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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低保半年 为啥没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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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 妻子患上了淋巴癌晚期，丈夫又双目失明，福州仓山区三叉街湖畔新村的这个家庭，每月仅有310元经济收入。为此，今年1月份，他们向所属湖畔社区居委会申请低保户，但半年过去了，他们仍不知道申请是否获得批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从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到民政部门办结审批手续，前后最多不超过50个工作日。
原标题：申请低保半年 为啥没批下来没有经济来源，陈其开夫妇面对疾病一筹莫展N海都记者 曾会文 文/图海都讯 妻子患上了淋巴癌晚期，丈夫又双目失明，福州仓山区三叉街湖畔新村的这个家庭，每月仅有310元经济收入。为此，今年1月份，他们向所属湖畔社区居委会申请低保户，但半年过去了，他们仍不知道申请是否获得批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从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到民政部门办结审批手续，前后最多不超过50个工作日。能借钱的亲戚 已经借了遍在福州仓山区三叉街湖畔新村35座的家里，62岁的郑雪琴躺在床上，已经全身肿胀的她，就连翻个身，全身都觉得疼痛。这几天，她已经很少吃东西了。 郑雪琴生病前在附近菜市场贩卖蔬菜，靠她一人艰难维持着生计。她生病后，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也断绝了。祸不单行，去年她58岁的丈夫陈其开被查出患上了糖尿病，双眼患上白内障，目前已经失明。 眼看着家里陷入绝境，今年1月底，郑雪琴和陈其开的15岁女儿小嘉，拿着一叠材料到湖畔社区居委会申请低保户。街道：材料已上交“已经过去半年了，到底能不能批，一直没有人告诉我们。”陈其开的姐姐陈雪娇说。 对此，湖畔社区书记胡秀珍说，收到陈其开家的低保申请后，居委会按照程序，把材料递交到三叉街街道。她表示，社区只是把材料上交到街道，由街道再上交到上级部门，他们也在等街道的通知，无法确定何时会批复。三叉街街道办事处分管民政的人武部部长罗可海说，材料已经上交到仓山区相关部门。□相关政策审批最多不超50个工作日在福州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记者查阅了《福建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其中第七项城乡低保申请审批程序里规定，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把材料报送民政部门；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10个工作日。而民政部门应当在接到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批手续；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10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从受理申请到办结审批手续，前后最多不超过5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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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Bad Gateway南方网：他们快乐吗？目击城市“低保”家庭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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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快乐吗？目击城市“低保”家庭的真实生活
　　南方网讯& 今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明显加大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要求各地做到应保尽保，全国享受低保的人数由去年底的1120万人猛增到目前的1985万人。那么，这些正在享受低保的城市居民都是哪些人？他们目前的生活怎么样？低保制度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为了了解这些情况，在民政部门和居委会的帮助下，记者近日对广州市东山区珠光街道清水濠居委会的3户正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家庭进行了探访。
&&& 青石板路上低保户的喜悦&&& 自己接受免费手术儿子读上幼儿园
　　户主：曾志雄，46岁，家庭成员4人
　　每月收入：400元左右
　　接受低保补助300元／月，外加每月免费送的15公斤大米，1公斤食用油。
　　家庭基本支出：儿子的托费300元／月，房租27元／月，水电煤气等费用。
　　狭窄的青石板路，广州的特色建筑骑楼使这里散发出一种纯正的老广州气息。但是古老的生活并不浪漫。虽然与繁华的北京路只有一街之隔，清水濠居委会的辖区却是东山区困难群众最多的社区之一。居委会的林主任告诉记者，这里是“老城区中的老城区”，今年共有22户接受了低保救济。
　　曾志雄享受每月300元的低保补助有3个月了。以前，全家4口人就靠妻子每月帮别人带小孩，做杂活的400元维持生活，用曾志雄的话说：“交了水费就没钱交电费。”走进曾家狭窄的小屋，看到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一台很小的旧冰箱是邻居送的，电视是借了200元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旧货。小屋勉强分成两层，上层做卧室，下面做客厅。客厅里摆着曾志雄父母的遗像。
　　曾志雄告诉记者，他是因腿部严重的静脉曲张无法工作导致生活如此困顿的。曾志雄1972年初中毕业以后加入了越秀区一家工程队，因小腿长期在石灰水中浸泡，终因患病而无法工作。当时虽认定为工伤，但只赔了很少的钱。1981年他因病离开了工程队，被算做自动离职，那个工程队后来也被兼并了。曾志雄从此以后没有再工作，靠母亲与亲戚的帮助生活，1991年母亲去世后，亲戚们也很少再帮他了，好在母亲去世后他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妻子是农村人，也没有正式工作，但很勤快，以当保姆，帮邻居干家务的菲薄收入维持家用。
　　曾志雄说，他以前根本不知道还有最低生活保障这回事。几个月前，经过别人的提醒，又看了街道发的有关低保的宣传单，他才知道向街道申请。从今年10月开始，每个月初他都可以固定领到300元，这等于将他家的收入提高了将近1倍，困窘的状况顿时缓解，起码房租水电等基本生活费用能交得上了。不仅如此，领到《低收入家庭证》后，不少收费也相应减免，房租由以前的73元每个月降到27元每个月，清洁费由10元降到2元，排污费、治安费等全部免收。曾志雄4岁的儿子也可以进幼儿园了，否则他根本交不起每月300元的托费。
　　更让曾志雄高兴的是，今年10月22日，他还住进了广州市慈善医院。10年前开始，曾志雄的腿疾日益严重，到后来根本无法行走，东山区民政局决定为其进行免费的手术治疗。11月11日（曾志雄对这些日期随口说出，记得非常清楚），曾志雄病愈出院，手术及住院费共1.2万元全部由政府负担。目前他已经可以比较自如地行走，记者出门时他亲自送到门口，他说自己已经多年不能出门，天天就在小屋里呆着，现在他可以每天亲自接送儿子去幼儿园，还能煮饭。
　　古旧骑楼间里的低保户
　　简单生活有情趣上上公园逛逛街
　　户主：吴国栋，单身一人
&&& 月收入：无低保补助每月300元，15公斤大米和1公斤食用油，每月42元的门诊费。
　　吴国栋今年56岁，单身一人，住在一栋破旧的骑楼里。吴国栋没有任何收入，完全靠每月300元的低保补助生活，还有每个低保户都有的每月15公斤大米和1公斤食用油，同时居委会还为他争取了每月42元的门诊费。他的基本支出有：房租90元／月，水电等其它费用。
　　吴国栋住的骑楼据说有80年历史了，木制的楼梯扶手都已经烂掉，记者与民政干部往他住的三楼走时小心翼翼。即使在这样破旧的房子里，吴国栋也只占有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小房间，摆了一张床和一只老式的柜子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顶棚是用报纸糊的。但吴国栋的房租却是记者采访的3家低保户中最高的，民政干部解释说这是侨房，无法按照公房对低收入户每平方米每月只收1元钱房租的政策执行。
　　采访只能在邻居家的客厅里进行。吴国栋的普通话说得不错，一见面就很坦率地承认：“我以前患过轻度的精神病。”又说：“我56岁了，老了，就这样了。”吴国栋张开嘴让记者看他的牙，“牙都掉没了。再过几年我就可以领老人证免费坐车了。”吴国栋似乎想开个玩笑，但脸上的表情却非常严肃。
　　吴国栋1970年进广州某电线厂工作，由于经常上夜班，他患上了神经衰弱，1990年，吴国栋病情恶化，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就离开了工厂。”没有办任何手续。这家工厂几年前也倒闭了。
　　对吴国栋最残酷的打击发生在离开工厂之后。当时他还想有一番作为，于是用母亲的几万元钱做起了服装生意。没想到在路上几万元被小偷全部偷走，女朋友也因此离开了他。吴国栋想不通，精神开始有些不正常。此后他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1997年母亲去世，吴国栋靠母亲留下的一点积蓄维持生活，并搬到姨妈家住。后来姨妈也去世了，表哥一家搬走，吴国栋交不起房租，就搬进现在这间5.7平方米的小屋里住。
　　这其间吴国栋也做过一些值班之类的工作，但随着年龄渐老，慢慢地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找到了。吴国栋对记者说：“如果住在农村，我还能到河里捉几条鱼呢，在广州我能干什么？”
　　到今年6月份，吴国栋已经两个月没交房租了。居委会的领导自掏腰包帮他交了房租，并带他到广州市福利医院做了鉴定，经鉴定他患有轻度的精神病，于是很快为他办好了最低生活保障。
　　这每月300元保障了吴国栋的生活。吴国栋说他现在感到生活很安定，除去房租水电费，再加上每月15公斤米和1公斤油，他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民政部门和街道还不时有一些送温暖的活动，送来一些衣物，现在虽然天气冷了，他却不缺御寒的衣服。今年中秋节，市民政局还邀请他们到流花宾馆吃了顿饭。在享受低保的同时，街道还为吴国栋争取到了每月42元的门诊费，不过吴国栋还没用过，因为门诊费是可以累加的，他想等到万一病情严重了再去，平时就自己买点儿药吃。
　　现在，吴国栋甚至活出了一些情趣。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人民公园走一走，因为那里是不要门票的。晚上他有时会去北京路逛逛，“不买东西也可以看一看嘛。现在北京路可真好哇。”吴国栋感叹道。
&&& 相对年轻 的低保户&&& &&& 谋生没有一技之长& &幸好儿女学费免收
　　户主：林穗生，家庭常住3人
&&& 月收入：一二百元；低保补助300元／月，15公斤大米和1公斤油。
　　家庭基本支出：房租12.7元／月，电费40元／月，水费20元／月，子女的书本费。
　　记者走进林穗生家的平房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林穗生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英语作业。林穗生是这3个低保户中最年轻的，今年只有38岁，也是惟一一个身体健康的，他的问题是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自己却缺少谋生的一技之长。林家有4口人，除了女儿，他还有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妻子一年前因家贫出走，但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全家靠林穗生做走鬼卖水果挣钱，每月只有一两百元，低保补助300元／月，外加15公斤大米和1公斤油。家庭基本支出：房租12.7元／月，电费40元／月，水费20元／月，子女的书本费（学费可免）等。
　　林穗生1985年中学毕业后到一家纸厂做杂工，2000年工厂破产。此后林穗生领过一年的失业救济金，今年初林穗生又申领了最低生活保障。林穗生虽有劳动能力，却没有一技之长，只好批发一点水果到街上去卖，每月也只收入一两百元。林穗生对记者说，低保补助的300元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否则他不知拿什么供儿女读书。他现在每个月要从低保中拿出几十元存起来，开学时好给两个孩子买书本和文具。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买过新衣服，平时吃米饭再炒个鸡蛋，或者在市场快收档时买些贱价处理的青菜。
　　不过当天的晚餐要丰盛一些，除了青菜还有香肠。林穗生10岁的女儿很懂事，她显然不欢迎记者的采访，一声不响地走出屋去，8岁的儿子还不懂生活的艰难，在屋里跑来跑去，为这个家庭增添了生气。
　　居委会的林主任对记者说：“很多人不相信在广州的市中心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实际上正因为是老城区，下岗工人多，贫困市民也相对较多。”值得高兴的是，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投入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享受低保，林主任告诉记者，清水濠居委会去年享受低保的只有13家，今年一下子增加到22家，记者采访的3家都是今年新加入低保的。
　　从采访的情况可以看到，低保补助切实保证了低收入市民的生活基本需要，但如果要真正摆脱贫困，还需要他们自身及全社会的进一步努力。
&&& 记者手记
　　走出清水濠，不远处即是华灯初上的北京路，似乎一个偌大的城市，总是不免要同时包容繁华与贫困，而且还非要把两者的距离安排得如此接近。
　　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人们曾经以为城市化是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美国的贫民大多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的数量更是惊人。在我国，经济转轨产生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也让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日渐增多。据专家估计，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人口大约在3000万左右。截至目前，我国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城镇居民已达到1985万，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低保工作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之巨。
　　对很多城市贫困人口而言，他们生活困难，并非他们不想努力，而是由于自身的伤病或受教育水平的局限，使他们已经不具备在城市生存的技能。今天，城市分工变得越来越高科技化和专业化，对那些不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城市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一方面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城市创造巨大财富的过程他们几乎无法参与；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负担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
　　与农村生活相比，农民由于靠近自然和土地资源，起码可以通过耕种等活动解决吃饭问题，而在一切生活资源都必须以货币兑换的城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就显得更为尴尬。就像吴国栋说的，“在农村我还可以到河里捉鱼呢，在广州我能干什么？”城市生活显然需要比捉鱼更高的技能。
　　当然，城市贫困人口也确有他们自身的弱点，比如害怕竞争，较易悲观等等，但是在经历了那样多的生活磨难之后，这样的弱点并不可耻。社会应给他们时间克服这些弱点，即使克服不了也不要紧，城市虽然鼓励竞争，但也接纳了各种竞争失败者。帮助他们，使他们即使不是富裕，起码也能维持基本生活，这正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我想这也正是我国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初衷之一。（编辑：何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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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浩　新闻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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