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历史可以假设吗—南明帝国，从明末清初说起》—没有清朝，历史将会如何
　　========更新========　　大顺军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后金的威胁。四月中旬，大顺军与后金兵几乎同时奔山海关，北京距山海关更近，但却用了与后金几乎相同的时间，才到达山海关外。四月二十三，大顺军首先发起进攻，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力战而不能支，次日，待双方筋疲力尽之时，后金兵趁机杀出，坐收渔翁之利，李自成大败，退回北京。　　清军继续西进南下，并派多铎、阿济格、吴三桂领兵追击李自成。四月二十九，李自成焚毁故宫三大殿，撤出北京。由于在山海关战役中，十万大顺军遭到重创，实力损失殆尽，在清军西追的过程中，几乎无力抵抗。五月八日，清军追兵抵达庆都（今河北望都），李自成安排部将蕲侯谷英阻截，但作战失利，谷英及顺军阻截部队全部阵亡。不久，清军又攻下河北重镇真定，顺军在河北已经无险可守，只得悉数从井邢固关撤入山西。　　李自成撤入山西后，在山西停留了不到一个月，安排山西的战略部署，借助山河表里的山西地势来阻挡清军的步伐。但他既没有亲自留镇太原，也没有安排嫡系上将统一事权经营山西，而是将山西分割成多个防区，分别安排将领镇守。如大将马重禧镇守太行固关、制将军张天琳镇守大同、大将刘忠镇守晋东南潞安府（今长治，古上党）、绵侯袁宗第镇守晋西南平阳府（今临汾），前明降将唐通镇守晋西北、河南总兵陈永福镇守省会太原。　　总的看来，留守山西的将领众多，兵力颇为雄厚，李自成还着重强调各地驻守将领以坚壁清野之计御敌。看来李自成对山西不可谓不重视，毕竟面对燕京政权，山西才是关中的屏障。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眼光没有问题，战略布局却出现了问题。正因为防守山西的将领很多，而且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导致了山西各个防区各自为战，无法统一应对清军的进犯，无疑又陷入了将被清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地，而不久，这种危境将演变成现实。　　多尔衮在五月初二率军进入北京城，幽燕之地，尽归后金，朱元璋、徐达君臣苦心收复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再次沦丧与胡虏。　　就在多尔衮进入北京前一天的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也进入了南京。
　　========更新========　　【门户之见】　　北京失守、皇帝殉国的消息在三月二十九传到淮安，淮扬巡抚[1]路振飞当日以塘报通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塘报尚未到达的四月初一，史可法还并不知道北京的情形，在南京发檄文招募军队北上勤王，直到初七，渡江北上，才得到北京失守的消息。　　现实的情况已经这样了，南京方面开始商讨拥立新君的事宜。皇帝殉国前，嘱咐太子朱慈烺、三皇子定王朱慈炯、四皇子永王朱慈炤逃往南京。但他们最终没能逃出北京，转而落入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撤离北京后，太子朱慈烺为清军所得，后被处死，定王永王下落不明，六十多年后，永王朱慈炤在山东济宁为清廷所获，满清皇帝玄烨将其处死。　　这样一来，先帝朱由检的皇子们下落不明，熹宗皇帝又绝后，皇帝的人选，就只能在藩王中挑了。　　神宗皇帝朱翊钧生有八个儿子，其中次子、四子、八子三个皇子夭折。长子是光宗皇帝朱常洛，其子为熹宗皇帝朱由校与毅宗皇帝朱由检。三子是福王朱常洵，就封洛阳，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朱常洵被起义军所杀，其子朱由崧逃往淮安，承袭福王爵位。五子是瑞王朱常浩，就封汉中，农民军袭扰汉中时，瑞王逃往重庆，为张献忠所杀。六子是惠王朱常润，就封荆州，张献忠军至湖广时，惠王逃往广西。七子是桂王朱常瀛，就封衡州，张献忠进军湖广时，逃往广西梧州。　　也就是说，立新君考虑血缘最近的，也就神宗皇帝后代的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了。而三王中，桂王远在广西，路途遥远，惠王又信奉佛教，不理世事，只有福王朱由崧，近在淮安，又是先帝朱由检的堂兄，按照血缘亲疏、立庶以长和“兄终弟及”的原则，立福王朱由崧是最佳的选择，符合法统，可以尽快安定人心。　　但在朝的多数大臣，却并没有这样的打算。由于崇祯十四年，皇帝重招周延儒入阁，周延儒后来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东林党因此势力恢复，因而在南京的大部分官员，像史可法、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等都是东林骨干。东林党与福藩一系的恩怨早在万历朝国本之争时就结下了，东林党前赴后继的与皇帝展开斗争，为的就是阻止神宗将皇三子朱常洵立为储君。而之后，东林党又与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明争暗斗，恩怨不可谓不深。东林党大佬之一的钱谦益亲自从常熟老家赶来南京，游说众人，反对立福王为君，折腾了半天，搞出个立潞王朱常淓为君的方案出来。
　　========更新========　　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侄儿、穆宗皇帝朱载垕的孙子，血缘比较上比福王朱由崧要远，并且又是先帝朱由检的叔父，于情于理，也不应该立潞王。但东林党有理由，认为潞王这个人比较贤，福王不贤，主张立贤不立长，并且鼓捣出针对福王的“七不可立”的条纲（内容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后世常以这“七不可立”的内容来攻击福王是昏君，实质上这无非是东林党在舆论上攻击福王的手段而已，其内容经不起历史的考证和逻辑的检验。　　因为东林党掌握了舆论的制高点，所以在民间声誉良好，但实际上该利益集团未免心胸过于狭隘，门户之见想当严重，这在立党之初就已有表现。实质上拥戴的争论，并非福王贤与不贤的问题，而是东林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害怕福王上位之后，重翻万历朝的旧案，自己的集团将会在政治上失势。　　然而南明不乏有识之士。时任淮扬巡抚的路振飞致信南京各部，主张早立福王，以定人心，史可法虽然感性上对拥戴福王也十分顾忌，但理性上也认为立福王是最好的选择。无奈，史可法虽是当时南京方面的实权人物，但他也属于东林一系，而且行事未免优柔寡断，没有力排众议的气魄，在不断地与东林“立潞”一派多番交涉之后，与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共同商议出一个折中方案，立身在广西的桂王为君。　　本该稳操皇帝之位于手的福王，在得知了东林诸臣反对拥戴自己时，便知道事情不妙。于是在四月份，福王求助于凤阳镇守太监、原老福王皇三子贴身太监卢九德，暗中联络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这三支军队，准备靠枪杆子登上大位。马士英见情况不妙，害怕三支军队借拥戴之功架空自己这个总督，于是立马转而表示拥戴福王。　　事情到现在便已成定局了，不管是史可法，还是主张立潞的大部分东林党人，都不得不面对既成的事实。四月末，史可法前往江北，迎接福王朱由崧入南京。五月初一，福王入南京，祭拜孝陵等，初三，就任监国，以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马士英等人入阁，史可法为首辅。　　东林党白折腾了一圈，最终仍然还是福王继了大统。但折腾了这一圈，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朱由崧求助于镇守太监，宦官势力凭借拥戴之功，迅速膨胀，达到了威胁东林党的局面，党争之祸不免再起。此外，朱由崧本可以顺利登基，却要被迫求助军队，终于使得军人凭借拥戴之功，更加跋扈自雄，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于后来抗清无力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这些事情的原因就在于史可法缺乏远见和气魄，优柔寡断，没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东林党的问题，他们不该门户之见过于强烈，强烈到将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大局的利益之上。　　注：[1]淮扬巡抚，又称凤阳巡抚，由宣德年间的山东淮阳巡抚分置而来，管辖南直隶江北地区，包括扬州、淮安、凤阳、庐州四府，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安庆有时来属，有时别属。因巡抚驻地在淮安，一般兼理漕运总督，习称淮扬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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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袖舞翩跹 45楼
23:33:50　　给忆雪顶帖了。。继续继续，写得真好。。　　-----------------------------　　谢谢~
　　========更新========　　【联虏平寇的回报】　　五月十五，南京仍然没有崇祯三位皇子的消息，便在当日，福王由监国正式即任皇帝位，改元弘光。　　新政府的成立，必然随之出台一系列政策。朱由崧刚刚登基，就立下了为先帝报仇的誓言，确定了弘光朝联虏平寇政策的基调。在随后的五月份，朝廷君臣开始就联虏平寇的问题展开更详细的讨论。　　当时朝廷官员多认为吴三桂是借兵驱逐李自成，也多以为清军入关是帮助朝廷剿杀“流寇”。弘光朝廷对清军入关的实际意图，没有清醒的认识，包括史可法在内。由于李自成逼死了崇祯帝，又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站到了士绅阶层的对立面，这样的“国仇”与“家恨”，蒙蔽了南明朝廷大多数臣工的眼睛。　　五月二十八，朝廷发出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诏书，标志这联虏平寇方针的正式确立。　　弘光朝廷寄希望于后金政权帮助明朝剿灭农民起义，殊不知吴三桂已成了满清的平西王，又怎么会接收偏安江南的南明朝廷的“蓟国公”爵位呢。又岂不知，满清拥有比南明军更加善战的八旗铁骑，怎会仅仅满足于帮助明朝剿灭民乱呢？　　好在朝廷还是有明眼人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上疏驳斥联虏平寇的方针，指出清廷才是南明的真正威胁，朝廷应该自立自强，而不应该将希望寄托在虎狼一般的清廷身上。　　但是，章正宸虽比旁人看的明白，又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但却身居七品，决定权在于皇帝和阁臣。而皇帝和阁臣，最终没有同意章正宸的主张，章的奏疏就这样石沉大海了。　　制定大政方针的同时，朝廷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建立江北四镇，第二件是北上与清廷议和。　　江北四支兵马，分别是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部。　　黄得功原本驻扎于庐州、安庆一带，高杰是在孙传庭守潼关时战败而逃，刘泽清是在守开封时战败南逃，刘良佐也是被李自成击败南逃，齐集江北一带。当时朝廷可用的，也就湖广的左良玉一支十余万兵力，以及江北四支十二万余万兵力。但是崇祯朝，朱由检为了围堵张献忠，不得不放任左良玉，导致左良玉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由崧登基时，发到湖广的诏书，差点就得不到左良玉的承认，幸得湖广巡抚何腾蛟劝导，才勉强开诏宣读。因此，左良玉的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无法掌控了，朝廷能够勉强控制的，只有江北这四支兵马。
　　========更新========　　为了充分节制利用这四支兵马，史可法在其幕僚的帮助下，给朝廷献出了建立江北四镇的办法。即以高杰封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今盱眙北），以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以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寿州、凤阳，以黄得功由靖南伯加封侯爵，镇守六安、庐州（今合肥）。前三者分居徐、淮、寿，组成正三角防守，成犄角之势，黄得功居后作为后备和防御纵深，战略布局还是比较有远见的。此为江北四镇，意欲拱卫江南，防卫李自成大顺军南下。史可法则亲任江北四镇督师，节制四镇兵马，驻节扬州。　　当时大顺政权在河南东部的统治还并不稳固，而随着大顺军战败于清军，山东等地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弘光朝廷却仅仅将四镇全部设在南直隶境内，且督师驻节近在扬州，可以看出，弘光朝廷采取的是军事保守态势，只图能保存江南半壁。　　下面的这件事，或许就能更明显地看出南明的图保江南的守势了。这年六月，就在后金军停止了南下的步伐，李自成西渡黄河时，南明朝廷又想到了北上议和。商讨了仅一个多月，这年七月二十一，朝廷以左懋第、陈洪范为主副使，组成北使团，北上与清廷谈判。　　该不该议和呢？议和是需要的，但是在南明初立，江南没有稳固，朝廷没有武力后盾的基础上去议和，反而会助长清廷南下的野心。　　任何时候，国家都是不缺乏眼光卓著的人才的，七月上旬，就在朝廷商议组建北使团的时候，复社巨子、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认为河南、山东空虚，不管是讨顺还是御清，都应该派兵北上，经营山东。陈子龙请求朝廷派兵北上，但与韩正宸一样，陈子龙的建议依然没有被朝廷认可。　　与南明朝廷的保守相比，清廷的行动显得十分积极。五月，后金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派兵南下追击李自成，连战连捷。到了六月份，李自成部属山西防御停当之后，西渡黄河回到西安，大同总兵姜瓖打着明朝的旗号宣布脱离李自成，并杀死驻守大同的大顺军将领张天琳，不久后又在清廷的招降下归降清廷。清廷迅速拥有了山西北部、北直隶一省的地盘。　　随着大顺军兵败，河南、山东各地士绅以明廷旗号趁机反击大顺政权，大好时机，清廷积极招降各地。这年六月初四，清廷以王鳌永为户工两部侍郎，招抚山东河南两省。但却并没有派大军南下，南明朝廷在河南、山东仍有挽回的余地。这年九月底，山东青州府人氏赵应元发动青州起义，以明朝旗号反抗清廷，可见清廷在山东的统治是很脆弱的。但弘光政权的收缩之势，似乎已经是铁定的了，依旧不发一兵北上。
　　========更新========　　但直到此时，清廷面临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西面有李自成，实力不相上下，南面有南明，也不可小觑，但后金依旧积极派兵，不惜两边都得罪。内有多尔衮的入主中原的野心，外有洪承畴、范文程、宁完我等汉奸集团的帮助，清廷入关后的扎根行动似乎游刃有余。　　六月，清廷派固山额真叶臣统大军攻打山西。叶臣强攻固关，击败马重禧，突破太行山防线，直逼太原并包围之。八月，驻守晋西北的唐通也反叛大顺，渡过黄河进攻镇守陕北的李过所部，夺取了陕北府谷、葭州两地后，便学习姜瓖，投靠了清廷。十月，由于孤军奋战，无法抵挡清军的进攻，太原失守，守将陈永福突围逃走（一种说法是阵亡），晋中纳入清廷版图，晋南仅有袁宗第、刘忠两部镇守。　　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攻打山西的同时，清廷又派和托、李率泰领兵一万增援山东，镇压了青州起义。同时，后金又以降将祖可法、金玉和镇守河南卫辉、怀庆二府（相当于今河南新乡、焦作两地）。　　到这时，后金已经占领了晋冀鲁三省及河南黄河以北的全部疆土，南明方面眼睁睁看着疆土沦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争取战略主动。　　在后金积极进取的时候，南明除了北上议和，江北四镇也搞起了暗中的内乱。最先挑起内乱的是高杰。　　高杰的原本驻地是扬州一带，在尚未就任徐泗之前，高杰一直想让军队家属住进扬州城。但晚明的军队纪律性普遍很差，骚扰百姓是常有的事，而且高杰原本是李自成的部将，虽然弃顺降明，但在人们的心里，仍然将高杰所部视作贼兵，对他们很有歧视和偏见，因而扬州百姓拒绝高杰军家属进入城内。高杰一怒之下，率部包围扬州，扬言要攻打扬州，后来在到任的督师之位的史可法的调停之下，才避免了一场内战。　　此外，其余军阀亦无心进取，一味向朝廷索要军饷，且相互之间制造矛盾摩擦，史可法名义上节制诸将，实则已经无法控制，只能居中调停。　　这样的原因，正是因为朱由崧被迫求助于四镇，才导致四镇以拥戴之功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可谓东林党的自私与史可法的优柔寡断，酿成了一连串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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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覆亡的前奏】　　南明的北使团在十月中旬到达北京，没有奇迹发生，这样没有资本的谈判，最终是没有结果的。左懋第虽然为人正直，但大的局势如此，他也无可奈何。谈判既已没有结果，左懋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做的小小要求，祭拜崇祯皇帝的陵寝，连这也被清廷拒绝。　　当时后金内部正在展开一场迁都的争论，都城究竟是留在沈阳，还是迁往北京。最终多尔衮拍板，迁都。顺治小皇帝从沈阳颠簸到北京，多尔衮也就开始谋划南伐的计划了。　　实际上，清廷到底有多大的进取心，不敢确定，但也不会太大。李自成北伐时，是汉奸范文程主张南下，趁机分一杯羹。占领北京后，多尔衮本人也没有对长期占据中原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后金政权里有一个洪承畴，多尔衮不了解大顺与南明，洪承畴却了解，也许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为了替他的主人立功，洪承畴表现的非常积极。他积极出谋划策，帮助多尔衮确定了谋取中原的野心，并且在招降河南、山东，攻打山西等事上参与谋划，终于促成了现在这种对明、顺都极为不利的局面。　　按说审时度势是一个政权的基本素质，但南明显然没能做到。现在这种情况，大顺和后金联合分取天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后金入关后，始终把大顺当作真正的敌人。而大顺与南明则实质上有共同的敌人，后金，眼下最好的策略，是联顺抗金，方能各保所存。不知道大顺有没有这个意向，但显而易见，现在的南明却没有这种意向，依旧做着联虏平寇的青天大梦，依旧死抱着国仇家恨不忘，眼见着局势进一步恶化。　　其实朝廷也没有心思考虑联谁灭谁，结谁抗谁的问题了，因为让人恨得牙痒的事情又来了，党争。　　在拥戴一事上，东林党白白折腾一圈，却反而促使宦官和勋贵、武将势力的崛起。由于勋贵势力和宦官扯上关系了，结果没例外，他们这个群体再一次被东林党当作阉党了。马士英不是阉党，阮大铖也不是阉党，但东林党强烈的门户之见，几乎快将所有非东林党人都逼成了阉党。弘光朝宦官势力的复起，史可法议论朱由崧“七不可立”的事，都成了马士英夺取大权的有利条件。　　八月，马士英利用皇帝对史可法的充分不信任，将其排挤出内阁，到江北督师。但此时马士英仍旧没能成为首辅，因为礼部尚书高弘图接任了首辅一职。马士英势单力薄，为了夺取首辅的位置，不得不寻求宦官和南京勋贵的帮助，而宦官集团和勋贵正愁没人领导，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系，由于领导者是马士英，姑且将此派系称作“马党”。
　　========更新========　　十月，首辅高弘图被勋贵持久地轮番攻击，一气之下，请求致仕，弘光帝虽然几次挽留，终究没能留得住，马士英终于接任了首辅。此后，东林大佬张慎言、姜曰广、吕大器、刘宗周等人，都被相继排挤出朝，反倒是党揆钱谦益却见风使舵投靠了马士英。东林党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败千里，成了实实在在的“在野党”。　　但若真的就此罢手也就罢了，在当时紧迫的局势下，由马士英总览大权，确实要比乱糟糟的党争要好些。但东林党怎能就此罢休，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对马党展开了反击。从十月到次年三月，朝廷相继出现了“三大案”，即“大悲案”、“童妃案”、“假太子案”。个人猜测，三案可能是东林反击马党的手段，与晚明三案有雷同之嫌。三个案子中有两件针对皇帝朱由崧，童妃案想诬陷朱由崧是冒充的福王，“太子案”更是想直接逼朱由崧下台让位。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东林的这些手段不可谓不弱智。既然是为了对抗马党，却把矛头对准皇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当然，马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因为东林破绽百出的反击，马党便对东林党展开了痛打落水狗一贯手段，像刘宗周在南京差点遭暗杀就是证明，东林一败再败。　　为了权力，两党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比以往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的军国大事，都成了次要的事情了。没有多少治国经验和政治主见的朱由崧，渐渐的在马党的控制下，堕落成了主流观点中的“一代昏君”。但这一点也非常值得疑问，因为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摊上了党争这个摊子，也很难挽回败局。个人一位，是不是清廷编修的史书对明安宗朱由崧有所抹黑，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朱由崧与其堂弟朱由检类似，是个徒劳无功的皇帝，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把弘光帝写成什么样子，主动权在满清的手里，而弘光朝廷是被清军摧毁的，为了让清廷拥有更多的摧毁弘光朝廷的合法性，所以把弘光帝抹得越黑，对清廷越有好处。　　到现在，不管皇帝是贤是昏，朝政的内耗与混乱已经无法挽回了，如果没有外敌的威胁，斗来斗去，到底是能斗出个海阔天空出来的。但是现在有外敌威胁，而且是比较强大的外敌，所以南明朝廷现在只剩下了一件事，等死。
　　========更新=========　　【胎死腹中的大顺帝国】　　在南京热火朝天的进行党派斗争的同时，清廷开始了南伐的进程。　　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多尔衮确定了南伐的计划。计划将清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豫亲王多铎指挥，孔有德、耿仲明等副之，取道河南，攻打南明的江淮防线，直取南京，意在消灭明政权。西路军由英亲王阿济格指挥，尚可喜、吴三桂等副之，取道大同、河套，攻打陕北，直取西安，意在消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事实上，这个计策是条烂计，包括范文程、洪承畴在内的汉奸智囊团也并没有反对这个计划。东路军人马不到十万，西路军人马也勉强凑足八万，李自成在陕西拥有近二十万军队，而且不乏精锐，按照二对一的打法，实力不下于八旗军，胜败难料。而东路军一路远去，能否迅速灭亡南明也是疑问，一旦李自成全力击败阿济格，反攻北京，而北京正好兵力空虚，到时多铎回援不及，恐怕清廷的老本都得丢掉。　　但清廷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计划的风险，原因在于洪承畴对大顺军实力的误判。崇祯十二年洪承畴被调往辽西，从此再未与农民军交战，而李自成出商洛山后，明显实力大增，不再是先前打游击战的流寇，而是动辄攻城略地，斩杀明军大将，歼敌数万的新政权的建立者了。同样是孙传庭，先前可以轻而易举打败李自成，后来却三战三败，最终阵亡。李自成已经不是原来的李自成，然而洪承畴依然只是认为，李自成还是崇祯十一年以前的李自成，所以洪承畴错了。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下去，只要李自成没有战术失误，清廷肯定没好果子吃。　　偏偏造化弄人。　　就在腊月初，李自成带领十三万大军前往延安与李过会合，准备全力迎战阿济格时，镇守晋南的大顺军袁宗第、刘忠两部也配合发起对河南怀庆府（今焦作地区）的反攻。怀庆府是古代的河内郡，是豫北的军事重镇，扼守由河北进入陕西的门户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怀庆战役于十月十二开始，大顺军不到三万人马，东出太行，直逼卫辉。清廷怀庆总兵金玉和在柏乡镇迎战，却全军覆没，大顺军趁机包围怀庆府城沁阳。卫辉总兵祖可法连夜带兵进入沁阳支援，清河南巡抚罗锦绣紧急向后金求援，清廷大震。到这时，清廷才意识到原先计划的风险所在。于是，多尔衮紧急下达命令，命多铎停止南下，转而向西，援救怀庆、卫辉，顺便西进潼关，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对大顺军的作战中，与阿济格形成对陕西的两面夹击之势。
　　========更新========　　多铎率军疾援怀庆，大顺军战败并遭到重创，余部退入山西。多铎乘胜从孟津渡渡过黄河，直指潼关。　　李自成北来准备与阿济格大战一场，但得到清军主力西进这个消息，震惊而犹豫，大军在洛川停留了近十日，终于决定南下救援潼关，让延安李过、榆林高一功在陕北阻截阿济格，延缓其南下。　　腊月二十二，清军抵达潼关，李自成据关坚守。于是多铎模仿曹操征关中的策略，以固山额真阿山、马剌希从山西蒲津渡渡过黄河进入陕西，从后方威胁潼关。潼关战役从腊月二十九一直打到正月十一，其间刘芳亮、刘宗敏、李自成分别率军出关迎战，皆作战失利，两次夜袭敌营，也无功而返。　　论单兵战斗力，大顺军无法与八旗军相比，但是考虑到大顺军占据着人数的优势，足可以与清军匹敌。虽然在野战中，大顺军多次失利，但扼守潼关这一要塞，足可以阻挡清军。　　但问题在于，陕北可没有潼关这样的险关，李过、高一功等部在陕北地区也拥有十余万大顺军，野战是无法阻挡阿济格的大军的，而凭据守坚城，又无法牵制清军南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济格调大同总兵姜瓖牵制陕北地区的大顺军，自己则率军绕过延安，直逼西安而来。　　得到消息的李自成，深感到局势的危急，西安空虚，一旦阿济格兵至，西安失守，李自成就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境地，到时便连退路也没了。弘光元年（1645）正月十一，情急之下，李自成将大军尽数调回西安镇守。　　这样的危急情况下，李自成率师回援是有道理，但不该将所有兵力都调走，仅留马世耀七千兵马，潼关兵力薄弱，必定难以抵挡清军。李自成大军撤走后，次日，马世耀便开关献降，但还是密信请李自成回攻奇袭多铎。然而信件被清军截获，后来马世耀七千兵马被多铎以打猎名义尽数屠杀。　　也许李自成留守三万兵马，就能守得住潼关，当年袁崇焕凭借两万兵马，也能坚守宁远城，如今三万顺军扼守潼关一段时间，是不成问题的。　　回到西安的李自成，原本是想凭借坚城固守西安，但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使得李自成改变了主意，流动作战的思想又开始在他的脑中泛滥了起来。正月十三，李自成带领十三万军民，撤离西安，经商州、南阳，往襄阳进发。　　正月十六，李过、高一功等部会合，撤离陕北，西进宁夏，不久将从陇西、汉中、川北一带撤往湖广。正月十八，多铎占领西安，不久，阿济格也赶到，到这时，大顺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
　　顶一下。
　　顶一下。愿意坚持写这种翻天历史文的也不多了。汉人日益分崩离析了。　　就算这样又如何，至少曾经有人这样为汉人坚持过。
　　前排留名，目测此为巨坑，望楼主坚持下去，万勿太监。
　　@幽兮墨哉 59楼
02:28:56　　前排留名，目测此为巨坑，望楼主坚持下去，万勿太监。　　-----------------------------　　不会的，一定更新完
　　========更新========　　【在沉默中灭亡】　　清廷全军出动以对付大顺政权，多铎与阿济格两面夹击陕西，这样的计划就没有风险了吗？　　其实不然，清廷在山东、河南东部、北直隶（即河北）畿辅之地兵力空虚，留守兵力相加也不会超过五万，而开封黄河北岸仅有豪格率领的不到八千军队驻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军趁机北上，从山东一线直捣北京，清廷也将面临两面受敌的尴尬局面。　　但这情况没有出现，南明没有派兵北上。其一是因为党争，朝廷当权人物不得不专注于于争夺权力，无暇顾及军国大事。其二是因为四镇的跋扈，左良玉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朝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四镇身上，但四镇基本上没有进取之心，能守住两淮，已算是最好的了。　　然而还是有人有进取心的，那就是四镇中唯一一个来自农民军队伍的高杰。高杰曾经差点在扬州发起内战，高杰约束部众不力以及希望军属入城的这些要求，的确是高杰的责任，然而更有责任的是扬州民众，对来自于农民军的高杰部怀有至始至终的偏见歧视。后来史可法到任之后，给予了高杰充分的信任，使得高杰感恩戴德，由此而激发了心中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并开始谋划出兵北上事宜。　　弘光元年正月初十，高杰会同史可法、河南巡抚越其杰进驻睢州。看起来好像明军要北伐似的，然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朝廷联虏平寇方针的继续。明廷到此时仍没有醒悟，依然认为后金进取山陕西是帮助朝廷剿灭流寇，对后金的军事行动持观望态度。此外，高杰之所以进驻睢州，也不乏扩大自己地盘的嫌疑。　　指望明军在清廷后方空虚的时候采取行动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明军能守住江南。凭借江北四镇十二万余的兵力，只要奋力坚守，江南还是基本安全的。但两件事将改变这一切。　　第一件事就在当下。高杰进驻睢州之后，驻睢州的前明山西总兵许定国为了防止被高杰火并，不甘于屈居高杰之下，便暗通后金，请求豪格发兵。豪格正愁兵力空虚，纵使八旗军战斗力再强，他也不敢拿七千人来碰高杰。但许定国降心已定，于正月十二摆下鸿门宴，邀请高杰赴宴，高杰不听越其杰和部将劝告，轻率赴宴，从而被杀，史称睢州之变。　　高杰虽然被杀，但这一镇兵马完好无损，况且主将被杀，史可法正好可以趁机控制这支军队，利用部将的义愤填膺，擒杀许定国，既除去了叛军，又能有效控制本镇兵马，解决尾大不掉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史可法于二月初，就匆匆离开徐州，返回扬州，其幕僚、沛县文人阎尔梅劝阻史可法，建议北上收取山东或西进收复河南，或留驻徐州观望，对照当时的局面，这些建议不可谓眼光不长远。但史可法一意赶回扬州，将徐州兵马交于高杰部将李成栋接管。
　　========更新========　　第二件事发生在两个月以后，比睢州之变要有更加恶劣的影响。这件事便是左良玉清君侧。　　清军占领西安后，进军计划回归到开初的状态，多铎负责攻打南明，阿济格负责追击李自成。　　东路军多铎部在西安休整了近一个月，才开始转入河南。而西路军主帅阿济格由于在进军西安时比较迟缓，受到了多尔衮的责备，所以占领西安后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再接再厉，追击李自成的南下部队。　　三月初五，多铎军抵达河南归德府（今商丘），但他却并未急忙南下，在归德停留将近一月，粮草筹备停当，直到四月初五，才从归德向南进发。于此同时，西面的形势，则要复杂的多了。　　三月下旬，李自成已到达襄阳一带，与镇守当地的顺军会合，总兵力将近二十万。而随后赶到的阿济格大军，仍然只有七八万人马，且长途劳顿。李自成此时没有了两面受敌的威胁，正是应该与后金决一死战的时机，但不久，李自成就撤离了该地，向武昌进发，继而沿江东下。这就等同于放弃所有的根据地，顺军又回到崇祯十四年之前的状态了。　　李自成的这一举动的意图，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李自成是想赶在清军渡过长江之前攻下南京，夺得江南半壁，对抗清军。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李自成自知不敌清军，想与南明联合抵抗，因而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只是尾随左良玉，并未与其发生一点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如何，且待最终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再一次犯了战略错误，他将最后一块根据地放弃了，也就增加了失败的可能。　　李自成东下还造成了对弘光朝廷的影响。左良玉虽然拥有十余万的兵马，却因为此前与李自成多次交锋，被李自成打怕了，所以李自成出襄阳东下时，左良玉一心想着的是如何避战。恰好当时南京闹出“童妃案”“太子案”，朝野不满马士英擅权，给了左良玉避战东下的理由。三月二十三，左良玉借口奉太子密诏，勤王清君侧，率军东下。四月初，左良玉到达江西九江，劫持了九江总督袁继咸（凤阳总督马士英进为阁臣之后，将原总督驻节移到九江，故改称九江总督，仍名义上节制江西、湖广等五省兵马）。　　南明朝廷现在面临的局势，可谓两面受敌。一面左良玉逼近安庆池州，威胁南京上游，一面清军自归德南下，威胁两淮，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都从联虏平寇中醒了过来，意识到局势的艰难。　　认识到局势的艰难，不代表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两面受敌的局面，马士英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虽然明知道清军南下，但也不得不从江北四镇中抽调兵马，前往安庆抵御左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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