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布依语使用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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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布依语使用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 贵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会城市，其中主要的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和彝族。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苗族，其次是布依族。
&&& 在市区和郊区各区县分布有不少布依族。根据2000年统计，贵阳市共有布依族183069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贵阳市的南明、云岩、花溪、小河、白云、乌当等几个区。
&&& 贵阳市的布依族有本民族语言，属于布依语黔中土语（又称第二土语），内部比较一致，相邻地区懂本民族语言的布依族完全可以用它进行交流。在语言使用方面，目前在贵阳市郊各区（县），绝大多数布依族以汉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布依族村寨中，掌握并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通常都在50岁以上，而且以妇女居多，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懂本民族语的较少，青年人能用布依语熟练交流的只有个别人，大多数人只掌握简单的日常用语，完全不会说甚至听不懂的也不在少数。布依语的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少数村寨通行布依汉双语，老年人之间在一些场合使用布依语进行交流，与年轻人交谈时用汉语，家庭双语现象只出现在有两个以上母语人的家庭中，即家庭成员中有两个以上懂布依语的在部分场合使用本民族语，与不懂母语的晚辈交流时则转用汉语。在相当多的村寨中，由于母语人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家庭一般只使用汉语，而母语只有在一些民族节日或其他喜庆活动中老年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时才偶尔使用。
&&& 总体而言，贵阳市郊各区（县）布依族母语已处于濒危状态，布依语的交际功能已经严重衰退，部分村寨中，布依语已经基本丧失活力，成为部分老年人记忆中的语言。
&&& 母语人老龄化是贵阳市郊布依语言使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调查资料显示，贵阳市4个区10多个村寨抽样调查的927名受访者中，母语程度较好（即非常流利或比较流利）的共326人，占受访人数的35.17%，其中50岁以上的244人，占74.39%，49岁以下的84人，占25.6%。
&&& 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布依语处于极度濒危的村寨，女性不仅掌握母语的人数比男性多，而且母语交际能力也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60岁以上这个年龄段。女性母语水平高于男性的原因大致有四种原因。其一，周边大环境以汉语作为主要或唯一交际工具，妇女常年在家，很少与外人接触，语言交际对象比较单纯，使用本民族语的频率比男性高，水平自然就比男性高。在传统的布依族家庭和社会，男性通常承担家庭以外的重要事务，社会交往广泛，因此接触、使用汉语的机会比女性多，语码转换的频率高于女性。其二，妇女天生具有维护母语的本能以及担负着向下一代传授母语的职责。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老年妇女都说自己目前正在向第三代传授母语，而男性去很少有这样的意识。其三，会母语的女性当中有一部分来自母语保存完好的布依族聚聚村寨在娘家说一口流利的本民族语，到夫家后，尽管母语氛围不浓，但只要碰上会说的，就能顺利交流。在调查中，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 调查数据还表明，不同的受教育层次掌握母语的程度又要一定差异，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母语程度越高，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层次，母语水平又略高于中间层次，即初中和高中这两个受教育层次的受访者母语水平最低。受教育程度与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受访者大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一部分正好是母语掌握和使用得最好的。小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上过几年学或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扫盲培训，极少数是解放前读过两三年私塾的，因此，这一文化层次的受访者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上，也属于母语使用得比较好的。初中和高中文化层次的受访者大多数为在校生，一部分为文革后期辍学回家务农的初中生，这两个层次的受访者接触汉文化的时间较多，在家时间少，因此，多数人母语水平都比较低。大专以上文化层次的受访者除极个别为大学在校生以外，多数目前在地方政府机构工作或退休在家，他们中一部分人母语本来就很熟练，一部分人由于母语意识的觉醒，近些年开始重视本民族文化和母语。个别人尽管母语水平一般，甚至很差，但在访谈过程中往往会有意识地掩盖这一事实，都表示自己的母语非常熟练。
&&& 出现代际传承问题是语言走向濒危的前奏。在贵阳市郊的布依族村寨当中，母语代际传承问题已经非常普遍，根据问题严重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两个级别：一是目前的第三或第四代开始出现断代现象，即家庭中第一、二两代仁辉讲本民族语，而第三代则以汉语作为第一语言。上文所述的以母语作为第二习得语言的情况实际上也是母语传承断代的一种体现。二是从第二代开始出现断代现象，即家庭中只有祖父（母）一代会讲本民族语，从父亲一代往下都只会讲汉语或母语水平很低。
&&& 布依族母语的使用场合大致可分为家庭、社区和跨社区三个层面。就家庭这个层面而言，又可以分为只使用母语（唯一）、大多使用母语（频繁）、经常使用母语（经常）、很少使用母语（很少）和偶尔使用母语（偶尔，也包括不使用母语）五种情况。从所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各调查点在母语的使用场合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 在布依族聚居的村寨，家庭以外的村社集会，如村社内部共同的民族宗教习俗、节日庆典、农闲时的集会聊天、村寨中见面打招呼、一起劳动等都是使用布依语进行交际的场合。各调查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村社内部使用布依语进行交际的情况。在布依语的交际功能已经推出家庭舞台的村寨中，社区反而成了布依语使用的主要场合，因为只有村中几个会讲母语的老年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使用母语的机会。如白云区新家田大寨只有70多岁的老人还会讲布依语，平时在家跟子女都无法用布依语交流，只有村中来了会讲布依语的客人，大家才有机会坐在一起说上几句，而且用布依语谈论的话题也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一些事情，更深入的交谈还需借助汉语。
&&& 总体看来，即使是母语保存的较好的调查点，同一村寨本民族村民之间用母语进行交流的频率也不是十分高，根据上文的列举的个案来分析，村寨内部本民族传统节日的聚会是本民族语使用频率最高的场合。
&&& 乡村集市贸易或遇红白喜事，为跨社区（村寨）的布依语交际提供了机会和场合。但往往也要视交际对象。通常情况下，来自不同村寨的交际双方，只有母语都非常熟练，而且平时彼此关系非常好，在集市上相遇，或到对方村寨中做客相遇时才可能会用母语交际，因此比例非常低，而且母语使用频率不高。如小河区金山村共抽样调查47人，其中母语水平较好的有16人，占34%，水平一般的15人，占31.9%，在与别的寨子同族交谈时会主动用布依语的只有7人，在集市上经常使用布依语的只有3人，很少使用布依语的7人，偶尔使用布依语的有1人，其余的受访者在集市上基本不用布依语与同族交谈。
&&& 语言态度指语言使用者从功能和情感方面对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母语和兼用语）的认识和评价。语言态度往往会对语言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 贵阳市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明清开始，大量省内外汉族移民进入贵阳，使贵阳逐渐成为汉族占大多数的移民城市，布依语的语言环境受到严峻挑战。由于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布依族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动摇甚至变化。从贵阳市郊区的布依族在语言态度方面存在着矛盾心理就可以发现这一问题。
&&& 调查资料表明，从情感上，多数人认可本民族语言，尤其是文化层度较高的受访者，大多数都能意识到保存使用本民族语言有利于增进民族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不同地区同胞之间的情感沟通，但由于在该地区本民族语的交际功能及其有限，因此人们从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角度不得不倾向于汉语。多数人主张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选择使用布依、汉双语。如乌当区新铺乡马头新寨51位受访者中， 46位认为使用布依—汉双语很好，占90%，其他调查点的受访者在回答这问题时选择同一答案的比例也比较接近，都认为操双语比使用单语好，但也有极个别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操双语不利于智力的发展。
&&& 人们普遍认识到本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如在白云区都拉乡164位受访者中，由154人（93.33%）感觉到在当地使用布依语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使用范围越来越窄。
&&& 语言态度还包括语言使用者对群体内其他语言人语言行为、价值取向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各种交际场合语言选用的态度。在贵阳市郊的布依族村寨中，由于多数家庭都实行布依、汉双语，而且绝大多数家庭汉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布依语，部分家庭甚至只使用汉语。因此，对于只懂汉语的 单语人来说在语言选用方面只有汉语，别无选择。对于双语人来说，绝大多数受访者考虑到现实的语言环境，也主张在家庭语言交际中选用汉语，只有少数人选用布依语。对于懂本民族语的子女在家庭交际中选用汉语的现象，多数家庭持宽容的态度。如在白云区都拉乡的165位受访者当中，对有关子女语言选用问题的共有74人，其中63人对子女在家选用汉语的现象持“无所谓”的态度。占85.14%，10人对这种现象感到“很高兴”，占13.5%，只有1人对于会本民族语言而在家庭选用汉语的现象感到“很不高兴”，占1.35%。以上数据表明，在类似贵阳市郊这样一些布依族母语交际功能处于严重衰退状态地区，人们在语言选用，包括家庭、社区的语言选用方面，主要考虑实用和方便，以实现交际功能为目的，而很少考虑情感方面的因素。
&&& 对待母语教育的态度也是人们语言态度的一个方面。在贵阳市郊的绝大多数布依族村寨中，青年一代大多都已经放弃本民族语而转用汉语，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学习本民族语言。大多数母语水平一般或不懂母语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把母语学好，对能说一口流利的布依语的人都很羡慕，只有极个别的受访者对此抱“无所谓”的态度。大多数懂母语的人在用母语交谈时，对对方用汉语应对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只有少数人对这种现象感到不舒服，并力图说服对方改用母语。多数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在本地（本村）的学校中向孩子们教授本民族语，但同时又强调汉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把汉语，尤其是汉语普通话学好，孩子才会有前途。
&&& 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曾为布依族创制过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当时是以贵州省龙里县羊场布依语（布依语第二土语）位代表音点，在全省各布依族主要聚居地区进行试验推行。文革时期，新文字的推行工作暂停。80年代初对原文字方案进行了两次修订，把标准音点改为望谟县复兴镇。当时包括贵阳市在内的布依族地区都开展了新布依文方案的推行工作。但调查资料显示，在调查的927名受访者中，知道布依族有这种拼音方案的共180人，占21.35%，但真正见过这种文字的只有40人，占4.3%。推广的事情更无人了解，只有几个别的人知道50年代推行的那一套方案，并间接地了解到在白云区牛场乡一代1958年曾有人参加过50年代布依文方案的培训。可见当时在布依族语言文字方面所做的工作没有在布依族群众当中全面铺开，对新文字方案的宣传力度不够。
&&&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贵阳周边的布依族母语目前已处在交际功能严重衰微的状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代际传承。代际传承问题的出现是语言走向濒危的前奏，事实上，在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调查点，布依族母语的濒危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代际传承，有些村寨，即使懂母语的长辈们有意识将其传给自己的子孙，但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在氛围，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说，他们所传授的已经不再是一种完整的语言，而仅仅是这个语言的一些只言片语。
&&& 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一个民族语言的濒危乃至衰亡，也就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衰退。也许民族语言消失后，民族意识能使民族不至于消失，但起码其文化的特色已经消失。而民族文化特色消失后，也就意味着人类多样的文化中少了一种样式。这无疑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损伤。
&&& 近年来，随着农村旅游业的开发，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意义越来越为更多人认识。民族文化复兴正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对语言的恢复，民间这方面的要求也很强烈。不仅从调查资料可以看出这点，而且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贵阳地区布依语的语言环境虽然今不如昔，但复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多数地区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会讲布依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为了保护贵阳市文化的多样性，复兴已处于濒危边沿的贵阳布依语。经过思考，特提出以下建议：
&&& 一是提高保护文化多样性重要意义以及复兴布依语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类型。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都是绝对必需的。人类文化只有在不同文化的相互砥砺和碰撞中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布依族拥有近300万人，在布依语三个土语区中，贵阳地区是第二土语主要分区域。布依语作为布依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是多样性贵阳文化中的一大亮点。如果贵阳地区布依语濒危趋势得不到根本扭转，将波及周边乃至黔中地区，使布依族传统文化在语言消失的促发下形成多米诺效应，从根本上形成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这样，将严重破坏贵阳的文化生态，使贵阳市文化多样性受到重创。因此，复兴贵阳布依语刻不容缓。这不仅应当成为布依族同胞的共识，而且应当成为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共识，并尽快付诸行动。
&&& 二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布依语文的教育。学校、家庭、社会都应当承担起布依语文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在布依族学生比较集中的学校（包括学前教育学校），应当开设布依语文课程，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段接受母语教育，提高母语教育效果。在家庭，长辈应当自觉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神圣职责，向晚辈传授布依语。布依族村寨、社区，要成立组织，开展布依文方面的活动，形成使用母语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家电普及率很高和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应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开发一些音像教材，全方位开展布依语文教育。
&&& 三是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结合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和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立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体制机制，比如，建立布依语文复兴奖励政策和办法，改革评价标准和考核标准，把包括布依语复兴在内的民族文化保护成效纳入行政官员政绩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等等，这样，包括布依语复兴在内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开发少数民族语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
&&& 李现乐、刘芳在《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价值的意义与途径——以民族地区旅游业为例》一文中指出，语言经济研究表明，语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我国学界和业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关注还不够。当前，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但是社会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从语言权利、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角度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民族语言既遇到挑战，也面临机遇。民族语言的开发和旅游的发展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在传统语言经济类型的基础上，还可以发展语言艺术、语言体验、语言展示等新的民族语言经济形式。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宣传语言文化的“双赢”活动。
　　——《江汉学术》2013年第5期
语言调试影响民族文化传承
　　& 高欢在《语言调试与民族文化传承——以湖南维吾尔族方言词汇为例》一文中指出，湖南维吾尔族在辗转迁徙和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地转用了当地汉语方言。汉化后的日常生活词汇、宗教词汇以及富有宗教文化色彩的经名不仅更好地适应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传承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实际上,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长期交往都存在着类似的发展趋势,即民族语言的汉化不仅是语言调试的表现,也是维系民族认同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民族论坛》2013年第10期
民族语言的开发和旅游的发展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
　　& 李现乐、刘芳在《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价值的意义与途径——以民族地区旅游业为例》一文中指出，语言经济研究表明，语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学界和业界对语言经济的关注多是对通用语的经济价值的关注，而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关注不够。当前，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但是社会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从语言权利、语言生活和语言问题角度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作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民族语言既遇到挑战，但也存在机遇。民族语言的开发和旅游的发展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在传统语言经济类型的基础上，还可以发展语言艺术、语言体验、语言展示等新的民族语言经济形式。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宣传语言文化的“双赢”活动。
　　——《江汉学术》2013年第5期
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同时应保护语言多样性
　　& 冉艳辉在《双语教学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保护》一文中指出，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各异。目前我国的双语教学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削弱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引发争议、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等。要改善我国双语教学的现状，充分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在立法观念上作出调整，兼顾民族平等与文化多样性；要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与充分行使自治地方自治权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制定双语教学措施；要从立法上进一步明晰自治机关的权力和责任，让上级国家机关和自治地方公民遵循法治途径督促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使双语教学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得到切实保障。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语言政策影响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 钟江华在《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语言政策会因所实施场所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有效的语言政策必须和语言规划之间有很强的联接，因为语言政策必将影响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中的使用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法律上的支持可以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为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获得一定的公共空间。作者探析了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维持及转换、实践、实际需要与规划等方面存在的潜在和实际影响。
——《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土家语保护需要文化自觉和文化空间
　　& 霍晓丽、谭志满在《土家语保护和传承的文化空间研究》一文中指出，土家语属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作为武陵山地区土家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文化空间处于不断变迁的状态。文化空间在土家语的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土家语提供使用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形成土家族聚居区民众使用土家语的文化氛围。因此，土家族民众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营造适合土家语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空间，为土家语的保护和传承探索出新的途径。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是能够保持和发展的
　　& 田有兰在《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理论与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实践》一文中指出，由于美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保护少数土著民族的语言对少数民族群体跨文化交流与理解及社会稳定都意义重大。费什曼关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的理论范式研究了国家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的影响。美国的教学实践表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是能够保持和发展的。如果以社区为单位，在儿童早期就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项目，并与双语教学项目联合起来，使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继续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学习，不但有望实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复兴，也能增强少数民族家庭的凝聚力。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可将微博引入汉语教学
　　& 徐媛媛在《新疆高校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微群应用》一文中指出，把微博引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打破了汉语学习的时空限制，延伸了课堂学习汉语的时间与空间，为汉语学习提供了难得的真实语言环境，提高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及团队协作学习。文章认为，微博引入汉语教学最好采取微群的方式，以达到最佳效果。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具积极意义
　　& 温婷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视阈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的发展》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哲学的批判赋予了语言历史与社会的向度。而民族作为历史现象和具体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离不开语言对其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语言是民族的根本性特征之一，这一基本观点对中国民族语言观的形成、发展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多年来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在中国的灵活运用与实践。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昆仑校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医路102号(邮编:830054) (文光校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16号(邮编:830013) (温泉校区)乌鲁木齐市温泉东路(邮编:8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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