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新思语&&&&领导干部应该有职务越高越不出格的意志，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心理学上讲，人在逆境时，往往比较谨慎小心；而在顺境中，则容易麻痹麻醉，以致权高而奢、位高而贪。“大老虎”徐才厚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我军高级领导干部，起初也曾谨言慎行，但因长时间缺乏思想改造，沉迷于官场权钱交易，失去了信仰，迷失了灵魂，最终腐化堕落、身陷囹圄，严重玷污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极大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损害了政治工作的威信。&&&&不坐轿子，别人就抬不了轿子。官高，“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你就会成为被‘围猎’的对象”。如果头脑不清，眼睛迷糊，耳根子软，迟早会出问题。部队干部不妨时常反省，自己想不想“坐轿子”，有没有因位高而自狂。只有以“蝼蚁之穴、溃堤千里”的忧患之心告诫自己，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之心警醒自己，以“夙夜在公、寝食不安”的公仆之心鞭策自己，才能避免被“捧杀”，避免“官狂而折”。&&&&没有职务越高越不出格的警醒，人就会缺少理智、缺少危机、缺少敬畏，难免道德失范、政治失足、行为失准。部队干部在一言一行中，应常怀畏惧心理，常持理性心态，一心扑到部队建设上，为强军梦、强国梦而奉献！（作者系四川省蓬安县武装部部长）&查看: 16258|回复: 25
中纪委机关报刊文：有的干部素质未因升职而提高，反低得可怕
职位升一级，权利就升级，目中无人的资格就多一分，越是不怎么样的官越傲慢
谁提拔谁负责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入世，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恩怨、情欲、得失、利害、关系、成败、对错等做为行事待人的基本准则。
一个人入世太深，久而久之，当局者迷，陷入繁琐的生活末节之中，把实际利益看得过重，注重现实，囿于成见，难以超脱出来冷静全面的看问题，也就难有什么大的作为。这时就需要有点出世的精神。出世，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客观规律、既要全力以赴，又要顺其自然，以平和的心态对人，以不苛求完美的心态对事。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对有些东西看得淡一些。这样才能排除私心杂念，以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就会事半功倍。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儒家思想与中国式腐败（转发，不表态）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吏治之腐朽不是某一朝某一时的孤立现象，中国吏治之腐朽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腐败与暴乱相循环的历史。
当然，统治者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吏治的重要。《后汉书》记载，武王问太公“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为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又问：“吏之重罪者何。”太公曰：“……夫吏者有三罪，则国乱而民愁；尽有之，则民流之而君失其国。”太公明确地把治国的根本定位于吏治，并认为吏治不清，国家必亡。道理是说清了，那么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有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吏治之道呢？我们说从来没有，他们的不断覆灭就是证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只要有儒家思想做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它就必然会带来中国式的腐败。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家“性本善”思想必然造成反腐不力的局面。
　　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性本善”，《孟子o公孙丑上》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具有四体也。”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即所谓“四端”的道德观念，皆是一个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是天赋而就的。既然一个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要防止他走向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唤醒他的良知，就要加强对他的思想教育，也就要讲政治。《尚书o康浩》告诫官吏们要“克明德”。《尧典》中则说“克明峻德”。孔子则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o为政》)的说法。孔子之后的儒家诸人更进一步地把儒家的吏治思想归纳为“三纲”“八目”说。北宋司马光在《才德论》一文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为了提高国家官员的道德水平，儒家诸人主要是提倡官员的自我教育，也就是要“修身养性”，其次是“从孩子抓起”，在国家设立的“庠”、“序”、“学”之中，大力推行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听起来当然是满不错的，如果人人都能够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了，那么反腐败当然也就不战而胜了。但实际上的效果却未必有那么美妙。为什么呢？因为道德它不是空洞地存在于世界之上的，它总是要有所附丽的。没有物质的追求，人作为一种生物，他就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了。没有制度的约束，一切道德最后都会流于空谈。
对于利益的分配，在中国和在西方各有一个小故事。中国的故事叫“孔融让梨”，说的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主动把大的梨子让给别人，这个利益的分配方案之所以成为可能，取决于这个七岁孩子高超的道德水准，而这样的处世方式，正是中国传统的“性本善”思想的产物。西方也有一个有关于利益分配的故事叫“兄弟分饼”，一块饼如何分呢？为了公平起见，兄弟俩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切饼的人后拿”，这样分割饼子的人就会尽量分得公平，以免使自己吃亏，这样的处世方式，来源于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东西方的两种利益分配方案，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高下立分的。东方的孔融不愧圣人之后，有先人后己的高风亮节，而西方的兄弟之间居然互相防范，需要制度的保证才能把饼子分配下去，看上去实在是小肚鸡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孔融让梨”式的利益分配机制看起来很高逸，可是最后却恰恰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利益取向的，一个人曾经让过梨，不等于他永远会让梨；一个人能够让梨，也不等于所有的人都能够让梨。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某一个人哪一天不“让梨”了，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并没有制约它的方法。所以“孔融让梨”式的利益分配方式本身就是极不合理的，而可悲的是，在儒家“性本善”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政府官员几千年来，恰恰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整个社会进行利益分配的，他们既担当切饼的人，又有第一个拿饼子的权利。不错，我们的儒家诸人一直都在对官员们进行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官员们的道德水准，让他们自觉地为自己拿一个小的。但是你可以让官员们一次两次拿小的，但不能保证官员们每次都只拿最小的。你也可以树立一个两个永远只拿小份的被称作“清官”的道德标兵，但你不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能成为这样的标兵。强调了“人性善”，我们就缺少了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制度，官员贪污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这就最终造成全体官员的集体腐败。而西方的那种兄弟分饼方式，虽然看上去好像利用了人性中自私丑恶的一面，不够冠冕堂皇，但它在实际操作中却很有效果，它能保证每一次的利益分配都能做到使大家满意。
所以，只要我们是相信儒家的“性本善”的，我们最后就必然过分强调人的道德自律能力，我们就必然忽略对政府官员的制度性监督。“为政以德”，这个话当然很好听，但对贪官不起什么作用，没有哪一个贪官会承认自己没有“德”，所以“为政以德”最后就会演变成“能为政者必有德”了，最后“德”就变成权力盛宴上的一块抺桌布了。
第二、儒家信徒做官的最重要目的，还是经济利益。
孔夫子曾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o述而》篇中也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朱熹解释这段话说：“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看看，为了赚到钱，孔夫子甚至可以不在意什么体面了。《论语o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在这里，孔夫子明确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待善价而沽的生意人了，这和后来人们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一回事。孔夫子周游列国，动机也没有多么的高尚，无非也就是要当官发财。“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史记o孔子世家第十七》卷四十九）孔夫子爱钱，卫灵公也是明白人，他直接就问清楚了孔夫子的价码，这样大家都高兴。想要有相当的本事，那就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孔夫子是这样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o卫灵公》）这里说得很清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禄”。至于为什么“忧道不忧贫”呢？也很容易理解，忧治国之“道”，给统治者当帮闲或帮凶，是可以得到“禄”的，傻乎乎地只“忧贫”，那就只能越来越贫了。要学习当然也要有一定的学习成本，想拜孔夫子为师也是不容易的，也是要交钱的，孔夫子自己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o述而》）也就是说孔夫子自己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孔夫子也是要向学生要腊肉吃的。不但孔夫子是首先注重经济利益的，后代的儒家诸人也是注重个人利益的。孟子就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o万章下》）孟子还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孟子o滕文公下》）对于出仕的目的说得也是很清楚了。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上则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看来“德”也只是个手段，“德”的目的还是在于名和利的。秦相李斯是法家，但我们如果考虑到法家是师承儒家而来的，李斯的老师就是儒家的荀子，那么儒家对富贵的意见应该也与李斯的意见有近似之处。李斯就说过：“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史记o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这里说得就很清楚了，穷就是穷，“自托于无为”是没有意义的，看来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这样的人和事，只是儒生生活中的特例，而不是常态，对儒生来说生活的常态还是要“利”的。
另外，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儒家诸人想要在社会中如鱼得水，他们也是要有一笔钱做为基础的，没有钱，谁会听你们儒家诸人的摆布呢？所以《中庸》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者不侮（不遭受侮辱），宽则得从（受大众拥护），信则人任焉（得到别人任用），敏则有功（工作效率高），惠则足以使人（使唤别人）。”看出来了吧，就是说要想使唤别人，也是要有“惠”的。《大学》中有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也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想成为能“发身”的“仁者”，他也要有一笔钱才行的。
当然，儒家诸人空谈起道德的时候也是非常高妙的。孔夫子说：“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个话听起来当然很不错了，但“义”与“道”它不是法律规范，它是道德范畴的东西，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最后儒家诸人当了官以后，看在钱的份上，他们总是能很容易地为自己的腐败找到适当的借口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公孙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就想去了，这明明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子路爱惜老师的名节，叫他不要去，孔夫子却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说得多么冠冕啊，如果投奔公孙不狃也能找出一些“道”和“义”出来，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找不出“道义”呢？就是汪精卫也很容易给自己当汉奸找出“道义”的根据来了吧。所以我们对儒家所说的“道义”不必当真，如果儒家诸人还要强调洁身自好的“道义”，那只是说明给的钱还不够而已，只要给了足够多的钱，儒家诸人就会扯掉最后一块遮羞布了。
由此可见，儒家传统上就是很注重金钱的，他们要做官就是为了得到“禄”。“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个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俗谚也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没有形而下的物质追求，儒家诸人是不会去讲什么“道”的。这样看来，用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当上官以后，成为蝇营狗苟的贪官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当贪官，还会有几个人去读儒家的那几本乱七八糟的书呢？考中了功名，祝贺的人都是恭维对方将来升官发财，从来就没有听说有谁要祝对方将来做一个大清官，这也是对儒生自古好“利”的一个证明。
第三、儒家对血缘亲情的重视妨碍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儒家学说是一种入世的学说，所谓治国平天下吧，而治国平天下，就必然涉及到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没有社会正义，就不会有对社会的正常管理。儒家在一般的意义上也是要追求社会正义的。比如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对“仁”的追求，他说：“当仁不让于师。”颇有点“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模样。孔子又说：“君子以义为上。”(《论语o阳货》)。看上去孔夫子是很注重社会公正的了。孟子也说：“仁者无不爱也。”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儒家看上去是很注重“谨而信”、“泛爱众”等等社会正义的理念的。
但是，儒家一遇到血缘亲情，它马上又陷入了矛盾之中，与血缘亲情相比，社会正义又不值一提了。这方面有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是孔夫子主张“父子相隐”的故事，一个是孟子所说的舜帝在父亲犯罪后“窃负而逃”的故事。孔夫子一直是主张正直的，孔夫子对诚实的追求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有人向微生高借醋，微生高家没有，他就从别人家借了一点醋来，给了那个有求于他的人。微生高的行为当然谈不上坦荡磊落，但这毕竟还是乐于助人的一个体现。结果孔夫子就很不高兴，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孔夫子就说得很严重，把这个事上纲上线了。但是就是如此注重诚实品德的孔夫子，遇到血缘亲情的时候，就换了一副腔调。有一个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事见《论语o子路篇》）意思是说：我们那儿有一个正直的人，他揭发了他的父亲。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孔子这一次不想保持诚实了，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意思是说，父子亲情才是第一位的，为了保住亲情，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共同欺骗社会。很清楚了，在孔子那里社会正义遇到家族的私德就成了一句空话。与这个故事相类似的是，孟子也是明确地把家族的私德凌驾于社会正义之上的人。“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父亲杀了人，身为天子的舜并没有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来对待这件事，他最后的办法是“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o尽心上》）。而且孟子还明确赞赏“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原则，赞成执政者出于家族利益的目的，给自己的亲人谋取个人利益。舜将“至不仁”的弟弟象“封之有庳”（《孟子o万章上》），孟子也明确表示了赞赏。在亲情面前，孟子对他一向提倡的“尊贤使能”、“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主张就再也不提了。孟子不但主张亲人之间要有超乎社会正义之上的互相提携，孟子还认为亲人之间不能互相批评对方，“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o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o离娄下》），也就是说父子之间的相互批评，是妨碍亲情的恶劣行为。孟子还说：“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o尽心上》）。也就是说儒家提倡的爱是有差等的，他们对自己的亲人理所当然要更爱一点。为了亲情，“仁者无不爱也”的话，孟子也不提了。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臣下因私德而害公义的，所以他们就宣扬“尊尊”的重要性。所谓“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公羊传》哀公三年）、“不以亲亲害尊尊”（《谷梁传》文公二年），即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孝以尽忠”。忠与孝之间，是取“孝”还是取“忠”，这体现了国君的公权与臣下的私权之间的一种矛盾与斗争。在任何社会里，国家的公权与个人的私权之间都是有矛盾的，在现代社会是应该一方面照顾到个人的私权，同时又不能在公共领域让私权妨碍公权的实施。这里面就涉及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在儒家那里是做不到的。在儒家看来，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他们只要用“齐家”的手段来“治国”就可以了。这样当社会正义与家族私德出现矛盾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发生了扭曲变形，他们就不再要求社会正义了，他们就只追求家族的私德了。即使他们也说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君为臣纲”“不以亲亲害尊尊”，但实际上，他们私下里是很容易走上“任人唯亲”“循私舞弊” 的道路的。“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o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o万章上》），以这样的观念去生活，当了官，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为自己的家族亲人谋取私利实在是水到渠成，非常自然的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对血缘亲情的重视，直接妨碍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儒家思想中的血缘亲情思想，必然会造成社会政治的极端腐败。
第四、儒家绝对君权的思想，造成君权对官员贪污腐化的鼓励。
儒家是主张绝对君权的，《礼记o坊记》中有这样的话：“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这就说明了这一点。
国君的权力巨大，对臣下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臣下只能“忠君死义”，那么臣下为了自保就必然要让国君放心，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国君最放心呢？那就是腐败，官员一旦腐败，一来可以表明自己无意于最高权力，二来送给国君一个把柄抓着，好让国君放心。《史记o萧相国世家》里有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看看，萧何为了避免窃国的嫌疑，居然是故意自毁声誉，自甘堕落了。与此相类似，宋太祖为了消除权臣们对自己权力的潜在威胁，“杯酒释兵权”，鼓励权臣们纵情声色犬马，放弃政治抱负。国君虽然也希望臣子们能清廉公正得民心，但他绝不会把行政正义置于安全之上。在儒家的君权思想之下，臣子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法家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极端化的发展，他对所谓廉吏的说法就更明确了。韩非子说：“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可见在韩非子看来，对国君来说清官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法家思想，不是儒家的思想，但是儒法两家本出同源，而且儒家对法家还有相当程度的欣赏。所以，从维护君权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这两者对清官的意见本质上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对君权的强化，最后就造成了官员普遍的自甘堕落、腐败成风。
第五、儒家的愚民思想造成政治神秘化、政治不透明，恶化了廉政建设的环境。
我们知道，要想搞好廉政，必然就要求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没有这样的公开化，我们不可能知道在哪个环节出现了贪污行为。但是这样的要求在儒家思想框架之下，是做不到的。儒家是愚民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绝对的顺民。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能让人民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人认为这句话可以有其它的断句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孔子一贯的处事风格，我们就知道这种断句方法并没有错，孔子就是主张愚民的。比如当孔子得知晋卿赵鞅铸刑鼎，把刑书刻于其上时，就抨击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晋国公布成文法破坏了社会秩序。为什么呢？如果不公布成文法, “民”就会仍然陷于愚昧之中，只知按习惯服从上级，不会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动，君主就可任意摆布臣民。现在晋国公布了成文法，那“民”就会根据法的规范向统治者提出自己的要求了，而且统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了，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办事了。这个故事是孔夫子愚民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孔夫子一贯是反对行政公开的。而政府运作不公开，政治神秘化，监督就成为不可能，最后也就不会有什么廉政可言了。
所以我们认为孔夫子的愚民思想直接造成了廉政建设的巨大困难。
第六、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成为政府官员低薪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反过来强化了官员贪污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我们在上文谈到，儒家诸人内心深处是强烈追求名利的，但是儒家学说又是一个以德为标榜的思想体系，所以就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性。它一个方面是利欲熏心的，另一个方面又有着不切实际的极端化的道德要求。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朝历代它都会树立几个道德上的标兵，做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但是这种榜样总是清廉到变态的程度，是绝大多数官员们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的。但是在廉洁的正义性话语权面前，官员们还不能有任何异议，所有的人都必须口头上赞同“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说法。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中，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整个官僚阶层总是有意把薪俸降到极低的程度，甚至到了无法凭薪俸活命的地步。几千年来，在以德治国的高调之下，政府官员的工资一直都非常低。东汉时期，宰相每月收入为大米28.5石(约为3060斤)；最小的官员，每月只有1.9石(约204斤)。北魏初期，官员没有俸禄。明朝的宰相，月俸不足20两银子。清朝四品官月俸大米24石(约2576斤)，五品官月俸16石(约1717斤)，而七品县令的月俸，仅7石(约751斤)。一个县令，月俸只有7石大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充其量能养活七个人。这么点俸禄仅仅养活自己家里的人都很困难，而在官府里还要雇用衙役，还要有管家、侍女、马夫、厨子，加上官场上的迎来送往，靠七石米的官饷，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所以在儒家的道德高调之下，你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清官，那么你常常会连饭都吃不饱。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要自己种菜，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居然就成了当时的一条新闻。海瑞最后官至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但是因为清廉，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凑不齐。（参见《明史o海瑞列传》）
　　当然，真正能做到海瑞这样清廉的政府官员也不是没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只靠喝喝儒家道德的“西北风”就可以清廉下去的官员绝对不会很多。这就像是走钢丝，我们知道确实有人是能走过这根钢丝的，但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能通过修炼，达到走钢丝的水平。那么，怎么办呢？在唱完了高调以后，就是捞钱了，就是贪污了。拿晚清来说，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国家发放的官员薪俸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但是全国官员有据可查的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这是人人有份的集体贪污腐败行为，这在官场上是公开的秘密，连皇帝都知道得很清楚。可以说，你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你就必须贪污。林则徐大家都知道吧，已经是少见的一个大清官了。他写对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可是他在当官的时候，对于官场的陋规，一样照收不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陕西巡抚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据张集馨记载，他就是按时给林则徐送陋规的，哪怕荒年也照送不误。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虚伪道德与现实欲望之间的矛盾，直接造成了官员的低薪和整体性的腐败，使“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成为了中国儒家信徒的突出特征。
第七、儒家“刑不上大夫”的等级观念，必然造成廉政建设的失败。
儒家文化主张贵族驾临于法律之上，孔夫子所说的“刑不上大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中，特权成为腐败的保护伞，特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由君权支持的腐败权。同样是贪污，但惩治起来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级别可以进行多大力度的惩罚，这在封建时代总是有着成文或不成文的一些规范的。反腐败总是打苍蝇不打老虎，最后只能让反腐成为一纸空文。
以上七点，就是我们对儒家思想与中国式腐败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析。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式腐败的一个总根源。今天有人还想以儒家思想来反腐败，只能是缘木求鱼而已。我们认为，要真正彻底的反腐败，只有一条路，就是彻底摒弃儒家思想，放弃“以德治国”的高调宣传，以“人性恶”作为我们吏治的根本出发点，从实际出发，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建立一整套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度，让人民参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打破行政行为的神秘化倾向，增加政府透明度，并最终实现人民对政府官员的直接选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国家反腐败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彻底摆脱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怪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
任重道远，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专找低的提拔，这能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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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说多做，不懂拍马溜须的人能被提拨吗？可以说选拔的条件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
好人在干活。
任重道远，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11_325:}
这样的官员本来就是媚上欺下爬上来的!所以一旦手里有点权利就尾巴翘上天!!
有的人从政的目的就不纯，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