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事/李鸣生3
凭蒋新松的本事和他在科技界的名望，他退下来后如果想大捞一把，当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什么的，可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他刚卸任所长时，香港方面就有电话打来，让他去那儿“发展”，他谢绝了；接着，澳门、美国方面也有人与他联系，他同样谢绝了；至于国内像深圳一些地方，更是频频向他发出就职邀请，而且明确提出月薪两万元人民币，他还是谢绝了。现任所长王天然说：“老蒋这人对利看得不重，对名看得重。但他不追求虚名，不追求头衔。他常对我们说，若是要想挣钱，就去卖猪头肉，别搞科学，因为卖猪头肉比搞科学挣得多得多!”他担任所长15年，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可以说都渗透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从1990年开始，沈阳自动化所每年都要拿到科学院的一等奖，有关部门每年往上报奖时，本来都写有他的名字，但报到他那里时，他一看见自己的名字，拿起笔来，一下就给勾掉了。获奖后，有人把奖金送到他家里，他知道后也非让爱人给送回去不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现任所长王天然说：“这么多年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得奖项目大概有150项左右，如果老蒋在乎的话，这每个奖项他都可以挂上自己的名字，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事实上，在这150个奖项中，有老蒋名字的，大概只有两三个吧。什么原因呢?每次一报到他那儿，他一笔就把&蒋新松&三个字划拉掉了!有什么办法?”那么蒋新松是不是就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呢?不是的。比如，他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名”，应该说还是比较看重的，也是他多年来心往向之的。但遗憾的是，1991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候选人的资格后，尽管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把他向上做了积极的推荐，最后却榜上无名。1993年3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又一次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结果还是榜上无名。和他一同落选的，还有中国的“水稻之父”袁隆平!像他和袁隆平这样做出了特殊而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为什么进不了中国院士的大门?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科学本身是个艰苦的过程，而科学家一生都将在寂寞与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但他一生奋斗的目的决不仅仅就是为了一个“院士”。因此，他虽深感遗憾，却也坦然，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而且越干越带劲。
1994年，他终于成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至此，他应该得到的“名”，基本都得到了，并且因年龄的关系，他又从第一线退到了第二线。但令不少人费解的是，他干起工作来却比过去更加玩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日，是他从事科技工作40周年的日子，他为此特意写了一篇题为《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经历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严酷的政治风暴的洗礼……但这一切锻炼了我的意志，学会了从历史的高度看待一切。年轻时，我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二十多年严酷的现实使我变得炉火纯青了。四十年的经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她本身的魅力所在。从事科研工作四十年了，我又进入了新的一轮无穷的探索和无穷的苦恼中…是的，当那“一刹那”“成功的欢乐”过去之后，他又进入了“新的一轮无穷的探索与无穷的苦恼中”。他说：“在生活中，有的人是指兔子的，有的人是打兔子的，有的人是捡兔子的。我现在退下来了，兔子是打不动了，但我不想做捡兔子的人，只想做一个指兔子的人。在我的晚年，如果我能再为大家指几条&兔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退居二线后，为了能再“指”一条“大兔子”，他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从科技的角度，为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探讨一条出路!于是，提着便携式电脑和黑色公文包，他又上路了。应该说，探索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出路的问题，是蒋新松多年来一直就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不过，早在80年代末，他在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时，有人就劝导过他，“你千万不要陷入到企业的泥坑里去，中国企业问题太复杂了，费力不讨好!”但他当时就回答说，“企业问题，现在是国家最头疼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分担忧愁。我们的脑袋里要有国家，要有企业，只空谈理论，光在试验室里搞，向党和人民是交不了账的……我设定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20年代，使我国40万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世界接轨，跻身于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在中国的科学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更了解工厂、企业以及工人的了。几十年来，他的双腿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主要工厂，尤其是近几年来，众多的工厂倒闭，无数的工人下岗，使他的心更是无时不牵挂着中国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命运。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已高达1200万人，他家的所在地沈阳，就是全国企业的“重灾区”，下岗人员已达近100万人!甚至有人大胆预言：中国国有企业的前景，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因此，每当面对那些下岗工人无望的目光，失学儿童饥饿的小嘴，待业妇女憔悴的面容，大小厂长焦急的神情，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感到汗颜，感到羞愧，感到触目惊心，同时更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为此，他尽管退下来了，依然力学不辍，笔耕不减，从北到南，由东向西，跑企业，跑工厂，跑学院，跑研究所，采访、调研、咨询、演讲、开会、交流。他生活简朴，出走自由，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从无一点讲究。唯一的一个讲究，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必须随身带着他的便携式电脑。蒋新松是个最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开始对电脑其实相当陌生，连一个字也不会敲，但当电脑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出现，他便对它着了迷。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有身份有名望的科学家是不会轻易请教别人的，再说已经年近花甲的人了，新学电脑也是相当费劲的，可他不懂就不懂，决不装懂，只要和年轻人一见面，他就请教电脑的事，有时已经晚上十一二点了，还向学生登门讨教。他开始用书写笔，后来用全拼，再后来又用五笔，键位记不住，就剪下一块块胶布贴在键盘上，每天一大早爬起来死记硬背，20天下来，便可以改用电脑写文章了。
　　为了能更好地通过科学技术去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种种问题，他一方面脚踏实地的到第一线去考察，去调研，去同企业家和工人师傅们进行深入地交谈，另一方面还想方设法去找一些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给他们讲新信息、新情况、新思路，尽量把自己一些新的科学思想传递给对方，让对方增强科技意识，认识到高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潜藏的巨大魅力。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特别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看各个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问题在哪儿，需要怎么解决。从对方提出的意见或问题中，他再反过来看自己的思考和设想有哪些不足，应该如何改进。
　　蒋新松是一个最能接受批评也最能批评别人的人，一个最希望听到真话也最敢讲真话的人。只要是为了工作，不管有什么意见，他允许你讲，允许你提，允许你和他争吵辩论，甚至他发火也允许你发火，他拍桌子也允许你拍桌子。和他多年共事的一位专家说，“老蒋作风民主，决不独断专横，有了不同意见，一旦和他发生争吵，你甚至给他拍桌子，摔帽子，瞪眼珠子，他也绝不介意，过后就忘，更不嫉恨在心。如果你的意见确实正确，又能坚持到底，他反倒十分欣赏，以后该用你时照样用你。”总之，为了工作，他从来不在乎自己也不在乎别人讲究什么方式。原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陈大海也说，“从近20年的历史来看，凡是与蒋新松共事共得较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他从争吵中过来的。”但从他另一方面来说，蒋新松自己又是一个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别人的人，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和问题，他常常不留情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在领导面前，从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总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想的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既不看领导眼色说话，也不瞧领导态度说话，更不按领导意图说话，一旦与领导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也敢于同领导辩论，甚至大声争吵。比如，贪污腐败问题，是他最痛恨的一个问题，他不光在许多场合批判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而且有一次当着很多省市领导的面，也大批特批了一通，并说贪污腐败问题主要是领导的问题。结果搞得个别领导面红耳赤，如坐针毡。据说，他为了搞成某个科研项目，居然在一个星期里和中国科学院的三位院领导都发生过争吵，还和一位领导拍过桌子。但第二天，他与对方一见面，便首先道歉，承认自己昨天不够冷静，说话态度不好，请一定原谅，等等。可他刚一检讨完，马上便和你谈他的工作，谈他的观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有人劝他在领导面前说话得讲究点“艺术”，注意点影响，他说：“我是搞科学的，我就得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领导百姓一个样，不管爱听不爱听，只要我说的是事实。”还有一次，国家科委召开&#计划”的全体专家会议，会上大家对863计划中的一个项目很不满意，但这个项目到底砍不砍掉，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等领导显得有点犹豫不决。他见状，当场就站起指着朱丽兰说，“这个计划不行，为什么就迟迟不改?我看这个问题你朱丽兰就该承担责任!”朱丽兰马上表态说，“你说得对，当初这个计划是我没把好关，我应该负责任。”朱丽兰后来感叹说，“蒋新松是个科技帅才。有时我也和他争论，觉得他这人坦诚直言，很有人格魅力，有些问题他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下了决心，我非常感谢他。我觉得每次和他交谈，都很有启发，我们往往在争论的过程中，就得出结论了。”此外，蒋新松对世界高科技和各国生产领域的新动态也尤为关注。他敏锐地看到了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竞争越来越超越了地域的限制；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先进的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兴起，从而使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只有去研究这样的新情况，才可能为国家设想出符合新的生产发展规律的科学规划。因此，当他研究自动化技术时，便将自动化的进展、生产方式的进步以及竞争格局的改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是过去中国的一些科学家没有去做和没有做到的事情。
　　通过两年来对国内国外的实际考察、研究、分析与思考，蒋新松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大中型企业问题的一把钥匙，于是便开始撰写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报告：《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抓住机遇，参加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他决心把自己对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种种问题的认识与思考、策略与规划、方法与步骤写出来，送给国家科委，送给国务院，送给中央，为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奉献出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智慧与力量。
　　其实，这一时期的蒋新松，由于过度的疲劳已经多次住院，身体已明显感到不行了，可他好像与时间较着劲儿似的，每天依然早起晚睡，不停地写他的关于大中型企业问题的研究报告。一边写，一边调研，一边修改，有的章节尽管已经反反复复改了好几遍，但他还是不满意。写作中有时遇到了难题，他便停下来，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或者看巴顿将军的影碟；有时实在写得太累了，他便站起来，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走，还一边自言自语地叹息：“哎!我的祖国什么时候能强大起来呢?10年20年?50年100年?不行不行，太晚了太晚了!”爱人见他如此的痴迷，便劝他一定注意身体，他却对爱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就是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情。科学家除了要有科学家的人格外，还得有超前意识，不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不能停下来，何况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过，你也该有个思想准备，早晚有一天我会倒在工作台上的。&#年初，他终于初步写完了他关于探讨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出路问题的研究报告。在这篇长达近4万字的研究报告中，他从信息时代对人们认识上的影响，研究了信息时代对生产、对统一的世界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列举了世界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的特征；研究了世界生产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竞争的三准则；分析了21世纪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并具体指出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问题是：1
产品问题；2 企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3
管理问题；4 质量问题；5
工艺手段和装备落后的问题；6
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同时，他还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出了三条对策：1
利用敏捷制造原理对企业进行重组；2
加速产品设计队伍的重建，增强新产品的设计能力；3
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现代化管理。
　　他认为，中国企业的体制的最大毛病，是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说，不管是一个大企业，还是一个小工厂，本来能力就有限，但只要一组建，就总是把功能搞得又大又全，做出一副包揽天下的样子，好像什么都能干，结果反而是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干不好。因此，他反对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建的庄园式体制，提倡全球化的敏捷生产，主张把中国企业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用敏捷生产的模式来组织。
　　为此，他为中国的企业设想了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整机厂。这种厂两头大，中间小。两头大，就是风险大，效益也大；第二种就是成为全球敏捷生产的部件厂。这种厂不求全，也不图大，只在某一个专业上有所作为，只为世界某个公司生产某个部件。这种厂虽然赚钱不多，但没有风险，可以先养活自己，等到了一定时候，再求更大的发展。而且，企业的经营过程必须重组，即把一些企业先拆散，再按新的需要和模式组合成一个新的企业，而后将自动化和信息技术作为切入点，对大中型企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改造。这样，可以甩掉原企业的包袱，让剩下的人员自谋生路。
　　然而，正当蒋新松在为解决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而努力时，不幸的命运却偏偏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科学家，一个沉重的角色
三月，一个叫春天的季节。在这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季节里，作为大自然的人，自然应该尽情娱乐、尽情潇洒、尽情享受一番才是。因为上帝将大自然分为春、夏、秋、冬，意思无非是想让人们分别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酸、甜、苦、辣；而春天，无疑是上帝对经受了夏、秋、冬磨炼后的人们的最好馈赠。然而，作为科学家的蒋新松，却无暇享受这本来应该享受也可以享受的美好季节。
1997年的3月，是蒋新松生命的最后一个季节。在这个本来悠闲美好的季节里，他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忧郁，更加沉重，更加苦涩!日，他一生中最敬仰的邓小平同志突然去世，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当晚，他第一次停止了工作，含着悲伤的泪水给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写了一封悼念小平同志的信。此后，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尤其是科技问题，他更是忧心如焚。就在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三天，为了调动海外学子的积极性，尽快建立“海外兵团”，他还迫不及待地给国家科委写了一份《关于开展海外研究开发的建设》。在这份《建议》中他以十分焦急的心情这样写道：……随着生产体系的全球化，研究开发的全球化也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中。根据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得到的一份最新报告，在美国，外国公司94年在美国开发经费已超过150亿美元，达到足以影响美国整个研究开发费用增长速度的量级。在1994年底，外国在美国设立的研究中心已经超过645家，分别属于300家母公司。其中日本有224家，占第一位；英国有109家，占第二位；德国有56家；法国有52家；韩国有27家……与此同时，美国也相应增加了海外研究开发经费，从1987年到1994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至今在海外已有108个机构，总投资为100亿美元……我认为走全球化的开放研究开发体系，已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我愿为这件事情的开创竭尽全力!此后，也许是因为邓小平的去世更加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也许是他的心灵已经感应到了什么，他的工作节奏和日程安排比过去显得更加紧张、匆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997年3月这个最美好的春季里的生命流程，从他最后这段实实在在的生命流程中，或许我们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中国科学家沉重的生命、探索的精神、焦灼的心情和不死的魂灵&&&
3月1日&2日，蒋新松在清华大学闭门赶写他对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究报告。
3月3日，他针对大中型企业重组的问题，就如何快速重组制造系统一事，和有关专家一起进行了分析、探讨和研究。
3月4日凌晨，他为CIMS专家组写下了《关于快速重组制造系统的若干意见》。在此《意见》中，他这样写道：“……我认为要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及竞争的态势来说清楚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当前企业的重组，是世界范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事，而整机厂和部件厂的进一步分离，是这次重组的一个重要标志。&#日&7日，他在北京参加第二次CIMS专家组会议，与专家组成员一起，就1997年课题指南的落实、典型应用工厂的推广和应用企业如何向CIMS示范工程过渡的问题进行了商讨。
3月8日，妇女节。他继续忙于赶写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究报告，但还是没忘记给妻子打去问候电话。
3月10日&12日，他在北京参加“超级863计划”会议。由于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技术方向问题，他的心情很兴奋很迫切。12日晚已经12点了，他睡不着，爬起来给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新任所长王天然写信，并当即电传到沈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拿出一点小钱，开展预研。因为未来的竞争将是异常激烈的，要注意新的方向。一个研究所、一个企业，不应以赢利为第一目的，应以赢得竞争为第一目的。21世纪很快就要到来了，因此立即部署，应该说已经不早了。行动起来，着实地行动起来，是时候了!这是我97年病后的第一个建议。生命总是有限的，病也许多少带给我对身体的一些悲观，但让有限的生命，发出更大的热与光，在无穷的苦苦探索中，追求人生的价值，追求超物质的幸福，让生命更有意义，这是我的夙愿。
3月14日，他接受笔者的采访。3月15日晚，他继续接受笔者的采访。采访结束的当晚，他又连夜修定了他关于探索大中型企业出路的研究报告，准备第二天送给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他还连夜给朱丽兰附了这样一封信：朱主任：您好!最近我经过深思，把我一年多来的研究结果及最新的研究写成了这篇报告。我认为在已经到来的世界经济繁荣期，它的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应该果断地对企业进行重组，大力推广CIMS，迅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设计能力，参与到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去，我认为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今呈上，供参考。如您认为合适的话，请转宋主任。
3月17日，他连夜赶写了一篇题为《肩负时代的使命，迎接信息时代新的工业革命》的文章。
3月19日，他在清华大学做关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及对策的专题报告，并在会上强烈呼吁：抓住机遇，利用敏捷制造原理，加紧对企业进行重组!引起清华学子们的强烈反响。
3月24日凌晨，他一大早起床给&#计划”CIMS专家组的吴澄、李伯虎、曾庆红三位专家写了一份3千字左右的工作意见书，对“九五”期间CIMS重点应用工厂的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坦率地谈了应该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的几点意见。因落款时间是凌晨5点15分，那么他起床写信的时间就应该是凌晨3点或4点。
3月25日下午，当他把北京方面的工作匆匆处理完后，又急急忙忙离开北京，赶往沈阳&&&
　　当晚10时许，蒋新松迎着寒风疲惫不堪地走出了沈阳机场。紧紧伴随在他身边的，和往常一样，依然还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便携式电脑，另一样是黑色公文包。3月的夜晚充满了凉意，面对空旷寂静、冷冷清清的沈阳机场，蒋新松有一种冷的感觉。
　　此刻，妻子张丽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丈夫的归来。张丽珠是位才貌双全而又相当能干的女性，她和蒋新松结婚十几年来，不仅彼此和睦相处，相亲相爱，而且还为蒋新松牢牢地支撑起了安稳的家，使蒋新松能全身心地投身到自己的事业之中去。而蒋新松一生中正是因为先后拥有了母亲、前妻和现在的张丽珠这三位优秀的女性，才使他的生命到达了辉煌的顶峰。
　　大约10点20分，蒋新松回到了家中。他刚一进门，妻子张丽珠便上下一阵打量，然后便很是心疼地问了一句：“新松，怎么又瘦了?”“咳，最近忙一点，没事!怎么样，家里都好吗?”说着，他就向自己的书房走去。妻子忙拉住他道：“喝碗稀粥再去吧。”妻子知道他最爱喝的就是稀粥，早为他熬好在锅里了。“我已经吃过了，不饿。”他放下黑色公文包，拎着电脑便径自走进书房，然后打开电脑，插上电源，就要工作。妻子一看，便忙拦住他说：“新松，你看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句，就又敲开了，你先歇一会儿再敲不行吗?”一向风趣、在妻子跟前更是风趣的他立即站了起来，对着妻子便鞠了一躬，而后风趣地说：“夫人，对不起!我今晚真的有事。”话音刚落，他又一屁股坐了下去。“光说对不起对不起，你就不能先歇上一会儿吗?我刚买了一盒影碟，正等你回来一起看呢!”妻子说。“不行不行，”他忙解释说：“你不知道，我正在做大事情呢!”“什么大事情?”“告诉你吧，现在大中型企业跌入低谷，问题很严重，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责任用科学的办法把它扭转过来。最近，我通过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我的研究报告已经送给国家科委了，但有些问题我还得思考，还得补充。这可是大事!”蒋新松刚一说完，便又坐了下去，啪啪啪地敲开了电脑。
“哦，对了，你得赶紧洗个澡去，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妻子说。
　　蒋新松洗完澡，刚穿上一条裤衩，便又坐到书房里敲开了电脑。妻子一看他那个痴迷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洗澡时肯定又想起什么事儿了(因为他过去常常是这样)，急忙过去帮他把衣服穿好，并说，“新松，今晚你就歇一歇吧，我看你太累了。”“丽珠，我看这样吧，你去看影碟，我……”蒋新松说着，走到客厅，把电视打开，将影碟放好。他平常最喜欢看的，是《巴顿将军》。这盒带子多年来他一直保留在身边，每当遇到挫折和难题时，他便将它放上一遍；每看完一遍，他就精神大振。他不但自己看，而且还让几个孩子们也看，只要有时间，还陪着孩子们一起看。他说，“人活着，活的就是一种精神。我每看一次《巴顿将军》，就像给我打了一针精神强心剂，总能给我一种战胜困难、勇往无前的信心和力量!”至于影碟，他偶尔也陪妻子看一看，但今天晚上他实在没有心情。
“夫人，请&&&”蒋新松放好影碟，风趣地把妻子请到沙发上，并讨好地将遥控器按在妻子的手心，这才转身回到书房。直到12点，也没睡觉。
　　第二天，即3月26日凌晨4点，敏感的妻子在睡梦中被一阵电脑击键声惊醒，她睁眼一看，丈夫已经坐在了电脑跟前了。
3月26日7点30分，蒋新松草草吃了早饭，便去研究所找所长王天然。他因前段时间去美国作了考察，发现美国在机器人上又搞出了一种新型的控制器，便很想和王天然所长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可他和王所长还没谈上几句，听说楼下在开会，便问开什么会?王天然告诉他在开关于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会，他马上就要到楼下参加会议。因为水下6000米机器人将在5月再赴太平洋执行重要的勘探任务，有些问题他放心不下。于是，王天然所长便陪他来到二楼会议室。他和大家简单聊了几句，然后就几个关键问题一起作了研究。接着，他作了一个近似战前动员的讲话，鼓励大家一定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树立信心，相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最后，他还说：“如果有什么风险，责任全由我和王所长承担!总之大家一定要努力，活着干，死了算!”他的话掷地有声，在场的专家们听后备受感动，颇为震惊!下午，他又去了机器人实验室。周国斌等几位机器人专家见他来了，都热情的围过来，一张口就问：“老蒋，最近身体怎么样?”他笑了笑，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感到太累了!”在场的人都劝他说：“你还是多注意点身体吧，别老把医院当娘家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歇不下来嘛!”周国斌和蒋新松是老同事了，见蒋新松一副疲劳不堪却依然还在硬挺着的样子，很替他感到着急，便故意用话激他说：“你干吧，如果因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你就拼命干吧，死了我们大家纪念你!”他见大家为他的身体都急了，便忙开玩笑说：“好好好，明天我就让我的脑袋过礼拜天!”结果呢?3月27日&28日，国家科委在沈阳东北大学召开关于“超级863计划”的座谈会，蒋新松自然不可缺席。所以他的脑袋不但没“过礼拜天”，反而还更加超负荷的运转&&&他在会上不仅认真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发言，还详细谈了自己对“超级863计划”的意见以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的种种认识和思考。
28日下午，谈大龙等几位机器人专家去会上看望他。大家见面后便聊天，聊得很开心，聊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好，价廉物美，包退包换。蒋新松马上就指着几乎两只眼睛都快瞎了的谈大龙说：“对对对，你们看，大龙就是价廉物美，还包退包换。”谈大龙忙反守为攻，说：“你老蒋不也是一样吗?本来已经退下来了，一分钱不多拿，还整天满地球地转!”大伙一阵开怀大笑，笑过之后，便劝蒋新松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蒋新松听后笑了笑，还是那句口头禅：“活着干，死了算!”28日晚，蒋新松从会场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开了两天会，脑子有点累，便去洗了个澡。可刚洗完澡出来，他又进书房打开了他的电脑。妻子忙走过去，一边给他揉着头，一边劝他说：“新松，今晚你就先歇一歇，明天再干吧!”他把头往妻子身上靠了靠，说：“是啊，我也想歇歇，可不行呀!明天一早，我还要赶着去鞍钢。”“有些事情你可以放在下个月做嘛!”“那哪儿行呀!告诉你吧，我的活儿4月份都全排满了!”29日早上，星期六，沈阳气温零下8度，北风6级。蒋新松依然是凌晨4点就起床写稿。到了7点，他草草吃了点饭，就准备去鞍钢。7点30分，来接他去鞍钢的车来到了楼下。他急忙穿好衣服，提上电脑和公文包便要下楼。可就在这时，他感到胸脯一阵绞痛，便忍不住叫了一声：“哎呀，我怎么心绞痛呀?”说话的一刹那间，他整个身体便再也支撑不住了……妻子听见他的叫声，回头一看，天呀，他一脸煞白，米粒大的汗珠子正往下流。敏感的妻子是大夫，马上明白了什么，急忙把他扶到床上躺下，然后招呼楼下准备同他一道前往鞍钢的秘书王刚和司机赶紧上来。
　　秘书王刚和司机快步冲到了楼上。接着就是一阵忙乎。结果，本来是准备送他去鞍钢的车，成了送他去医院的车。而车上的蒋新松，这时已经完全昏迷过去了!蒋新松及时地送进了医院。初步诊断：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经过抢救，蒋新松从死亡线上暂时退了回来。但医院当即给蒋新松下了病危通知书，并明确告诫单位和家属：蒋新松在24小时内仍有生命危险，必须卧床休息，不能有情绪激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蒋新松又一次不得不躺倒在了医院里。这一次，可以说是上帝向他发出的最严重的一次警告!由于这次病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严重，所以他必须绝对卧床休息，否则……
　　可他办不到，也无法办到。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身体可以停止活动，但脑子却难以停止思索。他早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科学家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沉重的角色，只要还在呼吸，脑子就得琢磨事情。何况，他与别的科学家不同，他已经被耽误了20年，上帝留给他的生命和时间，已经到了必须精打细算的时候了!更何况，眼前有好几件事情都在等着他。
　　果然，他被抢救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办公室主任兼秘书的王刚叫到床前，吩咐说：“你赶紧给鞍钢打个电话，给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过两天一定再去!”接着，他又示意王天然所长靠他近点，想谈几句工作上的事情，妻子张丽珠发现后，马上给制止了。但刚过一小会儿，他还是对王天然所长说：“假如车子开上了去鞍钢的高速公路，我今天就没救了!看来我这次病得很重啊，不知还能不能逃过去?”王天然所长忙安慰他说：“老蒋，你是命大福大，你就安心养病吧!”他说，“要是能再给我留点时间，给大中型企业做点贡献就好了!”望着眼前这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老所长，王天然禁不住鼻子一阵发酸，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他知道，蒋新松什么时候都是以工作为重，从来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情。有一次他跟蒋新松去深圳出差，走着走着，蒋新松说他心律不齐，跳一下停一下。他用手一摸，不是跳一下停一下，而是老半天才跳一下，便急忙把蒋新松送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让蒋新松住院，蒋新松说，我是来出差的，住什么院?医生说，你是什么病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呀!但我不住院。医生把他没办法，最后只好在他病历上这样写道：“病人自己不肯住院!”回去后，吓得王天然一夜没敢睡觉，可他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刚躺下两个小时，就又爬起来折腾他的电脑。还有一次，他俩去上海开会，回来时在虹桥机场候机大厅，走着走着，蒋新松突然站着不走了，用手摸着自己的心脏，说不行，我得呆一会。结果他在旁边靠了一会儿，才上飞机。
3月29日的整个下午和晚上，蒋新松几乎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晚上，妻子张丽珠和他内弟以及研究所的所长助理王小刚守在他的身边。这是一个周六的夜晚。该下班的，都下班了；不该下班的，有的也下班了。此刻，北风飕飕，寒气袭人，四周很静，医院更静。12点40分，由于医院的窗户有点透风，蒋新松开始咳嗽，妻子张丽珠颇感着急，可现实如此，有何办法?她先给他喂了两片干草片，又和王小刚想法摘下另一块窗帘，挡在蒋新松头上的窗户上，然后，她坐到床上，用自己的身体挡在蒋新松的身后，让蒋新松的头靠在自己的身上，再用左手撩起自己的风衣为丈夫挡着风，右手轻轻捂住丈夫略略发凉的脑门。
　　设想一下，假如这个夜晚躺在这张病床上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没有去世前的蒋新松在沈阳只能被人看成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甚至还有人不一定就把他看成是什么科学家)，而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高级领导”，或者一个“亿万港商”，或者一个“明星大腕”，或者随便是一个什么干部科长、人事处长、财政局长、银行行长等等什么的，其气氛，其情景，其条件，其被重视的程度，也会和蒋新松一模一样吗?夜，越来越黑，也越来越静。蒋新松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穿着病号服，戴着氧气瓶，由于尿道不通，下身还套着导尿管!其沉重与痛苦，可想而知。但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却看不出是个病危中的病人，脑子里好像总在想着什么!他时睡时醒，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就像他那台每天每夜都在高速运转的电脑，现在虽然暂时进入了“休眠”状态，却并没关机，更未切断电源。他每次只要醒来，就总想说点什么，可每次都被妻子制止了。
　　大约到了凌晨3点50分，他又咳嗽了几声。他刚一睁眼，又急于想说点什么，可嘴还没等张开，又被妻子阻止了。过了一会，他让妻子到外边去给他拿一样东西(据王小刚后来说，他这是故意把妻子引开)，妻子刚一走，他便像一个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赶紧示意王小刚靠他近一点，然后贴着王小刚的耳朵悄悄说道：“小刚，昨晚我想了一下，那个讲座的题目得改一下。”王小刚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蒋新松今晚一直苦苦思考的，就是这个讲座的题目问题!而这个讲座的题目问题，只有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不久前，沈阳成立了一个先进制造技术工程中心，近期准备组织一批全国有影响的专家搞一次高科技讲座活动，其中第一讲安排的就是蒋新松。这个安排本来从2月份就开始了，但市里的意思是把市里五大班子和大中型企业的工程人员全都请来，让蒋新松给大家好好“洗洗脑”。可五大班子人员的时间不好凑，蒋新松的时间也不好定，所以直到前两天才确定下来。蒋新松原来拟定的讲座题目是《先进制造技术》，可昨天他对王小刚说，这个讲座的内容和题目得改一改，但改成什么题目，还没想好。此时此刻的王小刚当然怎么也不会想到，躺在病床上的老所长今晚心里一直琢磨的，竟是这件事情!“小刚，”蒋新松由于身上戴着氧气瓶和导尿管，所以说起话来显得很是吃力。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接着说，“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病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想法医治好这个&病人&。我看市里的领导最近很关心大中型企业问题，我准备到时重点讲讲这个问题。刚才我想好了，题目就叫《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机遇》，副标题是：参与世界范围的敏捷制造体系。你觉得怎么样?”王小刚一听，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简直没有想到老所长生命危在旦夕，自己的病不去想，反而还老想着国家的事情，想着大中型企业这个“病人”!心里十分的感动，可又不忍心让老所长多说话，便说：“蒋所长，这个题目很好，我都知道了，等你病好了再说吧。&#日上午(星期天)，蒋新松的病情有所好转，他自己也感到比昨天好多了，可氧气管、导尿管和监视器依然还难以离身。上午9点左右，他醒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秘书王刚交待：退掉准备去浙江大学和西安交大讲课的飞机票，并一定要给对方说明情况，请对方谅解。接着，他又给王天然所长谈了谈下一步&#计划”的几项工作。妻子见他刚好一点，又没完没了的谈工作，便马上制止他说话。可他不听，妻子便偷偷跑去叫来护士，这才强行制止了他的“工作”。9点30分，医科大学和省医院的教授赶来为他作了一次会诊，认为昨天使用的一种特殊药物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如何维持住。大家听后，都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10点30分，他该注射一种叫胰岛素的针药了。注射这种针药需用一种新的注射器，可值班护士还不会使用。蒋新松便说，别急，来，我先给你做过示范。说着，便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他一边打，一边讲还一边给护士开玩笑：“心血管你们是专家，糖尿病这方面，我可就是专家
!”妻子不让他说话，可他还说：“没事儿，这是一门新技术，讲一讲，她不就会了吗?”接着，他又看监视器上的情况，护士说：“这你可看不懂了!”他说：“谁说我看不懂，这玩艺儿我比你们都行。”在场的人见蒋新松的病情开始好转，而且在精神上又十分乐观，一点看不出他刚从死亡线上归来的样子，于是，家属放心了，同事放心了，护士放心了，值班医生和专家们也可能放心了(也可能没有放心)，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了一句：“看来这回我又从阎王爷那儿逃回来了!”然而，就在当日下午2点左右，蒋新松的心脏突然再次发作，当即昏迷过去。匆匆赶来的医生们尽管进行了全力地抢救，可最终抢救还是无效。
　　就这样，中国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不少认识蒋新松的人都说：“蒋新松是被活活累死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绝大多数人都说：“蒋新松就是我们所的邓小平!”两个月后，即1997年6月，水下6000米机器人在太平洋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之外的海域试验再次获得成功!当日中午，19名参加此次水下6000米机器人试验的中国机器人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6名俄罗斯机器人专家，特意换上整洁的衣服，迎风列队站在一艘5000吨级的中国考察船的甲板上。为悼念和告慰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耗尽了一生心血的蒋新松，他们忍着40多度的高温，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饱含着深情的热泪，一边向海里抛撒着自做的小白花，一边把蒋新松的部分骨灰撒向波涛滚滚的太平洋，让从小在长江的怀抱里长大并有着大海般深情和胸怀的蒋新松从此魂归大海……然后，他们面对船上的五星红旗，面对大海，面对自己的祖国，为他们的导师蒋新松久久默哀……而此时此刻，回响在他们耳畔的，仿佛不是那徐徐飘来的海风，而是蒋新松生前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科学家是这个世界最沉重的一个角色，一生都将在寂寞和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她本身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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