不忘“反共复国”的梦想。1950年春，当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进而实现祖国大陆彻底解放的战略决策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感到极大的不安，极力组织其在西藏潜伏的特工人员在搜集情报的同时，秘密地利用他们与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官员的老关系进接触，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企图和西藏地方政府结合起来，抵抗解放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当局迫不及待地在印度的噶伦堡和锡金的大吉岭等西藏的周边地带建立了多个特务情报机构。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在青海、西康、四川等西藏的临省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人员。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达赖的两位兄长——当才活佛和嘉乐顿珠二人都曾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特别班，嘉乐顿珠还曾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并与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女儿（汉族）成婚，他们长期受命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的二位兄长长期居留在印度，从未停此过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实现西藏独立的活动。以上这些情况，都为达赖与国民党当局相互勾结提供了条件。
　　1955年5月，达赖一行从北京返藏途中经过四川藏区等江东一带时，达赖手下的一些人员就与在此一带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接触和联系，并在国民党当局“加强宣传、积极支持西藏僧俗同胞的反共而运动”的反动主张使他们达成了共识和一致，随后不久在江达等地发生的局部叛乱，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达赖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共同策划的结果。从此之后，达赖就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共同实施西藏地方的武装动乱、情报联系及在国外煽动反共等多个领域和层面上加紧了勾结。1959年春天爆发的全西藏武装叛乱，就是达赖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及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的一个必然历史结果。
　　1959年春达赖叛逃到印度后，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慰问”电，同时还得到了蒋介石的一旦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后，在“全国统一的原则下”给西藏“民族自决”的政治允诺。达赖寄居印度，使以他为首的西藏叛国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印度的各个情报机关及特务组织有机会进行频繁的接触，并共同商讨和达成了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共识。如，由台湾当局出钱、出物资和技术人员，帮助达赖集团训练技术人员。仅1962年达赖集团就选送了200名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湾当局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成立子“中美情报协调中心，”将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经过训练后空投到西藏；1960年，“流亡政府内政部长”索康·旺清格勒到台湾进行活动，1961年，达赖集团派出了分裂主义头目之一阿乐群则等10名“重要”人物到台湾进行活动，1963年，达赖集团的财政部长宇妥·扎西顿珠等一伙到台湾，拿到了台湾当局的大量经济援助；达赖集团与国民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唱一合，大肆进行造谣、诬蔑，煽动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等。
　　1974年和1975年，达赖派遣所谓“流亡政府噶伦”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以“西藏独立国特使”的名义携达赖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台湾寻求支援，虽然达赖谋求“西藏独立”的企图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但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台湾当局的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达赖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粘合下，不停的在西藏西南部边境一带猖狂地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特别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5431”组织和“1144”组织多次地派特工人员潜入西藏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等地区，散发反动传单、炸毁桥梁、建立特务组织等，给当地社会治安、群众的生产生活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他们的这些活动，在我国公安、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坚决打击和斗争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当我国的社会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达赖国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又加紧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相互勾结和相互利用，妄图在东西两端给社会主义中国制造麻烦和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罪恶目的，身披裂装的达赖，怀揣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数次赴台湾，在宗教外衣的遮掩下与台湾当局进行肮脏交易。总结达赖与国民党台湾当局及随后的民进党当局五十年相互勾结，从而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一系列活动，除了能在国际上引起几声叽叽微弱的响声和在西藏的边境地带搞一些破坏之类的小动作外，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有得逞的机会与可能。
　　四、达赖纠集流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并唆使西藏区内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停地伺机滋事，企图破坏西藏正常的社会秩序
　　1959年3月，达赖一到印度，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急不可待地四处搜罗被人民解放军击溃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的残余叛匪，并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训练。嘉乐顿珠和洛桑三旦及拉姆次仁（白玉亭）、平措扎西（黄国祯）等达赖的亲信，在达赖的援意下，带着达赖的亲笔信忽忽忙忙地窜往四处，指挥和操纵在西藏继续进行叛乱。这些叛匪所到之处，掠、烧、杀与奸淫，无恶不作，激起了广大农奴和奴隶群众的极大愤恨。然而，令达赖失望的是，那伙残忍而嚣张一时的叛匪们，在人民解放军的重拳打击下，有的狠狈逃窜到国外，有的放下武器投降了。
　　逃往国外的叛乱武装在美国、印度等国外反华势力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赞助、支持和煽动下，以集中的、或分散的等方式，利用西藏边境地带通往国外山口道路多、地形复杂等条件，从他们外逃时起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10多年时间里，不停的进行回窜骚扰和各种破坏活动，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严重的破坏了西藏边境地带的社会治安秩序。1962年，达赖叛国集团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骚扰122起共1765人次，他们除了疯狂地对边境地带的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手段的残害外，还大肆掠夺群众财物，并强迫一部分群众离境外出。1963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达80余起共计1100余人次，有计划、有预谋地毒打、杀害群众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伏击军、民运输车辆。如，在该年里，仅日喀则一地被回窜武装分子杀害的军政人员就达21名、群众积极分子60名。同时，他们还抢走当地群众大量牛羊及其他财产。1964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达95起共1278人次，杀害我方干部、战士及群众31名，毁坏军民这输车辆11台，并抢走群众大量的牛羊、粮食及其他财物。以上我们仅是集中地向世人揭示了达赖集团在逃往国外后的最初几年中，在西藏边境地带给西藏人民生命财产所造的损失，实际上，达赖授意其流亡叛匪在西藏边境地带所危害西藏人民的罪行远远不止这些。这种行为对达赖其人一贯标榜的“济世救民”的佛家理念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嘲笑。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中共中央对达赖集团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并表示达赖本人不仅可以回国看看，也可以再出去；同时也表示达赖集团的人员也可以回国探亲。然而，时时不忘搞乱西藏的达赖授意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西藏进行“探亲”和参观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团（其中就有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洛桑三旦及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等），他们在西藏的许多场合公开进行煽动、发表反动言论，特别是洛桑三旦在罗布林卡公然向围观群众嚣张的叫嚷：“吃糌粑的人，说藏语的人团结起来”。从此，西藏本区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就不断地接到达赖的“旨意”，境内外的分裂主义势力在达赖的策划下加紧了在西藏制造不安定因素的步伐，并最终酿成了年在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极大地破坏了西藏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破坏了西藏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也给人民的财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情况西藏人民是记忆忧新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达赖看到在西藏继续制造大的社会动乱已不可能的情况，于是又变化手法派遣特务与西藏本区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密谋，在西藏制造了多起针对重要建筑物的爆炸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极力扰乱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工作，与恰扎等人相互勾结，私自在国外宣布班禅转世灵童，不仅破坏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且也破坏了西藏正常宗教秩序；近几年来，每逢西藏各族人民的重大喜庆节日，达赖便不仅在国外通过各种途径向西藏本区传递煽动性言论，企图与西藏本区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里应外合，蛊惑人心，而且也多次试图组织所谓的“和平挺进队”，在西藏的边境地带制造混乱。
　　然而，令达赖及其流亡集团懊糟的是，他们的种种企图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特别是在日益认清了达赖惑教乱藏本质的西藏人民面前一次次的被识破、被粉碎。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藏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自觉性的不断提高，达赖那些骗人的把戏及在裂装下所掩藏的奸计将在西藏很难找到兜售的场所和机会，达赖其人必将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一切与人民为敌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必然下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概而言之，达赖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而在发动了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并想以此达到继续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但又做贼心虚的叛国出逃到现在的40多年里，在国际上，他认贼作父，甘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从而摇尾乞怜地拜倒在其主子脚下，并拢络一切与中华民族为敌的反动势力，不时地给中国在国际上制造麻烦；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共同政治利益的驱使下，达赖又与国民党台湾当局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试图联合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本区内，达赖又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一切途径散布摇言，唆使和摇控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寻隙滋事，妄图搅乱西藏正常的社会秩序，给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以上这一桩桩、一件件铁的事实充分说明，达赖其人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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