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军区领导班子名单管15000 人的领导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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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求教:当年的浮夸风,究竟是谁刮的,谁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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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00 发布在
(本文非原创,资料均来自网络&)  当年,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的“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是刘少奇!而把浮夸风、“共产风”通过人民日报吹向全国的是谁?是当时掌管宣传口的邓小平!最后把关的是刘少奇。  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  其后吴芝圃顽固追随刘少奇大刮浮夸风因而在河南实行了高征购。致使信阳成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唯一出现群体饿死的重灾区。吴芝圃甚至动用军警堵截逃荒的人群以隐匿灾情。当时国家设在河南的粮库因为放卫星而高征购都装得满满的。而吴芝圃隐匿灾情宁可让百姓饿死也不让其所吹的卫星破产。文革中吴芝圃理所当然的受到河南人民的批斗。可是在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为吴芝圃平反“冤”“假”“错”案。狼狈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刘少奇在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到处鼓吹浮夸风,鼓吹“共产风”。  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的谈话:“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集,&67.7&)  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同前[A])日刘少奇在景山发电厂的讲话:“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同前[A])  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听说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光明日报》日)   不仅如此,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日《人民日报》)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日)  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导,把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刮向全国。日,《人民日报》背着毛泽东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狂热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一次把共产风吹向全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高潮!随后,日《人民日报》报导称: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日《人民日报》)    日《人民日报》报导称: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徐水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县。 浮夸风、“共产风”从徐水出发通过人民日报刮向全国。甚至,在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竟有已经解散家庭的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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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51 &&
从53年起,毛泽东是不是已经大权旁落了――――――-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二&&&&(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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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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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45 &&
不会都选择性失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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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14 &&
浮夸,具有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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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46 &&
二杆子不用负责,还有,风有停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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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23 &&
真搞不清,小平同志当年出山后,用各种方式对老毛进行了清算,包括对其遗孀都下其狠手,怎么对老毛在大跃进的行径未予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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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42 &&
当下后人们揭示出“大跃进”时期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人......,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敬爱的小平同志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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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34 &&
有一位付总理对他有评价: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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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55 &&
毛泽东浮夸言论汇编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五)搞试验田问题。各个党委要搞试验田。黄安县搞的好(土地不好)亩产八百斤,原因是人的作用,经营的好,黄安县提出千斤县,主席指出:中央到县都要搞试验田。牧业区搞牧业试验场,要抓紧搞先进,不搞落后。人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领导,什么工作都要具体领导,搞农业就要搞试验田。县、区、乡都搞,就能搞几十个,几百个场子。工业也要搞试验,这方面的干部不要住在楼上办公,应到工厂(场)去办公。搞出经验来,办学校也搞试验,文教厅的干部可搬到学校办公。真正深入实际,这是领导的根本问题。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传达记录)》(一九五八年四月)  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f,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  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谁想一亩麦子产四千五百斤,粮食今年可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厅,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一千三百也不反对。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毛: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1000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2500斤)。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差不多可以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毛主席在与妇女干部谈话时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两千斤粮食……。  ──《视察安徽时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  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像话,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十月)  毛:今年的麦子种的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  ×××:一亩下种三十多斤,耕一尺多深。  毛: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没有?  ××:有一个县搞一万斤。  毛: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  ×××:270斤。  毛: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  ×××:有十四个县。)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毛: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250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  ××: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  毛: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广,一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积,好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作多收。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毛:种地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亩产搞他一万斤,先搞两千斤,加一番再搞四、五千斤,再翻一番就是一万斤。地耕一尺二寸深,分层施肥,省水、省肥、省人力  ×××:我们再搞卫星田。  毛:搞大面积卫星田。  ×××:全省八十万亩小麦,卫星田一千六百万亩。  毛:占百分之二十。二、三年后,公社把耕地面积缩小。深耕三、四尺,亩产一万斤,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铵。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下午)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注:这个七千四百亿斤的“产量”本身就是“浮夸风”。它依然是以“万斤亩”为前提在九千亿斤的“产量”上“二八开”估计出来的,某些人所谓的“给浮夸风泼冷水”纯属捏造。  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谭震林:七千五百亿斤到八百亿斤,差不多。)(XXX: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加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向亩产几千斤或者几万斤粮食转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斤以上,共……亿斤,砍掉……亿斤,算……亿斤,有个保险系数。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  ──《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注:这条太强大!录上供大家奇文共欣赏。  注:凡有××处均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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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浮夸风的源头来自何处?&我们只要看看浮夸风的源头来自何处,对谁搞浮夸风即可一目了然。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但是仅仅过了四个多月,毛泽东的狂热又升级了。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谁知此话仅仅又只过了二个多月,毛泽东又进一步发高烧。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由于毛泽东在世界上如此大言不渐夸下海口:赶超英国,两年是可能的。如果到时不能实现,自已岂不大失脸面,权威丧失?因此,不管怎么样,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毛泽东搞浮夸风的动机。因此毛泽东不顾客观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制定超高标准的计划,海量的指标,层层加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一来必然导致浮夸风的泛滥。进入大跃进时期,为此毛泽东首先大讲破除迷信,要敢想、敢说、敢干,并从人、洋人、天体、细菌等方面讲了许多有关破除迷信的辩证法道理,把破除迷信推向极度,他甚至认为连当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的口号也有两重性。为此,著名哲学家李达认为,在当时淡这个口号的两重性就是肯定这个口号,就是头脑发热,火上加油,使人民遭难。1957年反右派之后,毛泽东喜欢听虚假的顺耳之言,而不喜欢听真实的逆耳之言。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批评共产党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本是梗直诤言。但毛泽东却反驳说,持此种批评和支持此种批评的人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阶级分析的方法,分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379页) 。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外出巡视其实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但毛泽东却特别喜欢这一形式,1957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后说:“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372页)。1958年,毛泽东在给安徽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沿途一望,生气蓬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420页)。“上有好者,下必甚矣。”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人报喜不报忧,甚至为达到升迁的目的而制造假情况,专给领导者以好听的和好看的,这很容易使领导者上当受骗 调查研究失真,而报纸、电台又以失真的情况向外报道。那些所谓“卫星”都登在中央和省级报纸上。而《人民日报》又经常发表《“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诸如此类的社论,舆论误导,使浮夸风愈演愈烈。而更多的人是人云亦云,不敢讲真话。 薄一波同志说出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心情,他说,“说句心里话”,在他(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发表自己的意见。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一道参加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869页)。客观环境使得有不同意见的人噤若寒蝉,哪里还敢发表不同意见?再次,浮夸风是压出来的。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仍至军事化,阶级斗争化,不尊重科学,在生产中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最无学问”,教授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历来如此”。那些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那些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甚至给戴上“退守派”、“稳妥派”,“怀疑派”、“观朝派”、“秋后算账派”,“阶级敌人”,“漏划地富反坏份子”等各种政治帽子,予以批判和撤职,那些说大话、说空话、甚至说假话的人,被视为热情高、干劲大,加以重用和提拔。后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他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情、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道、夸大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相反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刘少奇选集》下卷399页)由于以上原因,致使浮夸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终于在我国泛滥成灾,造成锇死数千万农民的大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做了这样的分析:“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里,对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责任,明明白白地点了毛泽东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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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事实:大跃进时,毛泽东力倡浮夸风!  早在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不仅提出“高指标”,大力鼓吹“高指标”,还发明了别出心裁的“两本帐”制度去推行高指标,后者正是“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等等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我们不妨看看,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都干了些什么。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接着连续审定发表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舆论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进入1958年,为了发起大跃进高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等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逼迫周恩来作检讨,甚至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毛泽东于是夺去了周的经济工作指挥权。(杨明伟《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日,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等高指标,声称“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日,毛泽东手订《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实行“两本帐”制度:“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成帐变成下级的必成帐,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此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歪风的一大原因。  日,毛泽东批示发表人民日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社论号召“全国大部分地区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观。”(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批语) 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十八天的会议中,一连讲了六次话。其中虽然有些话要求稳妥,但基调却是要掀起大跃进热潮。他再次批判“反冒进”是“打击群众积极性”,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参见吴晓梅《毛泽东与大跃进》)  日,毛泽东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并指示吴冷西等公开发表。文中预言: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不同于从前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他在批示□□称,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日~23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再次严厉批判“反冒进”和“观潮派”,并提议正式制定了党的关于“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作了修改。在毛泽东亲自改写的段落中,有如下两段,将发明赶英超美等口号归功于自己,并且很不谦虚地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本人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会议期间,日,毛泽东还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印发与会者,号召“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文中,赶英超美的时间再次提前,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日,毛泽东在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作批示,将赶英超美的时间再次提前。他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在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正是放在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大跃进上。不仅如此,到了月间,在全国各处视察,发表讲话纵容、赞扬、鼓励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第一个也是毛泽东,而不仅仅只是刘少奇。我们且来看几个例子。  日、5日,毛主席视察河北省徐水、安国。在徐水,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大炼钢铁。当徐水县干部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如何“高产”的时候说,你们这里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在安国,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还称赞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毛主席走后,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到达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变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规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以上可见薄一波《人民公社的由来》)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不仅知情浮夸风,而且正是最大的纵容、支持和鼓励者!  日,毛泽东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他同时继续鼓吹高指标,浮夸产量,提出一千一百万吨钢、七千到八千亿斤粮等不切合实际的产量数字。(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日,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说,“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日《安徽日报》报道,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称赞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以上两则,可见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注释) 直到1958年11月,毛对“几年进入共产主义”一类提法,虽然有些隐隐不安,却仍然饱持着相当程度的赞赏态度。他《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  我想,这些事实已足以认定,大跃进时期“五风”泛滥,正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的榜样,提倡高指标,纵容、支持和鼓励“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瞎指挥和共产风,并得到了刘少奇等从上到下各级领导人全心支持、大力推行的结果。  那么,毛泽东有没有曾经试图纠正当时所谓的“左”倾歪风呢?有的,这发生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一段时期。只是他的纠左极不彻底,不过是蜻蜓点水,浮皮潦草,浅尝辄止的表面文章,而且在庐山会议后很快就逆转了。  例如,关于产量浮夸,毛泽东说1958年上报的九千亿斤粮食产量有浮夸,但认为只谎报了一千六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然而实情却是,1958年粮食产量不过四千亿斤!毛泽东作了纠正而且自认为“比较妥当”这个的七千四百亿斤产量,仍然浮夸得厉害,超过实际产量达85%之多!  毛泽东对高产卫星田和产量浮夸的真实态度,在他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也表露得很清楚。他说:“你说卫星田统统是美国卫星,走到半路就下来了,也不能那样讲,也有些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没有什么五千斤,两万斤,三万斤,但是有千把斤。” (事实上,与当时的实际产量水平比,千把斤已经是成倍浮夸了!) 当时河南省以前上报粮食产量七百亿斤,后来纠正为四五百亿斤,毛泽东认为符合实际(其实真实产量仅二百五六十亿斤)。他对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认为粮食紧张的不过是少数区域。在大饥荒阴影袭来之际,他谈话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竟然是:如何保证牲畜吃粮和人一样多。(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底曾经告诫报纸新闻要冷静,要实事求是。然而他却特意在日《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上加写一段话,再次以1956年反冒进为例子,不许宣传单位多讲工作缺点:“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对于浮夸者谎报者,毛泽东也是宽容到了纵容的地步。他说,对谎报者,90%以上说服,只有1-2-3%,才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就这么个浮皮潦草的所谓纠左,还被毛泽东用来作为对付批评的挡箭牌。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认为纠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那个左倾路线已经基本上纠正了,再纠就是打击群众积极性了,就离反党的右派分子只有50米了。  比较一下当时毛泽东对所谓“右倾”分子毫不容情的态度,就知道他究竟在支持什么、打击什么了。无怪乎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五风”再度泛滥,直接导致了大规模饿死人命的千古惨剧。对此,当时从上到下的中共领导层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更必须负起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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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思想演变&&&“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6000亿斤”。“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21页)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还要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回顾》,第524页)――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 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实际上,从年,粮食最高产量是1976年的5726亿斤,从未超过 10632.8亿斤的54%。这个“四五八”,即1967年粮食10632.8亿斤,就成为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浮夸高指标。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言,说《纲要》(草案)是“给农村生产和农业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毛泽东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回顾》,第526-527页)――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个浮夸高指标,就这样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毛泽东以为做到1962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1962年实际产量 3200亿斤,只占53%),1967年生产粮食1万亿斤(1967年实际产量4356亿斤,只占44%)是可能的,并“把那些坚持以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回顾》,第529、530页)“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刘少奇)感到这么做(按《农业十七条》做)不行,于是就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回顾》,第531页)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回顾》,第536页)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规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回顾》,第557页)“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回顾》,第539、540页)“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刘少奇&&回忆怀念, 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回顾》,第680页)――也就是说,要在1962年达到总产13459亿斤,年增幅超过28%。而62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200亿斤,不到要求产量的24%。1976年产量5726亿斤,不到62年要求产量的43%。日,谭震林在农业协作会议总结中说,“毛泽东要求做到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回顾》,第688页)――这证明毛泽东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确有其事。“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坚持要长期反右倾,是后来一些地方大放“亩产万斤”、“亩产十几万斤”高产卫星的原因所在。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还要冒得厉害。”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4月8日,毛泽东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回顾》,第644、641页)――这些话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动员搞冒进浮夸,也证明所谓“大跃进”,就是“大冒进”,“大跃进”本身就是左倾冒进错误。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开始,“不能不说毛主席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贯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使得被批评者(都是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回顾》,第654-655页)――此后,其他领导人除在适当时机设法弥补大跃进损失外,只要谈及大跃进,基本上只能说毛泽东说过或想说的话,包括被毛泽东批评的话也是这样,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主张A,大家只能说A;明天主张B,马上批评别人说A,却不提A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说B;后天又主张A,马上批评别人说B,却不提B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重新说A。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回顾》,第774页)――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消灭家庭”,第一次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搞人民公社化的依据之一。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回顾》,第702页)――15年赶上英国,一下子变成了3年。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日,毛主席在徐水听了关于粮食产量的汇报后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日《人民日报》)――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相信“亩产万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第一次提出粮食已经多得找不到出路,需要少种。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讲话的消息发布后,掀起了更大的浮夸浪潮。徐水向全国宣布将放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日《人民日报》)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在日开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回顾》,第741-742页)――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同上)――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穷过渡”。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李春峰:《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博采》2006理论版第二期)。――又一次提出“穷过渡”思想。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并赞扬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观点,说是“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回顾》,第774页)――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严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亩中稻亩产60437斤。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15年赶上英国,变为3年后不到1个半月,又变成了2年。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说:粮食“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同上书,第389页)“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同上书,第394页)――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从1958年起,粮食可以连年翻番,每年增加100%,两年后只因粮食找不到出路,才只好“放低步调”。截止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这位乡党委书记说: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回顾》,第754-755页))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曾加写过一段话,提出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用于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等于一亿二千万海克托),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其所以能够只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粮棉等类作物,是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千斤棉之类。”(《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文稿》第7册,第575-576页)――毛泽东将“亩产万斤粮”作为能够实行耕作三三制的根据之一。就在毛泽东主持的这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鲜为人知的文件,就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年)(初稿)》,居然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斤。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写了两个批语,作了12处修改,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如果197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0斤,按18亿亩耕地计算,总产就是180000亿斤,而1972年实际产量只有4810亿斤,不到《纲要》指标的3%。“主要的毛病是两个‘急’,一个急于求成,一个急于过渡。毛主席说:再有五六年或者三四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对此,他后来又讲过:有的时候想,五六年、三四年是不是时间短了?有的时候又想,五六年是不是说得时间太长了?更多的情况,他想的是:五六年、三四年说得太少了,五六年、三四年怕实现不了。思想里反反复复。”(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难以摆脱的“穷过渡”情结。日,对于提出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文稿》第7册,第494页)――这是热衷搞“穷过渡”、认为只用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似乎也是可行”的实例。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由于1958年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大折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实际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在武昌会议上由毛泽东决定公布为7500亿斤。(人民出版社《彭德怀自述》,第265页)――虚报47%。高估产导致高征购,把很多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也征掉了,以至于1959年就进入困难时期,春季即发生“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毛泽东:《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龙德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第167页)――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说了算的,都不是刘少奇。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董边、谭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毛)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话说刘少奇》,第112页,)。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5页)。曾经说过的一些真话――就在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规律。”“10年内需不需要4亿吨钢?心血来潮一想就搞了这个一个数目。”(《回顾》,第742页)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话:“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回顾》,第819页)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回顾》,第页)有段时间,毛泽东吃不好睡不好。身边工作人员不清楚是何原因,就问毛泽东是不是饭菜没做好。他摇摇头,沉思一会儿说:“1958年,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杀猪、砍树、大锅饭,还搞了一个打麻雀。再加上苏联逼债,一下就把国家搞穷了。作为我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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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付总理对他有评价: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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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都有根有据有出处合情合理合道义吧?但那些反毛狗并不在意真理与谬误,只在意立场,只要是反动的他们就支持,正义的他们就反对。其实也不是这样,应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有效帖子发了多少!因为不反动的话是无效帖,所以必须这么说。另一观点是:这些人不是大陆人,属于奸细。最让人心痛的是,由于大量媒体的宣传,导致部分青少年误入歧途,有识之士须大声疾呼,虽然现实会帮助他们扭转汉奸的思想,但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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