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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不是想找：张五常：1小时总结40年来学到的经济学精髓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ID：jingjixue_yuanli）这是张五常先生一次精彩的演讲，先生自己曾说是“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一下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送给喜欢学习经济学并想用经济学了解世界的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一下我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现在经济学似乎已非常技术化、非常复杂化，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归纳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非常简洁的、非常简单的。我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世界，而尽量避免复杂的技术。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个经济学者的水平。其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其二，是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也许有人认为规模效益递减也是一个原理，但是，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当你牵涉到实际问题时谈到产品需求或要索需求已经足够。换句话说，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必要把后两个原理分开，它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原理：1.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2.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在我看来，整个经济学讲的就是这两个原则。现实世界当然非常复杂，但是这两个原则已足够解释世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只有这两个原则可以解释我们碰到的所有经济现象。我跟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我只用这两个原则来说明问题：其实，这两个原理都是武断的假设。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你的经济学研究不能违背这两个原理。世界上任何经济规律都离不开这两个原理，如果有任何经济规律违背了这两个原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自相矛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原理是对人类行为的武断假定。我之所以说这两个原则是武断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跟我在这两个原理上有任何不同意见。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只用这两个原理来解释世界。刚才我已指出你不能对这两个原理有任何疑问。因为，它们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对的，而且，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跟这两原理矛盾。同时我也认为，任何经济学家如果用其它的原理而不是这两个原理来解释经济现象，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谦虚一点说，有99%的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和我都遵守这两个原则。那么，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原理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要想检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这两个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这两个原理意味着什么，以及从这两个原理推测出来的假定是否正确。简单他讲，现在真正可以测试的假定有A和B 两种。假设如果A发生，则B发生；反之，若B没有发生则A肯定没发生。如果在实际测定中，B没发生而A发生了，则原假定就被推翻了。其实，所有科学都要遵循这一规则。因此在我们检验假设时，就需要看当B没发生时，A发生与否。当然，A与B的可观察性是根本前提。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们是不可以观察到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测定，因此，我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确定那些经济变量是可观察的。比如，需求规律表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其中，价格是可观测的，但需求的数量上升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需求规律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它只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者的意愿没法测定，从而导致整个需求规律没法检验。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就会设法把A、B转换成可观测的变量。如果你看一下经济理论的汪洋大海，其中很多规律并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多人在创造大量名词的同时却不知道其确切含义。例如，有人认为“短缺”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十么？如何测量？他们并不知道。短缺等于需求超过供给的那部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供给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愿。没法观测。所以，从本质意义上，短缺没法测量。在经济学家队伍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满嘴都是自己想像的变量。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只用最简单的、最本质的原理解释经济现象而能直指本质。在我讲产权经济学以前，我重新强调一下，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当然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或福利等。显然测量效用和福利也是机会成本。因此经济分析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三点：1.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某种利益，而所谓最大化某种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种东西，对于你而言，有比没有要好，即经济物品(经济物品的意思是说多比少好)；2.需求曲线斜率为负；3.机会成本。下面我们先看一个最简单的经济体系——罗宾逊经济。在这一体系中，他也要最大化某种东西，他有自己的需求曲线。由于只有一个人，所以不存在市场，也就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如果他想得到某种东西，就必须以牺牲另一种东西为代价，这种牺牲可看作是他的成本价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指的也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上述三个基本原理。对于一个人的经济体系，我们只要花费两个小时就能说清其中一切问题。经济学的真正困难在于再加一个人后的情况。两人经济体系我们研究了30多年还没有说清楚，这是因为当两个人都想最大化某种物品时，竞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永远不要说世界上没有竞争，竞争无时不在，只在形式不同。如果你说这是个垄断市场，没有竞争，那就错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竞争垄断的权力，所以竞争无处不在。当然，如果岛上再加一个女人(假设把她也看作一种经济物品)，竞争就会马上更加激烈。有些经济学家区分完全竞争和非完全竞争，其实，这是很陈旧的观念了。竞争就是竞争，只是形式不同。提到竞争，自然会有输赢，也就是说一定要决定谁输谁赢。比如，打网球是个竞争，最后一定要决出胜负。而要决定输赢，必须要有规则来评定，也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改变游戏规则，很多变化就会出现。比如，中国乒乓球队雄视世界，但如果我们改变了发球的规则，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果你改变游戏规则，结果就不一样。因此，有的人喜欢这一类游戏规则，另外的人喜欢另外一类游戏规则。例如考试时，有的人喜欢论述题，有的人喜欢多项选择题，有的人喜欢数字化的题目，有的人喜欢非数字化的题目，各不一样。所以如果改变规则，人的行为就会相应改变，结果就会不一样。归纳起来，竞争总是有三点。1.必须决定输赢；2.要有一个游戏规则；3.为什么用这一个游戏规则，而不用其它的游戏规则。人们不同的行为，可以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本身解释。在香港，如果你想买一栋楼，无论是从那儿，还是从别的土地发展商那儿，只要你出价最高你就能得到。发展商也不会因为我是张教授就给我优惠一些。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出价高者得。但是在香港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分房是按分计。我是院长，有7分，有太太再加7分;若有一个孩子加7分，二个加14分，以此类推：在香港大学工作一年加2分，四年加8分。谁积累的分最高，谁就最先得到房子。因此，如果我想从土地发展商那儿买房，我就得付钱，为了得到钱，我或者好好工作，或者去抢。但在港大我想要快点得到房子，我就得多睡觉、多生孩子。由此可见，游戏规则不同，行为就不同。我说的不是笑话。在墨西哥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是根据孩子多少进行徘序，这也是墨西哥人口剧增的原因。中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有众多人口，就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在中国早期，人们甚至会杀掉女孩子以多得男孩，所以当你改变游戏规则，人的行为就会改变，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改变。在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即产权的规则。谈论产权，我们其实在谈论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如改变游戏规则，输赢条件就会不同。如果我是土地发展商，我不会在乎你是男是女或别的什么因素。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出多少钱。在这里，市场价格是唯一分配资源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其它分配资源的机制。我在港大的办公室比赵海英(编者注：港大一位女助教)的大，不是因为我比赵海英有钱，而是因为我的位置较高。如果我的办公室要自己去租，那么我就不会租；因为太贵了。在大学系统下，因为我是院长，我就可分配到大办公室。但如果我的办公室不是大学的，而是私有的，情况就会不一样，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你有没有办法想像，我作为院长却没有专门的停车位，而校长们以及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却有：如果你是残疾人士你也有，当然我不是，所以我没有。但是，我可以非法泊车，如果大学给我一个警告，我会把警告信仍在垃圾袋，但赵不敢，而我每天都在做这类事。那些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能得到专门泊车位，但他们只是这方面比我强。我之所以敢非法泊车，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一定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会到法庭上告他们说整个分配制度是不对的，如果我告他们，在香港就会是很大的新闻了。所以当大学的人看到我非法泊在那里，他们就会想，这是张教授的车，给他一封警告信就得了。所以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的行为就不同。在泊车场私有的情况下，只要你付钱你就能得到泊车位，你甚至可以付足够钱不允许其他人泊车，或者甚至拆掉整栋楼。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难讲。比较香港大学泊车分配系统以及私人泊车场很唯判断优劣。在经济的世界里，你改变产权的规则，你就改变了整个系统。私有产权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人们才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我没有说，私有产权比另外一种情况要好，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你只能选择私有产权;我也不是说，你有了私有产权，就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我只是说要有市场价格，就必须有私有产权存在。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时有很高的运行成本，所以有时你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并不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这一点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以及我自己在1983年《企业的合约本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私有产权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内部并不是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但是，反之，任何东西在市场上交易，它必然是私有的。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 当然还有其它资源分配的方式。但只有在价格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才没有租金的消散。如果我把金表放在桌上并说明，明天谁最早进来谁得到它，那么很多学生就会在外面排队，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或遭受痛苦。于是，学生们就会衡量金表的价值和所付代价孰大孰些但是他们所费的时间及遭受的痛苦对我却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如果我换一个规则说把我的表给武汉市漂亮的女孩，那么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我说我会把表给孩子最多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把别家的孩子拉来充数。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这表不是我的，人们就会进行无谓的浪费来得到表。但如果这表是我的，我就会把表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价钱一定不少于金表价值。由此你会发现若产权不是私有的，为了行使产权，很多资源被浪费了。在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谁就可以在那儿挖金，因此人们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他们的狗，而这本身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你们也一定记得，在中国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开后门才能得到。比如，为了得到好的医疗，你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开后门、走关系等。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现在你着想买鱼出钱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但在20年前，你还必须早起排队。当然，如果你是党员、干部，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鱼的价值由于你的等待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而消散了。即使你说你可通过政治关系得到鱼，但你得承认你的政治关系也是付出一定代价才得到的。所以除非你用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任何其它方式都会引起价值的消散。自由市场上，卖鱼的人只要你付足够的钱就会把鱼给你，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而为了得到所需的钱，你必须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如果是市场决定鱼的价格，你为了买鱼所付出的钱能反映你对社会做出的真正贡献。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若等4个小时去买鱼，你所等的4个小时，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或者你会玩政治关系也一样。所以我们说私有产权好并不是基于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租金的消散最少。这就是为什么改革20年以来，我们一旦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发展速度马上就会加快。但是，你也要意识到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本身也有成本。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其交易成本，我不想再花2个小时谈论什么情况下交易成本低。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是最好的系统。有时要形成这种系统成本很高;而且另外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系统下人们都会最优化这一系统内的租金消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60、70年代中国在农村实行公社制度。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一定有饥荒，但我很奇怪，那时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我只好下结论：在当时情况下人们一定找到某种方式来减少租金消散。如果说当时农村情况处于类似我刚才描述的把表放在桌上时出现的情况，也许很多人不会活到现在。所以我认为所有证据表明，虽然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租金消散很厉害，但是当时中国人找到了某种办法来减少浪费。我的结论是：当时虽然没有私有产权，但是建立了一定的等级制度来减少浪费。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取消私有产权人们马上就会谈论各自排位高低。在港大分配办公室也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可能你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只有在私有产权下，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才能彻底消除租金消散。【声明】本文来源于微信自媒体账号，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腾讯无关。我们尊重自媒体知识产权，如有版权问题可联系腾讯(Email:，请将#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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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解释》读后感
《经济解释》读后感
～-7-6　字数：3316前几天，经朋友推荐拜读了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读完之后顿觉收益非浅，竟发现原来经济学的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这的确是本很有意思的书。在读《经济解释》之前，我只知道张五常先生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华裔经济学家，他在产权理论方面造诣很深，除此以外我对张五常先生可谓是一无所知。有幸拜读完《经济解释》后，却发现张先生竟把经济学的文章用散文的体裁写出来，而且写得是如此生动有趣，一下让原本枯燥无味的经济理论变得栩栩如生起来，这确是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让我深深地敬佩起张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在《经济解释》幽默诙谐且充满睿智的文字的感召下，我一口气通读了两遍，仍觉意犹未尽，便十分想将其推荐给更多的朋友，正谓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又不免犹豫，因为《经济解释》这本书就如同张五常先生本人一样充满了争议。正如张先生自己在文中写到的一样，“《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我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也许，张先生在这里是高估了他的读者，认为他的读者应该已掌握了传统的经济理论，现在已不需要他像经济学课堂上的老夫子一样重复罗嗦地灌输所谓的经典理论，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从一个全新角度去阐释最为简单的经济学道理。《经济解释》这本书确实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课本，而对它的准确定义按我个人的理解，它应该是本经济学的散文集。既然是经济学的散文集，那么它应兼有散文的基本特征与经济学的灵魂主线，即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只是“散”在其形式上，而“神不散”是不散在其经济学的脉络上，是不散经济学的灵魂思想上，即我们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稀缺、竞争、效用（在《经济解释》中张先生使用了“功用”这一翻译）以及需求定律和交易理论等。实际上张先生也正是按着这样的经济学脉络来为他的读者讲授他所理解的经济学。当然我不敢苟同他所有的观点，也许这也正合乎张先生的处事原则，因为在他的《经济解释》之中也同样充满了对权威观点的怀疑。这正如他在“经济解释之三”中所明确指出那样，“世上没有不可替代的理论”。然而，我对张先生的学识之渊博，行文之流畅，观点之新颖也确实是十分钦佩地。因而，我认为《经济解释》的确是值得一读的好书！科学的方法论―――虽然《经济解释》是本经济学的散文集，但张先生开篇仍不忘按传统的模式那样，首先介绍“方法论”，所以张先生把《经济解释》的第一章便定为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一章在《经济解释》的全书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章中张先生则更像一位哲学家，现在他正努力向他的读者传授着他的经济哲学。而这种经济哲学正体现了张先生科学的精神，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态度则正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在“科学的方法”这一章一开始，张先生就给我们介绍了两种极端理论，一为特殊理论；一为套套逻辑。所谓特殊理论，即是特殊到只能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不具一般解释力。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例如说&“四足动物有四只脚”便是一个套套逻辑。这两种理论实际是无用的，我们应尽量避免走入这两种极端。但有时对特殊理论而言总要比完全没有理论好。正如r.kessel&所说，“没有任何理论在手，什么辩论也胜不了”。而对套套逻辑而言，我们有时对其加以一定的约束条件，它还是可以对我们大为有用的。张先生在这所举的例子是货币理论，他认为“币量理论被高手搞得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但归根究底，还是源于一个套套逻辑的概念。”张先生是十分强调理论的解释作用的，他甚至认为“解释力重于斟酌对错”，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具有解释力作用的理论将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张先生更认同“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这样的理论是不可以被事实验证。由此可见，张先生确是一个对待学问是十分严谨且极具科学精神的人，但《经济解释》中的解释之五――“套套逻辑外的不错理论”中的一些内容却又无法让我们认同这一点。在文中，张先生在对马克思的评价时带有极强的个人偏见，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竟一时让张先生放弃了他一贯所坚持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例如张先生认为“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人试用事实加以验证。”张先生在此的论证是毫无逻辑可言的，我们怎能说一个暂未被事实证实理论就是模糊不清的和毫无意义的呢？倘若我们用张先生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则可说，事实推翻了他的理论，因为事实却是任何理论从它的诞生到它得到事实的验证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谁能准确的说出这个过程是一天，是一年，还是一百年，更或是一千年呢？而张先生现在只不过等了一百多年，他就不愿再等下去了。其实在当根本的意识形态不同时，即使《资本论》是刚才发表的张先生同样也是会这么说的。另外当张先生谈到剩余价值时，他这样说道，“「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真没想到，像张先生这样的大师竟也会像一个小孩一样为了一块糖果就同大人们撒起娇来了。他幼稚得竟然忘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在冬天我们穿棉袄，在夏天我们穿汗衫，可无论我们穿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是同一个人的本质。不过，如果我们避开张先生的个人偏见，“科学的方法”这一章对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正如张先生在文中指出的一样，“本书是为中国人而写的，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始终是一个感性重于理性的民族，他们似乎更容易成为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就连张先生自己在谈论马克思时也不免感情用事。现在看来也许只有当感性与理性兼有才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而科学的精神对我们这样一个更注重感性的民族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啊。经济学的灵魂―――如果要谈西方的经济学，那我们不得不从“自私说起”。当然，现代西方经济学已开始了对人们“无私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研究，这是后话，而且张先生也并不太认同。他更相信交易的作用，按张先生的说法交易是可以做到互利的，这样更符合“自私前提”。而这里的“自私前提”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之一，即“理性的经济人”假定。“自私”在这里只不过是通俗的说法，也许是为了便于理解，张先生在文中一直沿用“自私”的说法，而未用“理性的经济人”的提法。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张先生仍然坚持认为“自私”是人类的本质，也许哲学家们并不太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传统的经济学离开了“自私”前提的确是寸不难行的。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经济学应该避开哲学上人类本质的讨论，而使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较为合理。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人类本质“自私”的假定前提（“假定”一词是我加的，张先生并未说&人类本质的“自私”是假定的），那么我们当然会追问人类行为的外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张先生在《经济解释》中用“缺乏”一词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缺乏”应当是我们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稀缺”）既然市场上的物品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拥有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张先生认为这个代价的高低就应当用市场价格的高低来衡量，而应排除政治权力或其他非正常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个人手中的货币就是经济市场上的“选票”，它的多少决定了你可以消费的商品的多少，而政治权力的介入必然会削弱这个“选票”的作用。“缺乏”引起了竞争，张先生认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我个人也很同意这样的观点，没有竞争这个社会也就没有进步，但竞争不应当是无序的、恶性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张先生认为“产权制度（system&of&property&rights）就是竞争的游戏规则”。在这点上，我也十分赞同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有利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发展的。产权理论并不应仅局限于市场，有时它的某些观点当被引入到政治领域后，同样会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这还有待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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