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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富士康：流水线的年轻人平时玩哪些游戏？
来源：新浪游戏作者：钻咖
富士康观澜厂区位于深圳龙华新区的东北部，从深圳长途客车站上车，大概要在高速公路上咣当三四个小时才行。这家网吧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老板娘自豪地告诉我，“富士康的老板们都来过”，她指的大概是台湾干部。
　　还有好几位受访人都遮遮掩掩地提到了一个“赌”字。在富士康厂区周遭，赌博似乎是远比游戏“正经”的娱乐方式，因为这样“钱才能生钱”，而不像打游戏那样，“全交给腾讯了”。月初时所有麻将馆里都挤满了人，赌注会随着发薪日的远去而逐步降低。地下六合彩在这里非常流行，这些庄家在店里摆一台随时转播香港博彩节目的电视，人们来这里押香港彩票，然后按照这些彩票实际的开奖情况领钱。一万块、一千块当然可以赌，庄家甚至也接受五块钱、三块钱的小额赌注，如果运气好，这些钱可以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维系着这种赌局的是原始的信誉，能当庄家的一定是年纪比较大、有一定口碑的人，而赌徒们手里则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凭证。一夜暴富的人当然有，但庄家连夜举家逃跑的事儿也时有耳闻。
　　赌博、拍卖、盗窃，这一切都是观澜的年轻人们试图“上升”的挣扎。他们缺乏有效、正常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要么接受自己的劳动力逐渐贬值的事实，接受和自己父辈一样逐步萎缩的未来；要么就像一无所有者一样鲁莽地反抗。“向上”走一走是很多富士康年轻人最大、唯一的梦想，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十分抽象，只有一个向上的箭头闪闪发光。
　　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愿望，也正一天天地被生活磨褪了光泽。流水线上机械化的劳动会让人变得麻木，有位受访人曾这样总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感觉自己又死了一点。其他感觉，什么都没了”。
　　一双被丢弃在路上的高跟鞋，它差不多就代表了观澜爱美姑娘的整体服装风格：抢眼，艳丽，质量比较一般。
　　无论是小高，杨姐，小梦，还是小磊，他们对富士康员工的感觉都是“差不多”这三个字。穿着差不多的衣服，领着差不多的工资，每个月在差不多的日子没钱，又在差不多的日子有钱；而他们又都会多少提到一两个跳脱了“差不多”的怪人。
　　怪人的定义非常广泛，这其中有些人是真的怪，而另一些人在外界看来或许正常的不得了。杨姐提到的怪人是个不知名的普工，那时杨姐正和其他数十位当天被录用的普工排着队等待审阅。这时候队列中的一个年轻男人突然烦躁起来，他顶撞线长，大声抱怨自己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还“手舞足蹈的，特别激动”。杨姐说她无法理解这个男人的情绪，“就是排队排久一点，人多一点”，而男人也无法理解她和其他工友的情绪，“他说你们怎么待得下去，这里都是封闭着的，窗户都没有”。后来男人走了，杨姐则顺利进入方盒子一般的车间工作。她把这件事总结为“要是他运气好一点到一楼车间工作就不会出事了，一楼有窗户”。
　　小梦提到过一位叫他印象深刻的普工。当时他正跟其他师级干部一起参加自行车越野活动，这位普工不但参加了，而且还拥有一辆准专业级赛车。小梦估摸着那辆车至少要顶普工大半个月收入，这还不算车上的各种高价配件。他觉得那漂亮的车子和黝黑的普工有种说不出的不搭配，这大概是因为越野骑行是一种彻底的娱乐活动，不像IPHONE，至少还是个生活必需品。在采访后期我曾问过几位富士康员工有关越野自行车的事，他们都完全不理解，“又累又花钱，骑那东西干嘛？”
　　除此之外，
小梦还提到了一位真正的“怪人”，那是位喜欢跳舞的普工。小梦用“疯狂”来形容这位舞者，他每天会带着耳机来上班，一边听音乐，一边有规律地扭动身体做出舞蹈姿态。周遭的人会窃窃私语着让出半径一米的圈子，而他照样我行我素。小梦从来没跟这位舞者说过话，可与他同期的所有员工都知道有这么件事儿，还有人专门过来看热闹，“有人说他跳的挺好的”。大概半年后，舞者“变正常了”，他不再跳舞上班，进厂区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默默地低着头。舞者的改变在小梦看来是改邪归正，他说这是“环境的影响”，是“成熟了”。这位前任舞者后来当上了设备管理员，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晋升——他再也没有跳过舞。
　　领奖台
　　提到富士康，“自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连环跳楼事件恐怕是富士康员工这个群体在公众眼中的第一次集中露面，一段时间内人们乐意探讨和窥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一定是生活困窘贫穷。来观澜采访之前，介绍人向我再三强调“他们的问题真不是穷”——富士康的年轻人们面临的并不是经济上的匮乏，而是心灵上的赤贫。
　　富士康厂区里的所有建筑楼顶都围着高达两米的防跳楼铁丝网，据说以前每层楼还都会支棱出去一层“双保险防跳网”，最近跳楼的人少，也就渐渐收起来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于自杀者的故事可讲，而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绝不可能跳楼。小睢当然听说过富士康有人自杀的事儿，他父母对富士康的不满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沸沸扬扬的新闻。而这事儿对于还处在叛逆期里的小睢来说反而有点像是加分项，他还专门去参观了死过人的地方。这位年轻人在采访中强调“我过的可幸福了”，“跳楼的都是神经病”——这与小高他们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会自杀的人是精神出了问题，而不是生活确实把人逼到了那一步。
　　杨姐讲的自杀故事最为生动。她在富士康打工的几个月中曾结识了一位坐她对面的大专毕业生。那位姑娘大概是刚刚入厂的师级员工，正在流水线上熟悉工作。上班没多久，这姑娘的座位就空了，她就是富士康连环跳楼遇难者中的一位。杨姐已经回忆不起这位姑娘的音容笑貌，她只记得姑娘写的一手好字，是个“文化人”。悲剧到底为什么发生，谁都不知道。杨姐只记得姑娘的同事来给她祭扫过，还在她跳楼的坠地点烧香放鞭炮。厂区里有许多这样的地方，老员工都知道“这里死过人”。
　　采访中，受访人们都聊到了死人之后的赔偿问题。据说前几“跳”都获得了富士康六十万元的赔款，甚至有人不是在厂区里跳的、而是在观澜镇上自杀，富士康也在压力之下给予了家属全额补贴。到后来自杀补偿就越来越少，三四十万、十万、八九万。“人都死了，家里人也该拿到一点嘛”，杨姐说起补偿减少的事情有些愤愤不平，“死个人只有几万块，家里肯定不肯的。”据她说现在富士康会要求所有普工在进场时签署一份免责协议，说好“自杀不是富士康的事”，厂子“不想赔下去了嘛”。
　　2012年6月，接二连三发生的跳楼事件终于逼得郭台铭亲自莅临富士康观澜和龙华厂区，据前文提到的那位手机店老板的回忆，郭老板来了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首先是赋予了“员工关爱中心”以更大的权限，这个有些类似学校心理辅导室的部门现在拥有凌驾于大部分机构之上的权限，他们可以随时叫停被认为有碍员工身心健康的事，还可以随时约谈被认为有自杀倾向的员工；其次，鉴于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大部分员工来自河南和湖北等地，员工之间经常是同一个镇子、同一所技校、同一个村庄的老乡旧识，所以富士康请来了这些地区德高望重的老人操着浓郁的乡音开了好几次讲座；讲座内容无非就是教导年轻人生命可贵。而第三项举措则是针对厂区内的书店。自那以后富士康专有的银狐集团接管了厂区内的所有书报亭，所有外来书店的租约被强行终止，据说这是为了“不让他们进一些对员工不好的书”。这些管理措施都主抓“思想道德建设”，无论是做法还是说法，感觉上都有点像是一所关着许多青春期少年的学校。只可惜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永远都无法升入下一个年级，他们只能换一所学校，再接受一遍生命如此可贵的思想品德课。
　　领奖台右边大约五十米的景致。
　　观澜地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随处可见的、修到一半就失去了耐心的柏油路。四车道的正规道路跟淌着泥水的土路毫无隔阂地交替而行，骑自行车的行人一会推着走一会骑着走，拉着手的年轻情侣相互扶着跨过半人深的土坑——人们被这座城镇蓬勃的生命力吸引而来，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富士康厂区以及靠着厂区吃饭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小社会，他们与外界脱节，却与其他小社会紧密相连，有好几位受访人都提到“到哪里打工认识的人都差不多”。这些普工都玩着腾讯的游戏、用百度搜索着如何打胎和如何信用卡套现、坚信只要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岛就会沉没。他们接触到的工作全都是细小的零件，让人无法想象几千片这样的零件能够拼出什么东西；而他们自己也是些零件，他们拼成了一台巨大、杂乱、却又异常一致的机械；这架机器的运作要磨损许多零件，但如果想要跳出窠臼、挣脱枷锁，所付出的代价却又实在过于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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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广东省大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广东省委宣传部、南方网决定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中开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知识竞赛"活动。有谁在富士康上过班，很多人都说那里面恐怖得很，真的很累很累吗_百度知道富士康总是有人因为工作压力跳楼，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富士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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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是一种群体性的失去人生目标的迷茫所导致的，富士康，原来我以为是个黑心企业，后来发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富士康的待遇都是好于当地企业的。薪酬不能说高，但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富士康的工作特色就是流水线工作，重复性动作，以及计件计时算工资。这种工作模式是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线，是以人力换价值最典型的转换器，其产品的特点是微利，极微利，纯劳动力创造价值。这种企业的产生，就是中国劳动力密集和世界产业链地位低下导致的。这就导致必然要有人在那里每天数以万计地重复一项内容，甚至于重复同一个动作，因而富士康的工作是枯燥的，这种重复性动作容易让人产生悲观绝望以及失去生活乐趣。90后从事体力劳动后的价值观迷失是跳楼事件的最直接诱因，或许之前是小混混，小痞子，在学校打架，被学校开除也无所谓。但是一旦陷入这种体力劳动，其自身受到巨大打击，产生的失落感，导致了人生迷失。部分人员的家庭压力也是重要诱因，城市化诱惑的夸大，导致很多人盲目进城，而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进城人员的纯体力劳动足以支持家庭在农村生活。但是绝不足以支持家庭在城市落户，这是一种城乡剥削，出现在每一个出于城市化的文明中，很多人跳楼是为了富士康所承诺的十万元抚恤金认为这可以让家庭剩余成员在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富士康跳楼事件其实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产生的悲剧是城市化和劳动力输出产业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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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模式，也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最重要因素是中国没有定价权，体现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两个方面。　　近日，富士康太原工厂发生大规模工人群殴事件。富士康的官方证实，几名员工之间发生个人争端，之后升级为约2000名员工参与的骚乱事件。　　但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没那么简单。也许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偶然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还能走多远？　　富士康的发展，是中国电子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珠三角制造业深圳发展模式的体现。可以说，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采取比较粗放的“区位+政策+资源”的发展模式，其中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资源也变得相对匮乏，使得珠三角到了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　　近年，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区出事很多，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一次大爆发。表明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完全陷入困境。再往下，走不动了。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规模生产，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我国西部也开始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企业管理陷入困境的标志。富士康一个工厂几万人，地域性、群体性还很强，由于富士康坚持这种把人当作机器的泰勒式管理，终而使富士康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也是部分地方政府陷入困境的标志。富士康招工，已经从过去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帮忙招募，破坏本应由市场调价的劳动力供需关系。政府对富士康另眼相待，使得富士康胆量变大，员工本该享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矛盾的爆发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下一步极有可能将政府拖入纷争之中。　　据说太原富士康生产科技含量很高的iPhone5，我们不能不说到富士康后面的苹果公司。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商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有诸多的公司与“大苹果”建立了代工合作关系，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公司，其中中国工人超过70万。　　随着富士康的“西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进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价值增值的低端，利润微薄，仅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显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依旧落后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担任世界工厂不可持续发展，使得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富士康模式，也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最重要因素是中国没有定价权，体现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两个方面。一台苹果iphone4S出厂价格约360美元，但苹果公司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只能获得其中的7美元。郭台铭没有胆量和苹果叫板，富士康只是苹果代工的选择之一，而中国中西部省份只是富士康代工的选择之一。　　原因也许会归结到个案身上，但显露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引人反思，显露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太原骚乱事件事实提醒我们，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你一辈子都在吗，我也干了两年、出来3个月了 到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不开富士康。一旦离开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恨自己没早点出来。越晚离开 ，就越不想离开。早点解脱吧。出来学点东西。
物价的上涨，经济的白日化迫使利率的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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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 个人关注该问题iPhone7 富士康里的年轻人：每天重复千次的流水线，被逼无奈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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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得知郑州富士康有个男工人前段时间跳楼自杀的消息，正在网吧打《英雄联盟》的王国英楞了一下，这时游戏里的敌人放出一团火球，烧死了他。“我靠。”王国英骂了一句，不知是评论这件事还是评论游戏里角色的死亡。这个19岁的富士康工人又继续埋头在游戏中。“我连加了13天的班，今天好不容易能休息下，如果不让休息，我估计也会跳楼。”“对，我加班就是在组装iPhone7。”王国英说。在富士康对外发布的消息中，坠楼员工的名字没有公布——这名员工于8月18日清晨从L03厂房楼顶坠下。坠楼前，他刚刚结束了iPhone7流水线上的通宵组装工作。但这个“坏消息”，很快就淹没在iPhone7即将上市的“好消息”中。苹果CEO库克在9月8日的iPhone7发布会上宣布，iPhone手机至今已售出10亿台。这对苹果公司和河南省的富士康工厂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至今在河南富士康组装出的iPhone手机超过了4.59亿台。这意味着，全世界所使用的iPhone手机中，几乎每两台手机，就有一台是“中国河南造”。而当你手握售价超过5000元的iPhone7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组装它的是数十万名年轻的中国劳工，每天都在碰触iPhone7的零部件，但却无力购买。他们需要经历每天超过10个小时、连续10天以上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永远是流水线上一成不变的机械劳动。一名河南富士康工人在诗里给自己打气：“生活在给我们苦难的同时/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身躯和灵魂/所以，即使生活很艰辛/我们也要力挺腰躯/勇往直前/”iPhone7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痕迹iPhone手机有一条著名的广告语：“再次改变世界。”但对于组装iPhone7的郑州富士康工人王国英来说，他丝毫感受不到自己在做着“改变世界”的东西。他和生产线上的工友们，每天要做的事，不过是刮掉一个黑色外壳上两处胶水。王国英每天大约需要重复900次刮胶水的动作，为此他几乎要无休止地干上10个小时。说这话时，王国英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他把巴掌举到眼睛前方不足10厘米的位置比划道：“你要这么近，才能凑着灯光看到那处胶水的痕迹，然后把它刮掉。看一两个小时眼睛就受不了了。”他形容在富士康工作3个月之后的变化，“每天眼睛都是酸痛的，视力起码下降了100度。”像王国英这样的工人，在郑州富士康被称为“普工”。富士康集团曾统计，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里，共有超过30万名员工。这些员工中，“普工”是工厂中最底层，也是数量最大的群体。在你来到富士康工厂之前，很难想象这里是何等庞大。郑州富士康共分三个厂区，在组装手机最火热的时节，航空港厂区里聚集着超过20万名“普工”，几乎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在面积稍小的出口加工区厂区，绕着工厂步行一周，也需要一个小时。张才是这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当他看到路人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常常想，“这个usb接口或许是我安装的。”在有这样的想法时，张才的右手食指总是不由自主地弯曲。他笑笑，“条件反射了，每天食指弯的次数太多了”。最近，他的食指关节时常隐隐作痛，上网搜索，怀疑自己得了“腱鞘炎”，再一查，发现有人说“腱鞘炎根本治不好”。在来富士康打工之前，他是河南周口一个县初中篮球队的“得分后卫”，他对自己投篮的本领颇为自得，“想投篮准，其实食指用力就够了，别的手指只是用来控制方向。”但情绪随即低落下来，“现在肯定投不准了。”iPhone7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些普工们的身体里留下痕迹。事实上，在王国英和张才这样的普工中，身体上这样的隐患“根本算不上毛病”，周围的工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疼痛。“现在是用身体在换钱。”张才说。在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中，所有普工有着统一的工资标准，每天工作8小时，试用期每月1900元，转正后2100元。这个金额尽管比河南最低工资线高出了500块，但对于一个承担着养家糊口任务的成年人来说，依然捉襟见肘。“扣掉社保和食宿费用，每月工资就没多少了，只能靠加班挣钱。”张才说，每天8小时之外，工作按1.5倍的工资结算，周末加班的工资按2倍算。这使得工人们普遍陷入一种“加班太累”和“渴望加班”的矛盾心态中。iPhone7的庞大订单，一方面增加了普工们身体上的疼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加班的额外工资。对于加班，富士康集团曾多次对外宣称，他们从不强迫工人加班。“确实没人强迫我们加班，是生活逼着我们加班，总要活着。”工人刘伟为了能得到多加班的机会，把喜欢他的一名女工推荐给自己的流水线线长当女朋友。看不见的iPhone对王国英来说，用在富士康打工的工资买一台iPhone7，曾是他来这之前的梦想，“听说iPhone上游戏多”。他戴着黑框眼镜，皮肤白净，寸头，脸上有着19岁年纪男生该有的青春痘。只有在他白色的富士康工服上，才能意识到他不是一名大学生。“我小时候就算是新闻里说的留守儿童吧，父母都出去打工了。”他个子比较矮，在外面总被人勒索钱财，他不敢告诉带他的爷爷奶奶，“那些人连老人都敢打”。初中迷上一款“传奇私服”的游戏。游戏里号称“刀刀暴击”，玩家之间可以随意杀戮。王国英加入了一个游戏公会，公会老大告诉他，“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牛逼才行。”来富士康之前，王国英觉得，“用上iPhone手机就是牛逼的象征。”为了这个目标，他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最累的时候站着都能打瞌睡。”在河南富士康的加工区厂区周边，iPhone7作为一种符号无处不在。一家理发店宣称“庆祝iPhone7上市，理发9折”;而在加工区厂区的工人宿舍“长盛公寓”周边，销售手机的店铺无一例外打着iPhone7的广告。但在厂区茫茫的普工人群中，你很难看到一个真正使用iPhone手机的富士康工人，他们大都使用着外形酷似iPhone的手机，只有从home键或是背后的logo上，才能发现手机的原本品牌。工厂附近，一家写着“专卖苹果”字样的手机店里，卖得最好的是1000多元的oppo手机，店员还热情地建议，“是不是钱不够?凭富士康厂牌和身份证可以分期付款。”厂房周边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信用卡套现”、“身份证取钱”等广告。工人孙洪山说，“他身边几个用上iPhone的年轻工友，基本都是通过信用卡分期付款，有时钱还不上了，就去找那些靠身份证放贷款的人借钱，于是一直在还钱、借钱，还钱、借钱。”“不就是个手机嘛，太不值得。”孙洪山更想攒钱给老家盖房子，他盘算了一下村里盖房子的费用，25万，而在富士康，他一个月省吃俭用能省下2500块。“要攒100个月，8年多。”孙洪山叹了口气。孙洪山并不清楚，他所组装的iPhone7正为苹果公司带来怎样的利润。有媒体报道，专业做市场研究的IHS公司曾将iPhone6拆机分析，iPhone6的部件和劳工成本每台在1400元人民币左右，裸机售价却超过4000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每台iPhone6为苹果公司带来接近70%的利润率。由于部件和劳工成本仅占到iPhone手机售价的30%，这意味着代工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利润空间的狭小。IHS公司的中国区研究总监王阳曾表示，富士康每组装一台iPhone6，仅有约25元的利润。而组装一台iPhone6，却需要超过600名富士康工人。这是数十万富士康工人们面临的现实，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iPhone手机的庞大产量，以及苹果公司世界第一手机品牌的地位。组装线上的“新鲜血液”对于如王国英一样的底层普工来说，尽管苹果公司赚取了绝大部分的利润，但他们仍希望苹果公司多赚钱。“iPhone卖得越好，苹果公司赚得钱就越多，我们才有更多班可加。”从2014年就在河南富士康工作的王红梅记得，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是段“穷困潦倒”的时光。“那时厂里说iPhone6卖得不好，产量下调，根本没班可加，有时一个月只开工两个星期。”王红梅有三个上小学的儿子，那段时间，她整整一个月吃的都是3块钱一个的煎饼。如今，iPhone7即将上市，郑州富士康又迎来了它的生产旺季。而数千万台的iPhone7生产任务，让富士康一度陷入缺乏工人的状况中。今年7月，郑州富士康加工区厂区中推出了新的奖励条例：每推荐一个亲朋好友入厂，可获得600元的奖金;推荐10人以上入厂则算做“大功”，额外奖励500元。郑州富士康甚至向河南省政府求助，随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官网显示，该集团召开“关于错峰借调人员帮助富士康集团扩大产能”会议，要求下属各煤业公司派工人支援郑州富士康。在郑州火车站，长途车站里，发往富士康的班车10分钟一趟，而在富士康厂区外，十多家店面都打着“富士康直招”的牌子。招聘点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在富士康寻找伴侣，在富士康实现梦想”的口号，招聘人员说，“只要是18岁到45岁之间就成，别的没什么条件”。面试地在加工区内一间约8个篮球场大小的厂房中，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应聘者：找不到工作、初中没读完的乡村青年，自己买货车跑运输后来被查了的司机，在家里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出来打工的中年农民……这些人看上去大多表情低落，少言寡语。在招聘上，富士康发挥了它一如既往的高效。从笔试、面试、体检到最终录用发放厂牌，一共十多个环节，在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全部搞定。但这种“高效”颇有些“形同虚设”的意味。笔试前，会有人专门嘱咐“待会儿什么好就填什么”，发放的卷子上，罗列了“我对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即使有别人陪伴我也会觉得孤单”等心理测试题目，而按照此前的嘱咐，自然选择的都是“从没有”。也有例外。在“我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伤心哭泣”一项中，20岁的吴小贝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有时”。她说，为此，或许是因为这一项选择，她在接下来的面试中，被面试官盘问了5分钟。在9月9日当天笔试和面试的数百人中，尽管有的人连“60÷12”的算术题都不会，但并没有人被当场淘汰。这些人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就将成为组装线的“新鲜血液”。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力。iPhone7与他们的青春在进入富士康之后，无论是王国英还是吴小贝，都听到过一句话，“能生产iPhone7，是你们的荣幸。”起初的3天里，吴小贝确实体会到自豪感——“我生产的是全球最著名的手机”。从没在工厂工作过的她觉得新鲜，“戴着全套防护，头套、手套，像个机器人一样，很酷。”在经过连续几天11个小时的加班后，她崩溃了。“我的确是在生产最著名的手机，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发现在流水线上，她真的跟机器人没有两样。一天加班之后，吴小贝蒙着被子哭了一夜。想找人倾诉，但她发现，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车间里，而在流水线上很难与人交谈，“大家都在麻木地工作，戴的防护措施堵住了人的嘴，何况还有严肃的流水线线长在管着你。”她只能看着流水线上源源不绝的手机零件，机械地将两个零件组装到一起。就连上厕所也要排队申请，等批准之后，才能有10分钟的时间。人情味淡薄，是很多富士康工人都面临过的困扰。来自河南郸城的孙文在富士康干了2个月，连同宿舍的工人名字都叫不全，只能彼此称呼“虎哥”、“老周”。“老周”曾找他借了500元，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老周从宿舍消失了，铺盖都收走了。”在富士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两个柜子，宿舍一个，工厂一个，工人们要买两把锁，锁上值钱的财物。同财物一起锁上的，还有孙文的心，“老周走了之后，在这个厂子里，我不再信任任何人。”2013年，郑州富士康曾推出一种“静音模式”，员工从进入车间开始，就不允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否则就会被开除。后来，随着厂区4天内两人跳楼，该模式被紧急取消。但如今仍然不许大声说话。还有些东西无法取消。比如禁止带任何金属的物品进入车间的规定。上班时，工人们的手机被锁在车间外的柜子里。车间里甚至连看时间都成为一种“奢侈”。在工厂外的小卖部，一款“消磁手表”颇为热销，很多富士康工人买了这款塑料电子表，靠它计算加班还有多久可以结束。像王国英一样下班后来网吧的员工不在少数。长盛公寓“那些年网吧”的管理员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网吧都是爆满。相比之下，加工区厂区员工活动中心
的“图书角”上，只有不到30本书，其中大多是郑州富士康的厂刊。一名现场管理人员说，“书就这么点，基本没人来看，再说也看不懂。”一本内部出版物名叫《我的组长我的家》，封面的口号写着：“每天努力一点。”但对王国英来说，他面对的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即便是再努力也没什么用”的问题。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即便再扔两三年的青春在这，也依然学不到什么技术，到头来，只能去另一个“富士康”。今年，对王国英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或许是他的父母打工攒了些钱，回村里翻修了老家的房屋。但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讽刺，因为父母告诉他，“你在富士康好好工作，攒够了钱，结了婚，也可以回村里盖房子了。”这似乎是他唯一能看清的未来。(文中富士康员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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