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重温和借鉴：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改革|年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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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重温和借鉴：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
　　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奠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30年来，我国教育经历了70年代末的恢复重建、80年代全面开展教育改革、90年代教育的大规模扩张、2003年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同发展阶段，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回顾和总结30年教育改革开放的历史，重温80年代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理论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80年代活跃的高等教育改革
　　80年代是以经济、科技、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为主旋律的。在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后，为了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然后，于1985年3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协力推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改革的真正起点。《决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决定》认为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够，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决定》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有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在全社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培养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人才为使命，80年代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十分活跃，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先进典型和优秀教育家，其中著名者如武汉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华中工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大学的办学体制改革等。
　　武汉大学早在1978年恢复高考不久即就进行了学制改革的探索。在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校长领导下，学校树立新的人才观，打破过去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学校与社会脱离、人才规格和培养方式“一刀切”等弊端，重视培养通才，培养创造型人才，鼓励学生冒尖。学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实行学分制，学生在必修课之外，可根据兴趣选修若干课程，提前修满总学分可提前毕业或报考研究生。改一贯制为分段制，将四年制分为二、二两段，五年制分为二、三或三、二两段，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段毕业，二年或三年的毕业生相当于大专毕业，授予相应文凭。改单一专业制为主辅修制，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可另选一辅修专业，成绩计入总学分。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可以缩短一些学生的培养周期，培养不同规格的学生。据统计，仅在1977级的1194名学生中，就有40多名学生提前半年至一年毕业。此外，还实行插班制，学术假制、允许学生转系或转专业，倡导学生自学、开展大学生业余科研活动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教育质量，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在著名教育家朱九思老院长的领导下，拨乱反正，锐意改革，按照教育规律和科学规律办学，采取了一系列敢为人先的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校的学科结构、师资队伍、办学条件、教育质量有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从文革后期开始，朱九思就不拘一格，大胆引进那些处于逆境之中的知识分子，从文革后期至80年代初，共调进600多名教师，建立十多个新专业，有效地解决了人才断层问题。同时，按照社会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大幅度调整学科专业，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使学校由单一的工科院校发展为工、理、管、文相结合，具有学科综合性的大学，走到全国高校的前列。
　　为了改变机构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从人事制度改革人手。党委书记兼校长邓旭初和他的“一班人”通过促进人才流动优化师资结构，减轻“近亲繁殖”的弊端。同时，精简机构和干部，把教职工的工作(劳动制度)、职称(人事制度)、分配(工资制度)直接挂钩，拉开分配差距。尽管只有几元钱之差，却带来了竞争和学校的生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大胆起用有创见的人才，率先接受海外捐款建设图书馆；扩大基层的自主权；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在校外兼课、开展对外技术服务等等。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并没无特别之处，但在当时却具有打破陈规、改革开拓的开创意义。
　　1983年开始招生的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罗征启校长的领导下，深圳大学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党委只设党办这一个部门；处不设科，系不设教研室。教职工取消午休，连续工作；每日多工作半小时，实行五天半工作制，留出星期六下午作为党团活动时间，不影响日常工作。中层干部利用“午餐会”交换信息，研究工作。学校以“自强、自立、自律”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让学生在实践中认识自我，管理自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了全新的勤工俭学制度，学校中大量教学服务、后勤服务、生活服务等均由学生承担，不仅减少了后勤职工的编制，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工作精神、服务精神。“学生自律委员会”处理大多数学生案件；宿舍由通过竞选产生的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深圳大学以崭新的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精神风貌而名噪一时。
　　二、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改革
　　80年代高等学校有一项具有全局性的重要的体制改革，就是实行校长负责制的试点。
　　从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注意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他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在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高等学校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下属，对办学和教学、科研等事务缺乏自主权，直接影响了学校活力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日，《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的文章，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为调动高校的办学积极性，教育行政部门陆续提出了一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从1983年起，一些高等学校试行设立“起参谋、咨询作用的校务委员会”。1984年12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出通知，在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校务委员会。1984年5月，教育部长何东昌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高等学校“进行校长负责制的试点”。从1984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扩大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决定》认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提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
　　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决定扩大高等学校在招生、毕业分配、经费、基本建设、干部任免、教职工聘任、教师任职资格评定、教学科研工作、外事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1988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在实行校长负责制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试点学校的介绍看，通过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改变了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主要是“保证监督”作用，有利于把学校的中心工作转移到培养人才这个根本任务上来。这一改革理顺了学校内部关系，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党委集中力量抓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通过建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有利于校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断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少数试行校长负责制的学校，“效果好的可以继续探索，总结经验。效果不好的就应下决心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今后一个时期，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无论实行哪一种体制，都要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此后，这一改革已经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三、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启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在教育领域，体制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90年代以来，虽然也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教育的重心是在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上，以及通过多种方式筹集教育资源，体制改革缺乏实质性的进展。由于体制改革滞后，在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原有的体制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并未改变，在有些方面反而呈强化之势。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发展和创造性活力，影响了研究型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进军的努力。
　　应当说，1985年《决定》对教育的基本评价，如“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等等，今天仍然适用。《决定》所提出的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目标，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完成的。
　　1.高等教育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改革
　　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今天，应当重新鲜明地提倡和鼓励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勇于“开创新局面”。教育管理有两个不同层面的任务，一是发展、建设，是属于经常性、常规性的工作；另外一个任务是改革教育，改革不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提高教育质量、学术水平，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发展不等于改革，也不能代替改革。没有持续不断的改革，就很难真正解放教育生产力，保证教育健康的发展。
　　改变重视发展而忽视改革的现实，前提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具有许多丰富的内容，首先需要进一步清除阶级斗争时代和计划体制所形成的政治至上、官本位等“左”的观念和陈旧落后的体制文化，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学术逻辑办事，恢复、建立教育的主体性和学术本位的管理，实现教育家办学而非“教育部办学”。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从满足实际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打破不符合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需要的条条框框，它经常被视为“出格”。然而，没有这种“出格”和“越线”，就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经济特区，就没有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1983年，胡耀邦同志对深圳的批示“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就体现了这种改革的精神，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继承和发扬的。
　　回顾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一个困惑，那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社会开放程度和经济水平远不如现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深刻的体制改革？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开放的程度还很低，但却有一个氛围强烈的改革开放的大气候，高校改革的“小气候”也很好，高校的改革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例如，当时王震同志出任上海交大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深圳大学的改革不仅得到梁湘、袁庚等特区领导人的支持，也得到许多中央和省级领导人的支持。其背后，是刚从文革灾难走出不久，整整一代人痛定思痛，锐意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与当前不少人沉溺安乐、满足现状、缺乏进取的精神状态很不相同。今天的情形与30年前已经很不相同，我们既需要重申教育的危机感和改革的紧迫感，更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改革开放的新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公众参与的机制。
　　2、坚持教育体制改革优先
　　80年代将体制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龙头，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价值。今天，需要特别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国际经济竞争、教育和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不同教育制度的竞争。无论大国的崛起还是大学的崛起，都是制度文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毫不过分的。体制和制度既是观念的产物，也是观念的载体。与观念转变相比，变革体制更具有操作性；与具体的教育内容、方法的改革相比，改革体制具有统领性和整合性，可收举纲张目之效。
　　当然，教育问题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不能单纯就教育谈教育。80年代的改革，就是一种教育与经济、科技体制改革联动的模式。今天的基本情况是教育体制、教育模式不能满足和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滞后于社会发展。在经历了规模、数量的高速增长之后，教育内部的各种问题凸显，各种深层次的问题都具有明确的体制性原因，无论是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解放教育生产力，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还是提高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防治学术腐败，都直接指向了新的制度安排。
　　同时需要看到，中国已经具备深入教育体制改革的条件。经20年国民经济和教育的高速发展，教育已经在整体上超越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随着政府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学龄人口逐渐减少，教育条件明显改善，外部环境逐渐宽松。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奠定了面向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和方向。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以及依法行政、信息公开等行政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也已清晰，干部制度改革、行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正在展开，为开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难得的机遇。总之，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应当不失时机地推动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改革。
　　高教改革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任务，是按照建设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改变政府包揽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治理模式。这意味着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确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恢复大学的自主性，摒弃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建立教育本位、学术本位的价值和管理制度。
　　3、改变教育部办学，实现教育家办学
　　80年代高校改革中涌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并且有很强教育管理能力的职业教育家，同样值得深入认识。刘道玉、朱九思、邓旭初、罗征启这样的校长，明确地以教育为理想，以教育为己任，而不是图做官升阶；而且，他们虽然有各自的学术背景，但都不是某一学科的学问家、科学家，而是高度职业化的全职校长。
　　造就一大批具有理想和能力的职业化大学校长，是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显而易见，教育家大量产生的基本前提是高校拥有相应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是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的组织特性所要求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在高等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校长是法人代表，权利与责任必须一致，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仍然是现实的要求。为此，需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80年代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改革实践。事实证明，这一改革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党在学校的政治领导作用。近年来，部分高校正在开展实行“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结构，以及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新尝试。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改革大学的领导体制，将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改革重新提到重要日程。
　　今天恢复高校的自主性，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关键是政府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改变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倡导教育家办学，还需要改变按党政干部选拔、评价大学校长的传统模式。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全职职务，必须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有利于造就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校长自上任之日起应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行，也是为了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是世界各国大学管理的通例。
　　正如《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所言：“能否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此，我们必须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不仅优先发展教育，而且优先改革教育，继往开来，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贡献。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本篇新闻热门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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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纪事》摘选
&&&&&& 日（十一月初二日）根据诸大臣&悉心核议，逐条具奏&，光绪皇帝&详加披阅&，批准盛宣怀设立学堂，并指出经费由朝廷拨给。谕令如下：&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则是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与各省集捐设立之书院不同，着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毋庸由盛宣怀所管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以崇体制。&盛宣怀就任南洋公学督办（即董事长）。&&
&&&&&&&&&&&&&&&&&& &南洋公学第一次招生&&
日（正月二十九日） 南洋公学开始招生。盛宣怀在《申报》上刊登招考师范学生的告示：&现在开办师范学堂，定于二月初三日考选师范生30名，年以20上30下为度，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有志者速至二马路（今九江路）本公馆报名并领取师范格，勿误。道远后到俟积有一二十人再行示期续考。&至3月12日，此招生广告连登11天，同时申明&秉公考试，举凡亲友子弟不得滥竽其间&，制订了五层格，并许以&不取修膳&、&咨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等优厚条件，各地考生闻讯陆续前来报名。招生考试分4次录取，每次考试包括初试和复试两场。3月5日举行第1次考试，共有70人报名，实到65人，选取汪钟霖、黄庆澜、蒋礽琮、姚曾豫、宣增儒、朱联杰、沈庆鸿等12人进入复试。14日，盛宣怀在六马路（今北海路）格致书院对这12名学生进行复试，并对续报学生进行初试，陈懋治、张一鹏、杨志洵、陈懋功、项思勋、沈齐贤、陈懋和等12名学生初步入选。24日举行第3次考试，以上12名学生接受了复试，随后报名的学生经考试，又有10名被选取，并于4月2日复试。当时，①王植善在武昌等候武备学堂招考，他从报纸上得知南洋公学招生，遂乘船返上海应考。到达上海奔赴格致书院的考场，已点名封场。经说明来意，主考有感于他的真诚，特予通融入场应考，被录取为师范生。录取后，即携行李，以第一人入校。最后一次考试于4月17日进行，由何嗣焜主持，&投考者至一百三十名之多，佳卷不少&，最终有10名考生被正式录取，备取18名，②章宗元、③章宗祥兄弟都在其内。&
&&&&&&&&&&&&& &师范学堂开学&&
日（三月初七日）师范学堂开学。何嗣焜乘马车每天早上8点到校，下午5点钟离开，回铁路总公司。他暂时不支薪水，只拿车马费，以每月应得薪费抵充梅溪书院的津贴，从梅溪书院聘来张焕纶3担任中文总教习，每月薪水银100两，主持全校教务，并临堂讲课。学生在国学方面素具根底，入学后不开国文课，沿袭书院制度，任选经史子集自行研究，遇有疑难，则向总教习请教，由定期课试和平时札记来定学生成绩。起初&上午习算学，下午治舆地，夜习西文&。从山东聘来陆之平为西学教习，讲算化格致之学，暂定每月薪水银30两。至本月底，在校师范生为20名，其他人因事请假未到。所有学生的食宿学杂费均由学校供给，每月还按层格发给津贴，第一层格给膏火银6两，每进一层递加1两，至10两为止。&
&&&&&&&&&&&&&&&&&&& &第一份南洋公学章程&&
日（九月二十六日） 何嗣焜拟订《南洋公学章程》，是公学最早的一份管理章程，共15章，分为：总约、主学法及总司学法人、教习之职、办事人之职、书楼管理人之职、相见仪节、学生规约、课堂、膳厅、卧室、整洁、休假、游息、程功之法、督过之法。对学校各级负责人、教习、办事人员的职责、学校纪律、学生作息、课堂秩序、考试方法、惩罚措施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 四校整合定名交通大学&&
19201220 &&&&
第一届中共党团支部成立&
1925 192119241219254192710192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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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交通大学工业及铁道展览会闭幕。此次展览会为期11天，参观者达23万余人，平均每日来校参观人数超过2万。铁道部、教育部、实业部均派代表参加，盛况空前，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参加展览会的江苏省代表、省建设厅厅长许成行称之&不但可以唤起一般民众的觉醒，更可使许多科学家、技术家，因观摩而生慧感，共同努力于科学建国&。实业部代表刘荫弗谓此次展览会&规模宏备，关系国家实业前途之重要，与寻常展览会实未可等量齐观&。鉴于工铁展规模宏大，影响至巨，联华影业公司在展览期间来校拍摄影片，完成后除一部赠送本校外，拷贝运往各地放映。此次工铁展上令人感兴趣者为轻便小火车，其路线蜿蜒全校，较30周年校庆时长一倍，每次载客10余人，数分钟内即可周游学校一圈。一切工程设计由本校杨培琫教授领导，土木工程学院三年级学生担任建造，由管理学院学生按照国内大铁路管理办法来实施管理，小火车既为本校学生提供实习之所，又为展览会增添一道风景线。&
&&&&&&&&&&&&&&&&&&&&&&&&&& 被迫迁校法租界&
日& 迁校法租界。淞沪战局恶化，威胁着师生安全。为了减少学校损失，不使教学中断，学校决定搬迁至法租界，向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单位借房。商借震旦新舍四楼供一二年级上课，五层作为图书馆，地下室为物理实验室，测量仪器室。三、四年级原在法租界校外宿舍，但距火线很近，&亦恐有流弹波及&故又租借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房屋。另外，还租借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老房及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中法工专等处以分散教学。在搬迁过程中，各学院师生齐心协力，日夜进行，将徐家汇校区教学实验用具搬迁至法租界。一、图书资料，事变前就着手搬迁，陆续运进租界保藏。有的图书堆存海格路911号，小部分搬至震旦新厦及校外宿舍福履里路747号汽车间。有关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术书籍，搬至震旦大学新厦西五楼。不常用的图书迁移之震旦旧址第3号房间，大部分报纸迁移到震旦博物院书库里。二、实验机械、仪器设备的搬迁，以工学院任务最重。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把机械设备除一部分供实验应用外，均装箱搬运至震旦大学、汶林路、辣斐德路等3处存放，后又搬至震旦地下层。有些实验工场笨重机器搬迁困难。教育部于11月2日下午三时，急电黎照寰校长：机械设备应立即拆卸迁至安全地点。学校动员教职工及学生，尽量把能拆的都拆卸下来搬迁至法租界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中法工专等各处。太大无法搬迁的如各式锅炉、气轮机、电动机等放在原地。土木工程系还将办公室内一切家具用品搬至校外宿舍，布置临时办公室，后来再由校外宿舍搬迁至震旦。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精密仪器很多，师生们均连夜抢运，化学系的实验仪器极易损坏，他们在徐名材系主任的带领下日以继夜搬迁至租界内。集中搬迁4天。学校主要物品分别存放在校外交大宿舍（海格路1103号、05、07号）、震旦大学新舍（吕班路280号）震旦大学老舍（吕班路223号）、中华学艺社（爱麦虞限路45号）、科学社（亚尔培路533号）、中华化学工业会（环龙路315号）、辣斐德路1194号、文华墨厂（福履理路286号）、霞飞路和合坊4号、永固油漆厂（劳勃生路12号）、贝当路715等11处。移存校外的家具、机件、仪器、图书共计1 127 750元，迁移至法租界，保存了交大的主要财产，给师生提供比较安全的生存环境，维持了教学秩序的继续。&&
&&&&&&&&&&&&&&&&&&&&& 小龙坎建分校&&
日分校筹备主任徐名材函呈教育部，报告根据7月29日和9月10日指示精神，交大分校筹备处在小龙坎正式成立。成立分校是由于日本侵华步步逼进，国难当头，渝地校友们爱校护校奔走呼吁一再要求的结果。&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交大被迫迁入租界。徐家汇校舍被日人改作&同文书院&，租界形势日趋险恶，学校随时可能落入敌手。在渝校友们为复校建校，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校友钱其琛撰文说：&在渝同学鉴于复校之急需，曾一再向教育部请愿，未获要领。二十九年教育部举办各种培训班，同学遂以设立交大分校承办训练班为理由，重申前请，嗣奉核准&。教育部则任命上海交大推荐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化工处处长、原交大化学系主任徐名材为分校主任，并确定交大分校的行政、教务均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本部得直接呈文，重要者并应分函本校备案&。分校自刻木质钤记&国立交通大学分校钤记&，并呈报本部备案；新生招收电机、机械各一班。经费方面教育部只担任两班经费，其它费用则由同学随时募集。15日，徐名材向教育部呈报，即日起&着手筹备，在重庆小龙坎龙隐支路成立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筹备处并设通讯处于牛角沱瑞卢&。
&&&&&&&&&&&&&&&&九龙坡庆校庆&&
日 本部在九龙坡址举行建校48周年盛大校庆活动。为此，学校于一个月前成立校庆筹备委员会，并于3月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环境布置、交通安排、来宾招待、旅游活动等，确定由校长专程邀请孙院长、交通部长、教育部长及老校友吴稚晖、黄炎培、邵力子、蒋梦麟来校参加庆祝。同时决定向校友收取会议膳食费，校外的校友每人100元，配偶50元，子女免费；校内校友每人50元，配偶亦50元，子女免费。溉澜溪分校一年级同学参加会议膳食自理。3月28日，第二次会议对校庆准备作了检查，并分工确定，布置以简单整洁为原则，聚餐蚕豆菜饭（米要白），发动女生帮忙。嘱合作社购买土茶杯400只校庆备用，会后交还合作社。4月5日吴保丰校长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了会议的程序和具体安排，并在《中央日报》连登3天交大校庆筹备会启事。8日上午全校师生及校友汇集于九龙坡总校举行庆祝，校友代表献旗，中午聚餐，下午交通部平剧社表演及各项球类比赛和游艺活动，晚上校学生话剧表演。&
日本投降兴奋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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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发出的《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工业学校专业调整方案》，交通大学专业调整如下：一、增设车辆制造本科专业。二、锻工、发电站电机、输配电、船舶动力装置、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及船舶制造等7个专修科停止招生,原有学生继续学习至毕业。三、焊接专修科停办,原有学生转入机器制造类适当专修科或继续学习至毕业。四、浙江大学热处理及有线电二专修科、南京工学院铸工及长途电话二专修科、山东工学院有线电专修科调入。五、学校1953学年招生1680名(其中本科1050名,专修科630名)。
&&&&&&&&&&&&&&&&& 西迁决定－两地办学－两所交大&&
1957年8月19日 杨秀峰部长作&关于处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和上海西安两地几所工科院校的调整工作&的报告。杨部长从6月7日到8月6日先后在上海、西安工作61天。根据总理指示，既要明确支持西北的方针，又要实事求是的考虑到&四面八方&的关系问题，启发自觉自愿，不要太勉强等原则，最后得出了采取分设上海、西安两地统一领导的方案。上海方面，把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造船学院和交通大学合并，统一由交通大学领导，保留上海造船学院的校名。在西安方面，将西安动力学院、西北工学院的采矿系与纺织系以及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并入交通大学。这些安排也都经过有关学校教职工广泛讨论，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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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 509305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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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校庆盛况&
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体育馆隆重举行。大会由党委书记王宗光主持，交大校友、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宣布大会开始。校长翁史烈作报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荣毅仁、李岚清、吴邦国、以及朱光亚、陆定一等为校庆题词。国家教委以及国内外500多个单位发来贺信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分别致信祝贺。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题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浙江省省长万学远，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匡迪，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市政协主席陈铁迪等出席。交大校友、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境）外著名高校校长以及有关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共45000余人参加或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收看庆祝盛会实况。庆祝大会开始后，首先播放江泽民祝贺母校百年华诞的讲话录音。他充分肯定交通大学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大学，是我国培养高技术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他说：&我是1947年毕业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母校的培养，师长的教诲，至今仍历历在目，感念于心。&他衷心祝愿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努力把交通大学建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一流水平的大学。接着王宗光宣读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交通大学百年校庆的题词。黄菊在讲话中说，上海交大在一个世纪的办学过程中，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交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综合实力和办学效益提高很快，呈现出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的良好势头。黄菊希望上海交大全体师生以百年校庆为起点，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的同时，再铸上海交大新的辉煌。吴阶平、钱正英在会上讲话。翁史烈作大会主报告。他说，一个世纪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科学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展望未来，上海交通大学建设的总目标是，在21世纪初叶，建成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周远清宣读国家教委的贺电。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浙江省省长万学远、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王荣生、台湾宏基电脑集团董事长施振荣代表历届校友发言。美国安泰国际保险公司总裁柯溥仁、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舒曼也在会上发言。会上年轻学子还向与母校同龄的百岁老人、1918届校友曹曾祥献花。交大第30任校长王之卓、第33任校长谢邦治、第3任校长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解放后交大首任党委书记李培南的夫人戴朋出席盛会。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解放军部队和省市的负责人、上海市党政领导；全国80余所高校的领导；60余位两院院士；国内70多个交大校友会的代表；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和香港、台湾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校友300余人。&
&&&&&&&&&&&&&&&&&&& 交大二医强强联合&&
日& 举行国家教育部、上海市政府《关于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的原则意见》签约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席仪式表示祝贺。教育部部长周济，上海市市长韩正分别代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签署有关协议。周济在讲话中指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上海高教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组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可以充分发挥交大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和二医大在医学领域的雄厚实力，实现学科互补、资源共享，形成强大综合竞争力，促使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学科结构更加合理、综合实力更强、办学水平更高、更能适应21世纪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趋势的新型大学。韩正在讲话中指出，对交大来说，可以进一步拓展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提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真正建成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对二医大来说，可以借助交大品牌，实现资源共享，推进一流医学学科和一流医学人才的培养。新的上海交通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上，组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将合作共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从政策、经费投入等方面支持医学院发展，共同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医学院享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将遵循医学教学和科研的规律，探索新的办学模式。
Copyright& 2006 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 上海市华山路19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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