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是近几年在营销领域中谈的最多的话题，很多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也已经开始引用大数据进行营销策略的制定和分析，然而很多人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也很迷茫，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大数据呢？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些心得，愿与大家分享。

《孙子兵法》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意思就是说，算的多呢，能胜，算的少呢就不胜，何况一点都不算呢？在兵法上这个算其实就是大数据的概念。

例如用兵如神的诸葛亮，书上形容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阴阳八卦无一不知。而这些知识是什么呢？其实一个人，要是能够通晓上下五千年的知识，那就是自行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将这个库里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应用于各个行业。

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中非常著名的一段故事，是说诸葛亮提前预测到三天后的夜晚，雾锁长江，于是他与周瑜立下军令状，在最后一个夜晚，与鲁肃在长江上草船借箭，完成了周瑜下达的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而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诸葛亮为什么能够如此从容呢？因为他肯定是掌握了历年来长江这个地段的天气情况，夜观天象，其实也是一种对前面数据的总结和引申。那么不同的人，看到同一组数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三天之后要有大雾这个天气规则，可能不止诸葛亮能看出来，渔民看出来，他们可以在那天不要出海，这就是大数据用于航海。商贩看出来，他们可以那天晚点起床，反正早晨大雾也散不了，这就是大数据在商业上的应用，农民看出来可以对农业进行指导。而诸葛亮看出来，却想出草船借箭这样的绝妙计策，用于军事。因此，不管你用不用，大数据都在那里，而你用的是否巧妙，应用于什么领域，这就是技术问题了。毕竟敢于面不改色的坐在草船里，从容面对千百万只雕翎这不仅仅是大数据能解决的问题范畴。

古时候，总有传说什么鬼谷子教徒弟，但是总有人悟性高有人悟性低，其实，鬼谷子之类的师傅，就是一些能够掌握天机和具有大数据意识的人而已，古时候，得到大数据就已经很难了，而能有得到，又能领悟，同时还能灵活运用的人，少之又少。

在互联网发展的这十几年中，有些大数据公司已经累积了很多这样的数据，而将这些数据用于什么领域，就全靠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的本领了。例如在某网站的某产品，大家在浏览了该网站的商品后，大部分都去关注娱乐人群了，假如80%的人都关心刘晓庆。那么得到这个结论的话，说明什么呢？是说明我们要请刘晓庆当形象代言人呢？还是说我们应该请杨幂当代言人，从而去吸引更加年轻的客户群体？那么假如请杨幂当代言人，我们虽然吸引到了年轻的群体，但是我们的产品之所以吸引的都是喜欢刘晓庆的人，是否在设计和使用以及宣传上年龄偏大呢？

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期，我们要得到这些数据，只能靠访谈，抽样调查等方法和手段进行，无法得到全部的样本。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数据的累积已经成为很简单的事情，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群进行分类和分析，能够精确的知道用户的行为轨迹甚至分析出思维历程，这些都给精准营销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有理论做基础，有数据做准绳，在营销方面，能够更准确的传达给你想要覆盖的定点人群。这就是大数据在营销方面的运用和对精准营销的基本指导作用。

大数据是一门学科，广告发展这么多年以来，经验数据也不少，但是大量的还是经验和抽样样本分析。现在大数据技术已经能够做到全样本的分析分类了，做为精准营销的先锋，更快更早的进行大数据方面的引用和研究，对客户战略规划以及投放策略的制定还是有非常精准的指导作用的。但是至于您拿到了大数据，是仅仅用于今天不开船还是能够草船借箭，那就是运用者的高下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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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孙绿 / 编辑：棉花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首次把阻隔于长江两岸的武汉三镇联系起来。

在此之前，长江是分割南北的天堑，汉江则把江北的汉口和汉阳也阻隔开来。武汉三镇，正是在这两条大江大河的划分之下，始终难以整合。这种割裂感，即使在武汉合并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在武汉市民的心中。

在那个没有大桥的时代，负责维系武汉各地交通的，是各类船只。从木质的手摇船到先进的蒸汽轮船，武汉江面上航行的船只就是市民赖以出行的唯一途径。针对这笔涉及武汉全城生计的大买卖，私营业主和国家力量也曾经进行过激烈的博弈。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长江大桥铺设完成前武汉交通的水上生命线。

明清两代，在武昌和汉阳的夹缝中政治地位低下的汉口，逐渐成为了商贾云集的贸易集镇，更受到了外国人的青睐。武昌和汉阳生产的各种货物往往需要经由汉口而运出，让这座原本不受人重视的港口后来成长为了“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内陆大港。

“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汉口

随着汉口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驻扎武昌的地方官员逐渐也把监管和征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汉口。三地的人货往来终于成为了这座城市运转的刚需。但是宽阔的汉江和长江两道大江严重影响了武汉三镇互相勾连的效果。

此前零星出现的民间小渡船，在汉口突然崛起、武昌汉阳经贸往来也变得频繁的背景下，就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清人刘献庭记载“由汉阳东门到武昌平湖门间，渡船最小名‘双飞燕’，一人而荡双桨，最捷且稳， 坐六八人。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

按照购买力计算，当时的一文小钱相当于今日的两角钱都不到。做手工摆渡只需要花四角钱，足可正命武汉当时摆渡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在长期的价格博弈中，划船的船夫与渡江的乘客已经相当有互惠互利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武汉这座内陆工商业大城市的商业气氛在基层民间的写照。

在黄鹤楼上很有雅兴看覆舟

但是手工摆渡的船只只是木制的小船，面对风浪的稳定性殊为有限。而船夫们为了跑一趟多赚钱，也往往在船上多塞乘客，以至超载，增加了船出事故的危险性。“黄鹤楼头看覆舟”，甚至成为了武汉三镇人们口耳相传的俗谚。

江面对于小船也确实够宽

于是到了光绪三年，意识到普通民办小渡船无法完全满足百姓出行需求的清政府开始开办官渡，并颁布了官渡的章程。官方使用的渡船虽然在价格和班次上无法与民间的小渡船相比，但是至少使用的是船体巨大的木船，在江面上行驶风雨无阻，大大方便了民众的日常出行。

当时的官船主要往返于武昌汉阳门、汉口龙王庙、汉阳东门三地。这其中有些时至今日都还是武汉公交轮渡的码头，有些虽然废弃了，却因为靠近居民点而不断有重新启用的呼声。它们也是那时候武汉三镇最重要的人货集散点。

武昌汉阳门、汉口龙王庙、汉阳东门三地

但即使有了民船和官船的互相补充，武汉三镇之间的交通往来仍然显得不方便。武汉三镇正位于汉江冲入长江的交叉口，水流湍急、漩涡复杂，木船在激烈的漩涡中经常显得不堪一击。木船缓慢的移动速度也常常让焦急的乘客感到无奈。

驻汉口的日本外交官水野幸吉就在他著名的《汉口: 中央支那事情》一书中记载，从汉口前往武昌办事，一大早就要出门，下午四点才能回来。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维新，习惯了在内海和大江上见到汽轮奔驰的日本人来说，汉口与武昌之间没有轮船是很奇怪的事情。

而武汉的中国有识之士，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896年，曾任湖北巡警冯启钧的开办的仁记轮船局宣告成立，由两艘轮船运营传统手划船经营的民航线路。此后更是出现了大量使用汽轮运输的民航公司，前后有十几家轮船公司参与了武汉水上交通运营的竞争。

那时候武汉的轮渡市场完全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纷乱竞争。看到大型轮船公司，甚至英国商行也凑热闹进入了民航市场，那些手划渡江的老船客们也纷纷鸟枪换炮。在大汽轮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型轮船在三镇之间航行，最巅峰时有24艘之多。

这些大小船只杀入武汉的江上航运市场，让竞争一下子变得极为激烈。为了在竞争对手的残酷挤压下求生存，各家轮船公司都想出了奇特的办法招揽客户。他们不仅把价格压得奇低，也在武汉市内各码头间做起了排列组合的文章，力求把所有可能的线路都开发出来，获得有别于对手的一点点客流。

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老汉口

武昌与汉口之间的民航线路原来是最多，这主要是为了服务在武昌的中国官员、军人和在汉口的外国人员互通。而在两地选择的码头，也只是传统的武昌汉阳门和汉口王家巷之间。

武昌汉阳门和汉口王家巷之间

1915年，济川公司就开辟了汉口英租界至武昌汉阳门航线，作为传统汉口-武昌航线的补充。虽然英租界只比王家巷往北去了一点，却因为靠近各国租界而成为了外国外交人员喜爱的航线。见有利可图，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跟进，开始在其他租界内开设通往武昌的航线。

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汉阳，此时已经有了张之洞留下的冶金和制造业，成为了武汉的工业基地，与政治中心武昌和商贸中心汉口的交通往来需求也与日俱增。为汉阳配置相应的航运能力势在必行。

1913年，安合轮船局率先开辟了武昌平湖门至汉阳东门的航线，让轮船的汽笛声传到了汉阳。东门也就成为了汉阳通过轮渡对外沟通的主要码头。

经过多年的竞争和博弈，各大轮船公司最终确定了几条稳定的航线：武昌平湖门至汉阳东门、武昌汉阳门至汉口王家巷、武昌汉阳门至汉口江汉关三条航线是最重要的主力航线。武汉三镇之间，基本上凭借着民营的轮船和少量作为补充的手划船完成了水上交通的勾连。

但是这种轮船也有着它的问题。由于是民营企业，各大轮船局都在政府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和乘客玩起了躲猫猫。不仅在船只班次上弄虚作假，只肯凑齐了乘客才发船，更在船只上塞满了超载的乘客。民国初年的武汉居民对这些私营轮船公司颇有微词，希望官方能出手进行管制。

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新的政体终于在中华大地得到了试验和推行，逐渐成型，政府之手也终于来到了武汉的江面上。各显神通的民营时代即将过去，江上运输成为公共基础服务的日子不远了。

1926年底，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市，武汉的江面交通一下子成为了国民政府核心之内的重点照顾对象。由于当时仍处战争时期，武汉的水上轮渡直接被北伐军接管，变成了带有军政府旗下公共设施色彩的公共服务。

当时的北伐军多有从武汉渡江者，平时用于服务百姓的轮渡往往无故就成为了运兵船，从武昌向江北运输士兵，各大轮船公司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在北伐军经常无度的征发之下，整个武汉的轮渡产业甚至由繁盛陷入了亏损。能保留下来的商用航线，只剩下了苗家巷到汉阳门的一条。

这样下去，对北伐军调兵不利，对国民政府管理武汉更加有害，于是纯商业的轮船公司被政府取缔，逐渐由官督商办变成了官办的轮渡。紧急设立的武汉轮渡事务所于是承担起了管理武汉水上交通的职责，把军用码头和民用码头分开，避免了码头混用造成的混乱。

轮渡事务所是官方背景，而“政府方面不能专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在线路的选择上比商业企业更多了一分想象力和便民性。原本因为离三镇交汇处太远而没有的到重视的鲇鱼套和文昌门码头被启用，通过轮船直接与汉口王家巷相连，方便了当地百姓的出行。这种规划更在粤汉铁路鲇鱼套站建成之后显得明智起来。

在长江江面上从未出现过的环线也在轮渡的国营期间由政府推动而形成了。从武昌平湖门出发，经过汉阳东门、汉阳川主宫、汉口王家巷、最终停泊于武昌曾家巷的航线之形成，不仅让武汉三镇的轮渡在节省运力的情况下便利了更多民众，也为当时的观光客提供了一条便捷省钱的官方线路。

国民政府的统一规划，也让轮渡不再是在水面上单独存在的交通方式，而是和陆地上的公交系统相互联结。抗战爆发之前，武汉的轮渡已经能和当时的公共汽车无缝对接，民众出行大为方便了起来。

在政府背景的轮渡事务局统一调度下，武汉的轮渡一时间摆脱了经营混乱的局面，成为了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尽管政府运营的轮渡不能将交通运输的收益最大化，但却能顾及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让超前性的线路规划成为可能，推动了武汉三镇的一体化进程。

这一点，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交通超前规划中都能找到相似的经验。

今天的武汉，轮渡仍然是部分民众在三镇之间移动所要使用的交通工具。但随着长江大桥和几条过江轨道交通线的建成，轮渡的重要性的的确确是在下降的。几乎只有在武汉旅游的观光客，才会对江面上行驶的摆渡船感到津津乐道。

但人们不应忘记的是，在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整合的过程中，轮渡曾经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没有从手划小木船到蒸汽大气轮的进步，就没有武汉三镇之间便捷的人货交通。把各有特色的三镇凝聚起来，也就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近代武汉城市史[M].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曾艳红, 蔡述明. 地理环境对近代武汉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358-362.

周德钧. 近代武汉 “国际市场” 的形成与发展[J]. 湖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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