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股市为啥病成这样？
中国股市为啥病成这样？
的问题不是熊市时才凸现，而是贯穿牛熊交替的全过程。只不过市场活跃时，投资者被赚钱激情、赚钱效应迷惑，丧失了思考力与批判力而已。一旦市场低迷，投资者才会认真审视问题，探究市场困局缘由。
　　如果将股市看成一个孩子，中国股市监护人有理由忧心忡忡。尤其看到大病初愈的欧美，其股市似乎秋毫无损、意气风发时，中国的更有理由大声疾呼“救救中国股市”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是在这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中，拯救中国股市的呼声此起彼伏，在大地上空回荡。
　　我们知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后蔓延至欧洲。时至今日，美国还在继续推出量化宽松（QE3）以使经济摆脱困局。欧洲债务危机缠身，以至于寸步难行，但这没有阻挠其股市前行的步伐。它们的股市要么收复了危机失地，创出了历史新高；要么昂头挺胸，一路向上。至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至多只能算是海啸余波的冲击，大有强弩之末的感觉。虽然危机影响了出口，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超过8%的增长。然而，中国股市却死气沉沉、萎靡不振。为此，市场各方焦急不安，反省股市，寻求对策，以求革故鼎新，让股市振作起来。
　　综合近半年来的舆论，可以看出，市场各方对中国股市情真意切，分别从不同角度解剖市场，探询病症，寻找药方。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讨论是应景式的、情绪性的，难免窠臼与肤浅。有的就事论事，牵强附会，缺乏逻辑力；有的以偏概全，乃至张冠李戴，缺乏洞察力；有的论及表面，浮光掠影，缺乏深刻性。由此而来的对策五花八门，不得要领。即使照单全收，对中国股市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中国股市的问题不是熊市时才有的，它一直存在着，且贯穿牛熊交替的全过程。只不过市场活跃时，投资者被赚钱激情、迷惑，丧失了思考力与批判力而熟视无睹。一旦市场低迷，投资者百无聊赖时才会审视市场，探究困局缘由。可以说，在熊市中探讨问题的症结，难免情绪失控、理性受损。有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即使在成熟市场也普遍存在，但我们会放大强化。因此，理性客观科学地认识中国股市，把脉病症所在，仍然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有人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股市萎靡不振”为由，认定中国了，而且病得不轻，并由此开出了许多刺激股市的对策，诸如停止新股发行、降费减税、增加资金供给等。一般而言，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萎靡不振，与高增长的经济背道而驰，这种情形似乎有违常理。但即使这样，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股市病了，反应机制失灵；另一种可能即经济本身存在隐患，眼下的高增长无法掩饰未来的衰退，或者数量式高增长并未带来高效益。毕竟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是一个粗放的单向度指标，并不是衡量经济增长素质的全能型计量器。而且，股市与经济的联系是多方面、多向度的，既反映经济的数量与规模，又映照经济的结构与质量。因此，股市的涨跌与GDP增长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同步关系，“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蕴含着复杂考究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美国GDP增长了146%，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仅上涨了3.65%。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GDP增长了96%，同期的道琼斯上升了234%。以此为参照，仅仅从两三年时间，中国股市与经济的背离就得出“股市病了”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再进一步，虽然10年（年）来上证指数涨幅归零，但股市本身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体现在股市规模扩张上。比如从
2001年6月15日股市最高点到2012年7月底股市跌到2100点附近，虽然指数大幅下跌【赟注：这个时间段并未大跌，上证综指仅下跌了6.8%（2245点~2100点）。上证综指因为后来的中国石油、工商银行等几只大象的权太重/大扭曲了，基本失真，没有代表性。相对讲，深圳综指代表性真实些。深圳综指这个时间段上涨了28%（665点~849点）。俺主要指出，作者是不能如此去比较的，2001年高点整体市盈率超70倍，目前2100点也就10倍多点，业绩与GDP增长增长还是很有关联的】，但总股本、总市值、流通股本、流通市值分别从4198.35亿股、48853.19亿元、1143.21亿股、16349.04亿元增长到31180.99亿股、亿元、23564.72亿股与亿元。很明显，这样的规模变化与中国经济的变化是匹配的。
　　有人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在于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呼吁严格发行条件，控制，对分红实施严厉监管。说到“重融资、轻回报”，投资者关注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首次公开发行（IPO）价高量大；二是上市公司甘当“铁公鸡”，分红率偏低。这种对照，从某个角度看，确实说明中国股市不同于成熟市场，上市公司缺乏回报精神。但是，如果从股市初期的演变历程来看，不独中国股市如此，世界其他股市大体也是如此。即使如今成熟的欧美股市，也曾有过不堪回首的“童年”。因此，如果说“重融资、轻回报”是一种缺陷，那么，它也许是所有股市幼年的通病。而且，分红究竟起什么作用，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检验。而高发行价只是某种机制作用的结果，本身不一定是病态的。
　　若进一步考虑到开出的药方，可以发现，无论严格发行条件、控制发行价，还是对分红实行监管，都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公司“重融资、轻回报”的价值取向与意图。一方面，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只有从这种互动的关系中产生双赢的结果，市场才会良性发展。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赖于规则的监督与执行，以致裁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外在的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发自愿的动力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行政程序，监管者本身在基本利益关系格局下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只有不偏不倚地采取中立立场，才能保障监管忠实于公共规则，服务于公众利益。否则，监管偏离公正立场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加。
　　还有人认为，新股发行无节制拖累了二级市场，只有停发新股，股市才能走出困境。持这种观点的人从两方面分析了其中的逻辑：一是新股不停发行，股市供大于求，结果股价走低。二是新股发行太多，分流，以致水落船低，导致股价下跌。从表面上看，股市的供求关系似乎与一般商品的供求关系一样，但实质完全不同。商品价格随供求增加而下降，不是因为供给数量多了，而是因为商品的边际效用下降了。不论什么商品，人对它的需求总是有限的，一旦满足了需求，多余的就丧失了价值而变得一文不值。与此相反，股票投资是为了赚钱，是价值的增加。而人赚钱的欲望是无穷的，是没有边界的。因此，新股发行压垮二级市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由此开出的处方——停止新股发行，也挽救不了萎靡的二级市场。
&&& 的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从来不分红，但给予投资者的回报却是最好的。虽然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但阐发了红利的意义所在。我们不能因此而被分红所迷惑，掉进分红的陷阱而看不到事情的本质。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股市在某个时段与经济增长相背离，不一定说明股市有问题，也许问题出在经济本身，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只是一种假象，仅仅只是数字增长，而非经济增长。针对这种情况，经济学里用一个概念“经济发展”来区别不同的经济状况，以区别简单的数量增长。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其内涵直指“经济增长”的质量。
　　另外，分红作为回报形式之一，其数量多少不是关键，重在内涵。分红实质上是短期回报与长期回报均衡选择的结果。如果既能给予短期回报，又不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这样的分红是可行的。但麻烦在于，追求长远发展的意图往往排斥短期分红。因为有利的长远发展要穷尽一切手段与资源以抢占先机，使公司在市场上掌握主动权，以便公司成为定价人，而不是觅价者。很明显，短期分红是有损于这个目标实现的。相反，没有理想与追求的公司短期内因为某个目的会想着法子讨好投资者。对于这样的公司，即使红利丰厚，转瞬间也会化为泡影——在你还来不及出手之前，红利就会被股价的下跌冲抵了。有史以来的投资历史证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从来不分红，但给予投资者的回报却是最好的。虽然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但阐发了红利的意义所在。我们不能因此而被分红所迷惑，掉进分红的陷阱而看不到事情的本质。
　　至于被市场广泛诟病的首次公开募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行价格高企。即使对发行价进行管控，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变。相反，在市场化改革后，近几年的发行价越来越高。二是新股排队上市数量众多，气氛热烈，与萎靡不振的二级市场恰成对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股发行不是强买强卖的结果，而是市场交易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新股不停地发行，虽然发行价高得离谱，但是，它们依然是买卖双方自愿达成的交易，其间没有暴力逼迫。这是我们分析市场的前提与基础。同样，对于观察中国股市，这样的背离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综上所述，被投资者深恶痛绝的这些现象虽然离奇古怪，不靠谱，甚至让人无法接受，但只是股市之病所显现出来的一些症状，而不是病患本身。因此，我们还得进一步探寻中国股市究竟得了什么病，症结究竟在哪里。很明显，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20多年来的股市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必须找到一个角度能将这些年来股市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任何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指指点点与责难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所谓药方都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试探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从眼下最令人纠结的新股发行入手。
　　尽管二级市场异常低迷，但等候新股发行的公司仍然络绎不绝，而且发行价不低。这只能说明一点，即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现在发行是一桩合算的买卖。新股发行价是由上市公司、承销商与投资者共同达成的，是三者之间自愿交易的结果。也就是说，三者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利用自己的理性，对新股发行进行了评估与选择。
　　就上市公司而言，一般的看法是IPO价格越高越好，这是最大化发行收益最有效的方法。但仔细考察以后，可是肯定，这是一种典型的证券市场“乌托邦”构想。不仅在证券市场见不到，即使在更容易做到的一般商品市场，这种做法也极为罕见，除了不计后果、不需要回头客的欺诈。常规上，定价讲究的是合情合理、可接受性与可持续性。股票发行有一个显著区别于一般商品交易的特征，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新股发行以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由股权连接起来的那种关系在以后的企业经营活动中还会发挥作用。公司扩产、上新项目、分红配股以及重组注资等一系列活动，都会自动地将投资者与大股东扯在一起。因此，由“合理定价-有效回报-持续发展”组成的链条内在地约束着定价决策，也是上市公司必须考虑的因果关系。如果不这样，上市公司的声誉会受到影响，进而祸及日后的合作与公司的业务发展。否则，用股权换来的资金将不足以抵消高价发行带来的损失。因此，上市公司会自动约束自己的不良冲动，以免为日后的发展埋下隐患。这种自觉自律行为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上市公司一切行为的基础与出发点。欧美市场不对新股发行设置门槛，也不对发行价实施管制，而是将这些交给公司自主处理，正是出于对市场经济的深刻洞察，也是长期实践提供给他们的智慧。
　　A股的问题恰好出在这里。上市公司缺乏长远打算，没有相应的利益约束，发行新股大多成了一锤子买卖，“捞一把”的欲望异常强烈，这是发行价高企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尽管国企改革进行了30多年，国企上市公司摇身变成了股份公司，但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体制一直阙如。国企的所有权责任不明确，出资人（所有人）、者之间的责任关系因环节过多、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而被稀释，被模糊了。虽然国企上市公司也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班子等组织架构，各方形式上也在按照程序开展活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在企业重大问题诸如经营决策、投资拍板、利益分享、风险管理等方面，还是一如国企之窠臼；体现在经营上，就表现为宁可守旧，也懒得创新；宁可守成，也不愿冒险；宁可不做，也不愿犯错。这样的企业不仅缺乏持续成长性，也不会顾及投资者的利益。
　　需要补充的是，一般认为，中小板公司、尤其是板公司，大多是私人企业，出于公司可持续发展考量，它们恰当处理与投资者利益关系的愿望较国有企业强烈，因此在定价上的冲动会受到抑制。不可否认，这样的情形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主流做法还是入乡随俗，随行就市，甚至可以说是浑水摸鱼。这是A股市场的基本格调，也是决定市场格局的基础因素。可以说，A股市场的做派、习惯与特性都是缘于这样一种缺乏长远考虑的“捞一把”意识。当然，这样的习性是有源头的，那就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以及配合国企上市出台的证券市场的管理制度。可以说，这些奠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色调。
&&& 他们很少从产权的角度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不太在乎为长远发展累积资本，而是偏重于任期责任，偏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国内券商的基本状况，也是影响其行为取向最关键的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随意性奠定了新股高价发行的基础，是它们之间广泛浓郁的“捞一把”意识开启了高价发行的“潘多拉盒子”。由于缺乏恰当地约束，上市公司在确定发行价时会忽视公司的长远发展与对投资者的回报，因此，他们绝少考虑定价的适宜性与合理性，而将重点放在价格与能否上市方面，对价格的考虑偏向市场冷暖。令他们感到侥幸的是，这样的偏颇之举居然能满心合意地顺利实施。这要得益于颇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条件这正是本文要重点考察的。这样的条件密合成一个完整的市场环境，使得扭曲的市场得以肆意铺开。
　　退一步讲，即使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捞一把”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新股发行价，但如果其他条件不配合，或者其他人从中作梗，上市公司的愿景也只能停留在臆想中。因为发行价的确定并不是上市公司一方能够决定的。既有的发行程序显示，在发行价的确定上，上市公司首先要与承销商取得共识；然后，承销商要说服投资者接受这样的定价。那么这个接力棒是如何神奇地传递的？
　　上市公司在确定新股发行价时首先要与承销商取得共识。我们知道，在上市公司与承销商之间，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发行价越高，双方都可以获得越多的收益，这是共同利益。但是，发行价越高，承销的难度就越大，承销商付出的就越多，这是矛盾的一面。就过去的实践看，承销商最后几乎百分百说服了投资者接受了新股发行（IPO）价格。当然，极少数降低IPO价格的情形也发生过，尤其是在配股、定向增发中降低认购价的现象发生得更多一些。这里，最重要的是承销商与上市公司的共同利益显然大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通过高价发行可以实现各得其所的目标。
　　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承销商的成功不仅包括短期的项目发行收入，还包括市场声誉等无形资产的累积。而且，对于一个立志于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承销商而言，看得见的短期利益不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于处在成长初期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承销商而言。因此，唯一能够解释承销商与上市公司“沆瀣一气”与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因子的，就是他们都面临相同的制约，以致他们都是短期利益的追逐者。由于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他们可以坦然做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想方设法将高价新股推销给投资者。可以说，在高价IPO面前，承销商是促成者、塑造者与帮凶。
　　承销商都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部分还是上市公司。从形式上看，这些公司颇有现代气息，但在利益机制上与发行股票的公司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很少从产权的角度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不太在乎为长远发展累积资本，而是偏重于任期责任，偏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国内券商的基本状况，也是影响其行为取向最关键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承销商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默契。
　　对于中国股市而言，这样一种默契的定价模式已经循环往复了20多年。即使熊市中投资者备受煎熬，谴责发行价过高，停发新股的呼声此起彼伏，这种模式也不曾有所改变。而一旦市场摆脱低迷，这种新股发行模式不仅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这才是A股市场的要害所在。好比一个人经常感冒发烧，每当病情发作时，他总是忧心忡忡，想急功近利地消除病痛，弄得鸡犬不宁。而一旦病情好转，便得意忘形，将病痛抛到九霄云外，暨不从身体素质上找原因，也不从锻炼、营养等角度下手综合性地采取措施以提高身体素质，消除病痛。
　　与西方市场的成熟性相对照，中国股市的这种怪异，可以看成是某种变异，乃至特色。然而，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不能将这些怪异看成是荒诞不经与不可理喻。相反，我们必须相信，这些怪异一定是中国投资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且，我们有理由进一步相信，这些不合“常规”的行为一定是受具体环境影响的结果。因为不论在哪里，投资股市都是为了获利，都会受到基本的经济规律的制约，所不同的只是成本大小有别。因此，系统地探寻行为背后的原因，在行为与结果之间搭上逻辑之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股市，才能看到怪异背后的真相，也才能从本源上为消除怪异、回归正轨开出有效的药方。
　　其实，除了券商的“合谋”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机构投资者。当然，10年之前，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基本看不到机构投资者的强健身影，更无处感觉到他们的威力。那时候，机构投资者势单力薄，不成气候。随着以基金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机构投资者在IPO市场大显身手，气度不凡。他们参与新股询价，参与网上竞价与网下申购，成为新股定价的中坚力量。在一般投资者眼里，他们是专业投资者与理财专家，不仅财力雄厚，智力也非同一般。正是这股神秘色彩加深了他们在一般投资者脑海中的印象，为新股定价的合理性披上了科学与理性的袈裟。然而，投资者有所不知的是，机构投资者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由表面上的东西决定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告诉我们，当行动方只有少数几个人时，大家容易协调立场，分享利益，难以出现因“搭便车”而相互拆台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几家券商合作，外加一些机构投资者，新股定价在性质上与由一家券商承销的IPO无异。而相同的利益机制保障了基金与他们相同的行为取向。因此，在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之后，新股IPO的理性成分并没有增加。相反，以市场化的名义出现的越来越高的IPO价格更是彰显了机构投资者的无厘头。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参与新股定价的机构，包括券商、基金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具有性质相同的属性：企业权属上归于国有，管理层由上级任命，个人利益与企业关系不大，企业行为倾向于短期化。这些隐蔽的属性深刻影响它们的价值取向，决定利益关系，最终外化为带有明确特色的市场现象。
　　到此为止，不合理的高价IPO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想由蓝图变成现实，还需要其他条件。否则，即使成功了一次，也很难保证三番五次屡试不爽，更不可能稳稳当当持续20多年。这是A股IPO模式令人困惑的地方，也是待解之谜。&
之病在于体格健壮、精神饱满的公司太少了。当然，这个病不是证券市场本身造成的，病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企业体制转轨不成功。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要使得高价新股发行(IPO)被市场接受，需要一系列条件。它们纵横交织，相互配合，搭织成一张结实的网，接下高价IPO下的蛋。这张网是如此结实，已经反复使用了20年。但是，它又是无形的，外人难窥全貌，不明就里，也就难以知晓新股发行的真相，更不可能理解新股发行对证券市场的意义。
&&& 考察中国股市时，有一个熟视无睹的现象是不能小觑的，即中国股市的市盈率(PE)非常高。以道琼斯与恒生指数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的估值为例，作为整体市场，纽约股市与香港股市的市盈率的下线一般为10倍市盈率，上线为25倍市盈率，指数绝大多数时间在10-25倍市盈率之间波动。若低于10倍，预示熊市很快就会结束；高过25倍，预示熊市即将来临。统计数据显示，这两个市场的PE值低于10倍与高于25倍的时间不到整个的10%【赟注：指出作者的错误：PE低到5倍，高一般不过20倍，有时长时间在10倍以下徘徊，见】。这至少说明：其一，股市的风险溢价是有规矩的，受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制约；其二，人们将股市看成是投资的选择，而社会资金的自由流动与选择的多样性保障了选择的理性与经济性。
　　对照中国股市，我们发现差别太大了。20多年来，无论是指数，还是个股，估值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一是个股起点估值非常高，即发行PE非常高，25倍是最起码的，30-40倍占绝大多数。主板市场的曾经创出88倍的新股IPO纪录；而公司更是刷新100倍的PE新高。二是指数估值高低悬殊，高者超过60倍，低者不到10倍，相差幅度非常大。这似乎与个股的高起点估值是矛盾的。然而，了解了其中的奥妙之后，我们发现，两者遵循同一个逻辑，和谐共存，并不矛盾。
　　我们知道，中国引进股市有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大背景，即利用股市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市场经济。相比之前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正是这样的憧憬，给发行者提供了宽大的定价空间；正是这样的憧憬，让投资者丧失了对高估值风险的警惕。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改革可能带来的丰盛中。这是新股IPO高价的社会心理基础。
　　可以假设，第一次高定价也许是随意的，并没有严格理性的依据。但是，如此反复几次，原先的随意性就演变成了固定的套路，成为具有适应性与合理性的模式。而支撑这种常态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上面提及的市场经济改革形成的“制度变革幻影”。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决策、管理方法、利益分配与企业体制等方方面面。这种转变内涵丰富，过程漫长，环节众多，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很大范围内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空间去幻化未来。因此，即使一时遇到挫折以致投资失败，投资者也只会有短时的沮丧，而不会万念俱灰，彻底离开市场。一旦沮丧之情渐渐消退，投资者又会燃起欲望的火焰，再次投身于红火的炒作热潮中。这就是市场估值高低悬殊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经济改革所具有的内在张力一方面消融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又为投资者营造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幻影。
　　当然，投资者不是活在真空中，无形的大网也不是毫无痕迹。一些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将这张无形的网转化为可以感触到的网。转化的支点有两个：一是先天的优越性；二是政府对公司上市实行严格的准入管理。
　　引进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了改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服务对象是当时高高在上、一统天下的国企。而为了强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为持续发展打好基础，也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对五脏俱全、自成体系的国有企业采取了剥离资产、裁减冗员等方式进行优化组合，以形成看起来有实力的经营单位。这种不同寻常的组合是否真能产生效果，达到理想的预期，不是短时间内会有答案的，但对于投资者接受较高的发行价还是有极强的说服力。尽管这种剥离资产的组合方式带有明显的刀斧痕迹，甚至有割裂企业资产自然属性的危险。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不久就被整体上市的方式所取代。但是，它在促使投资者形成良好预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延续下来的对市场上盛行的资产重组所具有的嗜好以及对垃圾股的长期无端的偏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股市的特质与其独特的运行机理，其蕴含的偏离常规的魅惑力一路高涨，从来没有削减过。
　　早期，管理层对上市实行额度管理，上市指标是稀缺的。为了达到成功上市的目的，上市公司拳脚并用，使出浑身解数。对应的是，为控制上市进度与规模，一系列筛选、甄别上市公司的方法被派上用场。这种监管模式对社会心理、市场心态的塑造所产生的奠基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就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思维习惯与幼年期的环境熏陶具有内在联系一样，几乎打上了某种难以磨灭的烙印。对市场进行规制与管理，是市场经济长期实践得出的真知灼见，目的是纠正偏差，弥补市场之不足。因此，确定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分界线是保障市场效率的关键。但是，一旦界限不清，以致政府频频越界，市场本身的角色就会退化，市场主体的自律就会松懈。在这样的市场中，权责关系是扭曲的，利益关系纠缠不清，就像一团乱麻，错搭乱接，理不出清晰的脉络。
　　这样的一系列连环相扣的条件造就的结果就是IPO的高价与上市公司的低效率。证券市场的投资收益要靠上市公司创造，要通过上市公司的成长壮大来实现。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来自于别的投资者的亏损，本质上是零和游戏。因此，如果上市公司不求进取，效率低下，没有创造利润，这个市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并会产生一系列恶果。其中，最直接的是加剧二级市场投机，将证券市场最重要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合作机制演变成投资者之间的倾轧与厮打。这才是中国股市20多年来最本色的东西。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打住了。中国股市得了什么病？它既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也不是缺胳膊断腿的外伤，而是由发育不良、机能不全引发的一种叫做“肌无力、精神失常”综合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中国股市之病在于体格健壮、精神饱满的公司太少了。当然，这个病不是证券市场本身造成的，病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企业体制转轨不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眼下市场热议停发新股以及倡导上市公司分红，期望以此提振投资者信心，恢复证券市场活力。在一个公司不在乎长远、不关心盈利的市场，停发新股是断粮，分红是失血。这些都是抹自己脖子的事，有可能做到吗？相反，如果公司意图长远，行为端正，它会胡乱发股票吗？它敢怠慢投资者吗？
【赟注：作者原题叫“中国股市得了什么病”。作者说了很多无关的话题，俺认为作者并未点出中国股市的病因，而且还有点离题，貌似更不靠谱了。假如“病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企业体制转轨不成功”，那这个“转轨不成功”的真正原因呢？是整个国家体制的大环境问题！为何同是中国人的香港股市与台湾股市不这样呢？嘿嘿。
俺举一个简单例子进行反驳一下：香港股市目前应该算比较成熟与理性了，假如1.6亿大陆A股股民都可以买卖港股，并且象坐在证券部或自己的办公桌前买卖深圳、上海上市的股票完全一样，又香港股市在中国证监会的（一党）统一领导（取消香港所有证券监管部门），香港股市的有关法规、制度只执行大陆的，香港股市还会出现目前主板近70%的股票跌破净资产吗？创业板会有那么多仙股吗？有些好的地产股会出现0.3倍PB也没有人要吗？除了少部分H股，大部分公司并没有转轨与不转轨的问题哦，香港股市在如此环境下咋就大变样了呢？
国内企业有同时发行A股、B股或H股的，从目前看，大部分同一公司的A股价格要明显高于H股或B股价格，为什么？病根在于国人好赌！看看这个就能很好的明白了，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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