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中为中国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的故事_百度知道请举出中国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三个将领
孙立人，薛岳，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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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上的磨盘是什么事件该事件又有何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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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彭德怀，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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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申生 &&来源：《新余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发布时间：
摘要：日本在 1937 年 7 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界纷纷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胡适先生亦通过各种方法为国家的救亡图存奔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胡适正在北平参加座谈会，在抗战最前方见证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学术活动已难以为继，胡适便积极投身到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中。在年这段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他游说国民政府高层抗日、筹划战时教育、开展外交活动并出任驻美大使、进行学术演讲。在此期间，胡适曾有过对日屈和的想法，但得知政府坚定抗战决不妥协的决心后，胡适抛弃了对日妥协的幻想，全心全意为抗战努力奋斗直到赢得最后胜利。本文以胡适在年的重要社会、政治、外交等活动为依据，详细探讨了其活动的原因、内容、实质及对抗战的贡献。
　　一、游说社会各阶层抗战
　　日，胡适参加庐山会议，会上，胡适详细陈述北平局势及民情，提出绝不能放弃河北来屈和日本，与其他与会者一起稳定了蒋委员长及国民党抗战的决心，促成了全民抗战局势的形成［1］。会后数月，由于敌我力量的差距，国民政府作战相继失利，北平、天津等地陆续失守，形势危急。胡适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全力动员全国人民抗日，为此他奔走在国内外，呼吁国内外炎黄子孙联合抗日。由于中国是弱国，在科技、军事、经济、教育训练等方面皆落后于日本，9月26日上午，胡适在旧金山中华戏院对华侨发表演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
　　抗战初期数月，国民政府在华北、华东战场上不断溃败。中国国力不足、制度落后、内部不统一，胡适担忧抗战难以长久支撑，也忧心战争会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造成重大损失。此时的他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征韩侵华，称霸世界&大陆政策的必然步伐，因而抗日态度反复不定，数次心生对日屈和的意图。其一是在抗战爆发后数月内，妄想以和谈来满足日本要求，以此劝日本退兵，收复失地，为此力劝蒋介石与日和谈，尽一切可能来罢兵求和。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遭到国民党中央主战派及众多人士的声讨，其中程潜对胡适求和主张最为反感，将他认定为投降派，为此胡适饱受抨击。其二是胡适在美国活动期间，忧虑国力不足和同胞们的巨大牺牲，想以政治家的身份去促成和平化解战祸。他甚至表示可以用承认伪满洲国为代价换得日本退兵。这一态度遭到诸多人的批判，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强烈质疑胡适作为中国人，怎能说出这样出卖国家的话。虽然胡适愿意对日本作出巨大退让，但日本的侵略欲望是无止境的。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欲图独占中国，无情浇灭了胡适渺茫的和谈幻想。此时他得知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决战到底，便全力以赴支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二、筹划战时教育
　　作为学者，胡适认为教育关乎国家未来大计，不能因战争的缘故中断和荒废，因此他积极参加战时教育的筹划。日上午，他在&庐山座谈会&的教育组谈话中提出以下建议：其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其二，可以用&国家高于一切&作为共同行动的目标；其三，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其四，教育应当独立，官员以及党等政治势力不得干涉教育，中央政府应确保教育独立性。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这些科学合理的主张难能可贵。
　　同年8月，胡适积极参与和发动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后来这项教育计划促成了战时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为抗战以及以后中国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精英，如杨振宁、李政道等，给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对美外交活动
　　胡适原本要一生做纯正的文人，安心做学术，绝不因功名利禄的诱惑去掺和政治。他曾经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和不谈政治&，一心做好学术，谢绝了许多从政的机会。鉴于胡适在国内外学术、社交等方面的威望及与欧美诸国政界、文化、商界名流的友好关系，蒋介石亲发电报要求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日，他在法国夏浦港接到电报，阅览后仅和驻法大使顾维钧通了一个电话，就按原计划乘船去英国拜访老友郭泰祺、王景春等人，对任驻美大使一事根本不考虑。7月25日，在他到达英国的第二天，又收到国民政府电报。27日再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都催请他去出任驻美大使。驻英大使郭泰祺等老友也劝说他接受任命，他仍不为所动。最后，他的至交傅斯年出马，屡次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打动了胡适。胡适认为国家危难之际，从自己的自身出发，没有比任驻美大使更能为国家分忧解难的选择了。经反复考虑，他复电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表示接受驻美大使的职务，愿意为对美外交尽自己最大努力。
　　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日本政界异常关注和惊骇。其舆论界代表《东京日本评论》建议派仙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三人去方能匹敌胡适，可见胡适才能、威望之高。此时，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淞沪、太原、徐州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都遭失败，上海、南京、徐州等城市和东中部大片领土沦丧敌手，形势岌岌可危。在这关头调停中日战争实为水中之月，因而对华借款、修改中立法案是对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也是给抗战带来最直接帮助的实质性援助。
　　1．力争美国贷款
　　寻求美国贷款，自抗战爆发就有。当时前任驻美大使王正廷急于为国筹款而假手于美政客，胡适对这种不正规而且存在风险、隐患的做法不赞同。1938年王正廷因借款出问题而离职，之前向美国借款的努力均未成功，而抗战形势的恶化急需外来援助，对美借款又被提上议程。10月7日，胡适拜见美国外长详谈相关情况，又与罗斯福总统会谈了解其对华态度，随后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至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虽属主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可见胡适对外交颇为重视，要求明确分工，不可因其他事务分散精力和实效，后政府派陈光甫为专员来处理对美借款事项。
　　那时，全美人民都厌恶战争，反对美国参战。美国国会更是制定中立法，宣布美国与发生战争的其他国家、地区保持中立关系，实行孤立主义态度，这给胡适开展中美合作外交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国民政府仍然在不断退败，广州沦陷，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前途颇多悲观疑问。10月23日，胡适回复外交部电报说：&广州陷落，海外爱国华侨多有恶感。然美国态度尚佳，仍积极进行经济援助之谈判。&此外胡适以当时国际大势分析：&美、苏、英等大国不愿意直接介入中日战事，以求维护自身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日本无止境的侵华是为了独占中国，这必然会损害美、苏、英的在华利益，此外日本势力的过度膨胀也会对他们自身构成威胁。因此他们皆不愿中国溃败，故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予中国援助来支持抗战。&他指出中国要坚定信心，固守以待有利的国际时机。10月25日，武汉失守。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邀请胡适、陈光甫到其寓所，宣布美国愿意贷款给中国。借款谈判终于出现了重大进展。美方虽有借款的意图，但还未真正落实。
　　只有赢得美国上下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才能顺利争取到美援，为此胡适采取双管齐下策略。首先，积极与美国政界高层会谈，如对罗斯福总统阐述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尽力打消其对华抗战的质疑态度。胡适还紧紧抓住国际事态的发展，充分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希望以此来推动美国实施助华抗日的政策。其次，他在美国多次演讲，将其演说天赋和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12月4日，他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的演说。他认为：&中国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一样都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会在坚持中出现国际形势有利的转变，最终都会获得胜利。&演说结束后，他突发心脏病，险些因此而丧命，但他毫无所惧，不理会医生要其休养的命令。病后第二天，即12月5日，他在纽约中国文化协会发表&褔尔谷山谷&演说，指出：&中国并不希望各国以武力援华，使得各国卷入中日战争而失去和平，蒙受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但日本为世界和平与友好之公敌，各国应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以制止其战争政策，这就是目前对中国抗战的友好支持。&演说从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产生了巨大共鸣。会后，胡适住进医院，休养达77天之久。住院期间，胡适仍忧国忧民，让驻美使馆秘书游建文报告事务，还面授机宜，让他去处理相关事务。12月15日，胡适等人对美借款的艰苦交涉终获重大成果，陈光甫签订了中美桐油借款2500万元的协定。王世杰、蒋介石等人纷纷发来贺电，大赞胡、陈两人在短期内速成众多政坛外交精英长时间都未能完成的事，不仅加强了中美外交的友好关系，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2．推动美国中立法案的修改
　　美国国会制定中立法案，实现孤立主义，不但不以大国姿态调解战争，而且对战争的交战国双方都严禁输出武器、原料等战争物资，保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中国这一弱国来说是很不利的，而对日本无疑是助长其侵略的嚣张气焰。此外欧洲局势也日益紧张，德国、意大利也实行咄咄逼人的侵略攻势，令大洋彼岸的美国颇感不安。美国领袖充分利用欧洲局势促进外交形势，推动中立法案的修改来打破孤立主义政策，但美国国内的反战势力全力维持中立法案以求避战自保，两方势力在国务院激烈争斗。胡适密切关注美国政界的动态，并分别在3月22日、24日、31日回电外交部，汇报美方修正中立法案的情况，以便国民政府做出相应对策。此外胡适与美政府要员会谈，尽力要求&中立法修正案&有害于我各点，当继续谋求改善&&。经过艰难交涉，美方最终告知胡适：&已自行修正提案，使中立法只适用于正式宣战的国家，中国抗战不受影响。&外交活动有了些进展，胡适与陈光甫在5月22日商讨今后向美国借款的途径。由于美国实行&对交战国不借款&政策，对中国最不利，最多能通过寻常商业信用借款以及短期借款方式借贷，这些方式款项小且限制多，因此对美借款仍困难重重。但偶尔也出现些曙光，如6月24日，胡适致电重庆外交部：&美总统提议用借款方式恢复繁荣，其中部分款项借与外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货物，以促进国外贸易。这计划是为我国借款开一途径。陈光甫正留意此事，但其关键仍在于中立法新修改。如能成功修改，则借款购买军火物资也能进行。&
　　又经数月努力，美方内部在激烈争论中决定暂时搁置中立法案，这无疑给对美借款打开了一扇大门。9月8日，胡适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罗斯福提出对东三省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胡适此时有些患得患失，担心过分争论此事会影响借款，故未反驳，体现出他一定的软弱性。他着重提出给予滇锡抵押的第二次借款，罗斯福表示将与摩根韬商谈。9月26日，正式与摩根韬商谈滇锡借款。此时，美日因争夺国家利益而矛盾加剧。胡适认为这是一良机要充分把握，为此陆续出席美国&中国协会&、&医药援华协会&及纽约市政协会等多次活动，发表演讲，陈述中国抗战的正义性、重要性，痛斥日本侵略的无耻罪行，并呼吁世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以谋求真正的和平。演说引起很大反响，使中国抗战得到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为滇锡借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后经数次谈判，最终在次年的4月24日，中美滇锡借款2000万元的协议成功签署。胡适及美国高层推动的中立法案的有利变动得到双赢，胡适在国际上的威望也大为提高，中美关系更加密切。这些成果再次为抗战注入了强心剂。
　　总的说来，胡适在抗战初期的社会、政治、教育、外交活动上发挥了积极影响，为中国抗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毋庸置疑，他为国家、人民和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3］吴相湘．民国百人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4］中日外交史料丛编［M］．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95．
　　［5］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M］．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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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日本偷袭珍珠港，推动中美情报合作
■电台工作室场景，这个是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业务
■中美合作所里的学员
■中美合作所里的军事理论知识培训
■中美情报合作　
日，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奉命率领代表团离开纽约，启程飞往中国。这一旅程历时将近一个月，最终于5月3日抵达重庆。　
接送梅乐斯到使馆的车子是一辆褐色雪佛兰，他们先乘坐这辆车拜访了杨宣诚将军，之后便是与戴笠的见面。　
梅乐斯此行的使命是促成中美双方的情报合作。“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情报人员萧勃就曾建议美国信号团为中方提供通讯方面的帮助，但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同样被束之高阁的还有国民党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当时军政各方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美国驻扎在珍珠港的海军舰队，他们急切地将此情报传达给美方，但美方低估了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的技术与能力，对此最终未加理睬。　
然而这一情报很快得到了验证。日，珍珠港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美国海军舰队遭受重大损失，震惊之余，他们开始意识到中方情报的极大价值。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皆由军统承担，因而对军统和戴笠备加重视，尤其是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国海军需要搜集大量的日本海军情报，还要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则成为必须。因此，美方考虑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　
萧勃与梅乐斯在华盛顿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了建立中美合作的可能，初步会面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赞同；萧勃则通知了重庆的军统，蒋介石批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来，双方的合作框架逐渐形成，基本内容包括：建立双方的情报交换关系，共同成立合作机构，定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确定双方交换日本海陆空军情报以及有关作战资料；美国负责训练游击队、情报组、气象组、破坏组和突击队，并利用美国设备和中国人员建立气象站和电台等9条方案。　
从1944年到战争结束，中美合作所在地面情报搜集方面向美方提供了4139件情报，在敌方电讯破译方面向美方提供了11万多件破译情报并且破译了日方多种密码。　
■敌后锄奸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到来，戴笠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命运，或许已经结束。1942年是他的低潮期，他先后在权力斗争中失利。而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扭转了这一局面，戴笠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甚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下这个中国的“希姆莱”。　
在抗日战争期间，戴笠的特务部门主要职能重心逐渐转移到与日本及各伪政权的斗争上去，他们截获的情报，尤其是开展的暗杀破坏活动，曾经名噪一时。　
1938 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十几个城市先后沦陷，国民党情报人员在各地迅速建立起组织。以上海为例，1939年，已有22个交通联络组、4个电讯台、1个技术室、5个情报组、8个行动大队等50多个单位，在编人员1000多名，承担着情报、行动、策反、反间、技术研究、联络沟通等任务。　
情报之外，敌后的破坏行动是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工作重点。在陈恭澍担任军统上海区站长的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50多次行动，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　
暗杀更是重要行动。当时上海的报纸有很多报道：“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组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伪警察局长卢英，伪社会局长兼伪司法处长吴文中，伪公用局长李鼎上等，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定施行种种防范方法。一方面，在四郊请求日军增派哨兵，助以‘伪警’加紧保护；一方面由各委员自行多请保镖。其中傅筱庵胆子最小，在伪府中出入或大小便，均须临时戒严，以防二次遇刺。”　
但是，国民党开展“谍战”打击敌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力量，遭到重创。1938年底，军统上海区被汪伪特工组织“76号”破坏，第二年春，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并重建组织。上任不久，王天木就被李士群抓获，最终脱离军统投向“76号”。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了军统天津站、青岛站的组织，1941年11月底，又破获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逮捕了陈恭澍等100多人。李士群还在报纸上披露了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系统和人员名单；而中统上海潜伏组组长苏成德也被李士群收买，他出卖了所有中统在上海的电台、密码以及组织，很多特务因此也投降“76号”。此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敌后的情报体系几乎毁灭殆尽。　
共产党的谍报活动更加“不动声色”，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方式，渗透到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策反敌人为己所用，拓宽了情报渠道，隐蔽战线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援。　
■“打进去” 　
与“拉出来” 1942年，“中共谍报团”震惊日本，这是一个隐藏在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因为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等人在东京被捕而受到牵连，1942年六七月份，小组成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程和生等一批中共党员被捕。　
中西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西里龙夫的掩护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伪“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部”顾问；程和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附设的“特别调查班”班长。他们在日本机构内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比如1940年8月，日伪军要对八路军进行“扫荡”，程和生发出情报，提示说日军准备袭击八路军从山西根据地派往河北敌后的100多名干部，八路军因此改变了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日军必经的途中设下埋伏，不仅安全到达目的地，还成功地打击了敌人。　
而搜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堪称他们最卓越的成就。1941年初，日本国内展开南进与北进的争论，如果南进，美国将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会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如果北进，苏联和中共武装将会面临很大压力。7月，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场演习，似乎有进攻苏联的迹象，但中西功与时任日本首相秘书的苏联情报人员尾崎秀实联系，结合自己在满洲的见闻，分析出日本的战略意图为南进。尾崎秀实与佐尔格被捕之后，中西功不顾危险，又返回东京搜集情报，他打听到美日谈判最后期限在11月底，又在日的《编内参考》上看到“日本可以接受的谈判以11月30日为止”，因此，中西功判断12月初美日谈判一结束，日本就会立即对美开战，根据日本海军航行时间计算，他推断开战日期为12月7日，那天是星期天——美国的休息日，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动进攻。他把情报上报给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吴成方，又经潘汉年部署，将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的秘密共产党员“21号”，由他转报重庆军统总部，再由国民政府转告美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只知道国民党将“珍珠港事件”的情报转告美国，却不知道共产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个渗透到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几十年后被搬上银幕，成为2010年公映的电影《东风雨》的原型。　
此外，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获得的关于苏德战争的情报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日，德国进攻苏联。开战前，阎宝航通过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得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他立刻将情报汇报给周恩来，再由中共中央转告苏联，促使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调动兵力到西线参加莫斯科保卫战，避免了战争初期的完全被动。6月23日，斯大林回电，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　
而当年“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中共情报人员继续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打入“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并通过这个特殊身份收集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直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　
除了日本方面，伪政权机构也是中共情报人员活动的重要范围。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陈一峰打入伪“中央社”，担任首席记者和汪伪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锦元打入汪伪政府的核心部门，1938年初，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40年9月调往南京，任汪精卫的秘书。陈公博就任上海市长时，李时雨以“立法院委员”身份随他到上海，负责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后升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并把潘汉年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到伪保安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还对一些敌方人员进行了策反和争取：1941年7月中共浦东区委在上海成功策反伪13师50团“守望队”100余人；1945年8月，打入汪伪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干部徐楚光策反汪伪南京警备师钟剑魂的部队等。　
■不断壮大的 　
共产党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情报工作，从1937年12月开始，先后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情报部”等部门，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而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分布着很多情报系统，包括具有过渡性质的中共上海情报科以及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情报系统，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情报系统，潘汉年系统等等。中国共产党渗透了很多地方组织，也策反了不少日伪人员，但无论“打进去”还是“拉出来”，都只能依靠中共的情报系统，而要得到更全面丰富的情报，仅靠自己的情报系统远远不够。　
周恩来的理念是“寓情报于统战中”，“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拥护，于是，中共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支持或同情共产党的党外人士，作为情报搜集的补充渠道。上海沦陷后，主持“八办”工作的刘少文就通过举办上层聚餐会，定期与社会各界联系，了解他们对抗战的态度，并从中发展情报关系。　
通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抗战期间逐渐成熟，情报系统更加丰富多元，获取情报的方式也得到了拓展，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