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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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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湖北文化的特点和影响
論湖北文化的特點和影響
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政区文化史属于地域文化学的一种类型，即以现今一定政区如省域范围，探讨该地域过去的文化。21世纪以前主流的地域文化研究是以历史文化圈域为单位的文化史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适应建设文化强省（市）的需求，政府和学者都很重视以省域为单位的政区文化史研究，随之，以省域为主的政区文化史研究便逐渐开始取代以历史文化圈域为单位的文化史研究的主流地位。
湖北文化史研究，正是随著政区文化史研究的热潮而兴起。从现有状况来看，在湖北文化研究中诸如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中心（重心）的转移、文化特点、文化的地位和影响等，这些较重大的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 生态环境的独特性
（一）地域认同与湖北文化地域的形成
& 作为政区的湖北文化，是以现今的政区范围，即省域为基点，探讨过去的文化（以辛亥革命为下限）。故先考察湖北文化的地域,即现今湖北政区的形成问题。
湖北政区虽然成形于清代，完善于民国，但最初的基础是在先秦楚国时代。从商末到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湖北纳入秦国版图为止，约八百年间，楚国虽曾拥有半天下，但其首都在湖北，湖北一直是楚国的腹地，是经济文化昌盛之地。这个中心区便成为后世的一种地域认同，即“楚”或“荆楚”，为日后湖北政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另一个对湖北政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汉末“荆州”建立。荆州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九州之中，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州部中有荆州刺史部，虽为一种巡视监察区，但已有了明确的地域，经三百馀年的发展，到汉末朝廷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荆州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处地方最高行政组织。湖北属于荆州，刘表首任荆州牧，治所就在湖北的襄阳（今襄阳市）。后来治所多在江陵（今荆州市区）从而在故楚腹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荆州地域观。三国时期，魏吴南北对峙，分设荆州，谁都不愿更改地名；西晋统一后，合二为一，袭用“荆州”旧名，初治襄阳，后移治江陵，湖北的郡县大体都在西晋荆州之域。东晋至元代，若南北对立，湖北则为武力所分割，若南北一统，则大都为若干高级地方行政体制所分开，似乎独立的荆州已不复存在。明代，朱元璋洪武九年（1376），调整所承袭的元代行省，再次恢复汉荆州的地域，正式名称为湖广承宣佈政使司，在习惯上称“湖广行省”或“湖广省”。同时，在明代官私文书中，人们习惯称湖广地域为“荆楚”，明后期还出现了“楚省”的简称，湖北在楚省之内。这些都体现出荆楚的地域认同，这种地域认同是一种综合性指标。正是这种认同，荆楚地域分久必合，为湖北政区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初沿用明制,置湖广行省。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甲戌（十二），即1664年4月7日，湖广布政司（省）分立为左右二布政使司（省）。“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管辖”。康熙六年(1667)，湖广左布政使司改名为“湖北布政使司”。雍正初年，又改 “湖广巡抚”为 “湖北巡抚”。湖北省正式建省，省会武昌。
湖北正式建省，将省会定在武昌（今武汉市武昌），虽几经改朝换代，一直到现今没有变动。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是武汉市的成立。1926年秋，北伐军佔领武汉三镇，年底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1927年4月16日宣佈武汉三镇合一，市政机关正式成立；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此后，湖北省省会虽仍驻武昌，但因武汉市的成立而有“武汉”之称。
湖北建省之初，其所领“八府”，包涵了今湖北除鄂东北的英山县、鄂西南的建始县之外的全部政区，湖北政区范围大体定型。此后，清乾隆元年（1736）将建始县从四川省夔州府划入施南府；民国年间，即1932年，又将安徽安庆的英山县划归湖北，至此湖北政区范围定型而无大的变化。这一政区正是我们研讨湖北文化的地域范围。
（二）地理环境的过渡性
湖北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鄂西山地为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鄂西山地以东属于第三级阶梯。地势总体西高东低，最高点是西部神农架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米，号称“华中屋脊”，最低点是东边黄梅龙感湖湖底，海拔仅10米。因其西部为鄂西山地，东北至东南有桐柏山、大别山、幕布山等山地丘陵环绕，中部尤其是中南部江汉平原地势较低，湖北的整体轮廓略呈向南开放式椭圆形盆地。
湖北地貌过渡性特点明显。地势起伏大，地貌类型複杂多样，有平原、岗地、丘陵、山原、山地。在18.59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平原湖区占20%、丘陵岗地占24.5%、山原和山地占55.5%，山原和山地多于平原湖区和丘陵岗地。
按地形地貌的特点，以丹江口—荆门—宜昌—松滋一线为界，湖北可大分为二区，此线以西为鄂西山地，此线向东则为鄂中鄂东地区。若细分则可为七区，鄂西山地细分为鄂西北山地、三峡谷地、鄂西南山原；鄂西山地以东可细分为鄂北平原岗丘、鄂东北低山丘陵、鄂东南低山丘陵、江汉平原。
这种过渡性地理特点，虽可细分为七区，但差异性较明显一些的是鄂西山地与江汉平原为代表的山地和平原。鄂西山地是由一系列山脉组合而成的山群，山群间多河谷盆地。鄂西北名山武当山脉为秦岭东延南支，其北有陨西至丹江口的汉水谷地及陨县盆地；其南为竹溪至房县断陷盆地及谷地；神农架及荆山为大巴山山脉东延部分，是汉水与长江的分水岭。鄂西南山原区，属于云贵高原的东北延伸部分。除东部边缘外，山顶海拔1000－2000米，地势高耸，万山重叠，山顶平缓宽阔，高下参差，建始、恩施等盆地坐落其间，山坡陡峭，窄谷幽深，是谓“山原”。八百里清江从中部切入，形成鄂西南最大河谷，湖北第三大河流，著名的利川腾龙洞、恩施大峡谷、为其上游段落。三峡谷地，处于鄂西北山地与鄂西南山原之间，长江从中横向切入，造成近200公里的举世闻名的大峡谷，称之为三峡，其中巴东至宜昌段在湖北境内。江汉平原，是由长江与汉江反复冲积而成。据调查，大体钟祥以南，西自沙市，东至汉口，江河犯滥，汉江下游河道常常变迁，大规模开发利用，大约是在南宋晚期垸田出现之后。
这种山地与平原地理上的差异，在文化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反映。以葬俗为例，山地人葬俗虽有多种，悬棺葬只能存在于山地，如古代巴人曾有悬棺葬的习俗，在三峡地带的神农溪、雾渡河等地都有所发现，秭归的棺木峡,据《邵伯温闻见后录》所载：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崖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如此险峻绝壁，安放棺木，难度之大，令今人难以想像。平原通行土葬，攀比求厚，劳民伤财，故有“节葬”之倡。凡此等等，表明地理差异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气侯条件的过渡性
湖北总体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北部接近我国北亚热带的北界,南部跨越中亚热带的北界（从三峡谷地向东沿长江一线至鄂东河谷地带及鄂东南地区属于“中亚热带”气候），具有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徵。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因气候变化，这一中亚热带北界线有所摆动。如果不明了这一点，历史上许多相关文化现象难以理解，如《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新唐书·地理志》：江陵府江陵郡“土贡……柑、橘……栀子”；襄州襄阳郡“土贡……漆器……柑”。但现在产柑橘的仅在湖北南端中亚热带，主要是三峡河谷地区。柑橘对温度要求较严，适应其生长的温度范围为13－37℃。柑橘不耐寒，抗寒能力极端气候最低限度根据不同品种不能超出-3－-9℃，表明汉唐时期荆州、襄阳气温接近现今的三峡谷地。如今襄阳和江陵（荆州）地区的气温下降而不能生长柑橘，若以现在的情况机械地比照以上的文化内容就难以理解了。又如，三峡河谷地带，虽然历史上气温多变，没见有降于中亚热带线以下的情况，故素以盛产柑橘著称，先秦时代屈原楚辞专有《橘颂》一篇，唐代时柑橘也曾作为土特产进贡朝廷的记载。凡此等等都说明气侯在文化生态环境中也是不可忽略的内容。
（四）交通地理的枢纽性
湖北在北纬29&05&－33&20&、东经108&21&－116&07&之间，处万里长江中游，居华中之中，毗邻河南、湖南、安徽、重庆、陕西、江西六个省市。这种中心区位决定了他的交通的枢纽性。
历史上对湖北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刻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连接中原与湖湘及岭南、云贵的南北交通干线，即荆州到襄阳间的主干道，简称荆襄古道；其二是连接吴越与巴蜀的东西交通干线，即长江水道。
荆襄古道，此道可水(汉江加古扬水或古夏水)陆并行,是贯通湖北中部南北的主干道。沿此道北上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出方城，可交通中原，或经中原交通北京；沿此道经南阳向西行，入武关，可交通关中；沿此道过长江向南，近可进入湖湘腹地，远可交通岭南（两广）；向西入元江，则可交通云贵。古代中央王朝的都城大多定在北方，或在关中、或在中原、或在北京。连接南北的荆襄古道至关重要，它既是朝廷与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也为湖北经济文化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得风气之先，在这条连接南北荆襄古道两端的荆州（包括沙市）和襄阳（包括樊城）率先发达起来，先后成为湖北最早的两大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
长江自西奔腾而来，穿入三峡至巫峡中段进入湖北，过境流长1061公里，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水上航道，也是连接下游吴越与上游巴蜀乃至西北陕甘、西南云贵间的交通大动脉。六朝唐宋时期，随著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在全国交通地位也随之抬升。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大运河成为首都粮食供给的重要管道，长江水道则成为转运漕粮的交通大动脉，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沙市、宜昌，尤其是武汉的繁荣。武汉是当时转运漕粮的重要中转站和文化中心。近代，又随著京汉铁路以及粤汉铁路的通车，连接南北的骨干由鄂中移到鄂东武汉一线，进一步造就了大武汉的中心地位。交通对文化，尤其是文化中心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中心变迁与传统文化转型
（一）远古时期文化重心向东移动
从现有资料来看，湖北地区时代最早的人类生活在鄂西山区的深处，如200万年左右建始直立人和100万年左右的学堂梁子郧县人就分别发现于鄂西南的建始县和鄂西北的郧县。荆州鸡公山旧石器时代平原居住遗址（5－1万年）的发现，则表明旧时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开始从山区走向平原，远古文化重心开始由西向东迈出了转移的步伐。
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约距今8000－5000年），湖北地区的远古文化重心已在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的宜昌、宜都、枝江等县市，以大溪文化为特色的枝江关庙山文化遗存，其聚落足可与关中的仰韶半坡遗址比美；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约距今5000－4000年），远古文化的重心则转移到江汉平原地区京山、钟祥、天门一带。江汉平原的先民筑有多座古城，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古城都多，最大的是与中原龙山文化同时的具有文明中心性质的天门石家河古城，还有精美的石钺和玉雕，应出自土著先民“三苗”之手，为湖北文化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较高起点。这是湖北最早的文化重心的迁移。
（二）夏代至战国中期文化中心的变迁
这个时期，从中原移居湖北的先民最有影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夏初禹征三苗以后，芈姓楚先南迁湖北地区，先后居汉水西部地区（包括汉北丹、汉二水间地带）；第二次是商代中期，商人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而移民湖北地区，并在汉东建立据点，即盘龙城；第三次是西周时期，周天子移民湖北地区，建立随国等“汉阳诸姬”，用以加强对江汉地区的控制。这三次移民先后造就了汉水以东和以西两大文化区。汉西区的文化发展进程是楚文化特色逐渐浓厚。汉东区，如盘龙城（商代）、随国所分别呈现出的商文化和周文化特点比较明显；春秋中期以后逐渐融入楚文化之中。与此同时楚国向外加强拓疆力度，疆域扩展北至豫中地区、南至五岭一带，东至淮、泗流域、长江下游的鲁东南和江浙地区，向西其势力影响直至汉水上游和云贵高原，据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而形成了远远超出湖北的楚国大文化（简称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为基础，随著新地域的扩展而不断充实、昇华所形成的一种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其文化地域虽然广阔，但秦国白起拔郢以前其文化中心的移动一直在汉西地区，呈自北向南的移动走向。商末楚君鬻熊建国时都城在丹阳（今河南浙川境内），其子熊丽南迁沮水荆山之间，后世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于今荆州纪南城，名称“郢都”。楚文化在此得楚国腹心地带之利，持繁华的郢都之重，汲收四方文化之精华，形成楚文化中心。其高度发达的文化足可与其同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
（三）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文化复苏和文化重心向北移动
战国后期，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白起拔郢，楚国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楚国文化精英亦随之东迁，湖北地区的文化遭到削弱，直到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这种精英文化才逐渐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鄂北的襄阳地区。襄阳是由渡口城镇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其北的南阳郡城（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发达，而襄阳仅为南郡属县，其地位并不显著。东汉末年献帝时中原大乱，刘表为荆州牧（190－208年），据有荆州，以襄阳为州治，建学校，兴儒学，中原士人为避战乱，大量涌入，著名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凯、颖容、王粲等均在其中，襄阳一时人文荟萃，名士辈出，王粲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三国志·王粲传》）。此时的襄阳不仅是包括湖北在内的荆州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14岁的诸葛亮就是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辗转至襄阳，投靠荆州牧刘表，并在襄阳学习成长起来的。后来三国分争，魏、蜀、吴都从当时聚集在襄阳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军事人才，使湖北成为三国文化富集地。
文化重心向北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中原战乱而荆州安定之外，鄂北枣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出生地，为帝乡所在，发展速度快。同时襄阳为中央王朝首都洛阳向南交通的枢纽之地，军事要衝，经济本来发达，持天子之重，得地气之灵，地位迅速上升，此可谓偶然中之必然。
（四）三国至五代时期荆、襄、鄂三大文化中心鼎足之势的形成
荆、襄、鄂是荆州（今荆州市区）、襄州（今襄阳市）、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的简称。这三大文化中心除原有荆州这一中心外，襄州和鄂州是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襄阳虽然在刘表时一度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但襄阳城还只是一座县城，尚未成为统辖一方的郡城。汉献帝十三年（208），刘表病逝，曹操南下遭赤壁之败，退归北方后，将所得南郡北部建立襄阳郡，这一格局为后世所沿袭，襄阳城成为鄂北中心城市。东晋末年晋孝武帝在襄阳设立侨雍州及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以襄阳郡南阳郡等建立雍州（南北朝后期范围缩小，西魏恭帝元年改为襄州）并以襄阳为治所，襄阳又上升为州治之所。
与此同时，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宋武帝採纳大臣何尚之的意见，分荆、湘、江、豫四州置郢州（隋开皇九年改为鄂州），其治所在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下辖江夏(治夏口)、武昌(治鄂，今湖北鄂州)、西阳(治西阳，今湖北黄州)、竟陵(治长寿，今湖北钟祥)、随(治随县，今湖北随州)、武陵、天门、巴陵(治巴陵，今湖南岳阳)等8郡（隋唐时仅辖鄂东南诸县）。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鄂东政治中心，逐渐与襄阳、荆州形成鼎立之势。
唐代，湖北分属四道，四道中仅山南道（山南东道）的治所在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江陵虽不是道的治所，但高宗上元元年（760）升荆州为江陵府（略高于州），建号南都，地位也甚显要。安史之乱以后，湖北地区设三大方镇，即山南东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鄂岳观察使，分别以襄州（今湖北襄阳市）、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和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为治所。府虽比州地位略高，但鄂州后来又设武昌军节度使，其地位渐显重要。这三处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三大文化中心。
鄂虽可与荆、襄为三大文化中心，但因鄂州起步晚，底子薄，在文化方面尚逊色于荆、襄二州。从唐代的进士统计人数中可以看出。唐代的进士：襄州13人，唐中叶前8人，唐中叶后5人；荆州8人，唐中叶前4人，唐中叶后4人；鄂州3人，唐中叶前1人，唐中叶后2人。又如见于《全唐文》和《全唐诗》中籍属三个中心的作者和诗人：襄州36人，唐中叶前20人，唐中叶后16人；荆州30人，唐中叶前12人，唐中叶后18人；鄂州7人，唐中叶前无人，唐中叶后7人。这两种统计皆表明，无论是进士还是文学家襄州尚居首位、鄂州比荆、襄二州都少。但襄州的进士和文学家唐中叶以后少于唐中叶以前，呈衰势；荆州虽处于发展状态，速度不快；唯独鄂州均呈发展状态，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荆、襄二州。
由此可见，此时湖北文化的重心虽然还在荆襄一带，但鄂州的文化地位上升比较明显，已呈现出文化重心东移的良好态势，是湖北文化重心向南向东移动的转折点。
（五）宋至清中叶文化重心向南、向东转移
宋代湖北地区分属五路，其中荆湖北路、京西南路的治所在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和襄阳（今湖北襄阳市）。鄂州虽隶属于荆湖北路，但其重要性已非同一般，据《宋史·地理志》所载，绍兴元年和二年一度先后为荆湖东路和荆湖北路的治所。整个南宋时期也曾先后兼为鄂岳制置使、江南鄂州路安抚、荆湖北路安抚、沿江制置副使、荆湖制置使等超出鄂州辖区的军事职官治所。据《宋史·岳飞传》，南宋绍兴初年岳飞进驻鄂州北伐抗金，曾先后兼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等超出鄂州辖区的军事要职。为了统筹鄂州、荆襄、江州等地驻军粮饷经费，南宋王朝还在鄂州设立“湖广总领所”，鄂州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日益显要。又据陆游《入蜀记》载，南宋时，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裡，虽钱塘（国都所在，今杭州市）、建康（今南京市）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物繁盛”，业已成为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中心。
元代湖北主要分属于湖广行省和河南江北行省。江陵、襄阳均作为二级地方行政单位路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其中只有湖广行省省会设在鄂州（元成宗大德五年改为武昌，今武汉市武昌），鄂州成为湖北境内唯一的地方最高级的政治中心。明朝合元代江北河南行省的今湖北省部分和元代湖广行省的今湖南省部分等置湖广布政使司（省），今湖北全境大体属于湖广布政使司（省）；清初康熙三年（1664）湖北省正式建省。继元明两代之后，省会稳定在武昌（今武汉市武昌）。明中叶成化年间，隔江相望的汉水主河道入江口在龟山北麓形成，汉口作为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在明清之际迅速掘起，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武汉三镇鼎立格局形成，号称“九省通衢”，为华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
与文化中心转移紧密联繫的是文化重心的转移。南宋以后，湖北的文化重心进一步向南向东转移。明清科举进士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据民国《湖北通志·选举表》，明代进士，传统的三个文化中心：襄阳府所在的襄阳县39人（前期16、后期23）；荆州府所在的江陵县70人（前期17、后期53）；武昌府所在的江夏县64人（前期20、后期44）。由此可见襄阳已在江夏之下。此外在襄阳之上的州县有：石首（属荆州府）42人（前期13、后期29）、黄冈（属黄州府）87人（前期10、后期77）、麻城（属黄州府）100人（前期17、后期83），其中黄冈、麻城已超过江陵和江夏。再从三个中心所在的府来看：襄阳府68人（前期25、后期43）、荆州府190人（前期52、后期138）、武昌府232人（前期61、后期171），显然武昌府不仅超过了襄阳府而且已在荆州府之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州府有321人（前期45、后期276），居湖北八府之首，黄州府及其属下的黄冈、麻城后期进士人数增加幅度较大。凡此均表明，明代前期（洪武-成化年间）文化重心已南移长江沿岸，明代后期（弘治-崇祯年间）文化重心则东移到鄂东地区。从民国《湖北通志·选举表》的有关进士统计来看，清代湖北的进士比明代多，清朝前中期（顺治—道光年间）进士最多者仍然在鄂东，武昌、汉阳、黄州进士（分别为180、230、233人）高居湖北11府而居前3名，表明文化重心已稳定在鄂东地区。
文化中心和文化重心的转移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移民、江汉平原的开发和漕运航道的改变应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时期大的移民有两次，即宋代靖康之乱以后北方迁入的移民、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的移民，都在湖北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南宋中后期宋蒙（元）交战，淳右年间，“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鄂诸。”时负责长江中游防务的著名战将孟拱分别在公安（今公安县北）、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设立公安书院（又名竹林书院）和南阳书院接纳这些流徒的士人。其中鄂州建南阳书院的学馆多过六十间。这些士人的到来促进了鄂南、鄂东地区文化发展。同时移民的到来也加强了江汉平原的开发。江汉平原大规模开发利用，湖北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并在明清之际完成。“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流传，正是转移完成的一曲凯歌。另一方面，北宋王朝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市），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湖北等省上缴粮食均改由长江—运河漕运为主，同时武昌至信阳陆路遂渐上升为主干道。凡此，皆促成湖北文化重心及文化中心向武汉及鄂东转移。
（六）晚清时期武汉在传统文化转型中的先导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英国等西方列强依据系列不平等条约沿长江深入华中内地，汉口、宜昌先后于1861、1877年开埠；与此同时，广济的武穴、嘉鱼的陆溪口、沙市（1896年正式开埠）被先后增加为外轮停泊码头，西方传教士更是沿著汉水、清江等深入鄂西北老河口和鄂西南长阳等地的乡镇设堂传教，湖北沦为半殖民地，开启了晚清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转型进程。
湖北处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开内地风气之先，在转型中掘起，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武汉是湖北的省会，“占长江沿岸最枢要之地”，基础较好，开埠甚早，工商业发达，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是湖北也是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享有“东方芝加哥”（当时的美国第二大都会）的称誉。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辛亥武昌首义，为传统文化转型开创了近代历史新的纪元。
三 主要特点
（一）崇尚自然，追求人生天性
此特点属于思想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顺其自然和追求人的自然天性。前者是指主体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和途径；后者仅指主体追求人性的一种最高境界。这两个方面在湖北地区都显得很突出。
论及崇尚自然思想自当首推道家。按传统的说法道家学说渊源于创建楚国的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老子》主张
“道法自然”(郭店楚竹简本甲篇第15章)。治民之道，“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竹简本甲篇第19章)，从而达到“亡（无）为而亡（无）不为”(竹简本丙篇第2章)的目的。老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婴儿)”(竹简本乙篇第20章)，就是要返朴归真，回复到人性最单纯的境界。老子是楚人，虽不生在湖北，但湖北是楚文化的中心，其著作比较流行，如最早的《老子》版本，即郭店楚简本就出在湖北地区。
文子为春秋晚期人，其著作一度受到怀疑，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出土后，重新得到肯定，进一步证明他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
郭店楚简还出土有道家佚作《太一生水》。《太一生水》比今本《老子》更为系统地表达了道家的宇宙生存论，主张“圣人无为，故无败也……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所强调的就是顺其自然。
又如晚明鄂东泰州学派。此学派是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泰州学派继续向左发展的支系，先后寓居于黄安（今红安）、麻城的李贽是其代表，晚明文坛的公安派亦受其影响至深。李贽认为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仅存于“真心”或“童心”之中,绝假还真，“清淨本源”。“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他“非圣无法”，反对“以孔子之事非为事非”，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哲学，主张个性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将陆王心学发展到逻辑的终点，被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实为中国的一种早期启蒙主义思想。
又如文学方面，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以标举“性灵”耸动晚明文坛。公安派强调“自然之韵趣”的“真诗”，不效颦汉唐，直面现实人欲天性，任性而发，真情流露，出自“性灵”；竟陵派主张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从古人诗中求“性灵”，“虚怀定力”创作“真诗”，达到“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境界。二派创作诗文的主旨思想，追求人的自然天性，促进了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的高涨。
（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既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真情流露，想像丰富，大胆夸张，构思超常，幽深奇谲；以奇妙的幻想来体现美好的理想，并试图用美好的理想去“代替”或“补充”不理想的或不够理想的现实。浪漫主义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但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并非普遍存在。在中国地域文化史上，一般认为湖北文化最具有浪漫主义特色。
湖北文化的浪漫主义特色，东周时期最为突出。已成为一种思潮，文学、艺术、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表现。大量漆器纹饰，普遍流行一种飘逸感很强烈的凤尾纹。楚地还流行一种複合造型法，即动物合体、人兽合体，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上的《击鼓舞蹈图》、《撞钟击磬图》，击鼓撞钟的乐师鸟首人身，奇幻怪诞，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诗歌《汉广》、《鄂君歌》（或称《越人歌》）等，也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屈原在这种氛围裡，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遭遇，开创了追求“美政”理想的积极的浪漫主义。宋玉也写出了充满浪漫主义的辞赋。
湖北地区是楚国的腹心地带，这种浪漫主义思潮也辐射到了楚国的其他地区。庄子是宋裔楚人，因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不同，创造出了追求逍遥的浪漫主义。
历史上还有曾经游历和寓居于湖北地区的文人留下的著名诗篇，如曾受李白讚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的唐代崔颢《七绝·题黄鹤楼》、李白的《七绝·早发白帝城》、《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宋代苏东坡写黄州赤壁的三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有当代领袖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等等，均借壮丽河山抒发情怀，他们高远、宏阔的气象，“故国神游”的意境，无不充满浪漫情怀。
湖北文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条件是学者们谈论最多的，诚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所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薄，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屈原作品是湖北文化浪漫主义特色的代表作，更是人们探讨的重点。早在南朝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也说过“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现代文豪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屈原是产在巫峡邻近的人，他的气魄宏伟，端直又委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此山水的影响。”凡此表明湖北雄丽的山川，浩渺的江水湖光是浪漫主义产生的地理条件。湖北地域文化之所以浪漫主义特色鲜明，除了上述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湖北较盛的巫文化因素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湖北文化具有较强的崇尚个性的价值取向
（三）相容并蓄
湖北居华中之中，水陆交通发达（详见第一部分）。除西北和西南山区经济文化比较闭塞落后外；大部分地区处于枢纽性纵横交通线上，一是南北东西来往人口较多，二是因境内外战争等原因人口迁徒较其他地区为多。表现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相容性。这种开放性和相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上。
据古籍所载，早在唐、虞至夏之际，尧、舜、禹先后多次南征三苗，三苗或不服尧而“叛入南海”、或被舜流放“三危”、或被“禹放逐之”。夏朝控制江汉地区后，从中原移民加以补充。芈性楚人约在此期间从中原南下，与江汉土著先民融合，形成了具有独创精神的楚民族，促进了楚族及其社会的发展，创建了上古一流的楚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揭开了湖北历史文化最辉煌的一页。
历史上还有数次北方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由于本地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差异，主体文化在发展中对这些存在差异的移民文化不断地加以涵化和相容，或者加强本地文化发展，或者产生新的文化。如西晋末年至南朝中期百馀年间的北方移民浪潮中，大量北方移民夹杂著西域胡人胡商南来，以侨州郡县的形式居住于汉水中游的襄阳、大堤城（今宜城市）、石城（今钟祥市）一带，促进了荆襄地区，尤其是汉水中游城市商业的发展。侨民文化与本地文化结合，繁荣的商业与歌伎为伍，“楚韵”、“胡风”、“蛮俗”融为一体，产生了著名乐府民歌“西曲歌”。
另外，生活风俗与衣食住行方面也有这种例证。襄阳接近南北交接线，在交通方面素有“南船北马（含北车）”之称，历史上李皋研製的“车船”就产生在这裡。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曹王李皋任襄州刺史及山南东道节度等职时，他想把北车的技术运用于南船之上，常运心巧思，在战舰两侧安装两轮，以轮代桨，蹈动舰轮，翔风鼓浪，迅若挂帆，快如奔马(《旧唐书》卷131《李皋传》)灵活适用。这种车船是一种人力踏动轮船，专作军用。李皋是习惯坐车子的北方人，借用车子两轮技术改造战舰，正是北车南船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晶。
湖北文化最深层次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的特点，因此，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农家、佛教、道教等，都有发展空间，其各种价值观也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社会总的取向而言，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侧重，但以儒、道为代表的价值原则，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以道家为代表的价值原则的影响程度较其他地域为深。
正由于湖北文化具备开放性和相容性这两大特点。所以，在晚清中西文化剧烈的碰撞中，湖北文化对西方文化显示出较强的相容性。并在文化转型中处于先进地位。
（四）趋时拓新
与时俱进、革故创新是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湖北由于区位优势，和创新主体所特有的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各个层面都有不少创新，其中不少或开全国风气之先，或在全国和世界文化中产生深远影响。
春秋初年，楚武王所首创的县制，就是在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自西周初年实行分封制以后，周王朝及其大小诸侯国普遍推行分封制，楚国也不例外，如西周中后期之际，楚君熊渠就曾封其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春秋初年楚武王率先打破分封制，在今荆门市南部设立权县，遂渐以官僚体制的县制取代贵族体制的分封制，意义重大，被顾颉刚先生称为“春秋第一县”。又如北宋蕲州罗田县（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毕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世界印刷技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明代黄州府蕲州（今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实践钻研27年，完成药典巨著《本草纲目》，集中国古代药典之大成，流传世界各地，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达尔文语）。
又如晚清荆州府宜都县陆城镇（今宜都市城关镇）人杨守敬，光绪六年（1880）即日本明治十三年，作为驻日公使随员，携带13000多册中国魏晋南北朝金石碑版图书赴日，交流书艺，对日本书道艺术中兴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日本人称之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又历经四、五十年，撰成巨著《水经注疏》（死后其门人熊会贞续补），被称为“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
又如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湖北新政”，就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中体西用”是其所撰《劝学篇》的主题思想，锐意革新，集洋务思想之大成，光绪帝称讚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脾益”。旬日之内，三移版本，刊印逾200万册，风行天下，在国外还有外文译本。其新政突出表现在重工业和教育两个方面。张之洞所开办的以汉阳铁厂为核心的钢铁企业（后改名为汉冶萍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西方引进先进的设备，採用当时最先进的贝色麻式酸性转炉和西门子——马丁平炉，把中国炼钢技术推进到暂新阶段，所产之钢能“卷成炮管、枪筒、并大小钢条，精纯坚实，与购自外洋者无殊”。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铁轨等到钢製品，产品还曾出口美国、澳洲及东南亚等地，被西方舆论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视为“与欧美争雄”，“步武西法”的标志。又如以步枪“汉阳造”著称的汉阳兵工厂，也拥有先进的军工技术，我国最早的无烟火药就是该厂无烟火药总办化工学家徐建寅所研製。这种无烟无渣的新火药爆炸力达到先进水准，在我国军火工业发展史上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发明。晚清时期是教育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张之洞督鄂期间曾先后改书院为学堂和创办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创新办学模式，既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又能灵活把握。如以外语为主的方言学堂，“中学”比例极少；而以保存“国粹”为主的存古学堂则“中学”占主导地位。基础教育与实业教育并举，在校学习与出洋留学并重，培养了大量人才。后来居上，领先全国，“当清季兴学令下，各省考察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地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武汉成为华中乃至全国的教育、科技中心。为武汉的掘起、为武汉成为辛亥首义之区奠定了基础。
四 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本民族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国时代的屈原就是一位跨越时空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屈原受重用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遭排挤、疏远，甚至流放时，也不改
“前志”，没有放弃对“美政”理想的追求。诚如司马迁所云：“以彼其才，游诸候，何国不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他始终不忍离开自已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受命不迁”，“深固难徒，更一志兮”（《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似的精神，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著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朱熹认为，屈原
“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为屈原的精神所感染而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泪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这位中国的典范便成了世界性的典范。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言：“（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裡。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二）楚辞与中国文学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春秋以后随著周诗（《诗经》）热的冷落而掘起于楚国，并成为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鬱起，其《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言。与此相应，在这个高峰时期，还涌现出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这既是楚国，也是我国第一个作家群体。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他们创作了不少作品，而水准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自屈原创作楚辞以后，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楚辞》在东方世界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三）东山法门、武当派与中国宗教
禅宗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它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都有著深远的影响。禅宗发轫于梁武帝时由印度来华的菩提达摩，正式形成在唐代初期的鄂东地区，始于四祖道信，兴于五祖弘忍，成于六祖惠能。道信生于南朝陈废帝太建十二年（580），齐昌郡蕲州苞兴县衙内（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姓司马，俗名信。隋初出家，唐初住持黄梅破额山（后改名双峰山，今黄梅县城西北15公里处）正觉寺，定居授法。唐太宗李世民曾慕名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宫，因坚辞不往，获赐紫衣。弘忍，出生于隋代蕲州黄梅（今黄梅县），俗家姓周，从小随道信学习禅法。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道信圆寂（逝世），弘忍承其衣钵，继任双峰山住持，参学者日见增多，便于双峰山东冯茂山另建寺院，取名东山寺（今黄梅县城东12公里处），其禅法因此而有“东山法门”之称。东山寺盛时，弘忍门下多达到七百馀人，其中惠能及其师兄神秀，因各赋一首“菩提”偈，分出“顿悟”和“渐悟”之异，惠能胜出，而弘忍以衣钵暗授惠能。后来惠能南下，神会西去荆州当阳度门寺（今宜昌市当阳玉泉寺），形成南北两禅。武则天时迎神秀入长安，亲加跪礼，闻风来拜者日至数万；中宗即位，尤加礼敬，北禅大盛。唐玄宗时，慧能的弟子荷泽大师神会入洛阳大行禅法，取代北禅而盛，禅宗得以迅速发展而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流行日广，影响及于宋明理学，且流传到日本诸国。
五当派，即武当道教，以崇奉玄武神（尊称玄天真武上帝，简称真武）为主要特徵。自唐太宗李世民敕建“五龙祠”后，历代皇帝极力推崇武当山真武神，奉为“社稷家神”，武当道教遂渐兴旺，明朝达到鼎盛。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奉真武为护国之神，将武当视为“皇室家庙”，营建宫观，武当山遂以“治世玄岳”的崇高地位成为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武当道观整个建筑按照“真武修仙”的道教故事，採取皇家建筑法式设计佈局，因山就势，错落有致，建筑与自然高度和谐，其中以明代建筑最具代表性，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外，元末明初武当道士张三丰所创武当拳，亦名内家拳，经历代充实、积累，形成中华武术一大流派，享有“北宗少林，南尊武当”之誉，流传海内外。
（四）“楚调”与中国戏剧
楚调，又称“汉调”，辛亥革命后改名“汉剧”，是产生于湖北的主要剧种。清康熙年间已盛行湖北，流行于河南、陕西、湖南、重庆、四川部分地区，乾隆时，楚调更远播江西、江浙、广东、云贵等省，对南方许多剧种有深远的影响。在北方对京剧的贡献尤巨。
元末明初随著杂剧的衰落，一种新兴的南戏以崭新的面貌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形成四大声腔系统，其中弋阳腔流行最广，昆山腔（简称昆腔）在明中叶取得正统地位，入清代以后，被朝廷定为“雅部”，弋阳腔、与其他梆子腔、秦腔楚腔等一律被贬称为“花部”或“乱弹”。不过，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庆始，北京演艺界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四大徽班进京”、“京师尚楚调”，徽、汉合流，新的剧种“京剧”逐渐形成并取代昆腔而成为正统。徽汉合流，楚调（汉调）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清代京城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之说，今人或以为京剧唱腔主要承袭楚调（汉剧）皮黄腔（即西皮、二黄）而来，说四大徽班在京剧形成过程中只起了载体作用，其实也不太公允，最早进京为乾隆皇帝庆寿的三庆班，就是演二黄为主要特点的。若抛开细节宏观而论，“京剧重老生”，这是京剧最显著的特点。“在汉调进京之前，无论是称为雅部的昆班，还是属于花部的京、秦、徽班无不是演旦角为主……汉调进京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演男性角色剧码日多，尢以老生为主之剧码数量最大。”就此而论，楚调（汉剧）对京剧的贡献，应首推崇阳人米应先，米氏进京演关公戏一时倾倒京城，主领三庆徽班的程长庚向米氏学关公戏，嘉庆皇帝也看他的戏，高丽、琉球使者及其学人也争相“求识之”，用现今的话来说叫国际影响。先有了米氏关公戏，后才有了京剧界的“老生前三杰”（程长庚、馀三胜、张二奎）和“老生后三杰”（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米对京剧老生艺术具有开创之功。余三胜、谭鑫培是罗田和江夏人，对京剧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尤其是谭鑫培规范京剧的语言和艺术，促进了京剧的成熟和繁荣。凡此皆充分显示出汉剧在中国戏剧文化上的地位和贡献。
（五）武昌首义神髓与中国制度文化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就其制度层面而言，有破有立。首义后诸省响应，帝制崩坍，清廷哀歎，“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代为6岁的小皇帝溥仪颁佈《退位诏书》。自秦始皇以降2132年君主专制的帝制从此废除，此可谓之破。武昌首义的次日，即宣佈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发佈了第一号佈告，宣佈废除清宣统年号，号召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11月9日湖北军政府公佈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响应起义的各省亦纷纷效仿。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宪法性质的档，集中体现了武昌首义所高扬的民主共和精神，开启了民主共和建设之门，故可谓之立。这一破一立所体现的是中国政体的变革，即废除君主专制的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后来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所颁佈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都先后以《鄂州约法》为依据和蓝本。袁世凯在任大总统的最后时日宣佈称帝仅维持83天就被迫下台，后来又有张勳复辟，不足12天而破产，帝制已难以死灰复燃。武昌首义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所高扬的民主共和精神，对此后的中国影响深远。
上面分生态环境、变迁规律、主要特点，以及对中华文化主要贡献等四大部分讨论湖北文化，从中可以得出如下通识：
其一，湖北文化比较发达，在历史的长河中闪光点甚多。虽然分别在第三、四两大部分以“湖北文化特点”和“湖北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为题加以阐述，但限于篇幅，只能就其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亮点撮其要者加以阐述，诸如举世无双的曾侯乙编钟所反映的音乐文化、枣阳市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故里的帝乡文化、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钟祥明显陵皇家陵寝文化，等等，在其他省域看来已很重要的这些文化也都未能挤入阐述。
其二，湖北文化中心（重心）在历时空间中呈现出由北向南、自西徂东的变迁规律，集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为一体的大武汉的出现正是这一运动的结果。这种变迁规律，一是与全国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具有一致性；二是与全国国都向东南或向东北迁徒相关联；三是明清时“江西填湖广”的移民促进了这一运动的最后完成。
其三，湖北文化之所以发达，原因甚多，除了湖北先民的创造精神外，地理位置是其比较重要的原因。湖北居华中之中，处华中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荆襄古道是古中国中部的南北交通要道；长江、汉水穿境而过，东西水上交通便利。凡此等等，虽不能唯地理论，但湖北的这种地理格局在文化上的作用确实难以低估：湖北文化因生长在交通枢纽之地的华中，其文化的开放性优于一般地域，吸取域外文化机遇较其他地域多且便捷，能较早得风气之先，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地以其特色内容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甚至流传海外不同的国度。
本文受到武汉大学“湖北研究”专项专案“楚文化精神研究”（）的资助。
罗运环、张丹、吴国恒、杨山坡：《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载冯天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罗运环：《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罗运环、张丹、吴国恒、杨山坡：《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载冯天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参见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1、314页。（民国）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喜等纂：《湖北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
罗运环主编：《荆楚文化》，北京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第212页。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禹贡》卷7，1937年第6、7合期。
［俄罗斯］尼·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周爱琦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0页。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清帝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谕》，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彙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
&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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